作者小识：送别钱宗仁34年后，今天李锐也离开了我们。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阐释和身体力行，对社会正义的捍卫和坚守，都成为80年代党的组织人事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特翻检出旧文一篇，稍加修改，以献亡魂，祝李锐老安息。
1983年深秋,我在新疆采访时结识了钱宗仁
没有想到的是，我写的反映钱宗仁命运的报告文学《胡杨泪》，1984年在上海《文汇月刊》发表后，得到了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的认可。当时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人民日报撰文推荐，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该作品斩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大奖，后获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再获建国60周年报告文学奖。为此，我有缘结识了很多朋友，它甚至影响了我一生。
李锐在1984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请读<胡杨泪>》让我一夜成名。它仿佛成了一个光环，抑或是一个符号。几十年过去了，连我自己都快淡忘了，可是，它依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都难以忘怀《胡杨泪》的主人公钱宗仁？因为这个小人物的命运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他的存在和消失都是大时代一段灼人的记忆；他的遭际、他的精神、他的风骨及悲剧命运，所揭示出的社会意义，扣动了读者的心弦，有着长久的震撼力。
1984年4月,《文汇月刊》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胡杨泪》,从此,钱宗仁的命运便伴随着我。1985年，他在李锐的帮助下到人民日报做报社的实习记者，正好与我同一个部门——人民日报记者部，同年深秋,我和同事们在一片哀乐声中送走了他。
钱宗仁的人生路上，曾经遇到过两股力量：一股是极左的、僵化的、守旧的、冷淡的人和体制，他（它）们千方百计地阻挠他，陷害他，或者推脱踢挡，置之不理；一股则是热情的向他伸出援手，帮助他，鼓励他，推荐他，为他呼号奔走，甚至为他的遭遇而愤愤不平。这两股力量，交错编织着他的人生，而后者因了时代的关系，终于未能占上风，造成了钱宗仁的悲剧，成为一个时代的无奈。
36年前，听着他四天四夜的叙述，我深为某些机构衙门作风及对人才难以容忍的冷漠感到义愤，同时为钱宗仁这样的人才被埋没而痛惜。多少人才因僵死的人事制度被摧残、被压抑、被搁置、被埋没，这种束缚人的制度难道不应改革吗？
"生活本身比文学更悲壮"。这是我采访手记中的一句话。
钱宗仁生命的最后一程是在人民日报度过的。从在北京工业学院数学系进修转到人民日报当记者，钱宗仁内心里有一种急于报效祖国、报效社会的冲动。他在给李锐同志的信中，展露出这一心愿。当时，美国有两所大学愿意资助他去进修，他本可以走治学成家的道路。但他觉得，他原先自修的学科是纯理论的、没有应用前景的数学分支，而且他已经错过了研究数学的最佳年龄。他急于"金戈临战，阵上答知恩"，做一些于国于民更为急迫的事情。李锐充分理解他的心情，帮助他转到人民日报当了实习记者。于是，我们俩——作者和他作品的主人公，传奇般地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记者部成为同事了！
1985年的秋天，我突然发现钱宗仁常用手捂着腹部。他告诉我胃感到不适，我劝他去看病，他却迟迟不去。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告诉别人。我想，他可能怕自己真的有病而使留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梦想破灭。他临来人民日报之前，曾致信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表示过决心："我是下了决心，不图安闲与顺利，立下准备吃苦的志愿来这里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这决定我必须永远不畏困难，为人民的事业勇往直前，奋斗终生。"
但是，他终于支撑不住了。报社医生的脸色告诉我们，一切都为时已晚。钱宗仁马上被记者部的同仁送进医院。他是肝癌晚期，癌细胞已全面扩散。我拿起电话，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李锐同志的夫人；我发电报给他远在新疆的妻；我不断到医院去探望；我送他走完生命最后的里程。我不知该讲些什么来安慰他。心里在默想，这或许就是我们的诀别，一幕人生的话剧就要收场了，胡杨泪真的要流尽了。
1985年10月1日，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正是在这天的凌晨，年仅43岁的钱宗仁停止了呼吸，告别了他倍受折磨而又充满希望、让他难以割舍的人生。
我耳旁不时地响起《胡杨泪尽》一书序言中的话。那是前辈李锐与我们共同策划出版的一部书，并未此书做了序。
"钱宗仁有点像一颗掠过天际的陨星，当人们刚刚看到它夺目的光焰，就嘎然消失了。""钱宗仁虽然离开了他如此眷恋的十亿神州，然而胡杨泪的泪水仍会常滴在人们的心头。"
报告文学《胡杨泪》的发表，令我认识了不少出色的人。李锐就是其一，他让我终生难忘。
