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漱溟（邓伟/摄）
梁先生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始于1924年，其中断续因袭，1931至1937年 在山东邹平地区的实验为最著者。他的乡村建设以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为经，从教育入手，实行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由乡学、村学行使乡公所和村公所职权，县政府 隶属于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经省府核准。研究院在该县掌权后推行新政，力求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做到自治、自救、自卫、自新，最终达到自 强、自立。在实验中推广合作社，以合作方式统摄经济活动，采用科学技术。他强调振兴农业，提倡从农业引发工业的新工业化道路，逐步发展工商经济。他强调教 化，提倡乡约：德业相助，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同时，移风易俗（如反对缠足、早婚、吸毒、赌博），陶冶精神，改造国民性。
与 梁先生的邹平地区实验并列的尚有晏阳初先生在河北省定县开展的治理农村“愚、穷、弱、私”的平民教育活动，陶行知先生计划筹集百万资金、改造百万乡村。 梁、晏二人的实验均得到中央政府明令支持，分别通告各省选择一县进行实验。此外，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派”，米氏兄弟的“中华报派”乃至阎锡山的“村本 政治派”等纷纷兴起，乡村建设活动一时殊途同归，风云际会。据说，各种乡村建设实验区曾达千余个，形成令人醒目的一股思潮、救中国出水火的一场运动。它的 崛起表明知识界一部分人勇敢地走出书斋，扎扎实实地从事群众启蒙工作，满怀信心地引领人民走出贫穷、落后境地，期待着祖国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他们的忧国忧 民之心及其实践是十分感人的。
这些实验由于1937年日军侵略华北而告中断。梁先生后来慨叹乡村建设的两大弱点：高谈社会改造却依附政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一由衷之言道出乡村建设实验的矛盾所在。（1）实验的目的在于农村自立、自新，它与政权的专制性垄断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2） 土地制度改革是解决农村问题根本环节。不触动土地制度难以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积极性。当然，不能否认，这样的实验有其积极意义。梁、晏等人的思路是：以农村 为基地，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民文化为出发点，以启蒙为切入口，以唤醒农民为标的，进行逐步的、有秩序的农村改造，以达到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全面革新。 这种思路有其稳妥性和可行性，它缺少的只是民主政权做它的护航者而剪除专制政权对它的干扰。
梁 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对立不鲜明、不固定，而社会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则有强大规范作用，整个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伦理本 位”是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社会改造方面，他反对暴力变革，主张和平过渡。他搞乡村建设实验就是企图一个县、一个省地逐步扩大，避免武力拼斗。“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武力统一中国，他认为此路不通。直到1949年大局既定，他还说，武力统一将既无联合又无民主，统一也不会长久。1950年他还认为全国的大局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78、108、114页）然而，吊诡的是，1951年10月 《光明日报》发表他的《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承认“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这些 错、对恰恰都是关键问题：对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认识。是否在作违心检查？梁先生绝不是那种言而无信、随风转舵者。是否有某种无形压力使之屈服？梁 先生绝不是那种胆小怕事、苟且偷安者。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位具有足够自信的学者，积毕生研究所得的坚固信念，竟然在一两年间，在共产党的语境中突然动 摇，明白表示：自己研究所得错了，中共多年所为对了。这确实叫人莫名惊诧。
