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左）向胡耀邦（右）、任仲夷汇报海南岛改革进程（1983年2月11日上午在海南岛三亚海军小礼堂）雷宇，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随后参军抗美援朝；1952年因病转业，18岁到黑龙江鹤岗煤矿搞调研工作；1953年保送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书；1954年回鹤岗煤矿，搞计划工作；1962年入党；1963年任矿机关党支书；1964年调任黑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政策研究科科长；1969年4月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1977年2月调辽宁省委（随任仲夷一起）政策研究室组长，后任副主任；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来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工商等；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
本文一万八千余字，小标题目录如下——
今日雷宇不愿再多说话了
任仲夷2000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海南省高法2004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新民周刊》2004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雷宇1999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贪官孟庆平诬告改革家雷宇
邓小平：让海南20年赶上台湾
胡耀邦：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
原来国务院“三梯队”是有我的
一年半发的奖励、补贴一共是肆佰陆拾块钱
我跟华国锋争论了一番
秘密非议毛泽东
他们说我老婆是几个人的女儿
任仲夷的悲剧和隐痛
重评雷宇
今日雷宇不愿再多说话了
不知为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绝大多数真正的改革者都“失踪”了。雷宇可说是广东第一个“失踪”的改革者，在他之后的“失踪”的改革者，是梁湘、袁庚……海南岛好似一个改革者“失踪”之岛，雷宇、梁湘都是在其中“失踪”的！改革者“失踪”的背景大致相同，导火索却是形形色色。雷宇“失踪”的导火索是“海南汽车事件”，时在1985年。
而今雷宇健在，人们虽然可以联系上他，但他却不愿再说话了。
2008年1月3日晚，我拨通雷宇在广州的座机电话，向雷宇请教一个问题：有广东媒体想采访他，听听他对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新想法，能否安排时间？雷宇说：一个月前，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派专人来广州采访他和吴南生，“为历史留下真实的口述实录”，他已将话全部说完，没有新话再对媒体说了，估计说了，媒体现在也很难全部发表。对于他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没有什么区别。到改革开放五十周年，他也还是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的真实观点。雷宇最后对我说：“请你向他们转达我的歉意。你多年采访我，也知道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这倒是实话。自从1999年5月12日上午10时40分至16时30分，我如约在广州雷宇家里与雷宇访谈了六个小时（其间与他共进午餐吃面条），两个月后，我写的《今日雷宇》在《南风窗》杂志和《中国老年》杂志同时发表，颇受雷宇和读者好评。尔后年年有电话访谈，其间多次面谈，重要的当面采访有二次——2003年12月1日，我将几年来的雷宇录音访谈综合整理剪辑成八万字的《孤岛上的雷宇》——海南岛是一个与大陆架断裂的孤岛，雷宇从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就开始了他的“孤岛人生”：雷宇从此走上一个与中央权力中枢远离的孤岛；即使他后来离开海南岛，到广州市当常务副市长，到广西自治区当副主席，他也仍然处于“与权力中枢远离的孤岛”，属于“非嫡系”的“控制使用”。到得他1996年1月被迫在广西辞职，回广州赋闲，以生龙活虎之好身体终日与百岁老娘为伴，更是彻底生活在“与权力中枢远离的孤岛”——雷宇的家在一个事业单位的办公楼上，下班之后，整层楼除了雷宇家的人，别无他人，真正是一座“孤岛”——文章在网上贴出后，雷宇收到许多读者询问，为详尽起见，雷宇约我于2005年1月9日到其广州寓所，当面与我商量修改补充，当天亲笔定稿。
2005年11月19日17时至21时，我又如约到广州一宾馆采访雷宇，请他谈了刚刚去世的任仲夷，几天后在香港媒体发表了《雷宇心中的任仲夷》。
弹指十年，多次访谈，雷宇对“海南汽车事件”和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清晰的回答，对自己和任仲夷也都有确切的评价。
任仲夷2000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2008年3月5日是震动海内外的“海南汽车事件”23周年。
“海南汽车事件”的官方表述见于新华社1985年7月31日一则通电， 《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的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国史通鉴》299页，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版）
但广东政府和民间对这一“北京结论”一直有不同意见。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2000年1月25日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事实上，海南人民非常感谢雷宇以“海南汽车事件”给海南人民上了市场经济的宝贵一课，它加速了海南的改革开放。海南人提出要为雷宇立生祠建碑立庙，可见民心。任仲夷最后字斟句酌地说：“当时海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把进口的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文件，在6条中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个一条，海南的错误可能不会闹那么大。……《人民日报》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详见朱健国《向任仲夷请教》）