1984年第4期的上海《文汇月刊》首发《胡杨泪》，因为文中抨击了人事部门及人事制度存在的某些弊端，给我和钱宗仁的来信雪片般地飞来。当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李锐的文章《请读〈胡杨泪〉》，令我惊讶，令我震惊。
李锐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问题"，全文4段。第一段"李荒同志来信"，说明是李荒推荐请他看一看《胡杨泪》的。李荒原任辽宁省委书记，三年前退居二线。他在信中说："从文中可以看出：'左'的思想如何埋没和摧毁人才，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又如何压制人才"。"建议你设法将《胡杨泪》这篇文章让全党县以上干部，都认真看看，并仔细想想自己的工作。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人事制度改革，可能还会促进组织工作的新发展。"第二段"《胡杨泪》其人其事"。李锐用较长的篇幅，按时间顺序重新为钱宗仁编写了一份20年间坎坷的简历，着重突出了钱宗仁的才华、奋斗不息的精神和种种不公的遭遇。既涵盖了《胡杨泪》的精华，又使人一目了然。第三段"读后感想"。主要有四点：第一，钱宗仁的厄运已经终结了，那种随意定人"成份"，随意把人列为专政对象，随意剥夺他人公民权利的现象，相信今后可不再出现。但是，要消除埋没人才、摧残人才、压制人才的现象，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全面地、彻底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要走一段相当的路程。第二，指出知识和人才在当今的重要性，呼吁"人才就是资源"，"人才的开发和充分运用，将决定我们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的速度和程度。"提出"我们当今迫切之事，就是上上下下应该切实树立一种观念，培养一种感情，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要懂才，要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第三，请各级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的同志一读《胡杨泪》，普遍检查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胡杨泪》之类的事，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没有？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种种"左"的遗留问题。第四，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不适应今天经济发展形势的人事制度，必须坚决予以改革。有了好的制度，还必须"执行者事事出以公心，还要有满腔热情。"第四段是简短的"附记"。
这之后，人民日报转载了，全国各省报转载了，有的地区作为文件印发给县团级干部，有的城市印了单行本，一时间我和钱宗仁都成了风云人物。
因为《胡杨泪》，我和李锐同志见过两次面，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钱宗仁的命运。前辈李锐思想敏锐，平易近人，细致入微。他从我的采访一直问到钱宗仁的方方面面；后来，他又从调动工作，到去医院看望，料理后事，安排遗孀的调动及工作乃至为钱宗仁出纪念专集，种种细事，一一过问。一个身居要职的领导人，始终关心着一个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地感动。
第二次见面，是在1985深秋的北京东郊火葬场，我们共同吊唁钱宗仁的亡灵。李锐对我说："我已经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写过信，要紧的是出本集子，将钱宗仁生前写的诗文书信整理出来，留给后人。让大家记住有过这么一个人曾奋斗过，他的奋斗能公诸于世，党的政策在他身上得到落实。"很快，《胡杨泪尽》的集子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钱宗仁病倒后，是我第一时间给李锐的夫人拨通了电话，告知钱宗仁不幸患肝癌住进了医院的消息。李锐曾去医院去探视。
钱宗仁病逝后，1985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李锐同志的诗：《哭钱宗仁》："九月下旬，忽闻钱宗仁同志住院，诊断为晚期肝癌扩散。29日到医院看望，已入急救室，见我时神志清楚，犹言："我病如用中药或仍可治。"隔夜得电话：人已昏迷。10月1日凌晨得知，晨两点逝世，时年43岁。钱宗仁今春来京进修，几度相商，决心弃数学专业，改行到人民日报边学习边工作。10月3日，收到《群言》第六期，上刊钱文：《愿伯乐常有，千里马常有》，文中《水调歌头》词早示我。读毕潸然，成诗二章，难表哀思。
劳骨伤筋尤苦志， 飞沙走石立胡杨。
铮铮铁打自成器， 疾疾风摧弓挽强。
热血男儿多智勇， 痴心逆子尽忠良。
既然造化有深意， 忍夺斯人咒上苍。
灯火家家望月圆， 高楼此夜不成眠。
方兴国运山花烈， 未展君才蜡泪干。
决意改行从笔政， 何期开卷读遗篇。
伤心事问几时了？ 最怕衰年哭壮年！
——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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