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自傳：一封信引爆北京暴亂？
圖為1986年11月14日，許良英（左起）、李淑嫻、方勵之、劉賓雁商量召開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中共據此，下令開除方勵之、劉賓雁與王若望的共產黨籍。(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國際著名天體物學家、中國民主啟蒙導師，方勵之教授生前近照。(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老布希總統在1989年2月25日訪問中國，並曾邀方勵之等不同政見人士作客。圖為布希總統重遊天安門廣場，向群眾揮手。(本報檔案照)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
我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歷算和占卜的司天監。今天的北京天文台當然早就沒有義務去為統治者預卜他們的政治未來了。
致函老鄧 呼籲大赦天下
但是，今天的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權利關心社會的未來。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訓又再一次被想起。今天的中國社會，不是同樣也很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新年的氣氛更加重了這種聯想。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40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70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40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10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頌
近祺！
方勵之
1989年1月6日
信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這就是後來被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暴亂的信的起源。
就我說，絕沒有期望這封信會起多少作用。寄給最高當局的信件，一天何止萬千，絕大多數的命運都是無聲無息地湮沒掉，甚至根本沒有被看過。
我還是有一點信心，鄧小平不會不注意到我的信。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他經常在「關心」的人了。
第二天，1月7日，有兩位客人來我家，這使上述的信更有保證地引起收信人的關心。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是一位開明的老幹部，曾長期擔任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人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中央。
他曾經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管道。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中國，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東方紀事」的編輯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為他們的刊物寫稿。順便，我也給了他一份致鄧小平信的副本。當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給了一些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進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後來瞭解到，鄧小平確實看到了我的信。當然，照例地，佯裝不知，沒有回擲，也沒有答覆。
3公開信 當局坐不住了
春節期間，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首的發起人是老朋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那封信發表時有40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學者的簽名。隨後，詩人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也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副本。2月12日，他們發起寫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三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個人的簽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國古訓，事不過三。果然，三封公開信後，最高當局開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
這一次，當局倒是沒有來找我這個始作俑者。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況了。(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勵之自傳」)
1989年春天的原子彈爆炸
就在這種「瘟疫」流行的時候，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希，來了中國。
