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崩潰——中國當前的刺激消費政策爲什麽會失敗？
自從去年年底中國各地逐漸放開封控以來，今年年初還積極向好的樂觀主義情緒很快就遭到了連續打擊：經濟恢復并沒有如期而至，反而隨著一連串企業爆雷、巨額政府債務不堪重負、進出口貿易連續幾個月下降、房地產市場大蕭條、青年失業率保守統計超過20%、通貨緊縮、流動性陷阱、供應鏈轉移、資本外流、外商直接投資（FDI）一路暴跌、印花稅減半卻未遏止股市哀鴻遍野……中國經濟衰退形勢非常嚴峻，《紐約時報》說中國經濟出現了"殭屍化"，并且可能長期停滯不前。
8月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出台《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其中包括旨在恢復和擴大消費的20條措施，主要涉及"優化汽車購買使用管理，擴大新能源汽車消費，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家裝家居和電子產品消費。擴大餐飲服務消費﹔豐富文旅消費，全面落實帶薪休假制度。開展綠色產品下鄉，完善農村電子商務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推動特色產品進城，大力發展鄉村旅游"等措施。
但在經濟學家看來，靠20條措施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前景十分悲觀。目前中國并未推出"大爆炸式"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居民收入不增反降的情況下，這20條刺激措施能否見效令人懷疑。BBC中文表示："對於刺激消費而言，增加居民收入是中期因素，短期來看，信心不足更爲關鍵。"
在經濟衰退形勢下，爲什麽提振市場信心這麽難？這個問題很宏大，本文僅從經濟學和社會學角度，嘗試對這個問題做出原理性解釋：在社會風險加劇的情況下，消費行爲應視爲一種風險尋求行爲——要鼓勵風險尋求行爲，就要從風險感知著手，這時候充分利用"佩爾兹曼效應"，理論上是可以達到短期内恢復消費活力之目的的，但是顯然中國政府沒有這麽做，這是因爲深陷"高風險社會"的國家無法剋服市場信心崩潰的問題。
在追問這個問題過程中，我們將初步探討經濟學概念"佩爾兹曼效應"的社會學内涵及其與市場信心之間的關係，并嘗試進一步發展"風險社會"理論。最後，我們將解釋爲什麽信心崩潰對修復"高風險社會"構成巨大阻力。
1. 什麽是"佩爾兹曼效應"？
1998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兩名經濟學家，在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發表一篇研究報告顯示，原本旨在保障殘障人士就業公平、增加殘障人士就業率的《美國身心障礙者法》（ADA），反而致使各適齡段殘障男性以及40嵗以下殘障女性就業率暴跌。
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 Sam Peltzman 看來，這項研究（與其他幾項同類型研究一起）恰好驗證了著名的"佩爾兹曼效應"（Peltzman effect）。"佩爾兹曼效應"是得名於 Sam Peltzman 本人發表於1975年的一項爭議性研究。在研究美國汽車安全法規時，Sam Peltzman 發現，安全法規并未降低美國高速公路死亡率：即便安全法規降低了事故死亡風險，司機在駕駛時卻傾向於更加冒險了，比如超速行駛的情況反而增加了——這就抵消了安全法規本應達到的預期效果，違背了制定安全法規的初衷。
"佩爾兹曼效應"引起了較大爭議，同時使用者也對它進行了多種解讀。在最狹義層面上，"佩爾兹曼效應"指人們可能根據法規來調整自身行爲，結果導致法規的預期效果被抵消，出現適得其反的情況。用 Sam Peltzman 自己的話來説，就是"法規爲部分或全部抵消法規的預期效果創造了行爲誘因"，這類行爲有時也被稱爲"抵消行爲"（offseting behavior）。
