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檢討，雙方當事人有不同回憶。
據熟知周揚的秦川（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顧驤（著名文藝批評家）生前回憶，周揚作這個公開檢討，是胡喬木和鄧力群聯手促成的。而且，周揚公開檢討後，心情抑鬱。陸定一曾說，周揚是被氣死的，說的也是周揚被迫作檢討這件事。
可另一方當事人則有不同的說法。
鄧力群說：「鄧小平在二中全會的簡報上看到了周揚的自我批評以後，很快就把我和喬木找了去。鄧小平對我們說，周揚寫了一兩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就這麼幾句話能交代過去嗎？不行。周揚應該公開作書面的自我批評，登在報紙上。於是，胡喬木和我把鄧小平的意見傳達給了周揚。周揚聽了鄧小平的意見後很緊張，他知道不作檢查是不行的，但採取的辦法卻是拖。胡喬木對周揚很關心，希望他再作一點檢查，早點過關，幾次打電話去問。後來，還是喬木出的主意，建議周揚用答記者問的形式作自我批評，發表在報紙上。」（「鄧力群自述」P306。以下所引鄧力群的回憶，均源於此，不再註明）
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的盧之超則說：「現在有的人攻擊胡喬木如何不近人情，硬逼着病中的周揚做這個檢討。其實，據我後來聽說，鄧小平講話後，周揚在二中全會的分組會上做了一點自我批評，胡喬木、鄧力群認為這樣就可以了。……誰知鄧小平知道以後，把鄧力群找去對他說，周揚寫了上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就這麼幾句能交代得了嗎？不行。一定要他作書面的自我批評，登在報紙上。這使鄧力群、胡喬木和周揚都出乎意料。周聽了很緊張，不做又不行。結果還是胡喬木出了個主意，建議周揚用對記者談話的形式做點自我批評，才算找到一個過關的辦法。後來胡喬木催着周揚並出主意幫助他，都是為了使他早點解脫。由此可見，後來傳的喬木給周揚的那首詩，是有真實感情的。喬木和周揚有着長久的交往和友誼，他這個人倒是非常地人道主義。這本來是個細節，但喬木已經作古，不能不說一下。我們總不能無中生有地去嘲諷逝者的真誠。」（「海邊憶往」P127-128，以下所引盧之超的回憶，均源於此，不再註明）
兩人回憶的共同點是，周揚的這個檢討，是鄧小平發話後不得不做的；胡喬木不但對周揚很「真誠」，而且出主意想辦法讓周揚「早點解脫」。
真實的歷史是否如此呢？我試着梳理出一下。
《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周揚的講話後，胡喬木、鄧力群就定下了要周揚作檢討的調子。
3月16日，胡喬木得知周揚的報告發表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說：「對《人民日報》刊登周揚講話全文的事不能馬虎，建議中宣部向中央報告情況。」
據盧之超回憶，胡喬木「對周揚、王若水都提得很嚴格」，「要處分周揚，調他文聯的工作，撤消王若水的工作」（此時，周揚任中國文聯主席）。
為此，在鄧力群的主持下，由賀敬之、李彥、盧之超三人執筆，「起草了上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題目是《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不聽招呼全文發衷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寫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有關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秦川也有錯誤，應做一次檢討；周揚是中顧委委員，請中顧委找周揚同志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在中顧委會上表示一下態度。」
報告中對王若水的處理意見是「調出《人民日報》」；對周揚說法是：對周揚同志在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上不嚴肅、不負責的表現，希望他有所認識，表示正確的態度。
兩種不同意見拉鋸，周揚和胡喬木頂牛。
據鄧力群回憶，3月20日，他主持的這個報告送到中央書記處討論時，一位書記處書記出來打圓場，說：「要周揚在什麼會上表示一點態度，沒必要吧」。
胡耀邦說：「你們寫的報告，涉及具體事，要與本人核對。今天我們不做結論，先把報告給本人看，該改的、該更正的搞好。」顯然，也不同意這個定調。
3月26日，中宣部召開核對事實的部務會議，胡喬木和周揚直接頂牛。我採訪秦川時，他回憶說：、 周揚看了報告後，我發覺他氣色有些不對，想站起來，又坐了下去。突然，他舉起那本報告，扔在喬木面前，連聲說：「你們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
坐在對面的喬木震驚了，十分激動地說：「你說什麼？說中央不正派？」
周揚憤怒地說：「你們這樣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喬木把頭伸過來，面對周揚，聲色俱厲地呵斥道：「你這是反中央！」
周揚應聲作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對胡喬木你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
喬木怒得有點失常：「你這是反中央政治局！」聲音都變了。
周揚據理不讓，大聲說：「我只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氣氛驟然緊張。
這樣頂牛的結果，如果周揚不作公開檢討，胡喬木怎麼能下得了台？
這次核對事實的會議後，4月20日，雖然胡喬木和鄧力群仍然把報告送給了中央書記處，但胡耀邦卻「留中不發」，用鄧力群的話來說，「以後就沒有了消息」。
不僅如此，胡耀邦還試圖說服鄧力群，放下這個問題。鄧力群回憶說：胡對鄧講，「學術問題，何必搞得那麼緊張，各說各的都可以嘛。」鄧則堅持認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也槓上了。鄧只好採取「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的態度了。