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問題、持不同政見問題頗有經驗。但是，對中國，看來還沒有多少現成的章法。總統面臨的選擇是：冒著開罪中國政府的危險，同等地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採取不同的標準，一時迴避中國的人權問題，以維持政府之間的「老友」關係？這顯然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總統有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即邀請一些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參加總統在北京的告別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個正式的公開的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共赴晚宴，既表達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姿態，又不會有損於中國領導人的正統權威。似乎是個極高明的平衡。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和李淑嫻接到美國大使館派人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日的總統告別宴會。
後來知道，總統的告別宴會邀有500位客人。就是我和李淑嫻真的到了場，也不過是五百分之二的數量而已。不能不承認，總統智囊的計算是很精密的。
然而，智囊的計算，還是錯了。他們忘了(或不知道)，中國的宴會政治文化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許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會連在一起的。相比於莎士比亞的戲劇，京戲中的宴席場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於此。大凡戲一唱到「擺酒設宴」場，就知道，高潮要到了。
五大對策 當局阻止赴宴
因此，泱泱中國豈容得美利堅總統也來一次擺酒設宴的政治戲？總統的德州牛肉宴，是選錯了地方，也選錯了對象。中共領導人絕難接受，在他們是客人的場合，居然還有持不同政見者在，那怕只有五百分之二，也不行。我知道此中的厲害。但三天過去了，直到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約。北京天文台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們赴會。
當局的悶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呢？ 一時真不好猜了。
確實，智商正常的人絕猜不到當局會採用如下的五大對策達到一個極簡單的目的：阻止我們赴宴。
第一對策：戒嚴截車。
2月26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婦和我們夫婦一行四人同乘一輛小車從中關村保福寺出發，一路向東，直奔長城飯店。後來司機告訴我們，我們的車一上路，他就發現有另一輛車尾隨上了。但是，當時我們都沒有注意。
6：00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路口，發現戒嚴了。上百的警察虎視耽耽地橫在路上，不准一切車輛通行。開初，我們還以為是為了布希一行的安全而實施的。哪知道，警察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攔截，戒嚴遂即解除。原來，戒嚴的目的專是為了我們這輛車。
第二對策：最高特工當場指揮。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上，堵住了我們去往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個訓練有素的高級打手，他上來就架住我，接著說：「我是這次布希來訪安全的最高特工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有你們二人，所以你們不能參加宴會。」
第三對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只好向後。我們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所謂「特工名單」。這時，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出租車。該車走了數百公尺，又被警車追上，再次勒令停車。不得已，我們只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警察還是比我們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電車汽車都被警察命令不准該站停靠，不准上車，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楣。
第四對策：陪同「散步」。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00，天色昏暗，氣溫下降。
我們四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車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個以上。至於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了。
總之，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或一個自由人，至少要抵得上100個全副武裝的警察。
8：30，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了解到我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小坐。警察無奈，不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進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在一級待命狀態。
最不可理解的事最後一個，即對策之五：「護送」我們去記者招待會。
8：30—9：30，在霍雷先生的家一小時中，我們同許多記者聯繫上了。早在宴會進行時，許多記者已發現李淑嫻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變。因此，我們決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飯店，那裡住有上百個專為採訪布希訪華而來的記者，可以讓更多的媒介知道今天倒底發生了甚麼。我們與香格里拉飯店的電話聯繫，當局必有竊聽。因此，我們很擔心，在離開霍雷家去香格里拉時，可能又會遇到警察攔截，以阻止我們會見記者。一上路，確實又有警車緊隨。但是沒有攔截，一路通行無阻，安全而準時地到達香格里拉飯店。晚11：30，召開臨時記者招待會，發布了我們的「晚宴」經歷。北京數百警察的一夜按計畫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搶了總統布希的鏡頭，成為第二天的頭條新聞。
