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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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雁冰 |
人生节点：
1896生于浙江桐乡乌镇 本名沈德鸿
1906丧父
1913北大预科就读
1916就职于商务编译所
1921加入中共 后脱党
1949任文化部部长惦记写作
1981临终两件心事
1949年9月，开国人事任命，红色政权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部长名单。父亲（章伯钧）是交通部部长。我熟悉的黄炎培、马叙伦、李德全等都当上部长；我喜欢的史阿姨（史良）是司法部长。另一个党外人士叫沈雁冰，笔名茅盾，成为文化部部长。他和父亲一样，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中共）。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对革命怀疑过、动摇过。当上部长，对沈雁冰等党外人士来说是高兴的，也不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是张元济，他再三邀请昔日的实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南下，回到"商务"，万不料就在张先生离京后的两天，沈雁冰一跃而为部长了。
应该说，把他树为文学艺术方面的领袖人物，不是从1949开始，而是在抗战的重庆。1945年的陪都，在周恩来授意下，搞过一场"沈雁冰五十寿诞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庆祝大会"。事先《新华日报》就发社论，副刊是整版的寿辞。庆祝大会于6月20日举行，出席的人高达六百人。与会者有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美国新闻处窦爱士，苏联大使馆一秘费德林，父亲也去了。身著灰色长袍的沈雁冰自己也没料到，"站台"的人，一边是沈钧儒，一边是柳亚子。王若飞代表中共讲话，称颂他是中国文化界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人民的光荣。这个庆祝会，奠定了他是继鲁迅、郭沫若之后的第三把手。
沈雁冰当中央文化部长是有资格的。1927年脱党后，暂离政治圈子。1928年，写出三部曲《蚀》；之后是《虹》；1931年，写出《子夜》，被瞿秋白誉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1932年7月，发表《林家铺子》，11月发表《春蚕》；1941年，写下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些作品是他的文学成就，也是他的政治本钱。说到政治方面，沈雁冰绝对是个人物，非一般"老干部"可比。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批党员，与中共高官关系密切。他和陈云一同参加"商务"的罢工；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做过他的秘书。沈雁冰是有人缘的，对人温和，也无傲气。不像郭沫若善于逢迎，也不像胡风过于倔强。武装夺取政权，社会重新洗牌，有的人要上，有的人要下，沈雁冰属于"上"，不是他要"上"，是有人要他"上"。
这是研究沈雁冰、决不可放过讲述沈雁冰的重要"桥段"，场景生动，对话精彩，堪称经典——
1949年9月沈雁冰由周恩来陪同，被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召见的原因是请他出任中央文化部部长。他不愿意。于是，有了以下一段戏剧性场景。剧中人：周恩来、毛泽东、沈雁冰。
周恩来：（客气地）中央人民政府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你来商量。
毛泽东：（开门见山）恩来对我讲了，你不愿意当文化部长，他劝不动你，只好来搬我这个救兵了，你先说说不愿当文化部长的理由。
沈雁冰：（局促地）我不会做官，担不起这样重的担子。另外，还有几部长篇小说尚待完成。（说着，将准备好的创作计划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好呀，这个计划很不错呀！恩来，你看怎么办？
周恩来：（以他惯有的眼神）是否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当了文化部长，又不影响创作？
毛泽东：（马上接话头）我看可以这么办。雁冰兄，你刚才讲的是你的小道理，现在我来讲我的大道理。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文化是有关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所以文化部长也很重要，现在想当文化部长是人不少，但我们偏偏选中了你，因为我们相信你。
