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赵紫阳同志百年诞辰了。作为他的老下级、老朋友，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说话纪念他，从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他和我岁数相差不大。我们这辈人，经历得太多了，教训也太多了。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独立思考，要坚持实事求是。纪念他，也是纪念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
我已经96岁了，写东西有困难，但我可以讲。这篇纪念文章就是我讲出来的。
纽约时报 原文 广东初识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
1956年9月，我从马列学院（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从此与紫阳有了较多的接触。
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1975年，紫阳调到四川任第一书记，1977年，我也调回北京新华总社。本来以为天各一方，不成想，我们很快就又在北京见面了。
80年代的深交
1978年2月，赵紫阳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北京的机会多了。那时我在新华社任国内部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他每次从四川来京，就要给我电话，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聊聊天。
紫阳住在中南海一个大房子里，很阔气。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花板和普通的不一样。一般的天花板是平的，但那个天花板是凹进去的，有好几个灯。我跟紫阳说：“咱们还没见过这样的房子。”说明中央那时候已经非常看重他了。
当时，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信息，国内部每天出20种内部材料，还有特刊等；国内部有专门的内参组，有16个人的编制，是国内部里最大、最强的编辑组。内部材料的量很大，每天都是一大迭，我自己都看不过来。内部材料一般都是直接发出，不需要经过社长穆青的审查，最多只需经过我的阅览。所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非常活跃。当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你写的情况基本属实，不必对是非负责任。因此新华社内部参考在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紫阳很注意了解信息。他和我聊天，也是一种了解信息的方式。
1978年，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四川也搞包产到户。六十年代紫阳在广东清远县就搞了类似的包产到户，我也去过那里。安徽和四川基本上是同时搞的。四川不比安徽落后，四川也不是参考了安徽后才搞的，因为紫阳早有这个想法了，所以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得很早。但现在的宣传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即在包产到户中，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甚至不提他。事实上四川和安徽是一块起来的。
那段时间，每次谈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推动包产到户这个话题来的。他说：老杜，我们一辈子的努力目标，不就是让老百姓吃上饭吗？我们干了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呀！老百姓依然饿肚子。现在，可不能给老百姓的积极性泼冷水啊。
像这样的谈话，推心置腹。他任总理前，我们还有一次谈话。面对着已经动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紫阳很清醒。他跟我说：并不是我们党的领导有多高明，中国改革开放所有好的主意都不是我们出的，好的东西，包括包产到户、真理标准讨论、特区，都是老百姓创造的。我们只是注意收集整理材料、总结经验教训、推广成功经验，共产党的功劳就是这一点。这个观点在他脑袋里是根深蒂固的。他能有这个觉悟，足见他非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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