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与丁先生已经绝无音讯。丁先生在罗马教廷为在中国殉难者封圣时，依照官方旨意发表了激烈的慷慨的批判罗马教廷的意见，我对于此颇不以为然，以为有损晚节。 不过，旧作，作为一段历史还是可以留存的。作恶多端的外国传教士活该被愤怒的中国人民用石头砸死吗？这是我和我的老师的巨大分歧所在，永远的鸿沟，难以跨 越，我因而不能再和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有蜜月交往。还有，丁光训文集出版后，宗教学家一窝蜂学毛选谈感受活学活用，丁先生被封为神明，这也使我敬而远之 矣。难道中国教徒有了一本新圣经？？)
1980年 我考取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生。北京的朋友皆兄长牟钟鉴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南京大学宗教所由原金陵协和神学院原班人马组成，他们的领袖是丁光训，很有 学问。我在南大宗教所期间，曾得到丁光训先生和骆振芳先生的耳提面命。我在南京大学聆听过丁先生的演讲，他的话语平实，朴素，声不夺人，语速很慢，但听众 却出奇地肃静聆听。因为他的语言有内在魅力。我认为思想并不需要大声喧哗，一种美好的人格无需张扬和喝彩。丁先生的夫人郭秀梅女士是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每次讲课都要由学生用轮椅推到教室，但南大外文系的学生极爱听她的课。这使我至今很纳闷，南大人才济济，何以学生爱听《圣经》文学课。南大毕竟是南大。一 般院校不会开设宗教或《圣经》课。
1983年， 我毕业论文答辩，丁先生有一篇发言稿（他从不没有准备地高谈阔论，长篇演讲，像某些官人那样高腔入云），我当时索要并保留至今。我研究生毕业时，南京神学 院许鼎新先生为我的论文答辩会拍了几幅照片，其中有丁先生和我在一起的几帧，至今弥足珍贵。相信将来会成为重要资料入文献。我是一个不抱基督教信仰的研究 者，但丁先生对我的毕业论文给予肯定评价，并指出文字上的不足。我在毕业时，工作单位难找，那时的宗教学很不吃香。南开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系曾派人了解我 的情况，均无果。牟钟鉴先生和王友三先生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沈善洪先生亦积极为我联系工作单位。王先生尤其热望我留南大。我没有求助于丁先生。我希望自力 更生。我到山西大学后才发现山西闭塞与落后，可列全国之冠。1996年， 我得到加拿大维真学院邀请讲学，不料当时山西省公安厅出国管理部门认定这是“敌人”在行动，推诿塞责，拖延不办。丁光训先生给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写 了一封信，希望胡书记介入，允准我出国。当时的国家教委也下文，认为不应当阻止我出国。这是一个过时的旧时代的阴影，不想也罢，谁叫你生活在黄土高坡上 呢！山高皇帝远嘛！不过我仍然感激丁先生的一番雅意和长者之风。
我 在《维真学刊》发表一文，得到丁先生的嘉许。丁先生原先希望我关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基督教，我后来不期而然地走上此途。我是丁先生的学生。但我一向认为， 爱老师，亦爱真理，我的研究结论常常与朋友、师长的观念不同。我不大同意友人刘小枫、何光沪的观点，于是写成文章发表。我认为做诤友最好。我从不随人俯 仰，赶热闹，随大流。这里附录的我的这篇文章同别人的传统研究结论有所杆格。同样，我尊敬丁先生，但在学术立场与观点上可能不完全赞成中国教会的观点。但 丁先生在信中却鼓励我。我很感动。大概老师看到学生独抒己见，犹如大人看见孩子独立走路一般高兴。我认为导师最希望看到的是学生不人云亦云，趋炎附势，有 自己的见识。读者可以看出，拙作对流行的热闹观点有所批评。
我不会奉承，平生不解臧人善，只希望丁先生健康长寿。
2004.8.26.山西大学哲学系
附录一：丁光训先生在安希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发言
(安注：1983年7月，丁先生是我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主持人。丁先生从不随意发言，好像某些官僚。他总是有备而来，言简意赅。记得在南京大学，他每次讲话学生都鸦雀无声，而他又不先声夺人。他的发言靠的是内在的逻辑和理论魅力）