梁 先生在前述《光明日报》一文中说：“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 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又对于马列主义不 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开两面，始终斗而不乱；而且不断扩大了自己一面而终于制胜 强敌。”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还说：相信了阶级观点，又认为唯物观点有道理，自然也就承认了中共的领导作用。（该书126页）这里叙述的思想转变显得过于简单和牵强，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同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对中共有过相当清醒了解的人在谈论对“阶级斗争”和“中共领导作用”的认识。怎样理解这种如此牵强的反省现象？
当一种你从不相信它会存在的事物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惊慌失措，在匆忙中寻找它所以出现的原因，你的解释一定是相当简单和牵强。梁先生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情形具有普遍性。翻翻50年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的检讨就会知道，普遍存在胡乱上“纲”上“线”的情况。共产党是胜利者，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批判的”，因此，以前对中共的批判性分析用不上了，新的正面解释一时又难于切题，所以就出现梁对“阶级斗争”和“中共领导作用”的牵强附会的认识。
梁先生在中外文化的研究上独树一帜，被称作新儒家开山鼻祖，在社会活动方面贡献卓著，被誉为第三势力代表，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表现了明显不足。如果他了解中共运用“阶级斗争”观念，无中生有地大抓AB团、 社民党、改组派，无中生有地在延安大抓特务，如果他了解中共高层如何在路线斗争名义下进行权力争夺，了解刘少奇为何残死，了解江青为何跋扈，那时，他对中 共这个绞肉机的运转就会有个具体印象。如果他知道列宁如何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列宁如何热衷于“寡头政治”，如果他知道中共权力分布及实际运行状 况，知道“大跃进”如何失败，知道“文革”如何疯狂，那时，他对“中共领导作用”就会有个初步认识。同样，如果他能够把当时毛泽东频频下达按百分比杀人的 指标，成批成批杀戮旧政府投诚人员，以此立威，也就不难懂得中共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未曾陷于乱斗混战的原因。有了上述从理论到实际的具体认识过程，必然会 弥补梁先生原有的对共产党认识的不足。
梁 先生自述：“我对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便没有我。而共产党人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最高利益）的集团，他们 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大理想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心，却是相通的。正是这，决定了我与共产 党人合作之可能。”（《梁漱溟问答录》77页） 这段自白中对共产党人的评价与中共实际状况之间有着一段相当深远的、复杂的、曲折的变化过程是梁未曾破解的。这个过程大致如下：马克思在抽象的意义上描述 过共产主义远景，不断有人指出它的空想性。马克思的追随者多次做过共产主义实验，苏联、中国、柬埔寨都搞过强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冲击，皆以失败告终。看 来，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朝着一个假想的、不能实现的目标奔去，值得为此而流汗流血吗？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激进思潮，表现在《共产党宣言》上就是，这一理 想“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依据这一标准，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以暴力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推行中杀害大量无辜者、饿死成千万劳动 者，这就不仅不是社会进步，而且是对劳动者与无辜者的犯罪行为。这样的激进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共产主义的激进性，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到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时期，均以“极左”著称于世，历代对此不断检讨不断重犯。应该说，这一革命学说由于理论构架的失误，本身就具有急燥冒进性质。除非对这一理论本身进 行改造，否则很难运用于实际。那么，它是如何留存于今日的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不适宜在西欧传播，转移到落后的苏东地区，由此，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列 宁主义，即俄式专制主义。而列宁主义向更加落后的东方传播，则转化为毛泽东思想，即以帝王思想为统率、以游民主义为基础、杂以民粹主义的混合。以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的中共之全部奋斗过程，就是以血腥和残暴的帝王专制代替蒋介石的“训政”专制。中共进行的武装斗争的结果不过是一次新式改朝换代。所谓中共是一个 “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所谓中共“为国家为民族”之心，破解之后才能露出它的真相：这是一个为自己的专制特权而奋斗的集团。梁先生诚心诚意与这样的 集团“合作”，由于目标的差异，机会就非常有限了，尤其是中共建国后，按照毛的观念，民主人士的作用已尽，除了当反面教员外，“合作”的机遇已经难于寻 觅。
