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争在本地抬头，对象是国家和政权，这在香港史上是第一次，需要理性分析。当「鸡蛋」变成「砖头」之际，有些人不再予以支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人固然可敬，但关键问题是，「鸡蛋」是否应该永远是「鸡蛋」？
一、港陆政权「反暴力」
「鱼蛋革命」发生后，特府强辞「反暴力」，却被视为放火州官，可能因此觉得需要抛出「暴警」朱经纬，让他接受刑事审查。应该早就做的事拖到现在才说会做，平白让勇武派多记一功：若不是他们用了「对等武力」，就不能迫使当局承认警察「可能」犯错！
特府在此事上进退失据，等同鼓励了勇武派继续使用暴力，但毕竟它表示了有意让出一子，就起码没有北京政府那么大剌剌的虚伪，一面坚持逢年过节在天安门上挂上暴革老祖宗马恩列毛的巨像，一面发动港陆喉媒大事抨击本土派及其支持者的「对等武力」理论和行动。这个以暴为本、出坦克搞大屠杀还那么理直气壮、至今一直使用暴力掳劫等行径维持统治的政权，忽然义愤填膺要声讨民众的掷石暴力，无疑可笑也欠缺说服力。
二、孙文革命与暴力
暴力不可歌颂，因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九成九倚赖和平环境。但是，「鱼蛋革命」之后的「反暴力」声音出现绝对化倾向，也有问题。现时「反暴力」一方最流行的说法是「一切暴力都是错的」，最常用的左证例子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布宾派搞的革命暴力。芸芸众声中，吕大乐教授提供了一个稍微不同的说法，认为「一切暴力发生的时候都是错的，几十年之后或有各种理由改变原先的判断」。这个说法有问题，我们只需以之观照大家都熟悉的孙文革命（1911），便知不妥。
认同中华民国的人视孙文为「国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论述里，也尊称他为「革命的先行者」；然而，绝大多数人包括写历史的人，都有意无意把孙文革命的暴力因素方便地忽略掉。其实，从很早开始，孙文就是一个暴力的理论者和实践者，他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都是彻头彻尾的暴力组织；孙文革命的招牌事件「武昌起义」，在清政府眼里，那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暴力动乱；「黄花岗72烈士」更都是如假包换十恶不赦的暴徒，死有余辜。
按照吕教授的说法，无论我们现在怎样正面理解孙文革命和孙先生及他的同志们的勋业，活在当时的所有人都应该异口同声，或是附和清政府、或是依从康梁的改良派，批判孙氏暴力和孙文革命的暴力本质；要改变看法，必须是1911年之后许多年才可以。然而这就无可避免得出「国父本是暴徒」、「革命先行者大错在先」的悖论。这恐怕是所有国人都无法接受的，除非人格分裂。
但更大的问题是，假若人人都依循吕教授的「先反对、后支持」公式，则任何革命都不会发生，或者一发生的时候，人人都是反动派，那么历史就根本不能前进；辛亥革命不仅不会成功，中国很可能仍是桀纣的天下。
其实，「暴力」本身也需要理性分析，特别是在暴力发生、人们容易陷入情绪风险而思路不清的当儿。
三、青年与暴力
另一流行说法是，年轻人血气方刚，最易受煽动，成年人不应唆使他们走向暴力。这个说法的逻辑是对的，但客观而言不重要；历史如是说，并且提供了不少事实左证。孙氏1894年开始领导兴中会，当时他28岁；除非暴力革命的信念对他来说是顿悟，否则他在28岁之前的好几年，便已经深入思考暴力、决意走暴力抗争之路。当时的孙氏追随者当中，不少比他更年轻；民国革命第一位先烈陆皓东当时26岁，牺牲之时27岁；第一位女先烈秋瑾当时19岁，就义之时29岁 （这些年龄，和今天在香港政场涌现的勇武派差不多）。
为什么当时这批年轻人竟走上赴汤蹈火不归路？是不是有一些成年人在旁边唆教导引使然？对此问题，历史没有提供答案。假设是有人直接导引，那么这个/这些人，现在看来，到底是应该视之为教唆犯还是革命导师？还是应先视为教唆犯，后来再平反、升格为革命导师？
如果没有人导引，是孙文自己坐在大英帝国的图书馆里广泛阅读之后悟出来的话，意义则更加巨大：偌大的一次革命、导致亚细亚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出现的行动纲领，一个以暴力为基本手段的行动纲领，竟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自身悟出来的。这就说明年轻人有很强的革命本事及本能，并不需要旁人指指点点。
不只孙文革命如此，毛氏革命亦然。党史上说，毛泽东等人于1921年创立中共跟随俄共搞暴力革命的时候才27岁，试问之前又是谁在背后教唆了他走向暴力？所以，更值得关心、探讨的问题是：大历史大环境里的什么元素驱使这些年轻人都走向暴力？
四、海外人士支持本土勇武的道义难题