我 以很大的兴趣读完了安希孟同志所写的《莫特曼及其希望神学》。我认为这是一篇合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安注：据今看来，我那篇论文根本达不到硕士论文水平， 完全是编译。我对基督教神学当时很辛苦）。它的一个可贵处在于作者不从口号、概念、定义或教条出发，乘宗教和神学处于劣势，对它们采取骂倒姿态，而是以平 等探讨的态度来介绍和分析希望神学，肯定它为基督神学界范围内的一个进步思潮。这是可贵的，因为从五十年代后期起，随着极左思潮的抬头，对宗教和神学只许 加罪，只许骂倒，不许一分为二；在这派神学和那派神学之间，区别是应当抹煞的，因为它们都是鸦片，是铁板一块的，差异不过在于手法！这一路线的结果决不是 宗教和神学的灭绝，而是爱国进步力量撤离了宗教和神学阵地，听任极不健康、非常落后、蒙昧主义的东西占领所让出的阵地。极左是怎样为右的势力服务的，这里 得到了再好不过的例证。今天要翻过来非常吃力。今天，在我国基督教里，连百家争鸣也谈不到。谁要提出像莫特曼那样的观点，他就会被当作异端遭到排斥的。 （安注：我认为丁先生所深恶痛绝的这种现象，至今仍存在。1987年 我回过南京一次，同丁先生有过一次交谈。他谈到有些教会人士依然很左，带领公安人员抓家庭教会成员。他又谈到他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三自”的功能应当 转换，也遇到强大阻力。）这是极左给我们带来的苦果。基督教内部是如此，宗教研究界也相仿；在处理神学思想家的时候，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犯不着”去细心聆 听和理解别人的论点，甘心做个贴标签的人，甚至做打手，因为知道骂倒决错不了。这样，出现了一批不求甚解，只晓得抽象的唯心主义而并不深知任何具体的唯心 主义的学者。像安希孟同志这样能把一种神学思想当作一家之言加以比较，仔细的研究的，现在相当少见。
在 进化论和《圣经》历史批判学面前，基督教神学界发生了分化：一方面是那些坚持《圣经》只字不误，盲目反对进化论和反对现代《圣经》观的死硬派，他们什么调 整也抵制；另一方面是那些接受新的观点，放弃《圣经》的科学权威性，退守《圣经》的宗教权威性的神学家。（安注：巧合的是，大概15年 后，我果然写了一些《圣经》与科学的文章，还侥幸地拿了一个国家社科课题，成了山西大学的“创新人才”，大家见了老拿我开玩笑。）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 暴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变革要求的抬头，后一类神学家中又出现一支离开正统更远的队伍。他们在思想上企图适应时势，面向未来，在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 启发下，关心现世，把上帝六天的创造工作延伸为一个永恒的过程，从而冲淡了基督的救赎，而圣灵的活动范围也从教会扩大到整个世界和整个历史，把末世描绘而 为一幅令人向往的神人合同建立的新天新地。这类神学家是不少的。（安注：又巧合的是，我后来写过一些关于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及关于“末世论”的文 章，弥补了我在研究生期间对“末世论”的根本无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威廉"邓朴尔就是这一倾向的一名比较胆怯的代表。法国的德日进是个明目张胆的代表。深受过程哲学怀特海影响的过程神学学派也属于此。（安注：90年 代过程神学在中国成为显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派是把这一思潮在较大程度上同本国群众斗争相结合付诸实践的一种。这些思想都带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 进化论的色彩，有的还坚持非暴力。但是作为基督教内部的一种分化，总是一个好现象。我想，在处理莫特曼的思想的时候，除了揭示他接受布洛赫的直接影响之 外，还能把它放在神学界这一大的思潮之内作些比较，论文可能会更有启发的。（安注：丁先生的这一见解特别好。我最近在文章中试图把希望神学与其他思潮综合 起来。）
也许值得指出：莫特曼之类的“进步神学”（3页） 政治上可能有两种作用：（一）对宗教群众的启蒙作用，把他们引向斗争。（二）作为反动统治的进一步掩护。（安注：我很赞成这一点。我从原来反对“宗教鸦片 说”，后来转变为主张宗教的确有时具有鸦片作用即麻痹和瘫痪群众的作用。）列宁在谈论“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的时候曾经指出，讲社会主义好话的宗教在某种情 况下能够引导信徒走向社会主义，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能引导已经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走向宗教，甚至摆脱社会主义。在我的印象中，“希望神学”在拉美起了 不少的前一作用，但在它的欧洲本土上起什么作用？它使教徒“迈向人民”（3页）？还是仅仅在“迈向人民”的自我感觉下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非人民的教会权力之下？似不很清楚，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安注：我认为，这问题至今仍值得研究。）
如果要发表，论文应更注意语言的逻辑性和准确性（安注：我在这里不遮丑，把丁先生的意见原封不动录下），例如：
“希望神学取代了教牧神学的地位。”（3页）（安注：这里抄录的是香港某文章话语）
