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成覺“漫話”系列有感
（图左起高爾泰、王若水、劉賓雁/張偉國攝）
【新世紀特稿2009年7月16日】在“新世紀”新聞網上讀到張成覺的“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論爭漫話”系列文章，很感興趣。那場論爭，政治性很強，主要集中在周揚、王若水身上，不過不象“真理標準”那樣直接與胡耀邦、鄧小平以及改革開放相關，其進程也就大不相同。胡喬木的批判文章一出，盡管被批判的一方還在反駁，在政治上卻已敗下陣來。張成覺說，胡喬木不懂馬克思，固然不錯，但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不懂馬克思的人以政治手腕擊敗比較而言更懂得馬克思的人，不是什麼新鮮事。
不過，這場論爭，在理論上更具深度，如王若水所說，它觸及到“ 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它的理論鋒芒實際上直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理論，直指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麼毫不奇怪，雖然在理論上還弄不清楚，但胡喬木堅決要將其政治化，毫不客氣地憑借政治權力擊敗對手，以阻止對“社會主義”的批判。
這場論爭當時主要表現在哲學上，人道主義與異化， 針對著現實中的問題，但還主要是作為哲學概念而討論。特別是異化的概念，中國的人們一向很陌生，一下子變得幾乎是家喻戶曉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深厚的哲學功底，他們的經濟學說和政治學說， 都建立在其哲學世界觀的基礎之上。胡喬木之類的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對此其實是一知半解，這樣，胡喬木才能夠象張成覺說的那樣，“只是肯定了中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沒有說到這兩位革命導師晚年的思想觀點”──看上去，這兩位德國人，青年時代、中年時代及晚年的觀點，似乎是變來變去，可以任由人們拿他們的這個時代的觀念去反對他們那個時代的觀念。毛澤東曾經認為，人們對他的思想或許會這樣對待，看來，胡喬木之流也就同樣地對待馬克思等人了，殊不知，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的思想家，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以“毛主席語錄”式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學說，完全行不通。
青年時代的馬克思是青年黑格爾派， 當然很熟悉黑格爾哲學的異化觀念，並將其運用在他自己的哲學思想中，而進入中年，他傾注心血研究經濟學，這時，異化觀念滲透于他的研究之中。至于那些“晚年的思想觀點”，其實是體現著他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斷革命”之後的某種理論調整，可以說，是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展開過程中，某種具有開端性質的變化，只是因為展開得還很不充分，看上去與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很是相象。于是胡喬木們對其不屑一顧，而那些被視為“右派”的人們也往往對其有所誤解而已。
據筆者所知，當時有一位年輕人曾投書《人民日報》， 聲稱與胡喬木商榷，實則依據馬克思的異化觀念批評胡的觀點。後來筆者從朋友那里看到這份文稿，驚訝地發現，它在許多地方恰與筆者自己的研究相合，而其成型則比筆者早得多，不由得十分感慨。
那位年輕作者指出，“胡喬木同志認為， 馬克思主義拒絕把異化作為基本範疇和基本規律，作為理論和方法，而只用于表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某些特定現象。可是，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把異化作為商品經濟的基本範疇和基本規律，作為研究商品經濟時期的理論和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市場經濟，“ 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著，它們是屬于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這部巨著里，“異化”或許是出現得並不多，因為它已經潛移默化為這部著作的基本觀念。或許，正因為異化觀念滲透于《資本論》之中，缺乏相應的哲學素養的人就很難深刻理解它的思想，特別是作為其基石的勞動價值論。改革初年，經濟學家林子力寫文章闡述商品經濟和勞動價值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價值是勞動的異化。筆者讀後，覺得此論恰恰點到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精彩之處，印象極其深刻。
勞動在市場經濟中異化為價值，在其資本主義階段上則異化為資本。 活勞動凝結為價值，成為死勞動，再異化為資本，反過來支配活勞動，這就是《資本論》的基本邏輯。胡喬木號稱是中國共產黨之首屈一指的理論權威，卻看不懂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額頭上寫著的公式，因為他根本不懂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不知道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實際上是其異化理論“上升為具體”，並非只針對資本主義的某些現象，實乃針對著資本主義之本質，即“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