沈雁冰：（略作思考）郭老可以当文化部长呀，请他可以。
毛泽东：（成竹在胸地）郭老是可以，但是他已经兼任了两个职务，再要兼文化部长，别人的意见就更多了。至于不会做官，我和恩来也不会做官，大家都在学做官，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略停顿）为了使你做官和当作家两不误，给你配备一个得力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做。你就有时间写你的小说了。
沈雁冰：（词穷）这……好吧。感谢……请……（官场客套语）[1]
山光水光，演的就是江湖量。沈雁冰在晚年回忆中，这样写道："当时实未料到全国解放的日子来得这样快，也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2]
1949年11月2日，他还是"上岗"了，毕竟是一个素有政治情结的人。再说，在文化发展以及文学创作方面，他也是有些想法的。可是过了没多久，就和章伯钧一样，发现自己有职无权，不过是"挂个名"。沈雁冰的位置或许比章伯钧还要艰难一些。上有周扬监督指导的中宣部，同僚（或下属）个个享有盛名，精通政治也精通业务。如艺术局的张光年，戏改局的田汉，文物局的郑振铎，电影局的夏衍，外联局的洪深，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以及刘白羽、林默涵（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周扬派"），层层叠叠，左左右右，他干什么？怎么干？难怪沈雁冰两度辞职，原因既有不能专心搞创作，也有对"挂名"的不满和工作上的诸多被动。
例一。也许是出于"商务"本行，他上任之初，中央文化部组织专家搞了一个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书目。一张书单，身为部长也无权"拍板"，上报审批，最后审到周恩来手里，不承想得到的是批评。周恩来一点没客气，严肃指出："这个目录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办，甚至有些部分是违反毛主席的介绍外国文艺的方针的。这个方案是照样搬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的标准来选目的。"沈雁冰后来回忆这件事，说："感到极舒服，极痛快，感到眼睛明亮些了。"但同时又说："有毛骨悚然之感。"[3]舒服痛快与毛骨悚然，哪个为真，哪个是假？如果二者皆为真，那他当然感到尴尬。
例二。沈雁冰兼任《人民文学》主编，这个刊物当时是所谓新中国文学的"国刊"，起着引领方向的作用。对此沈雁冰深知，所以每期送他签发，都逐一审阅，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他力求符合中共意识形态要求，但问题还是发生了。第一卷里就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改造》等文，先后遭到《人民日报》的批判。刊物做了检讨和自我批判。沈雁冰以为过关了，不想问题又来了：《人民文学》发表的《我们夫妻之间》、《关连长》等作品因为被改编为电影，又遭批判。接着是人员被调离，共有严辰、秦兆阳等六人之多，致使1952年3月号脱刊。他作为主编，恐怕不止是尴尬。
例三。沈雁冰还是《译文》主编，最初几期也因为脱离方向而受到胡乔木的口头和书面批评。他所管辖的《文艺报》也因为怠慢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而身陷被动，主编冯雪峰检查，沈雁冰也在位。
例四。1950年2月，他的《腐蚀》由黄佐临拍成电影。编剧柯灵，主演丹尼、石挥，作曲黄贻钧，阵容颇为可观。《腐蚀》是沈雁冰在抗战时期（1941年）写下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以日记体形式，记述了自己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时时处在情感与理智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这是一部佳片，全国公演，十分轰动。父亲等老友见到他，都向其祝贺，沈雁冰心里非常高兴！年底，情不自禁撰稿，写出《由衷的感谢》一文。除了感谢影片制作方，更主要的是回答了为何要写特务题材小说。父亲公务繁忙，终日开会，想看却不得空闲，还对我说："沈雁冰写女人最拿手。别看郭沫若风流，写女人不行"。
父亲还没来得及看，竟突然停演了！文化部长的东西，也禁啦，为啥？而且停演的时间，就在沈雁冰刚刚写完"由衷感谢"之后，那叫"当头一棒"，这让文化部长很难堪！据柯灵透露：上面认为"特务应该憎恨的，《腐蚀》的女主角却让人同情……这是一个危险的立场问题"。[4]沈雁冰沉默了，也只能沉默。那内心呢？还是用柯灵的话来说："他始终未置一词，若无其事……我不信他心里没有任何想法。"[5]