雖然有不少研究對狹義的"佩爾兹曼效應"提出挑戰，但是不斷驗證這一效應的研究也同樣多。比如2012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在研究駕照計分制度時，發現該制度確實對駕駛行爲產生了震懾效果，大大提高了安全帶使用，卻沒有對危險駕駛行爲產生影響：雖然降低了車内人員傷亡數據，但是增加了非車内人員（比如路人、行人）傷亡數據——這就恰好驗證了狹義的"佩爾兹曼效應"。從80年代起，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們開始在"佩爾兹曼效應"基礎上，相繼提出較廣義的概念，包括風險補償（risk compensation）、風險恆定性（risk homeostasis）和行爲適應性（behavioural adaptation）理論。這一系列廣義"佩爾兹曼效應"旨在説明行爲人在感知風險或爲應對變化時，可能出現不符合對行爲人預期的行爲，這類行爲既可能是針對改善風險所作努力的副產品，也可能是針對這類改善舉動做出的一般適應性調整和改變。
換一種説法，就是：爲改善風險做出的政策性調整，可能導致行爲人爲了適應政策性調整，又產生出意想不到的結果——這種結果既可能是新風險，也可能是一般的副產品。2020年，加拿大研究者在研究滑雪教練佩戴滑雪頭盔的情況時，傾向於將風險補償理解爲：行爲人通常根據感知到的風險水平來調整自身行爲——在感知到較大風險時，比較小心一些；在感覺受到保護時，則比較冒險一些。
從上面的情況來看，在經濟社會學意義上，廣義"佩爾兹曼效應"要説明的情況包含兩層意思：1. 在面對風險但是受到保障的情況下，人是傾向於風險尋求的；2. 反之，在面對風險但是人感知到所受保障不足以抗拒風險的情況下，人的行爲是傾向於保守的。
在面對同一種經濟衰退風險的情況下，假如我們將家庭縮減開支，視爲一種保守性消費行爲，而將在察覺危機突顯以前的正常開支、乃至某種程度的超前消費視爲風險尋求的消費行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在面對風險但是受到保障的情況下，家庭理論上仍然可以維持以往正常開支、乃至達到某種程度的超前消費；反之，在面對風險但是人感知到所受保障不足以抗拒風險的情況下，家庭會縮減開支來應對風險。
這種假説也意味著：人在感知到風險的時候，跟在沒有感知到風險（或者在感知到風險但同樣感知到有力保障）的時候，可能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消費行爲——在假定刺激消費政策可能引發"佩爾兹曼效應"的情況下，顯然刺激消費可能出現適得其反的情況。
但是假如用保障型消費政策來代替刺激型消費政策，情況又會如何呢？顯然可能會出現另一種情況：刺激型消費政策可能由於發生"佩爾兹曼效應"沒能刺激消費，保障型消費政策同樣也可能發生"佩爾兹曼效應"——但是保障型消費政策的"佩爾兹曼效應"是怎樣的呢？保障型消費政策可能降低消費者對風險的感知，或者讓消費者感覺受到了保障，而出現風險尋求的消費行爲——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往常的正常開支，甚至反而出現一定程度超前消費（包括負債和借貸）。
但是陷入通貨緊縮的國家，通常急於依賴刺激型消費政策，降價、分期、減稅、發錢、放貸以及增加帶薪假期，實際上都不是讓缺乏安全感的家庭放棄縮減開支的理由。一個很簡單的現象就是房價越是下跌，買房的民衆會越少；但是在國民收入沒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逆市漲價又遇到新的困境，一樣不能提振市場信心。
保障型消費政策，需要首先考慮的，不是急於要家庭花錢，而是要消除每個家庭的後顧之憂。生病、負債、斷供、失業和破產，以及保險公司不保險、政府公信力破產，都是危及到普通家庭開支規劃的沉重負擔。以政策化手段，救濟和補貼普通家庭，緩解普通家庭債務危機，可以在短期内激活普通家庭的消費能力，但是中國政府反復重申不支持福利主義，寧願把錢填進國有企業無底洞，也不救濟民衆。因爲中國政府與民衆實際上是互不信任——政府不相信民衆領到補貼后會把錢花出去，民衆也不相信政府應急政策有助於在高風險時期保障家庭平安度過困難。相反，政府一貫是只相信依賴國有企業的掌握國家命脈的力量，因爲保不住國有企業就保不住紅色家族的江山。
從這裏可以看出來，中國社會出現的"信心崩潰"現象，事實上有雙重含義：表面上看是民衆對政府信心崩潰，其内核是政府對民衆信心崩潰。這是一種民衆與政府互相敵對現象，也是非民選政府不可避免的弊病和陷阱。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節講。這裏要說的是，要提振市場信心卻不保障家庭，最終只能進一步加速信心崩潰。但保障型消費政策并不一定跟歐美福利國家的福利政策完全一致。在中國當前形勢下，保障型消費政策是一種應急的福利政策，是福利挂鈎誘導消費，是便宜之計，是用保障風險的方式來誘導在經濟困境中風險尋求的消費行爲。哪怕只是作爲救急政策，且只在一二綫城市執行，其所耗費的財政開支，也是遠低於填補國有企業的巨額虧空，其對於提振市場的信心卻比補貼國有企業更加立竿見影。