“把基督教最伟大的应许‘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作为箴言，表明乐观情绪达到顶点。”（8页）以此指“世基联”那次世界大会是不确切的。（安注：我这也是抄来的。）
“布洛赫取消必然性，否认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否认科学地预见未来的能力。”（18页）（安注：我似乎认为我的原话不错，似乎这就是希望哲学的根本观点。）
“有神论的最有力支持是相信上帝存在。”（55页）（安注：这话本来就很模糊，等于废话。）
“潘霍华自鸣得意地高唱这些圣歌。”（58页）（安注：我对贬义词赋予褒义）
最 后，请让我表示一个希望，安希孟同志和其它基督教研究人员今后能更多关注中国基督教神学动向和神学建设的问题。（安注：当时此言未引起我的震动。十几年 后，不料我果然关注起中国教会问题。不过，我心之所在，仍是希望引进西方神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如，也是中国人思维中所缺少的。我后来不赞成丁先生 给中国学术界研究基督教的人加上“文化基督徒”的美名。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根本达不到西方人的神学思辨。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翻译、评介。）
以上仅供参考。
丁光训
1983.7.13
附录二：丁光训先生给安希孟的信
希孟同学：
最近收到加拿大《维真学刊》，阅读了你的关于近代基督教中国本色化及其前景（即这里附录的文章）的文章，对我很有帮助。我拥护你的见解。
先 前你来信讲到加拿大政府不让你入境的事（安注：不是加拿大政府不让我入境，而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出国管理科和山西省宗教事务局在山西省公安厅授意下刁难 我），现在怎样了？现在你在山西，还是在温哥华（安注：我当时在山西，不停地往返于山大与市公安局之间，曾到国务院找过王兆国）？请告知，以便联络。当时 不让入境，可有指出什么理由之类的话（安注：山西省有关部门不可能给出任何理由）？
看了这两期《维真》，改变了我对Regent College的看法。那看来是一所福音派比较开明的学校。
希望得到你的回复。祝
安好
丁光训
1995.12.18
附录三，关于安子希孟的一份红头文件。安子希孟“漫游小人国太原市公安局和山西省宗教局历险记”。
1995年鄙人安希孟先生接受加拿大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维真学院邀请作访问学者。当时的太原市公安局还刚刚处在中世纪中期，不知道公民自由出入境是嘛回子事，又加上1989年我们伟大祖国刚刚以宽容和谐的手段平叛镇压了反革命分子游行示威。公安局出管科的邵先生及其子女，坚决拒绝批准我出国。这位邵处长后来升格为临汾市公安局局长大人，他贪污行贿受贿玩儿弄女子和被女子玩弄（反正一样）数额巨大，锒铛入狱，此是后话。不过，1995年， 他还红得发紫，深受省公安厅瞎眼长官赏识，带伤作业，为保卫红色江山万年长防止安希孟出境逃脱无产阶级铁的手腕，按照太原市公安局长杨小桥的旨意，坚决不 批我出国。为了借刀宰人，他们就让傻乎乎的山西省宗教局拖延不批准我出国。我于是上书当时的国家教委。于是就有了中国特色的人治事件。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关于山西大学安希孟副教授自费留学事，给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这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怪胎的一封信：
“教外司留1995，926号
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你省山西大学哲学系安希孟副教授给我委朱开轩同志来信反映：加拿大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 邀请他赴该院进修一年。经与有关部门联系，安希孟副教授在山西大学哲学系一直从事宗教教学及科研工作，这次应邀赴加进修，系在自己专业范围内从事宗教研究，也符合我国出国留学的有关规定，似应予以同意。请你局复核审定。
国家教委外事司，1995 年10月26日。
抄送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山西省教委，太原市公安局。”
公民出国研究宗教，这在1995年， 还是骇人听闻的。最近又听说拉萨之后宗教敏感——呜呼，我中华人权世界最早。我于是对于鼓吹中华华夏文化世界第一的恶人们就十分恼火。你那时的人权观念还是个零，就说自己50000年讲人权????当然，那一年，中国其它省份的人往来出国研究宗教不是问题，山西开化较晚。不过既然山西是属于黄河河川文明腹地的，那就足以说明，中国呀，没什么可夸耀的。
2008， 回忆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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