此后的沈雁冰已然"知己知彼"，懂点"行情"了。曾经的绚丽之色和理想之光，只能是一个越来越远的欲望。在主编《茅盾选集》（开明版）时，他有意舍弃《腐蚀》、《蚀》三部曲，挑的是《春蚕》、《林家铺子》。即使如此，也没能躲过读者的批评。他检点自己，否定旧作，力图通过新的写作跟上新时代，遗憾的是他没有老舍那样的社会生活积累，无法达到选材的民间性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和谐统一。有趣的现象是，1949年后，驰骋文坛的几乎都来自解放区，原来声望很高的作家（大多来自国统区）骤然失去了活力。
根据相关规定：派驻到家的警卫秘书是定期轮换的。沈雁冰的秘书后来轮换到我家，父亲问这位姓王的秘书："他还写东西吗？"
王秘书答："写呀，老写。写完就收起来，谁也不让看。"
父亲猜了半天，也猜不出他会写什么。沈雁冰大概不会像曹禺那样，写出一个高高兴兴出塞的《王昭君》。后来，听说在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再后来，又听说他把一些手稿处理掉了。阅历曲折、内心丰富的沈雁冰也曾反刍过往人生，将其提炼成文。可是到他去世，我们也没见到一部沉实厚重的回忆录，多遗憾！拘谨的现实与舒展的精神的纠缠，从来都伴随着中国文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是顺风而飞？还是逆水而行？再伟大的作家也有常人的脆弱。沈雁冰的人生后期状态，不禁让我联想起织布的梭子。"文革"中我在监狱劳改，那是一座蔴纺厂，我是挡车工。凌晨，排队进了车间，面对一架架织布机，电钮一按，手柄一扳，那梭子（纺锤）就左右穿梭起来。这是不是有点像1949年后沈雁冰，穿梭在官员与作家之间，踌躇于理想与现实两端。
沈雁冰思想倾向始终右倾，但始终不是右派。他从容处世，谨言慎行，遇事大多采取顺从，把思想见地和真实看法掩藏于心，掩藏的部分囊括了半辈子积攒下来的情感、学识与信条。这并非沈雁冰所独有，这是中国人——从农民到工人、从知识分子到各级干部，在一路颠簸、头破血流之后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如此行事，也就是一般人说的顺势或圆滑。而问题在于：人是有血有肉有头脑的，有意掩藏的东西哪怕再少，非但会越积越多，而且遇到一点机会、一点缝隙、一个合适的场合，它就会流露出来，或是无意识流露、或是有意识表达。人啊，总有难以克制的一刻！
1957年5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共开展整风运动，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是党组决定一切。"罗隆基发言认为，"三反""肃反"搞错的人太多，要求单独成立"平反委员会"。张奚若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十六字，尖锐批评中共。储安平在人大会议上，说出"党天下！"在这个很适宜知识分子吐露心声的情况下，沈雁冰在5月15日的发言即有所应和。他说自己在政府任职，平日忙于"三会"（会议，宴会，晚会），甚至自嘲地说："从前（我）也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有仍然把我看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个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6]就这个艳阳天，他还在给邵荃麟的一封信里直言，一般党员是"只有两只手，两条腿，两只耳朵，一张嘴巴，而没有脑子。""个人崇拜，在文学批评工作上也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我们的坏作风是：肤浅、浮躁、一窝蜂起哄，盲目崇拜权威，只看是什么人说的话，不分析说话的内容有多少真理。"[7]这个发言由《人民日报》完整刊出，又被很多地方报纸转载。
1962年4月，《人民文学》刊出沈雁冰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讲话文章。原稿中有他对关于文学创作对"讲话"的不恭字眼，还不止一处。如说"生吞活剥"、"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等。同年，在作家协会大连创作会议上，沈雁冰用插话的方式攻击中共的农村政策，说："粗碗也不够"，"买个鸡毛掸子不容易，因为搞风箱去了。"[8]等，这些讲话显然都发生在他"难以克制"的一刻。
事情到了1964年，毛泽东写了两个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中央文化部、文联所属各协会听了传达，个个心惊。阶级斗争的风浪袭来，做官的沈雁冰似乎没有卷入，上面也没有要求他表态。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份《关于茅盾的材料》已经暗中写就，长达万字，且发送相关机构及人员。"材料"出自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而那时的沈雁冰正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这不是给人背后一刀吗？还是一个堂堂执政党干的。不可思议吧？！