晚宴事件後，當局對我的「照顧」又增加了三分。
1989年2月6日晚，我乘京滬特快列車從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蘇州參加中國天文學會大會。同車走的還有其他三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中國科技大學的研究生小顧，他原來是我當科技大學副校長時的助手。一夜順利，7日早上10點鐘火車準時進入上海新站。
一下車，就看到有三個人專來接我，而不管其他幾個同行。為首的迎接者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長楊縊泉。我明白，他們是當局特別委派來特殊「照顧」我的。因為楊等都天文界的熟人，我不便為難他們，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他們的照顧，坐進他們準備好的車，立即離開是非之地上海，去蘇州。
楊縊泉倒也相當爽快，轎車開出上海站後，他第一句話就說：「老方，這次可不要在蘇州爆炸原子彈。我們是老朋友，一言為定。」
我當然明白「原子彈」的含義，答道：
「我這次只有宇宙大爆炸，不會有『原子彈』爆炸。」
後謝天謝地，雖然有點小插曲，五天的會議總算圓滿結束。散會的時候，楊縊泉非常高興地來和我道別，似乎也是對我這個老朋友的一種感謝：「原子彈沒有爆炸！」
其實，在這時，「原子彈」已經被引爆了。
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的確十分準確。
(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勵之自傳」)
●1989‧6‧3晚上 大屠殺開始了
April 30, 2013
方勵之自傳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
1988年6月6日，在美任教的高希均教授(左站立者)到方勵之北京家中拜訪，與王丹等年輕學生見面。右站立者為李淑嫻。(圖皆由天下文化提供)
1987年1月方勵之在成功疏導中國科大學生遊行後，卻換來先被開除共產黨籍，之後再調離中國科技大學。他如同「中了頭彩」，全國聲名大噪；離開科大，調回北京天文台，也結束了與妻子李淑嫻分隔兩地18年的生活。圖為1987年9月23日在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北京)作完學術報告後，學生爭著索要簽名，簡直成了「明星」。
軍隊屠殺學生和平民從1989年6月3日晚上9時左右開始的。9點30分，我們就接到學生從第一個屠殺現場—木樨地打來的電話，電話中都可以聽到槍聲。
「打倒方勵之」為開殺戒做準備
我們的處境頓時危機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錢加脅迫在北京郊區組織遊行，為開殺戒做準備。政府發給每個參加者15元人民幣，外加一頂草帽。遊行者的任務就是呼喊口號「打倒方勵之」，以及焚燒模擬方勵之的紙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這則消息，很為我的安全擔憂。義大利的魯菲尼幾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電話，目的是為了聽到我的聲音，以證實我還沒有被捕，或遭不測。至於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覺得太危險。焚燒模擬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懼。有一位記者問一個高喊「打倒方勵之」的人「你認識方勵之嗎？」答曰：「不認識。」再問：「那你為什麼要打倒他呢？」「因為，人家說，他不讓我們進城去賣西瓜」。
屠殺之後，最後的幽默也沒有了。很多人來電話，都像那個學生一樣，很簡短，三個字，趕快跑。我一時還有些有些猶豫，和平時期還要逃難？ 似乎是弄錯了。上午10點左右，又有電話，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竊聽者識別他的口音，已經不用北京腔說話，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電話暨你們說，你們還等個什麼，還不快點兒找個乾淨的地方去！」這位朋友曾在最高層的機構裡工作過，消息常常是準確的。
美公使低聲說「你是總統的客人」
我們不能不開始認真考慮走。
有四種走的方案。第一、二個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裡躲一下，這兩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來了。第三個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較遠的教授家去，一個朋友把汽車也準備好了，晚8點開。最後一個方案是去美國大使館，林培瑞教授說，他可以幫忙。我們不想牽連其他朋友陪同我們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個方案。但也不想馬上去美國使館，因為顧慮，消息一旦走漏，一定會被中共利用。當晚採取了一個折衷方案，由CBS電視幫忙，在香格里拉飯店暫過一夜。
當時我們仍然把事情看得過輕，估計只要躲過三、五天的亂槍亂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離開家的時候，我只隨身帶了一個小書包，其中有幾樣日常用具，還有兩篇寫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時，我還請一位同事來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幾封信帶到天文台，以備過幾天上班時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勢更惡化，冷槍不斷，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帶著應急無線電話的CBS電視台人員，陪我們轉移到使館區。
