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6年4月10日星期日

朱学渊:记李佩和 Mary 女士,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imgres

按:友人发来一篇记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的感人文章《真正的精神贵族:她的美曾倾倒无数人,她的痛却不为人知》,我本人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学生,李佩女士是我们每一个同学最尊敬的先生,二〇〇一年一月初,一干同学与友人Mary van de Water 等在华盛顿聚会,会后众同学命我作文记念往事,作成后首发于当年三月或四月出版的香港《开放》杂志上,后来有许多网站转发,题目千变万化,但是至今还有人记得。在李佩先生九九之年,重发旧文和新语《真正的精神贵族》,以颂扬她给我们的教诲和榜样。

朱学渊旧文: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对抗强权的"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一律乏善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而已。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 竟误导了亿万百姓,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富国强兵"的画饼。自外于世界的中国,久违了科学的潮流。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国误得"人财两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 common sense);晋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们,无数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一笔勾销,化解了无数消极对抗力量。专制恐怖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寻找"伯乐"和"千里马"的开明风尚,取代了那个活似种姓制度的阶级路线。仇视知识、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终究悟出了:"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对人才的摧残"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没有统属关系,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已经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盘。而"研究生院",还是借北郊"林学院"的"遗址"开张的;那个"北京林学院"也没有死,它是在"四人帮"的时代,被活逼到出林木的云南省去了。一九七六年的"京津唐大地震"还叫人心有余悸;可是那个说是要"几年搞一次"的"文化革命",终于魂归西天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在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

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分和经历的落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气息。而导师中又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普度众生,招了好多个非常有才干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那时,不少省市地方,还思想禁锢、不识时务。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刘平宇同学(何祚庥先生的学生),气势十分蛮横,校方孙景才先生严词以对,叫他们坐了冷板凳 ;后来平宇同学赴美时,"科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刘平宇出国了"的专文,抨击陕西省的恶劣做法。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楣;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学院里也有一种的"团派"的开明空气。因此,我们这个"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生动活泼,就与"教育官僚"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北大"的循规蹈矩,适成反照。

那时间,科学院里的一切都是科学家说了算的。著名的"三元流理论"的奠基者,已故吴仲华教授在文革中曾挨过耳光,这回轮到几十年来第一次加工资(一人几块钱而已),他手握大权,执意要当年的打人者向他道歉;结果,"工人阶级"不得不向他赔罪了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算为自己讨还公道。科学家们说话也很幽默机智,记得有一次钱伟长、谈镐生二先生,陪林家翘先生来院里座谈,林先生不大明白中国的事情,问他们二位:为什么"数学研究所"里又分出了个"系统工程研究所"?钱伟长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解决人事矛盾嘛。"一语中肯,惹得哄堂大笑;而林家翘先生好象仍然摸不着头脑,他大概还没有弄清楚"矛盾"一字的意思。

"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针砭时弊(那时共产党还无贪渎之风)。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北大郭罗基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之罪?"的轰动文章,在阅览室里的那张报纸上,批满了骂毛泽东的文字,院方也睁眼不管,让它挂了许多个日子。中国茫茫大地上,"言论自由"之风,"林学院"里早吹了十年。

那时,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月。这些教习中,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社会理念溢言于表。

Mary1

Mary 和 Lyndall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Mary说话很有见地,有愤世忌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Lyndall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真纯、羞涩和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里。
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他们的公寓洗热水澡;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癯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着厚厚的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正色说:"umklapp,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象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颇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据说,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办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冤大头"。