可是，胡喬木卻沒有鄧力群這麼灑脫，問題是他提出來的，周揚又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和他頂上了，只有周揚作了公開檢討，才能讓自己下的來台。否則，情何以堪？
胡喬木想方設法
從盧之超的回憶看，我用「想方設法」這個詞，應該是準確的。
盧之超回憶說：
4月29日，中宣部文藝局支部開組織生活會，周揚在會上做了一點自我批評，說我的那個報告，準備的時間比較匆促，沒有很好徵求有關同志的意見。喬木同志到我家談了一個上午，對我的意見談得比較客氣。他講話聲音很輕，沒聽清楚他說受耀邦同志的委託來談的。後來我沒有出來制止刊登或反對發表，我是有責任的。
鄧力群得知這個發言後很高興，馬上轉告喬木，喬木5月6日又與周揚談話，對他的自我批評表示歡迎，並就他講話中關於異化的論點提出批評，希望他能在適當時機寫一短文對講話中的主要錯誤予以糾正。周開始表示同意，但最後說他還要考慮考慮，沒有做。
《胡喬木傳》說：4月29日，周揚在中宣部文藝局的會上「做了一點自我批評」後，5月6日，喬木就與周揚談話，對周揚對自我批評表示歡迎，希望周揚能在適當時機寫一短文對講話中的主要錯誤予以糾正，這樣解決問題最好。這就給周揚提出了公開檢討的要求了。
但「周揚開始同意，繼則表示再考慮考慮」。換句話說，就是周揚拖着不寫。
周揚是中顧委委員，於是，喬木就通過時任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給周揚施加壓力。
5月12日，薄電話告訴胡：「周揚同志的問題，在中顧委裡頭對他進行了批評幫助，周揚同志也做了自我批評。喬木、力群這樣做很好，不是一棍子打死，讓人自我覺悟。」
但是，還是沒有達到胡「希望周揚能在適當時機寫一短文對講話中的主要錯誤予以糾正」的目的。
6月16日，胡給薄送去王若水在《新聞戰線》1980年第8期發表的《談談異化問題》一文，並致信說：「此件請一閱。由此可知，周揚文中講異化的部分，確實出自王若水的手筆。周文中所列三化（思想、政治、經濟）與王若水1980年文章中所說的一模一樣。周接受了王的思想，即我們社會中到處都是異化，改革即克服異化是周的發展。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思想，實際上給反社會主義分子提供了『理論』武器（不亞於『不斷革命』，因社會主義不斷發生異己力量），而又出自權威之口，其影響就更大。而周對此至今沒有覺悟。希望你能幫助他認識這個嚴重的危險的錯誤（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他能寫一個短文與此絕緣，於他無損而對黨有益，一個老黨員應有此責任感。」（《胡喬木傳》P713-714）。
這是明確地提出要求，希望薄繼續給周揚施壓，達到讓周揚「寫一個短文」對目的。
不知薄一波如何做的，但從此後的事實上看，周揚也沒有服從。
從胡耀邦這裡找不到支持，從薄一波這裡也沒有達到目的，胡喬木如何做呢？他在主持起草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給周揚的文章來定調。在鄧小平講話中，談到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問題時說，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有些同志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於社會主體自身的活動，不斷產生異己的力量。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這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沒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會主義還有什麼意義呢！」（《鄧小平文選》第3卷P41-44）
鄧小平定調了，周揚就不得不有個態度了。他在二中全會上的書面發言中，簡要闡述了對「異化」問題的看法，既為自己進行辯護，同時也作了檢討。他說：「我在文章中把克服『異化』和當前的改革聯繫起來，……也許我這樣聯繫是不恰當的，是錯誤的。」「我在談『異化』問題的時候，求改革之心切，防污染之意疏，這是應當引以為教訓的。」
據當年在書記處研究室工作的郝懷明回憶：周揚這個書面發言，印發會議《簡報》最後一期，因為會期只有兩天，不知這期簡報是否下發過，代表們可曾看到？我想，很有可能沒有下發，即便下發，大家也來不及看了。
但在胡喬木看來，周揚這個書面發言，不能代替公開檢討。但是，胡耀邦給攔住了。
二中全會結束後第三天，胡耀邦在中顧委第二次全體會議會上的發言中，針對對周揚、王若水的批判，他說，要解決認識問題，批評要講究質量。首先打態度，我不贊成。給一年半年時間（來解決問題）也不遲。（《胡耀邦思想年譜》下，P924）
什麼是「打態度」？就是公開檢討嘛。胡耀邦直截了當地表態：「我不贊成」。胡喬木想遂心愿，那只有靠鄧小平發話了。
於是，就有了鄧小平把胡喬木和鄧力群找去談話，提出讓周揚公開檢討的情節了。
這才有開篇我提到的周揚的檢討。
【周揚簡介】周揚（1908年2月7日~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運宜，字起應。作家，現代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28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同年冬留學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藝運動。1937年到延安，歷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從事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任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文革」中受批判並被監禁。粉碎「四人幫」後復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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