海南省高法2004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任仲夷这一观点在三年后得到法律证实——“海南汽车事件”中的唯一“贪官”林桃森于2004年2月26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彻底平反：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6）粤刑法经上字第54号刑事裁定以及原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86）刑一字第3号刑事判决； 二、宣告林桃森无罪。
已含冤去世八年的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因在“海南汽车事件”的一些职务行为，于1986年5月22日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林桃森这一“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昭雪，说明“海南汽车事件”既无一个官员违法，也因进口汽车是执行全国工商总局文件而实际上没有违纪。 恰恰相反，是“海南汽车事件”的处理者违法了！
据《新闻周刊》2004 年3月18日报道：今年78岁的赵球，是 “海南汽车事件”时原海南行政区中级法院刑庭庭长，他回忆：当时海南的重大案件都是由上面的工作组直接抓，其中就包括林桃森贪污案。
赵球回忆，当年这些案件来到法院前，全国各大报刊已“先定了罪”——报道过当事人的各种“贪污犯罪”、“投机倒把”、“诈骗犯罪”的“事实”。高层领导也作出了指示。198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开除林桃森党籍。这些案子都是以“海南汽车事件”为背景的，都是工作组定的案子，但刑庭和工作组对起诉书有很大的分歧。
赵球那时是审判委员会成员，曾多次参与对林桃森案的讨论。他回忆说：“工作组已经定了调子，以贪污罪起诉他，让我们按这个来处理。我看了材料，他怎么能是贪污呢？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定他贪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不判也不行，上边一定要判，我们有些同志就讲，以‘投机倒把’罪来判吧，因为他卖过汽车。报给中央有关部门，他们同意这样判。”
从这一信息可见，当年查处“海南汽车事件”，是权大于法，是上级定调，新闻定罪，“工作组”强暴法律的结果。在今天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我们一定注意认真总结让“海南汽车事件”成冤案的惨痛教训！
《新民周刊》2004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上海《新民周刊》2004年3月18日报道：2004年3月的一天，雷宇对专程来采访的《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说道：说是我汽车进得太多了，用今天的眼光看，对于这个“多”字应该怎么理解，才是正确的呢？只要我进来的汽车，都能卖得出去，那就是不多；如果我只进来一辆汽车，质量不好，人家不要，那这一辆汽车，也就是“多”了。再谈到缴税，雷宇又说：海南岛进口的汽车都是正式文件批准的，因为海南岛当时有这个权，进口的汽车100%都是缴了税的，数字是19.6亿人民币。这些钱都上交了。后来上交国家的汽车数是54800多辆，物资总局从中赚了20个亿人民币，也都上交给了国家。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雷宇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雷宇1999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1999年5月12日，雷宇在接受我采访时低调重评了“海南汽车事件”，特别披露了“海南汽车事件”与邓小平、胡耀邦的背景关系。
下面是有关录音整理剪辑——
朱：您离休后这几年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
雷：无业游民，真的是无业游民，已经三年多了，我是96年1月辞的职。我现在是过着一个正常的老百姓的生活，在家看看小孩啦，陪陪老人啊，上街买买菜啦，过去还做做饭，现在就不用我做饭了，现在我们家里请了个小保姆。
朱：您父辈是干什么的？
雷：我的父亲，他最辉煌的时候当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高级职员，当过广东造币厂的高级职员，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了。但是一辈子奔波劳碌，为了养家糊口，1942年死在广西百色公路局，死在收发室。
朱：现在您回顾您这一生，哪些事是令人最值得回忆的，最精彩的人生是一些什么样的事？
雷：最精彩的人生是在海南岛。
朱：您这样赞美“海南汽车事件”？
雷：因为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的，至于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那是我自己的事。
朱：现在人们都说海南岛有今天的开放局面，多亏你当时那样敢作敢当。
雷：那是另外的事。其实“海南汽车事件”，全部是按照上边的意思，经上边同意的，文件啦什么的，都有，都是按照上面的来做的。有错，错在哪儿？就是进得太多了。
正式批文进来的，百分之百在海关完税，没有一部是走私的。
朱：那怎么后来都说是走私的？
雷：汽车出岛，那也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的，海南岛进口汽车当年给国家交了十九亿六千万的关税，完了以后，“汽车事件”出来了，国务院要我们交车，我们交了五万八千四百辆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捐了二十个亿，这些钱全部放到赵紫阳（当时他是总理）112专户了，1985年全国每人加一级工资，基本上是从这里出的。错就错在哪？进得太多了。说实在的。
贪官孟庆平诬告改革家雷宇
朱：我看过理由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海南岛倒卖汽车纪事》。
雷：确实那几年进得太多，实际进口的可能有七万九千多辆。有人说，雷宇批了多少多少车，其实我雷宇没有批一辆车，是我一个助手，他一个人批了七万九千多辆。今天因腐败被抓起来的湖北省的一个副省长，原来在海南跟我搭档的、我的副手━━孟庆平，他当年跟北京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说：干这事都是雷宇干的，这个事我就早提出不同意，他就是听不进。其实他是胡说八道，海南岛没有一个人反对做汽车的。他跟中央领导说：我连一个汽车轮都没批过。其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批了十七笔，那是以后查出的，共一千六百多辆还是一千七百多辆，他最大的一笔是批给海南化肥厂，批了四百辆，他竟敢说一个汽车轮都没批？