但是這種雙重信心崩潰是怎麽來的？這裏就不得不追問中國的"高風險社會"是怎麽形成的。
2.什麽是"高風險社會"？
上世紀90年代，有關"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的討論曾經風靡一時。這個概念是已故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在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災（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台譯"車諾比核災"）事故之後提出來的。
"風險社會"早期概念指的，是有別於前現代社會之前就存在的、因爲自然或者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的風險（比如地震、洪水、瘟疫等等），這種風險往往是工業化社會的產物，是人爲造成的。回到這個概念提出的語境中，"風險社會"不但指人類往往難以察覺到的危險，還指各種有害污染以及食品衛生安全，可能對動植物和人類社會造成短期或長期威脅。
如果說"工業社會"製造和分配產品，"風險社會"則製造和分配工業社會產生的副產品：這些副產品是工業社會預期之外的產物。到後期的時候，Ulrich Beck 將風險表述成是"對大災難的預見"，這時候風險除了指生態危機，也指全球性金融危機等等。儘管風險並不是大災難的同義詞，但它是被感知到的大災難的現實性，即便風險自身是有爭議性的——風險的現實性恰恰就緣於不同群體互相對立的判斷。提出"風險社會"概念有其歷史背景，也有一定爭議性，但是大體上這個概念已獲得普遍承認，并且體現在主要民主國家的相關政策中。盡管如此，不管是具有前現代性特徵的具有自然或不可抗力因素的災害，還是全面進入工業社會以後由人爲因素引起的風險，既不是均質性的，也不是同質性的。這就使得某些社會或者某些時代具有的風險，明顯高出其他社會或其他時代。恰恰因爲這個原因，"高風險社會"就不得不納入到風險社會議題中。
不但同一種風險在不同國家、或者在同一國家不同時代的風險程度是不一樣的，有一些作爲工業社會副產品的風險還不一定普遍存在於每個工業化社會。前者比如看上去洪水是典型的自然災害，依據 Ulrich Beck 的説法就是現代社會以前就有的危害之一。如果政府在災害應急管理上出現嚴重疏漏（比如非法開發傳統蓄滯洪區，或者未經告知民衆就開閘泄洪既造成災民財產損失，又導致災民無法撤離），導致災情擴大、災害加重，那顯然屬於人禍之列，就接近 Ulrich Beck 所説的"風險"。反之，如果政府管理得當，人禍降至最低，則不能稱之爲上述意義上的"風險"。與此同理，一場小型傳染病，因爲政府疾控應急管理得當，沒有造成大範圍傳播，很難説它不是前現代社會就有的災害。但是反過來，如果政府刻意隱瞞，導致民衆盲目樂觀或者地方沒有及時采取防控措施，多次引起像SARS和COVID-19這樣的全球規模的大流行，并在防疫過程中，用野蠻而且不人道的手段對付感染者，乃至造成大量饑荒、破產、絕望和大量人畜染疫死亡，包括導致自殺率飆升……你同樣很難說這些不是"風險社會"的人爲災害。
後面一種情況是指工業社會副產品，也包括專制主義、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等現代國家政府形態，以及列寧-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恐怖主義等極端意識形態及其造成的災難性後果。這些東西都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但是卻并不普遍存在於每個工業社會中。比如在毛澤東主義盛行的年代，以中央下達殺人指標來進行所謂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央錯誤指揮大躍進運動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人口數以千萬計，通過煽動文化大革命製造全國性迫害和暴亂導致武鬥死傷慘重和人口自殺率飆升……像這些情況不管以哪種定義都是災難級別的。毫無疑問，可能產生這類人類浩劫的時代或社會形態，具有高風險特徵——不管這類災難是已經發生，還是尚未發生，只要是某種社會形態在一個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導致這些災難，那顯然相對於不容易發生的地方來説，更容易發生的地方就是高風險的。