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去過美國大使館，我們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館人員認為後一條極難辦到。於是，基於上述同樣的考慮，我們在下午5點左右，離開了使館。
當晚留宿在建國飯店。那夜北京還是很亂，遠處還隱隱有砲聲。快午夜了，也睡不著。突然，有人敲門，匆匆進來的是美國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員。他們身著便服，神色多少顯得緊張，也許因為公務太重，也許因為戒嚴的街區太黑暗。他們壓低聲音很正式地說「我們請你們去使館，你們是我們總統的客人，需要在使館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顯然，事情升級了，很難再有其他選擇，我們當即接受了。幾分鐘後我們登上一輛等在飯店後門的一輛使館的車。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樣，駛入大使官邸。
那時正是1989年6月6日0時。就此開始歷時13個月（精確說，384天另10.5小時）的避難生活。
6日當天，白宮發言人就證實了我們的避難消息。事件公開化。
擔心重演火燒領事館「徹底的空城計」
這有好處，也有危險。
好處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們在哪裡，知道如何保護我們。24小時之後，我們就開始收到慰問的電報、電傳。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
公開化的危險是，有可能引至中國當局進大使館抓人。按常規，進使館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許的。但是殺人後的中國當局，已經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規並不是安全的絕對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紅衛兵就火燒過北京的英國領事館。1989年失去理性的當局會不會衝進大使館，活捉方勵之？ 難說。
最初的三周，最緊張。當時新大使李潔明剛剛到任，還沒有住進大使官邸。整個官邸大樓，都是空的。白天危險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嫻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員在樓內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時不聲不響地從大使官邸劫走一兩個人，不是辦不到的事。如果成功，當局完全可推脫一切外交責任，還可以借機宣傳這是「群眾」的憤怒云云。
我們的防備方法只有一個：徹底的空城計，讓外界根本探測不到整幢大樓裡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於大使及一兩個人同我們接觸；打電話，也接電話；晚上室內燈光照度大大低於室外路燈；盥洗室內放水泄水，不出聲音；睡覺時說夢話，也不夢唱。最後一條最難，但也辦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膽。6月12日當局發布了通緝我們的命令，緊張達到高潮，夜間值班官員都有些神色不安，擔心重演火燒英國領事館一幕。我們也作了相應的準備，以防事態有變。兩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動靜，甚至沒有在大使館門前組織抗議遊行和焚燒模擬像。看來，危險期是過去了。
●高官求美簽 反成安全防線
1989年早春，方勵之一家人在剛裝修好的新居中，其樂融融。殊不知數月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再也回不去這個家。(天下文化提供)
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時的「研究室」，桌上是一台早期的蘋果電腦，雖然不夠理想，但還是能用來研究宇宙學。(天下文化提供)
7月的一天，國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召見美國大使，嚴詞抗議美國政府容許中國留美學生在美滯留。抗議完畢後，大使回到官邸。還不到一個小時，大使又接到滕藤祕書的電話。但其目的與一個小時前正相反，是懇請大使幫忙為滕藤夫人得到美國簽證，即懇請大使容許這位官員的太太也去美滯留，原因是他們的四個子女都已全部在美國享受著「容許滯留」。顯然，這類一心巴望把家屬都送去美國滯留的官員，是不會傻瓜到為抓兩個通緝犯而強行闖進美國使館的。歷史無奇不有，這種無恥官僚，倒成了我們的安全的一道防線。
當然，不能過分信賴這些缺乏基本道德的人的「防線」。所以，整個13個月的避難生活，我們的住所，一直都像最初幾天那樣，保持祕密。後來，我們「公寓」的所有窗子都用厚木板釘死。門上安裝了警報系統。同我們接觸的人，仍只限於大使等幾個。
天羅地網 北京嚴防走人
我們也從來沒有到院子裡散步。最令人擔心的是地道。7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挖有了大量地道。地道深度只有兩、三公尺，到處都有出入口，大使官邸裡就發現有被堵死的地道出口。到底是不是真堵死了？地道可以連通到哪裡？沒有一張完整的圖可查。
夜靜的時候，能清楚地聽到地下有人走動，悶悶的「咚、咚」聲，不由得一陣陣的恐怖感。但想想，既然走動聲都可以聽到，若誰想挖地道以圖不軌就很難不被發覺。
總之，從天上到地下我們都防到了。
北京當局也從天上到地下防範我們走掉。8、9月間北京有一個傳言：方勵之和李淑嫻不在使館了，已經通過特種渠道(管道)到了國外。中國當局也起了疑，曾多次通過外交部要求美國的大使承諾，不用祕密途徑把方勵之夫婦送出中國。但大使一直不予正式承諾。這更引起一些人的疑惑，是否美國準備把、或者已經把方勵之夫婦送出中國了？
1989年10月28日，大使館舉行美國鬼節(萬聖節)招待會。按風俗，參加者可以戴假面具。有的參加者揚言要戴方勵之面具。中國當局聽說後，真急了，責令外交部召見大使，要求不得趁鬼節招待會的假面舞會把方勵之夫婦送出使館。這一次，大使作了正式承諾：保證不在這一天，送走他們的客人。
其實我們並不打算偷偷的走。既然是客人就不應當從旁門偷偷地告別。但，保密還是必要的。
為了知道保密是否成功，進行過科學的檢驗。用的是虛信號法。大使館裡有不少中國職員，都是通過中國外交部雇用的，其中當然有身分不明者。有一次，使館裡有意發出一個有關避難的虛信號，然後觀察各個身分不明者的反應，結論是，北京當局不知道在哪個院子裡住有避難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個避難者。