朱：孟庆平他当时是什么职务？
雷：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的负责人，我是主要负责人。因为当时海南行政区成立政府，全国人大通过，是要设主席、副主席的，我就应该是主席了，广东省也是按主席来称的，但是最后说，你们没开人代会，这是不合法的。最后怎么办呢？就叫行政区主要负责人来区别，他是区党委的副书记、行政区政府的负责人，管工业的。他说我批了多少，实际说实在的，只是我一个副手陈玉益批的，因为我从各方面的渠道已经知道批的车太多了，已经开会定了，再不准批车了。以后等我出差了，陈玉益和他继续又批，最后我回到海南岛，当天秘书处的人就告诉我，他说你走了，他又批了很多车，现在都要发。我就有点火了，我说你把他当时批的条拿来我看看，我走了以后，他们一共又批了十五份，最后有九份我给他作废了，就是给枪毙掉了，不准发；有六份他批得多的，我给他减了，还有包括他批的我已经同意了的，这都算我批了。其余的真的我根本没批。但是虽然严格来讲我没批车，但是主要的责任也还在我这里，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嘛，主要负责人如果不负主要责任，那就说不过去嘛。另外这件事说实在的，如果说我平时对这件事检查得紧一点，盯得紧一点，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当时主要是思想麻痹，真的。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做梦都没想到进那么多汽车，因为我们没有钱，穷得要死。
邓小平曾想让海南20年赶上台湾
朱：当时你是想以进口汽车带动海南资源的价值转化升值？开始您的预期是准备进口多少辆呢？
雷：最早就计划两万辆左右。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要做这个汽车（买卖），因为国家对海南岛确实是很支持的，有很多项目给立项、给钱，有关部门都给予帮助，但是海南岛那么大一个岛，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你要想把这个岛很快地建设起来，光靠国家是肯定不行的，海南岛只能是利用中央给海南的政策，把政策转化为钱，才有可能把它搞得快一点。当时为什么呢？1984年，全国开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会议，当时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怎么扩大开放，其中讲了海南岛。讲海南岛是怎么讲的呢？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朱：当时中央想让海南20年赶上台湾？
雷：以台湾为目标，要在20年的时间里赶上，雷宇当然要拼命。因为这个事，我当时是参加了这个会议的，开这个会议是84年4月6日到4月14日，现在编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大概话有所改动，意思没有变。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可以跟你讲邓小平原话——原话就是：“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这是原话，一字不错的。当时在会议上讲话的，发言的，没有海南岛，因为这是扩大沿海城市的开放嘛，它主要是讲沿海城市嘛，第一个发言的是梁湘，第二个发言的是袁庚……代表广东省参加的是吴南生。
朱：中央谁主持呢？
雷：中央谁主持？当时赵紫阳也参加了，胡耀邦也参加了，胡启立、田纪云……谁没参加啊？
朱：这说明中央高度重视。
雷：都参加了。然后，说实在，我跟你讲，他说完这话以后，我脑袋里就发热……我觉得邓小平这讲话，他不是灵机一动，不是心血来潮，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实在的，国民党是我们手下败将，他龟宿到台湾，台湾为什么现在发展到这样快？海南岛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几十年，如果长期是这样落后，行吗？都是一个岛嘛，只差一千五百平方公里，海南岛是三万四千一百八十九平方公里，台湾是三万五千七百平方公里。我就要求在会议上发言，我向现在的全国人大秘书长何椿霖提出来，何椿霖当时是国务院特区组的组长，那时还不叫特区办，可能已经当特区办的主任了。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何椿霖同志，我能不能在会议上说几句，小平同志不是讲了嘛，我想表个态，20年能不能赶上台湾，如果要能赶的话，应该怎么才能赶上？首先是能不能赶上，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那要怎么来赶？他说，不行，你不能发言，都已经安排好了，没你的。他说你们其实都是列席会议的。完了我就说，如果不能在会议上发言，你能不能给我出一期简报？我说我把它写好，文责自负。
朱：由你来直接讲讲海南，当然更实际。
雷：还是不行。最后我一看找他不行，我就找谁呢？找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叫周杰，原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他是陪胡耀邦到海南岛视察的，那是83年2月12日。我就跟他讲，我说周主任，你能不能跟胡耀邦同志说说， 小平同志提出来海南岛20年赶上台湾，我说我想说说我的观点，我想向胡耀邦同志讲；实在不行，20分钟也可以，再不行，我说十分钟也可以。我说如果我不能在会议上发言，能不能让我见胡耀邦同志，我当面跟他谈谈，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他说我给你转达一下。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现在北大的厉以宁，他是胡启立的“经济顾问”，反正是给胡启立做工作的，我们在一起吃饭，我就跟他聊，我说厉以宁同志，你能不能跟启立同志说说，我想在会议上讲一讲海南岛的发展问题，最多30分钟，实在不行，我当面把我的想法跟启立同志说一说。然后，他说行。下午就是小组讨论，我就发言，别的我就不讲，其中我讲了一句，我说谷牧同志做报告的时候，我从头到尾都认真听了，听完了以后，就没有听说海南岛怎么来赶台湾，我觉得实在是个遗憾。然后当时中办秘书局给温家宝当秘书的（中大毕业的）叫林雄，他就跟我讲，他说雷主任，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向中央反映的，除了简报反映以外。我说我就是觉得太遗憾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反映上去。