與此同時，高風險社會還有復發的可能性。比如在社會形態沒有發生實質性轉型以前，發生過毛澤東主義災害的國家，在沒有清算毛澤東主義的情況下，即便通過改革開放來獲取相對平靜的三十年發展，期間大規模社會動蕩和騷亂，至少在公開層面上減少了，但是專制體制并沒有改善，甚至反而在專制體制上更進一步，走向習近平主義或新極權主義，并且不斷加緊擴大迫害人權和搶掠私產的規模，乃至於可能走向侵略主義道路。這些情況都説明高風險社會可能具有復發性。最能説明這種復發性的例子還有SARS和COVID-19時隔不到20年兩次在同一個國家爆發，其原因都是由於該國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竭力掩蓋真相，導致疫情失控，并且蔓延到全世界——且在該國政府并未實現政治轉型的情況下，該國再次作爲下一次大規模瘟疫爆發發源地的風險，仍然要比發生其他國家高出很多。
也就是說，"風險社會"概念在較大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結果，這仍然是受限於理論提出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所致。有缺陷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并不能理所當然地當成是工業社會的合法產物。如果人爲災難風險發生在某些地區比在其他地區更容易爆發，你很難否認這些地區是高風險地區，即便在特定時代風險並沒有顯露出來。固然國家主權理應受到尊重，而且有缺陷的政治形態也應該得到尊重（比如新加坡有缺陷的法治和土耳其有缺陷的民主），但是大規模迫害自己國民，或者不斷給國民造成饑荒、瘟疫、内亂和不安全感，加劇國民死亡，導致自殺率飆升的"高風險社會"，無論如何不能得到諒解。
當然，同樣不可低估的還有"高風險社會"的經濟風險。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經濟風險的最典型體現，也是擾亂正常經濟秩序、造成貧困和饑荒的罪魁禍首。在當代社會，不合理的經濟分配制度同樣構成多重風險。比如大規模補貼國有企業，並由政府暗中支持進行商業情報竊取和智慧產權盜竊，對國際社會造成風險。外國企業遭到中國政府以反腐敗和反間諜之名的反復騷擾，也是經濟風險升高的重要跡象之一。
又比如在經濟衰退時，過度補貼競爭力低下、官僚主義嚴重、虧空驚人的國有企業，造成資源分配嚴重不公，導致家庭負債危機得不到救助。再比如特供體制和高幹病房，過度占用公共資源和嚴重浪費納稅人的錢財，造成資源分配嚴重不合理——比如2013年《證券日報》和《法制日報》援引中國原衛生部副部長慇大奎的話說，中國80%政府醫療投入爲850萬黨政幹部服務， 這些錢本可以用在全民免費醫療上。如果説政治風險是直接造成動蕩，經濟風險則加劇社會不公和社會矛盾，并且同樣存在間接造成社會動蕩風險。眼前正在抬頭的經濟大衰退，根子上還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缺陷造成的風險。Ulrich Beck 聲稱"風險社會"是工業化社會取得成功的副產品，相比之下，"高風險社會"更像是因爲工業化社會不成功或者只部分成功所導致的畸形產物。加重高風險的因素，除了這些畸形產物之外，還可能跟人口基數、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等次要因素有關。比如同樣發生嚴重經濟危機，發生在柬埔寨與發生在中國，風險程度可能就完全不同。作爲一個有較大國際影響力的高風險實體，政治、經濟和制度性風險不但可能危及本國，還可能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比如相對於"中國威脅論"，"柬埔寨威脅論"就未免有點牽强。
但"高風險社會"不是與"風險社會"并列的一個概念，而是基於"風險社會"層面上多出來一些其他地方沒有的風險因素——正是這些因素，使得某些地方發生人爲災禍的風險要高出其他地方。也就是説，"高風險社會"具有"風險社會"的同類風險，比如生態問題和食品衛生安全問題，但是在此之上還可能存在一般"風險社會"所沒有的政治經濟風險和意識形態風險。
那麽中國是否正處在"高風險社會"中？除了文章開頭提到的一系列風險，還有地緣政治風險、台灣海峽戰爭風險，