據我們所知天安門屠殺後至少在三個大使館裡有避難者。只有我們這一樁，是傳媒和公眾知道的。一般說，避難這類事，如果傳媒不知道也許比較容易解決，因為雙方政府都有較大的迴旋餘地。一旦公開化，中國政府顧面子，美國政府要原則，迴旋餘地就小了。不為傳媒所知的那幾樁避難案，三個月後就一一解決，而我們的避難從一開始就在兩方政府之間形成僵局。
按歷史上的前例，避難五年、十年，都是有的。我們原來估計，或許我們也要等三、五年，等到下命令通緝我們的人不在位了，或死了，才有可能走出僵局。因此，我們作了長期滯留使館的打算。
天體學家 住所看不到天
很幸運我的職業倒不難適應長期的幽居生活。有一天大使來閒談說「很抱歉，你是天體物理學家而我們給你提供的住所連天都看不到。」我告訴他「不必介意，我是理論天體物理學家，是不需要看天就可能告訴你天上會發生什麼」。
我需要的是計算機。又很幸運，有一位學數學的外交官奉命調回國，他留下了一台第一代的蘋果機。是台老機器，性能還不如我家裡的計算機(該機被抄家的警察拿走了)。雖然不完全理想，但還是能用來研究宇宙。要知道，那些大物理學家在研究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連計算機還沒有呢。我發展了一些方法，讓機器徹夜不停工作。當局的無線電監聽器很可能收到過個這台蘋果機發出的超高頻信號，但我料他們不能識別這是在做一個多連通宇宙的模擬呢。
同行打氣 等那些人死掉
進大使館不久，我就陸續收到同行寄來的文章、書籍、還有天體物理的所有主要期刊。我們收到的印品的數量之多，使負責轉送郵件的官員都有「怨言」。有一天郵件太多了，他說，「給你的郵件占用的外交郵包太多了，應當讓物理界專門向國務院交錢。」恰好一位美國物理學家也來信，他說：「今年我很高興交稅，因為你在大使館住，說明美國政府還算作了一點好事」。
我到大使館後的第一篇論文「類星體固有速度的一個上限」，在9月完成，寄出發表。後來，我的所有論文預印本都由美國費米實驗室發行。許多國內同行就從這個渠道收到了我的文章。我們避難後，同近在咫尺的北京的朋友完全斷了聯繫。這些論文是第一次信息。一位同行託人輾轉帶了一封信到大使館，「我們看到了你的論文，就放心了，知道你一定能堅持到那些人死掉」。
大體不錯，我們是能堅持的。精神生活毫無問題。稍有困難的是肢體生活。活動範圍太小。13個月裡，我們整個活動空間的最大直線長度是42.3步。
無論如何我們有耐心等。一年？兩年？三年？五年？都行。
中共耐心卻只有四個月。
方勵之避難美使館 驚心動魄13月
1990年6月25日，經過13個月的避難生活，方勵之夫婦與美大使及使館人員合照於北京南苑軍用機場。
方勵之夫婦登機離開中國。
當方勵之教授與李淑嫻夫婦在22年前的6月走出避難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飛出中國後，再沒能踏上他所熱愛的祖國土地，這是方勵之2012年4月驟然病逝美國，難以言喻的終生之痛。
觸動美中最高當局 像冷戰小說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預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長達647頁的「方勵之自傳」。精選摘錄交由本報北美地區獨家刊載，即日起分批摘錄連載書中最驚心動魄的方勵之夫婦避難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經過。這段經過當時觸動美中最高當局，不但是兩國交往的敏感議題，更成為中共難以言語之痛，其中經過交涉，讀來有如冷戰間諜小說。這也是自當時駐中國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於2003年4月中旬出版「李潔明回憶錄」之後，第二位現身說法的當事人回憶，彌足珍貴。
當代史學家余英時表示，「方勵之自傳」是方勵之在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期間所寫的遺稿，如今第一次面世，其歷史價值之高是無與倫比的。「任何人想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所認識，都必須從閱讀本書開始！」
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最終以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結束，血淋淋場面震驚全球。海外華人椎心泣血看著故國遭逢巨變，卻愛莫能助。在這一場被譽為是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迸發良知熱血，反抗專制的民主運動，徹底扭轉中國1976年結束瘋狂文革十年後的發展軌跡。方勵之教授則是貫穿這場八九民主運動的靈魂人物。
1989年6月3日天黑後，中共下令開槍鎮壓爭取民主反官倒的愛國學生，整個北京陷入極端驚恐混亂狀態。
已成中共眼中釘 隨時可能被捕
已是中共當局眼中釘的方勵之，面臨隨時被捕的險境。他在自傳中寫到，「有四種走的方案。第一、二個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裡躲一下。第三個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較遠的教授家去。最後一個方案是去美國大使館，林培瑞教授說，他可以幫忙。」
但最後的局勢迫使方勵之不得躲到美國大使館裡去。方勵之寫道，「(5日)北京還是很亂，遠處還隱隱有砲聲。快午夜了，也睡不著。突然，有人敲門，匆匆進來的是美國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員。他們身著便服，神色多少顯得緊張，也許因為公務太重，也許因為戒嚴的街區太黑暗。他們壓低聲音很正式地說：『我們請你們去使館，你們是我們總統的客人，需要在使館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從此，就開始了方勵之夫婦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裡避難的13個月。
作長期滯留打算 等待走出僵局
他說，「按歷史上的前例，避難五年、十年，都是有的。我們原來估計，或許我們也要等三、五年，等到下命令通緝我們的人不在位了，或死了，才有可能走出僵局。因此，我們作了長期滯留使館的打算。」
方勵之1956年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加入中國核反應堆研究項目。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開除中共黨籍，下放至河北省贊皇縣勞動。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助教、講師(1961)。文革十年間多次被下放勞動。