第二天上午要开大会了，我坐在那个地方，宋任穷进来看见我，因为宋任穷在这以前去过海南岛，83年的时候，我接待过他。然后他笑着说，雷宇同志你的发言我看到了，你不是觉得遗憾吗？他说完了以后，笑了笑就坐下了。一会谷牧又走过来了，说雷宇同志，同意你在会上发言了噢，你好好准备吧。结果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也没拿稿子，但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实在的，我都是酝酿好了的，先讲对邓小平这20年搞开放的认识，然后讲海南岛能不能20年赶台湾，最后就讲怎么样才能赶上台湾。我记得我在发言的时候开了一句玩笑，我说台湾是国民党领导的，海南岛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就不相信海南岛20年就赶不上台湾，我讲的不是绝对值，绝对值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水平上来说，经济发展的水平、科技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管理的水平、两个文明的建设等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生活在深圳，原来是一个边陲小镇，20年的时间它不也天翻地覆吗？那海南岛它这样一个岛，如果政策对路，路子对头，有一帮人在那里实干，怎么就不可以呢？现在也没有20年嘛，从84年到现在，要到2004年才20年，应当是可以的，应该建设得比台湾好。我爱人去年去过台湾，回来的时候觉得台湾不怎么的，城市建设得不怎么样，当然它的科技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从总量来讲，海南还不可以比。当时我专门查了台湾，1970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4亿美元，它真正的发展严格来讲应该也是在70年代末，后期才发展起来的。
朱：台湾它也就是经过大概十来年的新政飞跃才起来的。
雷：就是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以后才开始的，过去也没有什么。我讲完这个以后，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也还有记者问过我，他说你们海南岛二十年怎么能赶台湾呢？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海南岛和台湾岛在经济发展来讲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你别忘记，台湾差不多搞了一百年，我说我们海南岛五０年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后，到现在不也就30多年吗？我说我相信海南岛搞到今天台湾这样的水平，用不了多长时间，有20年就足够了。我说台湾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日本鬼子统治台湾五十九年，这五十九年它在台湾是搞了建设的，包括现在的铁路、什么水利工程都是日本统治时期建设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又没有经受战争的破坏。现在，我们国家相当一部分的钱要放在军费上，那台湾很长时间没有军费，它不仅没有军费，它还在大陆解放前夕，把很多工厂、资金、人才都卷到台湾了，它才有今天这种水平。我说不知道你爱好不爱好运动，就象赛跑一样，起跑跑在前面的，不等于最先到达终点，还有最后冲刺呢，最后我们可以冲上去了。这好象是歪理，不过事实上也是这样，海南岛好好搞，真搞上二十年，怎么会不如台湾？
雷宇伉俪与任仲夷（2003年春节于任仲夷家）胡耀邦：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
朱：如果当时对“海南汽车事件”不失去控制，让你继续在海南省负责，可能今天的海南真离台湾不远了？
雷：说实在，海南岛搞汽车，在我脑袋里想着的是这件事━━怎么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王震1984年7月陪日本民间议员代表团来，在汽车上他对我说， 我这次从北京来，总书记和总理跟我说，海南岛有个干部叫雷宇，挺能干的，你认识不认识？了解不了解？王震说不认识。那你去看看，就说总书记让他到海南岛来看看我。然后，他就说别人对你有意见。我一听，就知道可能有人告我的状了。他说，别人的意见对的就改，没有的，那些闲言碎语就不要理它，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胡耀邦82年到海南岛，在海军小礼堂，我记得很清楚，2月10日上午，在海军小礼堂他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不打棍子，不给“绳子”就是不要随便束缚他的手脚，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朱：给你尚方宝剑。
雷：因此海南岛提出进口汽车，中央给了11号文件，当时就是不准出岛。但是以后全国工商总局开会，当时就为了筹集35个亿给全国涨工资，就想通过进口汽车来赚钱，来涨工资。这事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后话。当时在我脑袋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如果我是想当官，我就用不着这样。因为我到了海南岛后，确实大干了一番，如果没有“汽车事件”，在全国沿海开放的地方，海南都应该是搞得不错的。过去海南岛有两个县：一个临高县，一个儋县，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贫穷，社会秩序挺乱的，我刚到的时候还去缴过枪。但是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到83年的时候，所有的治安问题都下降了，包括那些拦路抢劫的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全岛万众一心在搞开发建设，另外一个原因，我说就是都能够生活得不错了，没有人去铤而走险，干嘛要去拚命、要去抢东西去杀人呢？当时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应该讲是很好的。有人说海南岛这里干部素质差，我不赞成这种说法。许士杰去海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另外我已经听到了对他的反映，我说说海南岛干部素质差的话，不要再说了；作为搞大特区来讲，包括你在内，大家都是没经验的，不都需要重新学习吗？我说我相信“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我说海南岛过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怎么会有商品经济的观念呢？我说没有改革开放，人们哪里有改革开放的意识，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哲学观点━━存在决定意识。海南岛的干部，我相信通过改革开放会从实践中很快会赶上来的，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的干部不也是种田出身吗？不也是泥腿子吗？包括现在广东省的副省长、中山市的市长，他们的文化程度不也是中学吗？黎子流、梁广大还有什么人，不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吗？我说你讲那个素质差，就你素质高，人家都是……即使干部队伍确有素质问题，也不要这样说，要说只能先从自己说，不能说别人。