其实，人家早在延安时期就这么干了，拿王实味开刀，一篇杂文《野白合花》，一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从思想批判下手，继而关在地窖四年整，最后要了人家性命。自那时起直到今天，对知识分子的整治侵害就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考不上科举是辱，到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恶，视之为敌。"材料"汇集了沈雁冰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所有"罪状"，通篇没给说他一句好话。开篇就劈头盖脸地数落："全国解放以来，文艺界把茅盾作为偶像崇拜，近年来更成为评论作品的权威，影响极大。在学习毛主席批示后，在这次检查工作中，我们才发现，十五年来，他所写的大量文章，一直在顽强系统地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些文章一篇篇孤立看，有时很容易被他迷惑，但综合起来看，则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更露骨地暴露出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文艺的许多根本问题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锋相对……"[9]
"文革"前夕，中国文人已匍匐在地，残喘于呵斥之下。1966年4月7日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在对文艺队伍做阶级分析时，更是明确地把沈雁冰排在资产阶级一边。林默涵说："五四以来有一种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如左拉的作品），这是没有什么理想的，而且喜欢写点色情的东西。茅盾就是受这种自然主义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有两种人：一种人，在毛主席领导下，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武器上山打游击；另一种人，对现实生活感到厌倦，退下来搞文化。《幻灭》、《动摇》茅盾三部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10]这既是中共对他掌控的必然，也是他自我选择的无奈。政权更迭引来政治的分野和深刻的精神冲突，从古至今皆如此，1949年前后，正是政权更替转换的重要时刻。有人去台湾，有人去美国，留在大陆的如陈寅恪，他从思想上没打算进入红色中国；钱钟书是以转换专业的方式转入新政权；沈雁冰则采取了顺势而为。顺势的结果，就是只能这样了。
研究沈雁冰的人在撰写的文章里，记录了他在生活中的某些表现。如"1959年7月，因钢丝床垫没有修好，从庐山专门写信给秘书，以极其恶劣的投诉进行漫骂。"[11]又如"1961年，他在百货大楼买暖水瓶，因售货员稍微'慢待'了他，就开口骂人混蛋。"[12]再如"同年6月某一天，他要机关事务管理局卖给他按月供应的苹果，进行联系，水果卖完。他又大发脾气，骂人混蛋。"[13]——撰写者认为沈雁冰"言行如此失控，对于个人涵养一向较高的茅盾来说实属反常。"[14]他的这些表现反常吗？反常；依我看，也不反常。一个人处处顺从自己并不满意的现实，从事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时时压抑和掩盖内心的真实想法及情绪，时间久了，谁也熬不住：大处无从表达，小处则一定会借故宣泄或无端发火，俗话不是还有个"无名火三千丈"嘛。他是人，与涵养无关。
沈雁冰中等身材，瘦瘦的，有点小胡子。衣着整洁，举止文雅，一派斯文，讲一口上海话。在台湾期刊《传记文学》里有一篇陈纪滢的回忆文章，[15]记述1939年在杜重远的带动下，他去新疆担任新疆学院教授兼《新疆日报》主编的情况。陈纪滢说沈雁冰在新疆常撰文，也常讲话，要命的是在一旁听的人十有九听不懂，包括盛督办。盛世才和他谈话，还得找人当翻译。在沈雁冰和张仲实影响下，25岁的赵丹和几个朋友兴冲冲地去了。谁知世事无常，风云突变，盛世才以"阴谋煽动"罪拘捕杜重远，把沈雁冰、张仲实也"限制"起来。二人苦思良策，直到1940年张仲实获家信，要求他回家为伯母办丧。不久茅盾也接到上海电报，言母病逝。二人遂以奔丧为由，向盛世才请假并允诺事后仍返疆。即使如此，盛督办还是一再拖延，中途反悔。后经周恩来指示，由毛泽民等人安排，又有邹韬奋、沈钧儒、郭沫若数十人说项，才把沈、张放出。二人离开迪化，先抵延安，后回重庆。有人说在这件事极大程度影响了沈雁冰，很快成为左翼文人。知名度、影响力都差一些的赵丹等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新疆监狱足足关了五年，直到蒋介石把盛世才调离，才逃出魔掌。