方勵之是中國198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先驅。他在天體物理學領域的成就，長期處於國際一流。他孜孜不倦探索科學真理，更是熱切地關心民族和人類的命運。他具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
文革結束，1980年代初，他出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率先實行教學民主改革和教授治校，「人民日報」連續五天予以報導。1985年他在浙江大學演講，總結改革的經驗，這個講話廣為流傳，蔚為風潮，方勵之成為青年學生間最受愛戴的導師。
他善於從基本問題入手，透徹明晰，他追問「誰養活誰？」是納稅人養活黨政幹部，還是黨政幹部養活人民？他呼籲民主只能自下而上爭取，不可企求自上而下的恩賜。為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1989年11月他與許良英、劉賓雁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1957年)歷史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因有人告密而流產，方勵之、劉賓雁和無辜的王若望受批判。同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罷黜。
1989年4月胡耀邦含冤去世，爆發學生運動，鄧小平即調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並造謠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是策動運動的幕後「黑手」。
「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美方負責人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勵之夫婦進美國大使館避難，官方即下令「通緝」。他倆在美大使館耽擱了一年多，以後通過外交談判才轉到英國劍橋大學，然後轉到美國，最後落腳於美國西南部土桑(Tucson)的亞利桑納大學。
方勵之離開祖國後，仍關心祖國的命運，關心祖國的民主、人權狀況，曾擔任過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
命運糾纏中國近代史 客死異鄉
方勵之的經歷與中國近代史糾纏在一起，他熱愛他的祖國，奉獻一生，然而六四之後卻終生不得返國，客死異鄉，所幸留下的遺稿「方勵之自傳」，將他生命的巨流，又重新流回世界。他說：「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歷史中，找到自己的座標，盡自己的責任。」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總結方勵之的歷史定位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正式提出了科學和民主兩大理想，做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目的。100年了，這一目的還沒有充分實現。但其間出現了不少可敬可愛的人物，方勵之便是其中最傑出者之一。他可以說是「五四」理想的一個完美的結晶，因為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學家，而且也是推動了歷史進程的的一位民主領袖。
●方勵之：美國的包袱 變中共的包袱
中共對方勵之夫婦發布通輯令，人在大使館的他們，第一時間也收到訊息，「可笑之至，用非暴力方法呼籲民主、人權，何罪之有」。方勵之在1989年6月12日也寫下「準備作布魯諾、伽俐略。中國尚沒有自然科學家為民主而犧牲…有則自我們始」，表明人雖在美國大使館，卻已做好犧牲的準備。(天下文化提供)
我們剛剛進大使館的時候，中共得意了好一陣，以為抓到了一個絕好的外交和內政的把柄，對外可以用來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對內可以用來證明學潮是美國通過方勵之發動和指揮的。而且，這個把柄似乎可供長期使用。所以，一開始中國政府就一口拒絕了美國提出的解決方案：送我們去第三國。總統布希派來的特使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當局的說法，把我們堵在使館裡，讓美國背上方勵之這個包袱。
與此同時，報紙上大量發表咒罵我們的文章。內容只有一個，不外說，在外國使館避難者就是「賣國賊」。當局的如意邏輯是，只要不斷高喊方勵之是賊、是賊、是巨賊，美國就會愈來愈感到包袱之沉重，最後背不動了，不得不乖乖地把方勵之和李淑嫻交還給中國政府治罪。
賊喊捉賊 美國公民聲援
然而，賊喊捉賊一計，只是一條國粹，到了中國之外就不一定靈了。果然，賊喊聲愈高，我們收到的美國公民來信就愈多，都是一個意思：中國政府對你們的壓制和迫害，使我們更為你們能在我們的大使館裡作客感到光榮和驕傲。美國政府是要靠這些公民的選票支持的。所以，中國當局的喊賊聲愈大，美國政府就愈是覺得這個「包袱」真值得一背。
因此，凡賊喊一遍，主人對我們照顧就更周到一遍。有一次，李淑嫻牙疼，主人感到不周。隨即專門從東京請來一位大校銜牙醫為李拔牙治牙。
紀念李大釗 賣國賊罵聲減
9月以後，「賣國賊」的罵聲開始減小，後來就不提了。一個原因是，那個月要紀念中共重要創始人李大釗的百年誕辰。紀念及宣傳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李大釗被北洋軍政府絞死的英雄歸宿。這是中共引以為榮的一樁歷史業績。然而「不幸」，1927年李大釗的這段歷史，卻極容易令人聯想到1989年的方勵之的現實。因為，李在被北洋政府處死前，曾跑進當時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避難。北洋軍在怒斥李大釗為「賣國賊」後，闖入蘇聯大使館強行搜查，才將李捕獲。
因此，1989年的中共宣傳部，一方面要怒斥跑進美國大使館的人為賣國賊，一方面又要盛讚跑進蘇聯大使館的人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先驅。可以想見他們的尷尬。最後，不得不兩者相互抵消，即，沒有一篇紀念李大釗的文章提到他的避難，痛斥「避難即賣國」的文章也漸漸減少。謝謝李大釗，這位「賣國賊」一稱的共享人向他在天的英靈鞠一躬。
解決問題 中共三度試探
至此，方勵之開始變成中共要背的一個包袱了。1989年10月1日，中共就第一次主動地向美國政府發出信號：解決方勵之問題。