海南岛这个“汽车事件”后，当时一天到晚地传，我要调到这，要调到那，包括当时的许家屯向中央提出来。要我到香港去。
原来国务院“三梯队”是有我的
朱：许家屯是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者。
雷：没错，这是王兆华（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找我这个“三梯队”说的。原来国务院“三梯队”是有我的，我是一个，李瑞环一个，李灏一个。我跟你讲，我的条件应该都比他们好。1984年，开全国人代会，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嘛，广东团我们住在万寿宫（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王兆华专门去看看我，对对我这个人，看看我的脸；一天到晚，不是说要我到这，就是要我到那。确实，当时谁接任仲夷，我还听说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林若，一个是我雷宇，至少当时我要接林若的常务书记。
朱：如果没有“海南汽车事件”可能就接了。
雷：最起码我当省长。我跟你讲，那时候我真的是如日中天，我当官的机会太多了，真是太多了。我当时知道我到海南工作也不会太长，因为我走的时候，任仲夷对我讲了，其实他主要让我去海南过渡一下，因为刘田夫等人一直就这么逼他，让他要我下去，任仲夷也不得不同意。任仲夷就跟我讲，他说，你去海南工作，干个两年，家带不带都可以；工作嘛你尽量去做，只要团结不出问题就行。我告诉你，当时广东37个“三梯队”，包括谢飞、林若都是“三梯队”的，我去海南岛，林若还在湛江当地委书记，谢飞还在当他的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呢。所以这时候任仲夷他说，只要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
朱：不需要你再做什么政绩，只要不出乱子你就可以当省领导了？
雷：我呢，明知自己在海南岛工作，时间确实是不会太长的，但是我还是想趁着我在的时候，尽可能把海南岛基础设施建设搞起来，然后不管谁来接我工作，都可以很容易把局面进行得顺利。真的，当时因为中央给了政策，我们可以把汽车批出去，那不就大干吗，不就可以通过这个赚点钱嘛。我还有一个基本观点，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它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资金的原始积累，它如果说不解决资金的原始积累，那是没有办法发展的。海南岛这样一个孤岛光靠国家是不够的，不说是不行，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国家给出的政策，靠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外资，这样才能够发展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想，在我在任的期间赚点钱，把交通啊什么的通通搞好。说实在的，海南岛我在的那个时候，全岛的财政收入只有多少钱？不包括农垦，只有两亿八千五百六十万，连开工资都不够，当时的公社改成乡和镇，挂牌子，有的公社连挂牌子的钱都没有，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这是真的。所以你没有钱是不行的，帝国主义可以靠战争，可以靠对殖民地的掠夺，可以靠贩卖非州的黑奴——日本的明治维新，它甚至可以把妇女赶到南洋去当妓女，你看过《望乡》，对吧。现在菲律宾可以靠那些到香港的菲佣，每天可以给它寄回不少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能那样干嘛？不能那样干。那怎么办？我们也应该增产节约？海南岛当时就没有什么企业，靠海南岛原有的企业来增产节约来积累，何年何月才能把海南岛建设起来？怎么能20年赶上台湾？能开工资都不错了。
朱：借用中央政策对海南的资源进行价值转化，这是一条改革捷径，改革就是进行高效价值转化。
一年半发的奖励、补贴一共是肆佰陆拾块钱
雷：我再跟你讲，海南岛1984年的财政收入是四亿六千多万，我们都干了什么事？建海南大学。海南大学，1985年，说实在的是准备给它八千万的，我在的那个时候，给海南所有的学校都增加了钱，海南教育界都增加了钱。海南岛做汽车（买卖）赚的钱，基本上都搞了基础设施，搞了公路、搞了城镇建设、搞了教育，所以说后来工作组去，说实在的，没查出来我们把那钱干什么不当之用。我，行政区政府的一把手、区党委的二把手，一年半发的奖励、补贴一共是肆佰陆拾块钱，一年半。
朱：你给自己只发这么一点奖金？这是当时和今天都不可想象的。
雷：工作组去查，不相信雷宇拿肆佰陆拾块钱，因为司机也是拿肆佰陆，他不相信我也只拿肆佰陆拾块钱。那个时期雷宇就是拿肆佰陆拾块钱，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不会比别人多拿钱，除了正常的、应该给我的，包括出国，我是怕多给我钱，真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被议论得多了，我如果不把自己的手脚搞干净，一天都呆不住。
朱：堤高于岸，流必湍之。盯着您的人太多了。
雷：是，盯着我的人太多了，就象打篮球人盯人似的，他看住你了。
朱：您是不是爱打篮球？
雷：我小的时候爱打篮球。就是这样被“人盯人”了。就说无论如何你想做点事，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下，你就不能够受人以柄，不能有把柄抓在人家手里。因为我这个人，是被盯得很紧的，一天到晚说这个那个，你还想做事？再说，我这人从小就是过穷困的日子，我不跟你讲了吗，连饭都吃不上，所以我这人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求，好也行，坏也行。你让我整天的出入国宴、纸醉灯迷，我也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你把我打入地下十八层，什么都不入世，我也可以，我从来对生活没有什么高要求，我仅仅是想做事，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做点事。我可以跟你讲，对于“上下”我也看得很淡，确实是看得很淡。但是，要说心里话，也是一种无奈。过去讲什么“英雄迟暮”，虽然我年龄到了，但我不承认，现在我还活蹦乱跳啊！现在我比那些年轻人，我的精力比他们充沛多了。我什么身体不好？我写辞职报告，说我“已经61了，我身体又不太好”……什么身体不好，我活蹦乱跳，现在我也活蹦乱跳，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呆了。