批判資本主義異化尚屬“政治正確”，而批評“社會主義”之異化， 就有政治風險。胡喬木掄起了大棒，而那位年輕人，依據著馬克思學說，有勇氣與胡正面交鋒。
這位年輕人指出，胡喬木指責周揚、王若水等人“ 把如此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異化”，但是問題恰恰在于，胡喬木本人也“未能具體地分析許多同志近年來‘熱衷于異化理論’的這個重要現象的合理意義”。該文稿指出，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問題，“其意義在于承認實際存在的社會內在矛盾，而不是掩蓋矛盾。可惜的是，毛澤東同志終其生未能在這個問題上再前進一步，而停留在把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與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基本矛盾相提並論的水平上”。現在，胡喬木仍在重復著毛澤東早就講過的話，而“論證‘異化論’的同志們卻在竭力探討社會主義運動過程中特殊的內在原因”，而這恰恰是“這些受到批評的同志們身上最可寶貴的因素”──馬克思當年也曾從“異化”這個哲學家們易懂的概念入手，但他不是從抽象到抽象，而是上升為具體。到後來，勞動異化理論在馬克思豐富的思想中顯得若有若無──他不再抓住“異化”的術語不放，但有著哲學意識人們仍然可以感到他在論述異化的過程。那麼，怎麼能夠肯定，我們的同志就一定不會象馬克思那樣走下去呢？
上升為具體，意味著具體地分析“社會主義”。
顯然，這位年輕人當時還只是初步地著手這一分析，對“社會主義” 的批判尚未展開，只是抓住“社會主義”下市場經濟存在這一現實。然而，正視並著手分析這一現實，就使這位年輕人對現實看得更為深刻，認為胡喬木將異化視為“一種足以毀滅社會主義制度的‘災變’”未免過于簡單，因為現實市場經濟中“活動著的主體所創造的反過來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這樣一種異化過程，“是事物本身矛盾運動的一種特定形式”。
異化是基本過程，是否引起“災變”，須視具體情況而定， 但其中潛藏著發展為“災變”的必然性。胡喬木在理論上缺乏系統的把握，但他的政治嗅覺靈敏，本能地感覺到異化理論展開將導致對“社會主義”本身的批判，于是堅決要掄起棍子將正視異化的人們打倒在地。悲劇在于，自詡有優良學風傳統，不僅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基礎，而且理論聯系實際的中國共產黨，再一次顯出其本相，害怕理論爭鳴到了極其無恥的程度，其頭號理論權威胡喬木其實與剛剛打倒不久的姚文元沒有多少差別。
但是，理論本身的邏輯卻難以抵抗。
馬克思判斷，生產的社會化趨勢將造成深刻的變化， 對剩余價值的追逐使得必要勞動時間逐漸減少，趨向于變得微不足道，一旦跨過某個臨界點，則剩余勞動本身也失去意義，價值生產失去其合理性，而這時，自由時間將使人成為“另一主體”，其創造性勞動使得人終于可以支配生產過程。顯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不是以道德要求為基礎，不是簡單的“剝奪剝奪者”，而是社會生產深層的根本性變化引發社會變革，勞動擺脫異化狀態而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或自由勞動。這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而在馬克思做出這樣的判斷之際，資本主義剛剛進入其長期發展階段。他們否定“不斷革命”，就是承認，“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主義尚在遙遠的未來。那麼，在現實的資本主義長期發展中，那些“自覺的少數人”必須長期奮斗，順應市場經濟造就“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的趨勢，引導勞動群眾在政治上求得發展，在經濟生活和其它社會生活中鍛煉自身的管理素質，向“另一主體”發展，為未來的社會變革開闢道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承認十月革命只是使得“通常的歷史順序” 發生變化，工商業文明不可回避。他警告布爾什維克，不要耍聰明，不要玩花樣，不要忽視“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它恰恰適合于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它並沒有向他們提出絲毫更高的要求”。
然而，“社會主義”實踐的實質則在于，它們無不醉心于“ 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它們無不蔑視“適合于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斥之為“右傾”，熱衷于對人民提出一個又一個“更高的要求”，致使“社會主義”成為建築在市場經濟之上的新型異化過程。
那位年輕人大膽與胡喬木商榷的文稿當然不會發表出來， 大概也鮮有人知。不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今以現實發展的異化，與理論宣傳之所謂“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相映成趣，證實了胡喬木施展政治打擊雖得意于一時，其理論批判實際上卻是輸家。那份文稿默默無聞，但表明了其中的邏輯。張成覺的“漫話”乃有感于港版歷史新著，筆者一時還無緣得見，只好在這里補充些當年論戰之碎片，聊以湊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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