10月1日國慶期間，原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問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我們要做甚麼事，才能解決方勵之問題？」謝的學術身分，是一位物理學教授，一度是李淑嫻的老師，熟知我們夫婦情況。謝的政治身分，是中共中央委員。此外，謝曾留學美國，近幾年裡，每年至少去美國一次。所以，她問話的涵義是顯然的。
緊跟著，中國科學院院長在訪問美國時，也以「個人身分」向美國科學院透露，「可以解決方勵之問題」。這位院長的政治身分也是中共中央委員。
最後，是由原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出馬，向一位與尼克森總統有密切關係的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說，他願意以非正式的身分斡旋方勵之問題。
又是事不過三。中國政府估計，三次「非正式」姿態，足以令急著解決問題的美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
●方勵之自傳：兩個人卡住兩個大國
1990年6月25日接方勵之夫婦離開中國的美國專機，機組人員留給這對崇尚自由的科學家夫婦鼓勵與紀念的話語。(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中國官方在電視發布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本報檔案照)
方勵之1989年在北大草地沙龍演講。(檔案照)
1989年從4月到6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擠滿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群眾。(本報檔案照)
1989年從4月到6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擠滿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群眾，樹立起「民主女神像」。(本報檔案照)
那個月，將有兩位重要的「具有非正式身分」的人會見鄧小平，一是尼克森，一是季辛吉。前者答應幫助美國政府作這件正式的事，後者拒絕，不願意介入方勵之問題。
11月2日和14日，鄧小平分別會見了他的「老朋友」尼克森和季辛吉。兩次都談到方勵之問題。儘管季辛吉不願意介入這個問題，鄧小平卻還是向季辛吉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在鄧先生的促使下，季先生還是不得不介入了這個問題。
鄧小平：方勵之必須認罪
鄧小平兩次談話內容大同小異，要點有二：一、准予方勵之離開中國。二、「方勵之必須認罪」，並保證今後不再反對政府。他的目的很顯然，既想恢復中美政府之間的「老朋友」關係，又想消滅他的一個「老眼中釘」。他的策略也很顯然，把「包袱」再推給美國，要大使去敦促方勵之認罪。
11月15日，李潔明大使的確忠實地送來了鄧小平的敦促書。
中國有關部門發言人發表談話，敦促方勵之、李淑嫻盡早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發言人說，在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我們已贏得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當前社會秩序業已恢復正常，國內局勢更加穩定。在黨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在動亂和暴亂中犯有罪行的人向公安機關投案，得到了寬大處理。
發言人說，自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先後有幾名中國人躲進了外國駐華使館。目前除方勵之、李淑嫻二人仍躲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外，其他人均已先後離開了外國駐華機構，得到了政府的寬大處理和人民的諒解。
發言人敦促方勵之和李淑嫻迷途知返，趕快離開美國駐華使館，爭取寬大處理。
這封敦促自首書算是鄧小平對我的1989年1月6日公開信的回信，二者的字數也差不多。
中美之間有關方勵之問題的第一次正式談判，於11月18日舉行。隨後又有幾次。12月上旬，布希再度派特使史考克羅訪問北京，談判達到高潮，一時很樂觀，似乎聖誕節前就可以圓滿收場了。
但是，很快就又快冷卻變僵。因為鄧小平的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美國政府無意解除制裁，方勵之也沒有被大使敦促認罪。
我們犯的是「眾所周知罪」
鄧小平之所以失算，是因為他一直沒有明白中國不是地球的中心。在大陸，在鄧先生的統治下，一個人是否有罪，是不經法律程序，或在法律程序之前，就可以由他說了算的。而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就不通行了。
我曾建議大使在談判時問問中國當局，我們到底犯有什麼罪？以便真是要寫認罪書的話，也好知道要寫哪一條。後來大使告訴我，這個問題他問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顯然的。我們犯的是「眾所周知罪」。
可見，通緝我們的命令發出半年後，檢察院連一份起訴書也還沒有準備好。一個多月後，那位副部長向大使宣讀了一份有關方勵之和李淑嫻的罪行「事實」的材料，樣子像起訴書，但又不是，因為無頭無尾，沒有關於方和李觸犯哪條哪款法律的論證和結論。而且，只准大使當場聽，不敢將書寫副本作為一份備忘錄交給大使。可見，副部長對這份材料的質量，也是不放心的，不敢作為外交文件讓大使轉交我們。憑記憶，大使告訴我們，副部長大概念了14條「罪狀」。
14條「罪狀」 不敢見諸文件
那位副部長算有一點自知之明，幸虧沒有把「14點」作為一份外交文件。不妨舉其中兩個例子，說明它的質量。「十四條」說，李淑嫻的「罪行」之一是「她於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發指示」。但是，根據官方自己的「人民日報」，學自聯是在1989年4月19日才成立的。所以，這種罪行等價於今天殺了一個明天誕生的人。
「14點」又說，方勵之的一個罪行是他操縱在北大民主沙龍的演講人進行反革命意識型態宣傳。而按「人民日報」，該沙龍的主要兩個演講人是前美國駐華大使羅德夫婦(Winston Lord)。所以，推論是方勵之犯有操縱美國大使夫婦罪。這是美國罪，還是中國罪？
