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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日星期日

杨光:“六四”不平反,改革没希望


"六四"25年了,丝毫没有平反的迹象。不久前,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五君子"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仅仅因为他们在郝建教授的家里召开了一次有十余人参加的"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政府的拘捕行为显属反应过激,出人意料,不可接受。5年前相同性质的"六四"20周年纪念会并未以抓人论罪收场。在这起事件中,的确有人在寻衅滋事,但不是被抓的人,而是抓人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习近平当局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真相仍将封锁,正义仍将缺席,曾经对"全面深化改革"怀有"不切实际"期待者,如今可以彻底死心了。
以对"六四"的态度而言,如果说习近平相比胡温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显然,他并没有变得更包容、更平和、更宽松,而是变得更激烈、更刻板、更严厉了。目前的态势表明,当局似乎已经做好了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就要让"六四"二字继续敏感下去的思想准备:它不仅依然在官方话语中屏蔽"六四",在公共生活中拼了命地迴避"六四"——就好象那些事情未曾发生过一样,如今它甚至狂妄地想要从公民的私宅聚会中,从我们的个人记忆中强行抹去那一段历史。这当然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当权力超出了界限,政治就会变得荒谬。
在"六四"问题上表现刻板和严厉的背后,习近平当局究竟是强大呢,还是脆弱?是"制度自信"呢,还是制度自馁?是嚣张到有恃无恐呢,还是恐慌到草木皆兵?我们就不好妄下判断了。但一般来说,敢于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不仅是智慧和仁德的表现,也是信心、力量和勇气的表现。孔子说过,"知耻近乎勇",因为做了错事而内心不安,因为错事未得及时纠正而感到惭愧,这就是"知耻";而对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加以掩饰、回避,乃至人为制造话语禁忌,则往往是当政者失德、弱智或者完全失去了自信心的缘故。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康梁外逃,"六君子"殒命,"康党"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八国联军之役,吃尽苦头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痛感"再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她决定从"康党"手里接过"变法"旗帜,甚至打算更进一步,她要"仿行宪政"。然而,刚刚治过变法者的罪,忽而又要亲自号召变法,如此言行反复是没有公信力的。不得已,老太后不得不借"七旬万寿"之机自下台阶,下诏宣布"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在押的"一体开释",罢官的"开复原衔"。此次特赦是对戊戌变法的第一次平反,实际上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平反,不过当局已经明确摆出了让步与和解的姿态。此时,离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还不到四年。不久大清国出访外国的高官大僚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暗中交往,已无忌惮,连上奏两宫的宪政考察报告都是由梁启超当枪手捉刀代笔完成的。
后世史家往往把西太后描述成顽固不化的怪物,但她自己作孽尚能自己弥补,比起当朝"我党"前三代"领导核心"来,倒要开明许多倍!但即便如此,对于恢复历史正义、完成宪政改革来说,慈禧太后将康梁排除在外的特赦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本来,论知识能力、人气资望,康有为、梁启超是主持或协助清廷进行立宪改革的最佳人选,但是,二人直到武昌起义爆发20天之后、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之际才被清廷赦免,此时距二人仓皇逃命已经过去了12年。这是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第二次平反,但是迟到的平反对于两位当事人,以及对于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大业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故而梁启超对法律副大臣的"副省部级"任命无动于衷、坚辞不就。两个月后,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它再也没有机会给当年的变法志士彻底平反了,虽然满清遗老们包括后来成年了的废帝溥仪都认识到了,如果早一点为戊戌变法彻底平反,早一点下定决心走康梁立宪改革的道路,清朝未必没有保全自新的出路。
自己作孽自己平反毕竟不容易,文化不多的慈禧太后尚能如此,其实也很不简单了(何况"康党"确实对她动过"围园劫后"的杀心,流亡后的康有为亦曾不惜巨资对她图谋行刺)。以此而论,刮过"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哪里比得上慈禧太后!邓敢翻毛泽东定下的冤假错案——然而也翻得不够诚实、不够彻底,却没有勇气翻他自己作下的赵紫阳的案子、"六四"的案子,虽然他在九二南巡之际已表现出了一丝愧悔之意:南巡时邓对流亡海外者作出了只要回来就既往不咎的喊话,据说他也曾有过重新起用赵紫阳的想法,但是这些承诺和想法,终究一条也没有落实。


更加常见的平反情形是老子作孽、儿子平反,比如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岳飞在24年之后由宋高宗的嗣子宋孝宗平反,以"谋逆"大罪被杀的于谦在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平反,以"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定性而遭到镇压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在两年之后由胡耀邦推动,经陈云提议,在华国锋、邓小平批准后获得平反。这三个著名案例,平反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反的契机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因为换了皇帝,当初作孽的那位"领导核心"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已经不能再亲自"拍板"了(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高宗尚在世,不过已经离休当太上皇去了)。新皇帝登基之初,往往会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著名冤假错案的方式来昭示仁德、收拢人心,这是中国的传统,虽不可谓之优良传统,却也算得上差强人意,因为平反总比不平反强。
然而,"六四"始作俑者邓小平离世已经十七年了,除李鹏之外的元凶巨恶都已经"见马克思"去了,中南海的主人也已经从第二代传到了第五代。25年二传五,却竟然没有一位能赶得上知错愿改的古人宋孝宗、明宪宗,也没有一位能比得上英灵不远的胡耀邦。政治传统退化至此,不亦悲乎?



平反与改革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很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做起的:苏联的改革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随之对斯大林时期的著名冤假错案予以甄别平反;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始于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翻案、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反。对于改革,政治平反比喊口号、发文件、作决议要可靠得多,比开十次不着边际的三中全会还要可靠得多。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平反之所以能够屡屡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因为平反必然伴随者对旧体制的控诉,而控诉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否定,这就是自我改革的天然源泉和动力。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改革是在夸夸其谈、自我表扬的"三个自信"中发动起来的:你那么"自信",还有什么必要改革?你的下属谁还敢来改革?
曾经有一种略为夸张的说法:平反是改革的敲门砖,拿"历史遗留问题"开刀,是切除旧体制病灶最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但现在有另一种说法,那些看好习近平当局改革前途的人们说,习近平是"百年难见"的"最好的大大",习氏改革不碰历史问题,不平反冤假错案,不提人权和普世价值,拒绝新闻自由,还不时做一些"左倾假动作"以迷惑政敌,不时以强硬集权手腕向权贵阶层和民间社会左右开弓,这是在下"很大的一盘棋",是刻意选择以"打老虎"为全面深化改革举旗开路,这是一条政治上更加安全更加稳健的改革路线。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反腐固然是好事(但选择性过于偏狭的反腐有时也未必是好事),但通常与改革无关,因为改革最需要的是释放体制内外的建设性健康力量,而反腐充其量只是清除了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腐恶势力;改革要的是春风化雨,以善培善、以德建德,而反腐只是以硬碰硬、以恶制恶。政治平反能够轻而易举实现的改革效果,反腐即使反到极限也难以企及万一,如此舍近求远,这是哪门子的稳健改革?
"六四"是当今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习近平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六四"就是试金石:"六四"不平反,改革没诚意,中国没希望。当然,平反"六四"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这是英雄的事业,非斗筲之辈所能为;然而,拒绝平反"六四"也是有巨大风险的,也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因为平反的机会并不总在当政者的手中,若有朝一日局势变化,象清政府崩溃之前后悔莫及的摄政王载沣那样,虽欲平反而时机已失,也就只能愧悔交加,任由同党埋怨、政敌嘲笑、史家责骂了。这个后果,习近平先生想到了吗?

2014-5-14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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