以及后疫情時代的政治動蕩，包括專制政府中央權力得到進一步加强，以反腐敗（包括最近的醫療反腐）和反間諜之名的社會運動正在加劇擾亂社會秩序，由經濟衰退和京津冀等地洪災導致的民憤進一步攀升，反日本排放核廢水的政治宣傳對中國沿海漁業造成沉重打擊……一系列問題都表明，中國目前正處在"高風險社會"階段——其中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是由政治制度缺陷（沒有法治的一黨專制）和經濟制度缺陷（權貴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造成的，與此同時，個人崇拜和（從中國網民極端親俄仇烏、仇日、仇美、仇台言論可以看出）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也在升溫。這些情況是在"風險社會"概念之上多出來的風險（有關中國的"風險社會"，暫時不是本文探討課題），不一定是其他"風險社會"也有的共同特徵。雖然不能以危機數量來機械衡量社會風險的嚴重程度，但是當以上種種危機叠加起來，至少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社會正處在高風險之中。因此，可以説"高風險社會"是種制度化的社會現實，是現代國家在制度化過程中產生的社會性風險。"高風險社會"之存在，意味著"風險社會"并不是均質的，也不是同質的，而是可能往某些薄弱環節集中的。
3. 高風險社會和信心崩潰
處在高風險社會中，不但一般政府政策出現"佩爾兹曼效應"的風險會升高，中國獨特的碎片化的威權體制和財政放權導致的地方主義，也可能導致政策或者得不到有效實施，或者實施效果大打折扣，
最終還可能導致"佩爾兹曼效應"產生出其他風險。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只有利用好"佩爾兹曼效應"，才能降低政策出現"佩爾兹曼效應"的風險。保障型消費政策比刺激型消費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期作爲應急手段，更能夠解決市場消費動力不足的問題，爲家庭免除後顧之憂。對於決定縮減開支的家庭來説，并不會因爲收到一張商場優惠券就去購買生活中沒有那麽必要的商品。但是如果依照政策，這個家庭在一年内，每個月按時拿到一張這樣的優惠券，性質就完全不同了，因爲這種情況實質上是一種類似契約性的保障救濟，其對提振市場信心的意義，肯定要大於鼓勵帶薪假期和推動綠色家電下鄉。
但是問題就出在這裏：中國政府與民衆互不信任。中國的社會信用系統，表面上看起來是糾正企業和個人誠信缺失（事實上考慮到發生"佩爾兹曼效應"的可能性，其真實效果存疑），但由於缺乏司法獨立，事實上也可能被用來加强社會控制和監控國民。
如果對比看中國維穩開支多次超過軍費（有報道提到2011-2013年閒以及2020年閒超過國防開支的情況），政府對民衆的警惕就可見一斑。從2012年起實施網絡實名制到2022年經過"天網系統"改造，中國安裝監控攝像頭可能達到6.26億個， 以及全面手機監控、網絡監控和人臉識別技術大規模投入到社會監控體系中，還有超過60萬個境外網站遭到中國網路防火墻封鎖， 從這些情況來看，你很難認爲中國政府對自己國民有絲毫信任可言。中國民衆是否也信任其政府呢？這個問題遠比看上去要複雜。根據愛德曼（Edelman）與北京清華大學國家形象傳播研究中心每年發佈一次的《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中國報告》，中國至少從2018年至2023年閒，民衆對政府信任度幾乎年年蟬聯世界第一，甚至在2020年信任度一度高達95%。
愛德曼全球總裁 Richard Edelman 甚至諷刺説，公衆對民主國家的信任崩潰了，因爲最值得信任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民主國家。 而根據愛德曼的報告，美國政府的信任度居然常年處於全球墊底位置。根據2020年哈佛大學 Ash Center發佈的民調，也顯示中國民衆對政府滿意度高達93%，但是該報告同時明確指出，在中國做民調的條件不理想，因爲中國禁止外國人做民調。 其言外之意就是，這種民調結果實際上是不可靠的。但既然中國禁止外國獨立民調機構做民調，爲什麽又允許愛德曼做民調呢？這是因爲中國政府特許愛德曼跟北京清華大學國家形象傳播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這個國家形象傳播研究中心是一個做國家形象包裝、公關和傳播的智庫機構，其創立宗旨就是對中國的國内外形象進行包裝， 跟這種專門負責美化中國形象的機構合作無疑政治取向特別明顯。儘管《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中國報告》缺乏可信度，而且針對不允許獨立民調的國家政府信任度調查也是毫無意義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專制和非民主國家，民衆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是被脅持的——由於這種原因，即使獨立民調數據不受任何形式干擾，這種數據也説明不了任何問題，并且根本不能用來説明政府的支持率和可靠程度。
