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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左起万润南、戈扬、严家祺 |
一
雨中的小镇清冷。那家香港海鲜馆也闭门了，我们钻进一家挂满动物标本的餐厅，墙上的驯鹿、牛头、羊角的都直直的盯着我们，像是尚未从中弹前的惊奇中摆脱出来。短发、干练的服务生提醒，今天是Super Bowl的赛日，餐厅要提前打烊。她也记得这位个子不高、留寸头的万先生，他总喝热水。
Rio Vista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因靠萨克拉门托河得名。如今的河面寂静，一个多世纪前，它也曾繁忙不堪，淘金潮带来了最初的热闹。广东人是早期移民者之一，孙中山也曾乘坐渡轮往返萨克拉门托与旧金山间，用粤语发表演讲、募集捐款，鼓吹看似永不成功的革命。
孙中山的历史插曲对万润南谈不上鼓舞。都是流亡者，他们面对的中国却大不相同。“好像是1990年吧”，他回忆说，“我和严家祺去布达佩斯开会，我们特意去了裴多菲俱乐部的咖啡馆，看到七八个白发苍苍、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人在乎他们”。我明白他的意思，裴多菲俱乐部是英勇却失败的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些老人可能是当时的参与者，如今革命真的胜利了，他们却被遗忘。在随后与波兰的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他们刚刚由昔日的异议者变成掌权者）交流时，他发现他们普遍认定，流亡者对局势的影响很小，当这些波兰人意识到中国流亡者的尴尬时，忙又补充——流亡者还是有作用的，他们提供了必要的传真机。
对于万润南，这时刻令人沮丧——1989年的全球民主浪潮因北京的学生运动而起，东欧完成了天鹅绒革命，北京却只落下屠杀与逃亡。他们失去了舞台，又被迫面对新的事实——他们的努力对国内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
但这还不是最低沉的时刻。此刻的流亡者，不管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分子，仍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世界对于北京政权的谴责仍在继续，中国社会正陷入冰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崩溃预言——不管它是三个月还是三年——都在流亡者的圈中流传，捐款、媒体的目光也仍涌来。他们的内部争执时有发生，却也未爆发。在最志得意满的时刻，他们中的一些还以流亡政府自居，为支持者封官许愿。
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年轻，中坚人物正值盛年，难道“六四”还能20年不平反吗？与历史上不同国家的流亡者不同，这批中国流亡者占据了很多优势——“天安门事件”是第一场现场直播的抗争，它的戏剧性激起了世界性的同情，一个庞大、富有的海外华人群落可能提供长久的支持，香港、台湾更可能充当支点的角色。
用不了两年，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先是邓小平的南巡，它启动的市场改革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主张更激进，社会情绪为之一变。然后是1993年组织的民阵与民联大会，这场选举最终演化为一场闹剧，它不仅分裂了流亡者，也摧毁了外界的信心——这些自由、民主的鼓吹者，连内部共识都无法达成，他们的手段似乎与其致力反对的共产党没什么差异。
接下来的二十年，海外民运迅速边缘化。中国没有崩溃，还变成了世界工厂，谴责与制裁变成接触与合作，还用“经济增长将带来政治民主”的理论来美化它。在中国国内，这桩浮士德交易更为彻底，政权给予社会赚钱、享乐的自由，后者放弃政治诉求。八十年代形成的反体制叙述彻底瓦解了，政治异议者们，在国内被关押、监禁、内在流亡、或干脆放弃，而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则彻底变成了无根之木，缺乏足够的资源、没有实践的舞台、又曾饱受极权政治的毒害，流亡政治沦为没完没了的人事斗争，内心正直者往往选择远离。流亡者最后依赖的道德感召力也失去，以至“民运”这个词汇本身都带有某种贬义。
“流亡政治常常如此，当年的俄国人、东欧人也是这样的”，万润南感慨说，既像是一种自我辩护，也是一种无奈的排解——他们尽力了。历史印证了这一点，倘若翻阅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你会发现里面竟是各种人事、派系之都，他们花在彼此身上的气力与创造力倒比对清王朝的更多。流亡中的列宁以“分裂狂（splitting mania）”著称，他不仅与孟什维克为敌，也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不断制造紧张。
对20世纪末的中国流亡者来说，所有昔日的优势都似乎变成劣势了，在孙中山与列宁的时代，是一个帝国瓦解、秩序重组的时代，即使他们缺乏实际力量，却代表着一种新价值的诱惑，倘若在20世纪中叶，各个从宗主国摆脱出来的独立国家也能为流亡者提供崭新的机会，冷战时代的流亡者多少有某种道德安慰——他们在对抗极权制度。但此刻的中国流亡者，不仅在一个迅速崛起的母国前缺乏现实力量，世界都在谈论“中美共治”，期望取悦北京，曾给予他们巨大支持的香港、台湾、海外华人都被北京的权力与财富诱惑，流亡者既缺乏组织力量，也没建立起观念与价值上的优势，常落入既不了解世界又疏远了中国的困境。25年前，流亡者们感慨“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如今，他们像是掉进了历史的夹缝。
二
万润南必然对这些论调再熟悉不过。流亡25年，他经历的尴尬时刻何止于此，希望总是一次次滑落，他们不仅无力改变北京政权，连家也不能归。他也看到更年长的流亡者——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的一个个离去，他们都曾在八十年代声名卓著、被视作中国的脊梁，都在寂寞与等待中客死异乡，似乎一个时代就这样被掩盖与遗忘。