朱：你这个性格，可能是不能在保守领导和保守环境里面呆下去。
雷：有人说我看得开，我看不开又怎么样？哎呀！我觉得在干部政策上不讲年龄也不行，中国人实在太多了，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也是不行。但是你听我讲，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干部只有正面的教育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反面的教育，才能使它比较成熟起来。原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可以跟你讲，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我工作了五个省市自治区，黑龙江、辽宁、广东、海南、广西，还有一个计划单列市广州。黑龙江、辽宁、广东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县我都走遍，海南的全部走遍，海南小啦，那很快就走遍，因为我是搞政策研究的嘛；黑龙江、辽宁的主要工厂，不管是军工还是民用，我都走遍。说实在，到现在为止，那些省的情况，真的，我闭上眼琢磨都能够琢磨得出来它们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我跟华国锋争论了一番
朱：我发觉您记忆力特好，那些数字您都能够记得很清楚，记忆力真好。
雷：现在你要我背书我也能背啊。我可以跟你讲，就说一个计划单列市，我工作了这么多的地方，不是有个比较吗，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嘛，所以绝对是比较容易看出问题的，这倒不是说我真的比谁怎么样，但是经验多了。当然经历多了弄不好也可能会出问题，但是你如果不陷在经验里面，从里面跳出来，你不就容易不发生偏差吗？人家都一帆风顺，咱们这一辈子磕磕绊绊，我可以跟你讲，我十几岁出去，我没有任何后台，没任何背景，我全部是靠自己。另外加上我这个人比较倔，还专门好跟人争论，越是领导大，越敢跟人争论，我是自己干上来的。真的，我从来不跟人，不看谁的脸色，不拍谁的马屁。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那时候，1980年他秘密访问朝鲜，7月2日在大连棒锤岛7号楼，当时有任仲夷、 有陈璞如（以后的铁道部长）、有李德生、有廖汉生，大家在一块。我们先向华国锋汇报，辽宁省向他汇报，然后华国锋他来看我们，吃了晚饭来看我们，当时在对改革的问题上我跟华国锋他争论了一番。
朱：你当时敢和华国锋争论？他是党中央主席，你只是个副局级干部。
雷：当然，华国锋他连脖子都粗了，争到什么程度？最后任仲夷给圆场，说：华主席，雷宇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意思是让他不要介意。
朱：那是八几年？
雷：80年7月2日，在大连半锤岛7号楼，我跟华国锋他讲教育的改革、 讲物价的改革，教育的改革，我们大家的意见、观点差不多，就是对物价的改革，他站在他的位置上，他考虑的问题和我们考虑的当然就不一样了。这次就跟他华国锋争论了。后来胡耀邦到海南岛，他说的什么意见，……我也跟他争了，我说这地方不是山西啊，不是随便在哪就可以挖出煤来，我说这个地方国家一定要投资钱进来。不论什么人，我也不能你说什么，我就跟着你说什么；不管在谁的面前，我都要力呈自己的观点，至于观点的对与错，我也不敢说，但作为我自己来讲，自然认为有点道理，是不是真有道理，那我也只能等待实践检验。
朱：你一向就不是那种唯上唯书的唯唯诺诺的干部？
雷：我绝对不是。另外我这人一向是这样：你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你用我无非就是让我多做点事，不用我，我也没什么。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人其实就不是当官的料。
朱：但是你还是做到了一个副省级了——你雷宇的出现，这可能是八十年代初那种特定的真改革氛围产生的一个异数？
他们说我老婆是几个人的女儿
朱：有人说您的岳父有来头？
雷：我是自己爬上来的，一点一点，实际上开始我在海南岛群众基础也不怎么。完了把我打下去，我也是自己爬起来的。刚当广州市副市长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事只有雷宇才有，别人不行。为什么？他们说我老婆是几个人的女儿：彭真的女儿、习仲勋的女儿、宋任穷的女儿、谷牧的女儿，至少也是任仲夷的女儿……这真是胡说，我岳父是个工人，哪有什么豪门做背景，没有。
朱：有人见你在“海南汽车事件”后复出一度升得快，外面就瞎传言、瞎猜测？
雷：全是瞎猜的，其实不是。我这人，我可以跟你讲，反正你不管把我放在哪个地方，我总觉得要努力工作，也不管我的经历是顺利还是不顺利。人的一生能够工作的时间不是太多，尤其是比较成熟的、能够做点工作的时间不会太多，我要珍惜工作机会，那么，考虑自己得失就不多。
秘密非议毛泽东
（2005年11月19日17时至21时，雷宇在广州一宾馆对我谈了刚刚去世的任仲夷。）
朱：听说你与任仲夷的关系超越秘书与幕僚的关系？
雷：1977年2月8日政治局开会，决定任仲夷去辽宁，谈完话以后，他就跟他的秘书张岳琦到了辽宁。2月14号，他们回黑龙江过春节，就找我了，就要我南下。我考虑了一下，他为什么借调我去，因为我们多次谈文革，无话不谈，什么都可以谈。最起码的，他认为，政治上我是可靠的，在政治上有共同语言，说一些私房话都没有问题。他相信我不会在关键时候卖主求荣，不会背叛他。你比如说1975年12月，当时中央已经发了23号文件，决定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时候黑龙江工业战线正在开一个会，在北方大厦312那个房间里，他把我找去，他说雷宇你给我讲点形势，你怎么讲都可以，他说我不会出卖你。
朱：任仲夷在文革开始就被打倒，1972年6月重新出山，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他是林彪倒台后第一批平反的干部。