行文至此，我要讲一讲有关沈雁冰的感情生活。有人撰文批评他自私的生活态度，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对待秦德君一事。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沈雁冰与秦德君在日本的婚外情。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起码的勇气直面与担当。但他一直讳莫如深。1949年后，有了地位的沈雁冰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居然把面对面的秦德君视为"陌路"。1951年，秦德君申请恢复中共党籍，组织部门找他核实情况，他大概就说了一句："当时她的思想是进步的。"[16]
革命生涯总有一部分与情爱的交缠有关，在这里，我要讲的是另一个女人，叫范志超（我称范阿姨），1906年生于松江。她才华卓著，相貌姣好，齐白石晚年曾绘牡丹图相赠，题款是"莲花心地、雪藕聪明"。范志超勇于接受新思潮，活动能力强，与柳亚子、徐悲鸿、瞿秋白、邵力子、黄琪翔、向警予等人均有往来，积极投身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度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海外周刊》负责人。活动能力与美丽倾倒了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家。瞿景白就追求她。瞿秋白对小弟开玩笑说："在你没有把塌鼻子修好以前，还是不要急着追求她。"后来，她与蒋碧薇三弟蒋丹麟热恋。1931年夏，范志超从海外归来的一个晚上，梦到蒋丹麟穿着西服来道别，这使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不出所料，蒋丹麟在江西庐山牯岭因患肺炎去世！范志超几十年不忘恋情，她在白色的床单上用红丝线绣了一个大大的"念"字，四周绣了一圈心，围成一个花圈，每夜就躺在"花圈"上。
千里红尘路，都来会旧朋新主。精英云集京城，好不热闹。1949年4月7日，学者宋云彬午餐时碰到二十年前在武汉结识的范志超，惊叹她美貌依旧。于是，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午餐时见范志超，风姿不减当年。"[17]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探访住在颐和园别墅的柳亚子，意外见到范志超。得知她在中央美院教英语，不久即给柳亚子写信，希望她也教教自己的女儿。这个细节是范阿姨亲口讲的，听说柳亚子的文集里也有记载，范志超的高雅脱俗也吸引着沈雁冰，曾在"自传"里多次写到她，尤其两个人在1927年8月从南昌搭乘日本轮船沿江而下，二人同在一间房舱，无话不谈，书的最后一页、最后一句是沈雁冰的呼唤：范志超，你在哪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范志超每次从外地来京，都会在我家和彭泽民夫人家轮流小住数日。一次她来京，提出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我的父亲。她、母亲和我三人同行。恰巧章伯钧的骨灰与沈雁冰的，存放于一室。母亲说："志超，我们也去看看沈雁冰吧。"
"不！"语气低沉而决绝，脸上无任何表情。
结果，母亲和我在沈雁冰骨灰前默哀，我献上一枝白菊。
范志超回到南方后，给母亲来信。说："他是个坏人。"
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母亲当然知道，范志超说的"坏"是什么意思。
1960年，父亲与他观赏彭俐侬主演的湘剧《拜月记》，在剧场相逢。两人紧紧握手。沈雁冰非常高兴，主动问父亲身体如何，且语重心长道："伯钧，我们都是看戏的。"
为什么沈雁冰会说这句话？陈纪滢曾这样讲：沈雁冰尽管是左派作家，但中共对他采取的是不即不离的态度。
沈雁冰的字，漂亮，工整，清淡出尘且蕴涵富贵之气，远超当下一些知名书法家。颇值一提的是，他于1958年发表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约9000字，在2014年由南京一家拍卖行经44手较量，以1207万拍出，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手稿拍卖最高价。由于家属出面干预，未能最后成交，还引来一场官司。但是沈雁冰"颜公气韵、瘦金骨架"的书法，已名闻天下。如今全国各大拍卖行，年年都有茅盾书法的拍品。嘉德拍卖行的朋友说，其成交率都在八成以上。沈雁冰的文学作品如今少有提及，字比书卖得好。其实，他的文学批评类文章写得非常好，涉及到许多文学评论的基本规则。可惜文章里提及文学作品如今已基本淘汰。文本都没了，还有啥"批评"？
1981年3月，沈雁冰患病住院。想到来日无多，遂向儿子交代两件事：一是入党，一是捐款设立文学奖金。
"脱党"二字，我不陌生，因为章伯钧就脱党，于1927年。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在年轻的革命者当中，人事改变真是太多、太多。党内，党外，反对派，托派等等，各种角色或长或短地干上一阵子，如浮萍之转。也是那个时期，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在斯大林直接命令下实行盲动政策，结果很惨。后来中共换了领导人，迎来的却是更大规模的盲动，结局自然更惨。父亲改弦易张，跟定邓演达搞第三党。有人劝他"重新登记"，他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知道章伯钧是不是匹"好马"，最后的结果是右派，到死也是右派。