在加州这个偏僻小镇里，万润南所居的小区名叫Triology ,像是人生的三部曲之意，它专供尚能自理的老人居住，过去七年中，他在此度过。他在俱乐部里打桥牌，去河边钓鱼，推敲诗词的格律，撰写回忆录，他退回到个人的世界，这出于身体状况，也可能是一种疲倦——他在中国表现出的巨大能量，在海外却只收获到一系列挫败。
在来看他之前两天，我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读到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的新闻，它与九年前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的新闻一样，既代表着中国商界日趋增加的影响力，也象征着中国的崛起。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柳传志在中国无人不知，他1984年在中关村的小平房的创业故事变成了一种神话。
也是在同一年，万润南用2万元创办了四通公司，英文是STONE——既然邓小平要‘摸着手头过河’，他就要做可以被摸到的石头，如果成功了，他们就是那块问路石，是里程碑（milestone）；不成功，也是一块铺路石。不过四年，这家公司就发展成中国最大的科技企业，刚过40岁的万润南不仅是《瞭望周刊》、《经济日报》上的风云人物——“四通现象”是新兴民办企业的象征，改革的动力，他也是《Electronic Business》的封面人物——“中国新一代的红色资本家”、“邓小平与资本主义的调情的最杰出成果”。在1988年的信息产业排名上，四通以102，635万元居第一，而日后大放异彩的联想公司（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以14，000万元居第八位。
四通与联想的不同命运，也常被视作中国复杂、失衡的政商关系的例证。在1989年的悲剧之后，四通从停滞到衰落，沦为了中关村上的历史遗迹，联想则成了今日的模样。如果“六四”没有发生，万润南与四通会变成怎样？在流亡者中，类似的假设从未中断，同班的北大同学、政治新星，有的人进入中南海，有的陷于唐人街，一代人的命运在1989年后分野。
万润南与柳传志的故事同样如此，他们都代表着市场力量在八十年代的摸索与兴起，但在政治权力的面前，这市场力量又显得如此脆弱。是万润南过分冲动与激进才导致这一切，还是时代容不下再正常不过的理想色彩——万润南代表的不过是新兴社会力量（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联盟，他们试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内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从未试图彻底颠覆这个体制。时至今日，他还多少认定，是整个社会的激进化，把邓小平推到了死角，才导致了悲剧。但这个体制顽固的相信，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是颠覆性的，它乐此不疲的制造敌人。万润南与他的很多流亡同伴，都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与孙中山、列宁这样的流亡者不同，他们从未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明确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这既表明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的单纯性，没人对此深思熟虑，更谈不上“幕后黑手”。他们同样是可悲的，面对如此庞大的专制机器，他们都是历史被动的卷入者，很少有人能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勉强的革命者。25年过去了，即使柳传志取得了世界性的商业成功，他也未从对政治的恐惧与依赖中摆脱出来，他对企业家们“在商言商”的劝告也不过印证了结构性的问题仍未解决，新兴的社会力量与个人仍如此脆弱。
“如果不是这个事情，我也没机会进入政治，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万润南的语气淡然，不知来自人生智慧、还是无奈之语。他送给我刚刚出版的文集，红色硬皮上是烫金的标题——《商海云帆——四通岁月》，这700页的厚度只是他庞大的四部曲回忆录的一部分，其它三部《童年记忆》、《清华岁月》、《流亡生涯》也在编辑中，他将出版多年来的政治评论与古典诗词。这也是一种反叛与自我慰籍，既然无法通过行动来改变现实，那就用文字与记忆构造一个世界，他的公共角色效果不佳，那就寻找出另一个自我。
他仍有一股北京式的俏皮劲儿，还紧跟网络上的流行语。他也对新技术乐此不疲，随身带着iPad，刚见面坐下，他就拍下每个人的照片，扫下每个人的微信二维码，熟练的建立起一个微信群。你很可以想象他当年创业的敏感与组织能力。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也更多带有即兴、简化的特性，与互联网文化倒是颇有吻合。也因此，他的写作不是作家式的内省，更象是企业家式的外部探索、抓紧潮流。在最初的流亡中，万润南被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人们希望他能把商业中的组织与拓展能力带入流亡政治，塑造出组织性的反对力量。现实却恰恰相反，不仅成熟的政治组织没有成功，这位中国商业先驱还曾被迫开出租车为生。
“你最想念北京的哪里？”临别前，我问他。
“中关村”，他脱口而出。四通代表着他最畅快的岁月，他的个人才能恰好与时代情绪相得益彰，他塑造了人生的第一块里程碑。
他曾试图建立起人生的第二块里程碑，却可能发现最终成为了铺路石。不过，这丝毫不会减弱他的努力的重要性，流亡者可能被暂时的压制、甚至长久的遗忘，但他们代表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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