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手头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汇,象当初清政府派出象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幼童学子,博采各国之长,回国指导改革。科学院也从我们中间选拔了一百多名较年轻的同学,在玉泉路办了一个"出国班"。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同学,也就有了两个门户:"林学院的"和"玉泉路的"。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但还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国的机会。"玉泉路"的同学在耐心等待"组织安排",那时政府大概正在美国、欧洲、日本为他们化钱买路子;而"林学院"里,除了少数有海外关系,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同学外(这就是CUSPEA交换计划之始),则都苦于无门。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大胆向几个同学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结果一试果灵。不出数月,近百名同学从各个美国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于二十一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倒是科学院外事局多事,还要找点麻烦,审查各人的"门路",后来也知道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于是也就网开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华"诸校同学亦循此道时,"林学院"里已经人去室空。此风传到上海,已是几年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博士后了。这几百个自谋出路的同学,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之总和,出国后在学业上也大展风采,资格考试轻车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国各校倍生好感,从此对中国学生大门洞开。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自费"先行者,大多未能入得已与中国政府挂钩的一流名校,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遗有若干不良之后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无惧优胜劣败,立足科技,创业从商。如今世事逆转,当年的"外流人材",一举领来了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民主思想,邓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进来"的理想,却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实现着。

事隔二十年后,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学,从各地赶到美国首都,追寻他们幸运的回忆,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们学有所成的身影和岁月造就的霜鬓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的风发意气。

Mary2

May 和 同学

良师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与我们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和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依然传送着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的朋友。有个同学的回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广州火车站送Mary去深圳,Mary小姐随身携带的,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华同学家中,无意中说到,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们这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如今的美国"专业人士"们,可真不能忘却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曾经伸给过我们的援手。

大家认为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的一件不可磨灭大事,特别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贡献,是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没有她的努力,这个潮流的到来,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在热烈的气氛中,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毛进同、杨晓青、唐一华代表全体与会同学,向Lyndall和Mary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

然而,Mary Van de Water小姐却揭出了一个"秘密":当时,她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包办无效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难当。于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几天后,思想开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议。Mary女士回忆,那天彭平先生背操着双手,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地对她们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 吧"。于是,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留学潮。与会同学都为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经过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国内各大专院校位实权、居要津者,多系"外行领导"或"又红又专"者。尸位素餐犹可原,而红专双全者最为可恶,他们中仅个别人学有所长,大部分人则是搞业务的"废料";平日只会见风使舵说假话,运动中更能狠心整人当先锋;文革中,他们中亦有不少被"冲击",这也就成了文革后重新上台的"本钱"。他们有的只是膜拜威权的奴性,惟独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良心;对于这种毫无廉耻的人来说,充当国民党的特务,日本人的汉奸,或共产党的积极分子,都是随遇而安的事情,只不过无法一身三兼而已。彭平先生则不然:一个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国民党牢狱中的囚徒,屡经路线斗争的共产党人,竟心无余悸,睿智犹存;居权位而褒掖后进,利国利民不顾得失;开风气之先,则毅然决然。正如孟子所曰:"大人者,未失赤子之心者也。"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作就的。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勇气和实践。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启动的这个"自费留学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一个企图包办一切的"大政府",终于发见了自己的"低效"和"无能";而无权无势的千万"小人物",却从中找到了"自我"和"自信"。近百年来的中国,仅少数"精英"、"领袖"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而十亿人众却不许有自强精神。意气高昂的"研究生院"的八百弟子,竟破国门而出,创一代新风,在改革开放中推波助澜,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大业,有不没之功。

我们的祖国已经从一场噩梦中苏醒;然而,是否愿意珍惜和表达对苦难和善恶的记忆,无疑是检验这个民族真将成为一头醒狮,或重新沉沦于醉生梦死的一方试剂。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

写于二〇〇一年初

从玉华:真正的精神贵族:她的美曾倾倒无数人,她的痛却不为人知

imgres-1

   
   
这位老人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1329153455

1、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四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images-1

2、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3、金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刚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燕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马石庄心里一咯噔,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最近,上海大学的博导戴世强带来了苏州豆腐干,顾淑林先生带来了大凉山苦荞米,李佩送给卢鼎厚教授月饼,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分享美食,交流怎么使用微信。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一个老朋友也认为"玫瑰"太轻了,她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imgres-2

4、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1/3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5、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她的背越来越弯,开始只是小锐角,后来角度越来越大。
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与其说她忙碌,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马石庄评价。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说。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来源:中国青年报


1 条评论:

  1. 实际的中年汉子,以及住房共同协助远东与大学生参观相关的第一阶 论文代写服务,从他们自己的成本海外。是绝对没有托福,GRE考试,她个人的实际名称,在美国住房选的大学生。

    回复删除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