由於中國政府封鎖互聯網，加强新聞審查和輿論監控，密切監視獨立調查，並干擾外國媒體、組織及機構介入中國社會，中國社會處於"信息繭房"中，公衆在不能翻墻的情況下所能接觸到的信息主要來自經過層層審查、上下統一口徑的宣傳。在此之上還有數量龐大的"網絡評論員"，負責引導話題、增加熱度、刷好評、傳播所謂"正能量"以及攻擊和打壓異見——總之，製造黨國想要的輿論效果。根據法廣（RFI）2014年粗略統計，中國政府登記在冊的"網絡評論員"可能超過50萬人。香港《明報》2015年披露一份文件顯示，共青團擬定在各省招攬1050萬名"網絡評論員"。跟哈佛大學研究者2016年發佈的報告顯示，中國的"網絡評論員"每年在網絡上發表高達4.88億條留言。
在中國政府强大宣傳攻勢和輿論引導手段的多重干預下，不能排除中國政府的支持率、滿意度或信任度得益於長期誘導和培養輿情引發的從衆效應。中國政府最近一次公信力破產危機，是以"造謠"之名懲戒八名武漢肺炎吹哨人。從那以後中國社會不斷湧現出來强烈的不安全感，從搶糧、搶物資、搶退燒藥到搶鹽，期間還在2022年年底爆發了一場全國性反封控示威運動。假如中國民衆真有像愛德曼民調那樣信任政府，政府一再告誡公衆不要哄搶物資，爲什麽民衆卻聼不進去？我們不得不追問：中國民衆從堅決支持到轉向强烈抵觸清零封控政策，這期間是否經歷了對政府政策的强烈質疑？
中國民衆從三年清零政策至今感到的不安全感，除了體現在恐慌性哄搶物資上，還體現在對不斷爆出的斷供潮、法拍房、存款維權、破產歇業等坏消息可能加重公衆對危機的切身認識，此外還有唐山打人事件、鐵鏈女事件、胡新宇事件、鴨脖事件引起軒然大波——這類消息充斥著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有別於官方媒體釋出的積極訊號——這些與現在家庭在經濟衰退風險面前縮減開支的不安全感，是同一回事。即便中國民衆基於愛國情懷和民族主義狂熱，（尤其在涉及國際糾紛的時候）在情感上支持中國政府，但是在關切到自身安危和切身利益之時，中國民衆顯然要務實很多。另外，值得一提的一個現象是：即便較支持中國政府的民衆，也認爲政府腐敗嚴重，即使政府持續不斷地打擊腐敗近十年，民衆對於"腐敗仍然普遍存在"的看法，同樣表明民衆對政府持懷疑態度，儘管事實上中國政府清廉指數從2013年排名第80上升到2022年第65名。
每一件引起不安乃至恐慌情緒的公共事件，都在加劇公衆對社會和對政府信心之破產。雖然2020年有一項研究表示中國社會互信互助程度正在提高，
另一項調查卻表明只有19.3%的中國人信任鄰居，其餘絕大多數都不信任鄰居。 連鄰居都不信任，怎麽能説不存在普遍性的社會信任危機呢？在經濟危機面前，民衆并沒有加深對政府的信賴度。不但因爲政府沒有做出有利於籠絡民心的舉動，也沒有關切和改善民生諸多困難，民衆沒有理由在經濟蕭條時，對不作爲、也沒能力改善現狀的政府提升信心。中國政府企圖通過反腐敗和挑起反日、反美、反台情緒來爭取民意，實際上是凌空蹈虛。這些沒一樣關切到民生，反而所謂醫療反腐可能重創平民需要的醫療服務，過度煽動反對日本排放核廢水還意外打擊到本國沿海漁業。這一切問題的核心還在於政府不信任國民，非民選政府并不把民生作爲首要關切，而是將自身政權安危放在首位。這些問題都出在制度性缺陷導致的"高風險社會"。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不斷攀升的經濟風險，以及政治運動（反腐、反間諜等）製造的緊張氛圍，包括劍拔弩張的戰爭挑釁，不斷擾亂公衆注意力，不斷製造不安情緒。公衆在感知風險升高且缺乏福利保障的情況下，自然縮減開支。而政府片面加大對國有企業補貼，對於創造更多就業的中小型私營企業，卻沒有實質性救助拿得出手。政府一方面做出"能不捕的不捕丶能不訴的不訴丶能不判實刑的不判實刑，能不繼續羈押的及時予以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這種非常不專業（其實公然違反法治精神）的鼓勵，
一方面對遭遇危機的私營企業見死不救，顯然不能穩定私營企業信心。雖然中央一再强調私營企業重要性，但是僅限於此。政策性幫扶和財政救助完全是兩碼事，這就像給快餓死的人烤火，除了烤出肉香味之外，并不能緩解燃眉之急。隨著市場風險逐步擴大，與家庭縮減開支相應，私營企業因爲得不到政府救助將不得不減少投資，或者甚至縮減原有規模。在重重危機面前，既不能救市場，又不能救信心，光靠重複政策性幫扶和鼓勵，不過是空頭支票。在政府負債不斷擴大，可分配財政資源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頑固地補貼虧空巨大的國有企業，對於民心和市場是雙重打擊。有人將這種惡性循環稱之爲向下螺旋，確實是這樣的情況。