雷：是啊。当时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任书记啊，我才不怕你出卖我，到时候我会说我因为觉悟不高，我当时没有揭发你，现在我醒悟过来了，我说是你先说的，不是我说的。然后他就笑。我说我也不笨啊！因为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都害怕。然后我就跟他讲，讲什么观点？我说现在的事情很难办，只要毛主席活着，事情就不好讲。我说你看看，一会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很强”；一会儿又说“一有机会，他就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说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那究竟是信他哪一句呢？是信他的“人才难得、政治上很强”，还是信他“他（指邓小平）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泽东对一个人的评价，一会这样，一会儿那样，从这个极端到那一个极端，所以说很多问题只要他活着，就难以解决。他又有那么高的威望，谁敢整他？就像以后叶剑英讲的，对江青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涉及到江青，就有个投鼠忌器了，你要抓这个耗子，又怕把这个盘子给打坏了，这不是投鼠忌器吗？所以我说，只要毛主席活着，中国的问题很难改变。
朱：你当时有这样大胆？传出去就是反革命罪呀！
雷：这种话，任何年代，如果相知不到一定的深度，是不会说的。包括以后“天安门事件”什么等等，周恩来死了，包括总理遗言，那多少小道消息，什么什么，那些东西都是我给他看的。把“四人帮”抓起来了，那时候黑龙江省委正在大庆油田开工交战线的一个座谈会，学大庆的座谈，大庆油田的办公室主任叫王舒平（音），以后是大庆油田的一把手，因为在某些问题上和余秋里认识不一样，然后就把他贬了，贬到西北，到长庆油田当个副总工程师、副书记，要不然的话，他要不就是石油部长，甚至当什么，应该是他来当。他就偷偷地告诉我， “四人帮”抓起来了。当时大庆的这种消息渠道很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6年10月12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一个消息，讲到假马克思主义怎么怎么的，我和任老一听，因为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们，政治都比较敏感，肯定出了什么大事。
朱：综合小道消息与公开新闻，就听出来了？
雷：啊，听出来了，但是什么大事还摸不准，最后是那个王舒平要我出去，一边走一边跟我说“四人帮”……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称“四人帮”，只是说“他们四个人”被抓起来了。我听完了以后，马上去告诉任仲夷。因为他虽然重新出来工作了，但很多人跟他还不是敢于直言。
朱：文革时可是一句话掉脑袋的。
雷：那时很多人还不是敢直接地说话。但我和任仲夷就毫无顾忌了。我想，反正你是领导，我在下面，我也有我自己防身的一套，那到时候你真要把我交待出来，我也会说他妈的是你要我说的，我因为觉悟不高……我也不怕，真的，那时候没有防身的一套不行的，保护不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任仲夷他把我叫到辽宁，首先是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不至于卖主求荣，说句不好的话，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反戈一击。再说到辽宁他还肩负着揭批“四人帮”的重任，“四人帮”那个底子太厚了，那个盖子太厚了，没有一个什么话都能够交流的人，那是很难办的。
朱：任老他找您就是要找一个对他敢说真话的人。
雷：又有见解，又敢说。
朱：一个领导人只有身边有几个既有见解，又敢说真话，又可靠的人，才能切磋砥砺人世真谛。能兼听各方面意见，是一种“共生因子”。
雷：我应该具备这个条件，这是一；第二，辽宁是重工业的基地，工业比重很大，我是学工业经济的，搞了那么多年的工业。
朱：您是人大工业经济系的。
雷：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我五十年代就毕业了。我是学工业的，又是管工业的，对工业的问题，对工业管理的问题，我应该有比较深的了解。过去，说实在的，我们搞出来的东西，国家经委常常是称赞的，从我们这里边听了很多意见。包括我们到辽宁省委以后，我们搞的城镇集体所有制，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都是我亲自组织来搞的，现在写任仲夷生平，说他组织制定了，实际上都是我搞的。不过当时他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他到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参观，就想学他们的经济、改革这方面的经验，但是说实在的，国有企业比重很大，真要搞乱了，问题也不好办，集体所有制这一块本来就是自生自灭的，本来对市场适应性就比较强，先拿它来试验，（万一）出事了也不会出什么大事，所以我们搞了三十条，以后国家搞的三十五条，很多是从我们这三十条借鉴出去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把我借调到辽宁，主要是考虑我这个人的特点，说真话，也不怕你是谁；另外呢，不管是谁说的，我都不会盲目地去深信，总是质疑，去分析对还是不对。
任仲夷的悲剧和隐痛
朱：雷主席，您在电话中对我说，任老在临终前说还有一些最后的话要说？
雷：一会儿我可以跟你讲。先把借调的事把它交待完。任仲夷他为什么把我借调到辽宁？七月份他就决定正式跟黑龙江省委提出来，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杨易辰，他给杨易辰写了一封信，就说雷宇同志，我想把他调过来，请你割爱，请你们割爱，把雷宇给我们。但杨易辰见到我还说：小雷你去辽宁干什么？别走了。我说这个话你说可以，我不好说，我说任仲夷提出让我去，我说不去那也不好。其实杨易辰他也舍不得我走，“海南汽车事件”出事时，他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中央让他去检查，我陪着他。
朱：黑龙江省委当时向北京输送了不少干部？欧阳钦当政协副主席，陈俊生到国务院当秘书长，杨易辰当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任仲夷也出自黑龙江。
雷：杨易辰他当时对我讲，小雷啊，你太贪心，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进那么多汽车？你就进个两、三万辆不就没事了。我说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谁也不知道能进那么多汽车，我说无非想赚点钱，把海南岛的基础设施搞得快一点。
我刚才说过了，我和任仲夷（交往）这三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我不敢说比较深。
朱：除了亲人以外，可能没有人再比您更了解任老了？
雷：我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他以前的秘书张岳琦后来就跟赵紫阳走了，赵紫阳“六四”出事以后，他们也没有在一块。真正跟他那么长时间，相识多年的应该是我。我觉得任仲夷一生追求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这段话我坚持写到任仲夷生平里面去了。
