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四"25年了，丝毫没有平反的迹象。不久前，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五君子"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仅仅因为他们在郝建教授的家里召开了一次有十余人参加的"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政府的拘捕行为显属反应过激，出人意料，不可接受。5年前相同性质的"六四"20周年纪念会并未以抓人论罪收场。在这起事件中，的确有人在寻衅滋事，但不是被抓的人，而是抓人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习近平当局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真相仍将封锁，正义仍将缺席，曾经对"全面深化改革"怀有"不切实际"期待者，如今可以彻底死心了。
以对"六四"的态度而言，如果说习近平相比胡温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显然，他并没有变得更包容、更平和、更宽松，而是变得更激烈、更刻板、更严厉了。目前的态势表明，当局似乎已经做好了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就要让"六四"二字继续敏感下去的思想准备：它不仅依然在官方话语中屏蔽"六四"，在公共生活中拼了命地迴避"六四"——就好象那些事情未曾发生过一样，如今它甚至狂妄地想要从公民的私宅聚会中，从我们的个人记忆中强行抹去那一段历史。这当然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当权力超出了界限，政治就会变得荒谬。
在"六四"问题上表现刻板和严厉的背后，习近平当局究竟是强大呢，还是脆弱？是"制度自信"呢，还是制度自馁？是嚣张到有恃无恐呢，还是恐慌到草木皆兵？我们就不好妄下判断了。但一般来说，敢于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不仅是智慧和仁德的表现，也是信心、力量和勇气的表现。孔子说过，"知耻近乎勇"，因为做了错事而内心不安，因为错事未得及时纠正而感到惭愧，这就是"知耻"；而对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加以掩饰、回避，乃至人为制造话语禁忌，则往往是当政者失德、弱智或者完全失去了自信心的缘故。
二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康梁外逃，"六君子"殒命，"康党"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八国联军之役，吃尽苦头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痛感"再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她决定从"康党"手里接过"变法"旗帜，甚至打算更进一步，她要"仿行宪政"。然而，刚刚治过变法者的罪，忽而又要亲自号召变法，如此言行反复是没有公信力的。不得已，老太后不得不借"七旬万寿"之机自下台阶，下诏宣布"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在押的"一体开释"，罢官的"开复原衔"。此次特赦是对戊戌变法的第一次平反，实际上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平反，不过当局已经明确摆出了让步与和解的姿态。此时，离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还不到四年。不久大清国出访外国的高官大僚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暗中交往，已无忌惮，连上奏两宫的宪政考察报告都是由梁启超当枪手捉刀代笔完成的。
后世史家往往把西太后描述成顽固不化的怪物，但她自己作孽尚能自己弥补，比起当朝"我党"前三代"领导核心"来，倒要开明许多倍！但即便如此，对于恢复历史正义、完成宪政改革来说，慈禧太后将康梁排除在外的特赦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本来，论知识能力、人气资望，康有为、梁启超是主持或协助清廷进行立宪改革的最佳人选，但是，二人直到武昌起义爆发20天之后、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之际才被清廷赦免，此时距二人仓皇逃命已经过去了12年。这是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第二次平反，但是迟到的平反对于两位当事人，以及对于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大业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故而梁启超对法律副大臣的"副省部级"任命无动于衷、坚辞不就。两个月后，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它再也没有机会给当年的变法志士彻底平反了，虽然满清遗老们包括后来成年了的废帝溥仪都认识到了，如果早一点为戊戌变法彻底平反，早一点下定决心走康梁立宪改革的道路，清朝未必没有保全自新的出路。
自己作孽自己平反毕竟不容易，文化不多的慈禧太后尚能如此，其实也很不简单了（何况"康党"确实对她动过"围园劫后"的杀心，流亡后的康有为亦曾不惜巨资对她图谋行刺）。以此而论，刮过"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哪里比得上慈禧太后！邓敢翻毛泽东定下的冤假错案——然而也翻得不够诚实、不够彻底，却没有勇气翻他自己作下的赵紫阳的案子、"六四"的案子，虽然他在九二南巡之际已表现出了一丝愧悔之意：南巡时邓对流亡海外者作出了只要回来就既往不咎的喊话，据说他也曾有过重新起用赵紫阳的想法，但是这些承诺和想法，终究一条也没有落实。
三
更加常见的平反情形是老子作孽、儿子平反，比如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岳飞在24年之后由宋高宗的嗣子宋孝宗平反，以"谋逆"大罪被杀的于谦在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平反，以"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定性而遭到镇压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在两年之后由胡耀邦推动，经陈云提议，在华国锋、邓小平批准后获得平反。这三个著名案例，平反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反的契机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因为换了皇帝，当初作孽的那位"领导核心"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已经不能再亲自"拍板"了（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高宗尚在世，不过已经离休当太上皇去了）。新皇帝登基之初，往往会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著名冤假错案的方式来昭示仁德、收拢人心，这是中国的传统，虽不可谓之优良传统，却也算得上差强人意，因为平反总比不平反强。
然而，"六四"始作俑者邓小平离世已经十七年了，除李鹏之外的元凶巨恶都已经"见马克思"去了，中南海的主人也已经从第二代传到了第五代。25年二传五，却竟然没有一位能赶得上知错愿改的古人宋孝宗、明宪宗，也没有一位能比得上英灵不远的胡耀邦。政治传统退化至此，不亦悲乎？
四
平反与改革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很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做起的：苏联的改革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随之对斯大林时期的著名冤假错案予以甄别平反；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始于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翻案、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反。对于改革，政治平反比喊口号、发文件、作决议要可靠得多，比开十次不着边际的三中全会还要可靠得多。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平反之所以能够屡屡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因为平反必然伴随者对旧体制的控诉，而控诉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否定，这就是自我改革的天然源泉和动力。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改革是在夸夸其谈、自我表扬的"三个自信"中发动起来的：你那么"自信"，还有什么必要改革？你的下属谁还敢来改革？
曾经有一种略为夸张的说法：平反是改革的敲门砖，拿"历史遗留问题"开刀，是切除旧体制病灶最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但现在有另一种说法，那些看好习近平当局改革前途的人们说，习近平是"百年难见"的"最好的大大"，习氏改革不碰历史问题，不平反冤假错案，不提人权和普世价值，拒绝新闻自由，还不时做一些"左倾假动作"以迷惑政敌，不时以强硬集权手腕向权贵阶层和民间社会左右开弓，这是在下"很大的一盘棋"，是刻意选择以"打老虎"为全面深化改革举旗开路，这是一条政治上更加安全更加稳健的改革路线。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反腐固然是好事（但选择性过于偏狭的反腐有时也未必是好事），但通常与改革无关，因为改革最需要的是释放体制内外的建设性健康力量，而反腐充其量只是清除了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腐恶势力；改革要的是春风化雨，以善培善、以德建德，而反腐只是以硬碰硬、以恶制恶。政治平反能够轻而易举实现的改革效果，反腐即使反到极限也难以企及万一，如此舍近求远，这是哪门子的稳健改革？
"六四"是当今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习近平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六四"就是试金石："六四"不平反，改革没诚意，中国没希望。当然，平反"六四"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这是英雄的事业，非斗筲之辈所能为；然而，拒绝平反"六四"也是有巨大风险的，也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因为平反的机会并不总在当政者的手中，若有朝一日局势变化，象清政府崩溃之前后悔莫及的摄政王载沣那样，虽欲平反而时机已失，也就只能愧悔交加，任由同党埋怨、政敌嘲笑、史家责骂了。这个后果，习近平先生想到了吗？
2014-5-14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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