假如中國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救權貴、救政權，而是救民生、救市場，通過保障性福利政策穩定信心，及時制止信心崩潰蔓延，如前文所講，事實上是可以達到目的的。然而很不幸，中國政府陷入了向下螺旋的惡性循環。
中國的"高風險社會"典型表現爲制度性缺陷誘發一系列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這些風險既可能與后工業時代一般"風險社會"的典型危機一起發酵（比如SARS跟COVID-19），也可能導致其他災禍（比如2023年河北洪災中的人禍因素）。在風險不斷兌換成現實的情況下，政府與民衆互不信任，使得雙方不安全感急劇攀升，由此導致被迫做出犧牲的執政成本（比如維穩開支）和經濟成本（比如由經濟制度的缺陷引發的經濟危機）越來越大。這既是非民選政府的根本缺陷所在（因爲不需爲民意負責，只需向上級負責），也是缺乏法治所致。事實上，法治是政府與民衆的契約，信心就凝聚在這裏。即便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政府表現出較大比例的批評態度，政府沒有必要無窮無盡地疲於應付維權事件，因爲政府相信法律能夠爲民衆解決問題，民衆除了保有合法聲討權力的權利外，再懷疑政府的民衆也會訴諸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是在中國，這種情況就成爲一種奢侈：中國政府和民衆既沒有契約存在，就沒有必要遵守契約精神。政府不守法，也不保障民衆，在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加劇時，也不救濟民衆，民衆缺乏安全感是不會逆流而上用擴大消費來主動尋求風險的，畢竟在這種情況下，民衆也沒有爲政府無條件犧牲的義務。
如果情勢再惡化下去，不排除中國政府有可能效仿韓國金泳三政府在1998年外匯危機期間號召民衆"捐金救國"。但是中國民衆與政府關係，跟民主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數據顯示，中國在2022年9月總債務占GDP高達295%，超過了美國的257%跟歐元區的258%，這些債務主要來自於家庭、私營企業及地方政府。
家庭沒有福利政策兜底，私營企業得不到政府救助，中國社會日前高漲的愛國主義熱情究竟還能榨出多少油水令人懷疑。最後，本文認爲，中國推行的刺激消費政策恐怕難以達到目的。更加切合實際的做法是對家庭和私營企業進行應急保障救助，才能較有效實現經濟恢復。但是中國政府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由於政府和民衆互不信任，中國社會出現了信心崩潰的跡象，這使得政府加大補貼國有企業，不予家庭和私營企業兜底救助，而家庭則縮減開支來應對經濟衰退（私營企業也相應地縮減投資規劃），這樣就呈現出一種向下螺旋，很不利於經濟恢復。這樣的情況表明，中國社會現在進入了高風險階段，并且沒有改善跡象。
David Wallace-Wells. 2023年8月24日. "中國經濟「殭屍化」對全世界意味著什麼."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3年9月1日查閲.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30824/what-can-replace-china-as-a-global-economic-engine/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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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系列研究仍主要是圍繞公路交通安全來進行的，雖然也拓展到了運動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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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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