朱：你坚持要写进去？
雷：我说，因为我平时常常跟他交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一再对我说，雷宇，我们当初投身革命，我们最初不就是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不也就是这个目标吗？我觉得任仲夷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个。
朱：这是把任老的“共生因子”提炼出来了。
雷：任仲夷他一生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他参加革命就是要打倒独裁的、专制的蒋家王朝。后来建立一个新国家，当然应该是自由、民主了。对吧？
朱：可是新中国却并没有结束蒋介石式的专制，这是任老的悲剧和隐痛。
雷：他的生平事迹和追求到他的遗体火化以后才会公布。
重评雷宇
关于雷宇“失踪”的原因，有人说可从雷宇简历中找到清晰的答案：雷宇只适合当秘书或幕僚、师爷，只适合在后台出谋划策，而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因为中国官场的运作，关键不在有主意，而在于能“和谐”复杂的人际关系。秘书或幕僚、师爷型人才，虽然智商很高，却多只有对付一个主人的人际协调能力。雷宇失败于只有一个任仲夷可以驾驭他，他也只会与任仲夷处理关系。
这一说法依据不少。雷宇在当政研人员给领导出主意时从无挫折，节节上升。他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主任是后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后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以设想，如果雷宇继续在幕后出主意，他还会继续升官。
雷宇到海南的起因是：1981年春，他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这种做法，就像清末曾国藩从翰林院来湖南练湘军，从书院走到实战一线。
不同的是，曾国藩洞悉清代政体国情，既大胆办事，又谨慎小心地伺候老佛爷，最终功成名就，名震天下，连毛泽东也服了多少年。可雷宇呢，在后台时什么事都明白，算得“人情练达即文章”，可一出前台，便书生气十足，把为百姓办事看得重于一切，终于败走麦城。
假若他像任仲夷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步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一种“加官进爵”的结局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真应了一个外国人的分析：“人可以分为两种，正常和不正常。不正常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低于正常，即低能儿和白痴；另一种是高于正常，即杰出人物。某种意义上，杰出人物与低能者更为接近，他们同属于不正常之列，而前者的不正常之处却促使其成功，耐人寻味……”
雷宇无疑是属于“不正常”之列的，无疑属于高于正常人的不正常人之列，他的不正常在于他的不安分，不当“风尘俗吏”，在于他的争强好胜，更在于他的不后悔。海南汽车事件后，不少人都为他把一个好好的前程丢了可惜，为他后悔。他却说，我不后悔！人以为这是气话，是嘴巴硬。谁知几年后，他官复原职，当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依然是毫不迟疑，一边提出什么“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走向世界”，一边继续在中央的改革大政下，总是注意因地制宜，按实际情况决定方针，哪怕自己人微言轻，他照样在自己权限内坚持不误。
但是另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说法：雷宇“失踪”的真正原因是不懂中国改革的类型是“从上至下”的“奉旨思想解放”，妄图实现“从下至上”的“自主思想解放”，这当然要一败再败而至于彻底“失踪”。
雷宇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岁，中国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下，已结束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同步进行”的“第一次改革”，进入了“纯经济”改革的“第二次改革”的新阶段。他却满以为经过十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却不料，从他一到广西之日起，他就像上了篮球场，被“人盯人”了。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朱镕基就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去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 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朱镕基又问是不是雷宇搞的？（1995年，经过采取措施，广西实际只进了46万吨糖，除自己主动查处罚没了将近10万吨走私糖外，绝大部分都返销境外。）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到广西已经58岁了，以这个年龄，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威胁，为何有人老要打“小报告”，要把事情搞得如此颠三倒四？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总有办法。但对于体制性局限，对于各种暗箭，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总是防不胜防。
对于老百姓而言，雷宇这样改革者多多益善；而在现行体制看来，雷宇对“第一次改革”有“杀开一条血路”的先锋作用，而对于“第二次改革”，则只会是添乱了。
作者与雷宇今天的雷宇什么话都不愿说了，是不是明白在“从上至下”的“奉旨思想解放”的先天体制癌症下，无法说清什么？说了也无用？
值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值此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之际，改革者雷宇宁愿继续“失踪”和沉默，太耐人寻味了！
2008年1 月22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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