梁先生作为学者，有一条高尚的自勉戒律：“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同上书77页）他与中共领袖的来往，一向持这种态度。他说：“我历来敬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共产党朋友。至于彼此见解主张之不同，我以为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确有同可求。”（同上书77页）这方面，梁先生只是在1938年初赴延安时，与毛在改造中国问题上谈过8次， 大体上是毛坚持阶级斗争论和武装革命论，梁坚持“伦理本位”论和渐进改造论。从这些改造的策略交锋中并不能理出彼此的为人品格。此后，梁似乎没有在人品上 对毛有什么怀疑。我想，如果梁能够深思毛在“文革”中推行的造神运动，鼓动的摧毁文化的暴行，掀起的对其部下忠诚性考验的造反活动，对支持“文革”的红卫 兵始靠终弃的反复无常行为，从这些毛发动的社会的大动乱中难道不能窥见一些毛的人品吗？对周恩来，同样可以从他的社会行为中品验他的人品。只要严格地按照 社会表现进行考察，那么，从毛、周在“文革”中的作为看，虽然不至于一下子把他们提升到“暴君”、“佞臣”的高度，总会认识到与之以朋友相处、见解上异中 求同是一种奢求吧？
梁先生是佛教的虔诚信仰者，养成一颗求善之心。他以为投之以善会迎来善报，谁知在现实中，善有恶报并不是稀罕事。1953年9月 一场“九天九地”的风波就是一次善得恶报。毛泽东向梁先生投以极端指责：“杀人犯”、“野心家”、“伪君子”，“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 “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设有，一毫也设有。”这些咒骂所幸没带极下流之语，不象庐山会议上，毛、林、周与彭竟在会上彼此“×娘”不休。不过，梁先生大约没想到，所有这些咒骂其实正是毛多年淤积心中对梁的评价，他原来就是这样看待梁的。为什么1938年毛、梁的延安窑洞对时，毛是那样谦恭有礼，辩论通宵后送梁到门口还说：我们今天的争论可暂不作结论，姑且听下回分解吧。为什么前后如此不同？曰：时势异也。延安时天下未定，还用得民主人士，1953年大权在握，民主人士在毛眼中已变成“乌龟王八”、“牛鬼蛇神”、“乌鸦”、“毒草”，对梁先生等人则是“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毛选5卷355页）。当时由周恩来向与会者作了专门报告，历数梁之种种“罪恶”，还散发1949年2月13日梁在重庆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
这 次会议实际上是针对一个人发动的反右运动，不过没有给梁戴上右派帽子罢了。在以后对他的群起批判中，他认为自己未曾反对总路线的想法被冲得七零八落，连他 的孩子都责备说：“父亲自己好象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这就是所谓“大批判”的人海战术形成巨大的思想威慑，对被批判者是极大压 力。粱先生不免产生了“自高自大”、“狂妄自负”的自责感，甚至连毛咒骂的“杀人犯”、“伪君子”都觉得有根据了。不过，他坚持认为毛采取的办法不妥，不 利于广开言路，“毛泽东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地批判我？我至今觉得还是一个谜。”（同上书142-146页） 梁此时思想所以陷入混乱，归根究底说明他对中共并未认识清楚。毛明白无误地告诉知识界，鲁迅如活到中共统治下，或者坐牢或者沉默，别无他途。这里有现实的 例子可以作证：先觉者林昭，以身殉志，成为孤魂。后觉者启功，一代罕见的书法家、画家、古文物鉴定家，有口无言，只能自贱，以舒积愤：“瘫趋左，派曾右。 面微圆，皮欠厚。”“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自与名，一齐臭。”梁不懂得此中玄奥，所以才捅娄子呀！
1988年梁先生逝世，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祭奠梁先生起草一份梁之“生平”，说1953年“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家属同意。但此句又修改为“受到批评”，几经商讨，家属表示：如不恢复原样，家属拒绝出席告别仪式。统战部约请梁之二位公子面谈，二人认为，当时是“批判”，有毛选5卷 为证，改为“批评”，殊难理解。统战部反复动员二人“以大局为重”。这真是“殊难理解”：“批评”就是大局，“批判”呢，就是小局、无局？难道说“批 判”，毛就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或是人民大会堂就会坍塌？活见鬼！商谈从大会议室移至小会议室，从中午拖至晚饭时间，各不相让。统战部请来民建孙起孟、民盟 叶笃义从中斡旋，仍不相让。中国的汉字就是厉害，“判”与“评”犹如水火，相犯相侵。统战部当时是阎明复主持，这位号称开明的中共部长原来也有顽固之处。 最后只能双方互让：删去1953年此段。如果梁先生有知，听说此事，将会怎样看待中共呢？
梁先生留下之谜尚多，中共留给我们思索的空间更多。让我们逐步破解吧！
（2008.2.1）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