針對這些，我們寫了一個「對『14點』的答覆」，其中有15點。第15點是：「方勵之表示」，樂於就上述14個問題作公開的(如報紙、電視)作證和答覆。
很可惜，像1988年的「外國存款誹謗案」一樣，當局並不願意在公開法庭上作證和答覆。談判就此拖延下來。
2月是春節，3月也匆匆過去。4月開春以後，當局再次進行試探。他們的新策略是：希望美國不要因為兩個人的避難而影響兩個大國的合作關係，希望把方勵之問題暫時掛起來。在那之前，我就曾給一位美國有名的電視新聞廣播員寫過信，「我現在可是正好處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了」。如果被掛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就更有「趣」了。
然而，美國國會的關心，使中國人權問題掛不起來。此路還是不通。
幾次碰壁之後，中國當局又轉回到所謂認罪上。大大降低了要求。14條不再提了，只要求方勵之寫一個陳述，行文中含有「我認罪」(I confess)。早在1989年11月首次提出時，我就寫了一個簡短的書面陳述。後來又改動過幾次。但各種版本中都沒有「我認罪」三個字。
中共決收場 專機送走罪犯
4、5月間，中共最高層領導發動了一次宣傳攻勢，凡在他們接待傳播媒介時，總要提到方勵之只要認罪，就可以讓他出國。這個攻勢，有些效果，我的一些國外朋友開始建議我接受這個條件，寫一句謊言「我認罪」，然後出來做事，是值得的。有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有一種文化，只要在寫「我認罪」時把中指和食指交叉起來，上帝就會原諒你的這句假話。羅馬的朋友則來信說，在強權之下寫「我認罪」並不是過錯，連伽利略這樣的大物理學家都寫過，你還有什麼好顧慮的？有人還附來當年伽利略寫的「認罪書」，以供參考。性急的朋友乾脆寄來人們代我起草的「認罪陳述」，我一共收到過三份這種代寫的認罪草稿。
如果事態拖延下去，說不定我會接受其中的一份草稿。
但是，中共終於沒有拖過我，在我還沒有決定採用哪一份草稿的時候，中共就決定收場了。
收場一共用了十天。
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談判。中國外交部表示可以准予方勵之和李淑嫻出國。條件不再是寫認罪書，而是寫一份請求政府寬恕出國治病書，即行文中必須含有lenient(按為：寬大、仁慈)一字。並要保證不參與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出國治病我們接受，但請求寬恕書是絕不寫的。我們可以承諾不參與反對中國的活動，但拒絕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
最後談判 一共用了十天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堅持「請求寬恕」，也不再提「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改用「人道」出國。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國，最好去一個孤立的小島。
「人道」一詞我們接受。至於第一站去小島，我們也接受，我們選定的小島是英格蘭。
6月18日，星期一，寫我的陳述。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談。外交部再次要求我的陳述中應有「認錯」(不是認罪)字樣。
我們拒絕。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談。中國當局不再要求「認錯」字樣。談判至此達到成功。雙方在國賓館祝酒致意。
祝酒前。中國當局又提了一個新要求：李淑嫻也要在陳述上簽字。
李淑嫻決定接受一半。
6月21日，星期四，準備最終文本。全文如下。
1.我反對「中國憲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它的作用是維持「階級鬥爭」的政治體制。
我注意到了，上述的政治主張是違反憲法序言的。
2.為了探視海外親友以及得到必要的醫務治療，特此申請出國旅行。望中國政府予以人道的考慮。
3.出國的目的將集中於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
我們將欣賞和歡迎一切符合於中國社會進步利益的活動，並拒絕參與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對中國的活動。
1990年6月22日北京我和李淑嫻簽了字。注意，其中第一條中用單數的「我」，第二條無人稱，第三條中用多數的「我們」，即表示李淑嫻只簽了第二、三條。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談。主題是我們離境的技術安排。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又來，給我們照相，為辦護照用。同時，也在辦理英國簽證。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裝。
晚，在大使的房間開始告別酒會。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只有六個人參加。
當天下午，全國各地黨委向黨員傳達中共中央下發的緊急文件，「方勵之夫婦將出國治病」。
告別中國 世界是荒誕的
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剛過，天早就亮了。上午8時，成百警察和便衣開始在大使館周圍聚集，戒備森嚴。
10時30分，我們走出官邸大樓。大使陪同我們乘那輛一年前送我們進來的車，從正門駛出官邸，去機場。
我們所經的路上，一律戒嚴，一切車輛不准行駛。我們的車前，有一輛公安警車開路，車號是GA11-0001，即第一號警車，車後也尾隨兩輛「保護」。一路戒嚴的警察一看到0001車開路，就知道後面一定有個「角色」。於是，他們不自覺地就敬起禮來。
11：05，到達南苑軍用機場。美軍專機已經到了。
11：30，一位中國公安官員，由另兩位公安官員一左一右保護著，把兩本中國護照交給我們。那位被保護的官員，臉上出滿了汗，可能因為他感到這兩本護照是太重了。
12：40分，飛機一切就緒，登機，滑行，起飛。
就這樣，中國政府讓一架美國軍用專機送走了兩個中國人，兩名最大的被通緝的「罪犯」。
荒誕？
世界本來就是荒誕的。
——转自 世界新聞網-
故人已逝乀天地依旧乀行星流云乀终见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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