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是美国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是最早使用拉丁字母拼读中文的先驱,与英国人威妥玛创建的威氏拼音几乎同时代。他曾担任过清朝同文馆总教习以及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获二品顶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为校长,北大一直将京师大学堂视为建校的开端,因此,丁韪良也可以被认为是北大的首任校长,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名字极少见诸北大校史。
丁韪良1827年生于印第安那州,父亲是牧师,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于1850年23岁那年与哥哥一起来到中国传教,其间除了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外,直至1916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前后生活长达62年,享年89岁。丁韪良不但精通中文,还通晓各种方言,他与人合作,曾用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编纂了《宁波土话初学》;他还通过拼音法编写出一些圣歌教当地人传唱,可以说他是汉语拼音的先驱,对文化贡献很大。
丁韪良对中国文学、哲学、思想、风俗地理、人情世故的了解也很深入,写过近20本有关中国的书,是清朝后期在华外国人中著名的中国通,加上他的西学功底以及通晓多种语言,包括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用中国的通俗说法可算是"饱学宿儒";他还翻译了许多宗教、科学、法律、教育、历史方面的文章及书籍;他翻译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出版,该书是当时最新和最为通用的国际法蓝本,也是第一本向中国政府与中国读者详细介绍外国国际法的书,该书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很大,让中国人接触到"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不但对中国政、学界深具影响,中文版传到日本后,也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成为日本法学的教科书,对明治维新产生过一定的作用。
丁韪良是否是北大首任校长,原本并没有人关心,因为近百年来很少有人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最近这10多年来随着对他的研究逐渐深入,有关他是否是北大校长的争论才在学者中出现。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当年光绪下诏"戊戌变法",成立京师大学堂是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在戊戌变法前就已酝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到了正式成立时,孙家鼐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丁韪良被聘为西总教习,清廷当时还任命许景澄为中总教习,但许景澄身在国外,并未走马上任。浙江大学英语文学研究所教授沈弘对于京师大学堂成立初期的资料收集及研究十分精到,他发表的两篇文章" 丁韪良:如何评价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以及"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详细考证了丁韪良被聘为西总教习以及被当时在京的外国人称为"校长"的事实。美中不足的是,他在论证管学大臣与总教习究竟谁才是校长的节点上,论据还可以再强一些。
从北大所列的历任校长名录看,首任校长是孙家鼐、第二任校长是许景澄、第三任校长是张百熙,这三位都担任过管学大臣,可见北大是将管学大臣认定为校长的。根据粱启超所拟的"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规定"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爲之,略如管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显然管学大臣是对应国子监事务大臣的。查清代于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设立"管理监事大臣",此后该职位一直由皇帝特派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重臣兼任,管理监事大臣并不具体管理国子监,国子监的实际掌舵人是祭酒,祭酒共两人,满、汉各一人,祭酒的助手是司业,共三人,满、汉、蒙各一人。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对应祭酒。"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设总敎习一员,不拘资格,由特旨擢用,略如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
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是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用新式说法,祭酒就是校长。因此,当丁韪良被聘为总教习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都称他为"校长"(President),这是没有错的说法,毕竟校长的概念,只有西方学校才有,在华的西方人绝对知道管学大臣与总教习的区别:管学大臣是"大臣",类似部长,而总教习才是校长。
按"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规定:"凡分敎习皆由总敎习辟用,以免枘凿之见,而收指臂之益。"教习即教师,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教师的聘用权,由于另外一位虚应故事的中总教习许景澄并未就任,因此全部握在丁韪良一人手中,这也是他被视为校长的主要依据。有意思的是,在北大的中文网页上,看不到些许有关丁韪良的记载,但北大庆祝校庆的英文网页上,却有一篇为丁韪良发声的文章"W. A. P. Martin: Inaugural president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http://english.pku.edu.cn/News_Events/News/Campus/8177.htm),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但明确认为丁韪良是首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the first President of Jingshi Daxuetang(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还特别指出丁韪良在北大官方校史中被长期忽视"The fact, however, has been for a long time ignored in the official PKU history"。
除了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外,丁韪良还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早在1869年他就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执掌同文馆近30年,为中国政府培养了大量早期外语人才。
丁韪良长期居住北京,以传播基督福音为己任,忠实奉行"爱主爱人"的基督教博爱精神,以一己之力于1865年创办了北京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第21中学),担任校长20年。根据北京第21中学校史记载,丁韪良"有感于北京失学儿童众多,便出资租用东城总布胡同民宅,设立蒙学,定名崇实馆,招收附近儿童,课以经学常识,并以基督教义陶冶学生心性。丁韪良在1865-1885年任校长,教学经费为其一人捐助。"" 1916年,丁韪良先生逝世,全部捐出其遗产息金一千二百元作为学校常年经费。于是,学校设立石印科、织毯科,以给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由于丁韪良精通中英文,他曾参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谈判,也谴责过义和团运动,这成为他日后被批为"帝国主义帮凶"及被有意忽略的主要原因。随着近年思想开放,对他的研究才逐渐深入,他写的不少书被翻译成中文,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丁韪良一生的大半辈子是在中国度过的,对中国大地、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爱,可以说是一个"白皮黄心"、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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