沈雁冰就不同了，"脱党"后的几十年间，始终惦记恢复中共党籍——
1931年，要求恢复党籍，这是一次；
1940年，要求恢复党籍，这是第二次；
1949年后，据说曾表达多次；
临终前是最后一次。
显而易见，要求恢复中共党籍是沈雁冰的"心结"。既为"心结"，就没有必要为其剖析动因了，只是觉得这与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境界离得很远、很远。在他心底是如何培植出永不动摇的追求来？是否和父亲在邓演达遇害后对第三党人说的"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演达的精神一样，沈雁冰也是"要像寡妇守节一样"，矢志守住共产党。
冬春交替之际，他的病请趋重，窗帷终日半掩的病房光线柔和、暗淡，恰好遮蔽着患者孱弱的躯体。人时昏时醒。不断地揪被子，嘴里嘀咕的是"稿纸，稿纸"。或自语道："笔，钢笔笔呢！"表现出对文字的千般惦念和对写作的极度焦渴。他没能完成回忆录和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只能抱憾终身。我很理解，父辈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走的！沈雁冰的底色还是文人，政治风云、仕途生涯，自觉不自觉地消褪这个"底色"。临到人生尽头，再想退回去，晚了。生死之间存在着一条界限，把两个世界分开，同时又有可能把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江山多变幻，目力有长短。按说沈雁冰是应该懂的。
微尘弱草，日月难逾。沈雁冰于3月27日晨，因心力衰竭离世。享年86岁。
去世后第四天，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从1921年算起。邓小平主持大会堂的追悼会。遗体上覆盖着党旗。邓小平郑重而沉痛宣布："中国文坛陨落一颗巨星。"
有存款25万，捐做每年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
怎么说呢，沈雁冰的经历、性格、处世、做派和后来文化高官的角色，决定了他行为上的"顺势"。内心是平静的、苦闷的，平静的苦闷。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我在上海生活惯了，坐马桶这一套，改不过来，下到农村要蹲坑，又不习惯，受不了。"
受不了的心理，受得了的现实，这就是沈雁冰，1949年后的沈雁冰。
2019年春夏
写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1]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第51—52页。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附录》（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634页。
[3]《敬爱的周恩来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断回忆》，《茅盾全集》第2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203页。
[4]《心向往之——悼念茅盾同志》，《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5]《心向往之——悼念茅盾同志》，《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6]沈雁冰《我的看法》发言搞，见于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7]陈徒手《矛盾中的茅盾》，《读书》2015年第1期。
[8]同上。
[9]1964年8月28日作协党组《关于茅盾的材料》，摘自陈徒手《矛盾中的茅盾》，《读书》2015年第1期。
[10]陈徒手《矛盾中的茅盾》，《读书》2015年第1期。
[11]陈徒手《矛盾中的茅盾》，《读书》2015年第1期。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陈纪滢《记茅盾》（上中下），台湾《传记文学》1981年06期07期08期。
[16]秦德君、刘淮《火凤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84页。
[17]《宋云彬日记》下册第60页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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