笔者最近在海外，接触了一些关心港事的华侨，什么年纪的都有，持很多不同观点，有些人感情上倾向支持香港的勇武派，却遇到一个道德上的困惑，因为有一个说法认为，安然处身海外的人，隔洋唆使香港的年轻人搞高危的勇武抗争，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包含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道德观点，要求人们深思。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道理和观点，因为辛亥革命又提供了「不方便的事实」。
孙文在革命成功之后，尊称华侨为「革命之母」，为什么？暴力革命成本高昂，原因之一是要有枪有炮。毛氏暴力革命的枪炮钱，主要是从苏联得来，其中好一部分还是俄共老大哥给的鸦片烟泥换回来的钱，《大公报》有文章津津乐道详述此事，笔者在本栏引述过。孙文搞革命在海外广泛宣传，也从来不掩饰暴力的成分；然而华侨不只给他道义上的支持，还出钱给他买枪买炮，未闻有什么道德纠结（但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有）。此乃正史论述里所谓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亦是后来国人认知里的普遍共识。
由是观之，海外人士应否支持香港的勇武抗争，归根到底是认不认同勇武抗争本身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是值得支持的，是不是身在海外并不是关键，反而可能因为不能亲身参与，道义上更应多作其它方面的支持。如果你认为勇武本身就是错，那当然不会作任何支持，那就完全没有道德难题。引伸到在香港境内的人，考虑支持或不支持勇武、及参与或不参与，道理也完全一样。
其实，孙文革命不仅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不少居于海内外的外国人帮助，日本人梅屋庄吉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在香港开设照相馆赚得的钱长期用来支持孙文革命，给了他不少枪炮子弹。这并不奇怪，中共受苏联支持，建国之后转过来支持东南亚的暴力革命，毛的说法是「正义的事业都是互相支持的」。未闻有人说那是「苏联人出钱，中国的年轻人出命」、「中国人出钱，东南亚的年轻人出命」，尽管事实的确可能如此。可见此类事情上的道德判断，既是存在却是相对的。
所有这些关于暴力抗争的事实和道理，我们年轻时读的历史里都曾遇到过，并且不同程度的接纳了，却往往是「叶公好龙」，遇上真的就受不了。比较近期的台湾民主革命，也经历过一定的暴力抗争。不只国史里的，还有外国史里的，美国独立革命、南北战争等都是例子。美欧地方的国人或华侨，就算有原则上不同意暴力抗争的，也可以安逸地生活，享受暴力革命的美好果实而不觉得有什么道德问题。或说那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应计较，但如果那样说，则一切基于「自古以来」这四个字的论述，皆可休矣。
五、原则v实效；鸡蛋/砖头
暴力抗争，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从哲学层面看，可以是一个原则或基本价值问题，和平主义自有其深刻道理。但是，从具体的世界几大宗教教义的角度、从中国文化里的儒学传统看，却都不能得出和平主义结论（这点笔者上周论述过）。从历史的观点看，则实效问题才是主要，因为史上有不少可认定为「正义暴力」的实例，和平主义者难以一笔否定。
选取极端的立场最容易，选取绝对的和平主义立场更是最安全。但如果认为实效才是取向的关键，做「应否暴力」的判断就困难得多，因为不仅要能正确分析香港的政治环境，还要对历史上的暴力革命的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作深入了解。专制政权之下的现实对任何派别的抗争者都是残酷的，遑论勇武派。眼前的例子就是，本民前的黄台仰被捕、梁天琦已经要面对官司，细小的抗争团体遇到强力打压，生存也困难，发展是奇迹。在这些问题上的认真讨论和思考，可说还是刚刚开始，参与者没必要马上选取一个固定立场，应该有多点机会观察、试错。
近有论者在「鱼蛋革命」之后慨叹「鸡蛋」变了「砖头」，可能失却很多人对同情与坚墙搏斗的弱小者的支持。这个比喻看似相当贴切，然而退一步想，永远同情「鸡蛋」的人固然值得敬佩，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鸡蛋」自己是否满足于博得人们对弱小者的自然同情而永远甘当「鸡蛋」？那显然是不应该的，但的确有此危险。往前看，「鸡蛋」必须变，变得硬朗、变得能够与高墙互撼而不一定输。至于是应该变成「砖头」还是变成稍软的「木头」或者更硬的「石头」，则是社运中人应该广泛讨论的。
练乙铮 特约评论员
——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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