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

【特稿】管见:马克思学说的“终结”

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卡尔·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对他的学说的争议再次突出。

马克思学说宣称,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革命将消灭私有制,迎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马克思学说被视为引导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群众走向革命的思想理论。

然而,随着共产党掌握政权,特别是以苏联为首,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马克思学说的衍生物,即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再加上斯大林主义,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思想等等,出现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大杂烩。这个杂烩式的思想,仍然自诩为马克思主义,不过,马克思学说的自由与批判精神在那里面已经基本上消失,代之以片面地、简单化地、形而上学地突出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并且在共产党领导、统一意志与思想的原则下,严厉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与组织,镇压异议及其活动。

尤为让人感觉可怕的是,这种从左面批判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亚细亚社会风格的思想体系,与从右面攻击自由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几乎同时出现。

先是苏联帝国出现在东方,形成对西方社会的巨大威胁,尔后,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在欧洲崛起,迅速地从领土扩张走向世界性战争。一度,希特勒德国与斯大林苏联还结为同盟,从两个方向进攻其中间地带,而这样的同盟若持续下去,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很难与其抗衡。不过,苏德之间有其矛盾,双方一面互相防范,一面准备攻击对方,结果,希特勒悍然两面作战,德国率先动手,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格局大变,民主国家得以同苏联携手,击败了法西斯力量。

冷战分裂世界,而马克思学说,从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其实已停滞不前,但是,经过东方化的过程,生成一种号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极具气势、声势,却失去了具体分析的灵魂,以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为框架分析西方,以计划经济思想引导东方实验,而其方法也在变化,不再开放,不再辨证,自诩辩证法,却形同诡辩术,且明显地显现形而上学的特征,僵化、保守,更依赖权力而控制争论、排斥异议。

于是,曾经以引导人民革命著称的马克思学说,似乎已沦为独裁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

这个现象,与孔子学说有某种相象之处。当年孔子奔波各国,推行他的学说,屡屡遭遇不受欢迎的尴尬,甚至自嘲如同"丧家犬",而他去世之后,统治者将他的学说为其所用,尊孔尊得不得了。自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也在"打倒孔家店"与"尊孔"之间一再摇摆,"文革"后期走到了"左"的极端,如今摆到另一端,甚至在全球大兴所谓"孔子学院",令人惊叹不已。

而这一变化的由来,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步之中,埋下"不断革命"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兴起,那时候,马克思学说就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大致来说,马克思学说的"终结"的过程,恰恰发生在从它自身看似正在臻于完善之际,而这一过程之中的奥秘,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时,才开始显露,逐渐清晰起来。

马克思学说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性质,它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于其自身的毁灭,然而,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而解放这种因素的使命,落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同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越出了国家、民族的界线,形成为全球化的趋势,这样,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才能胜利,而工人的解放,须在全人类的解放中方能实现。

对这两位德国思想家而言,这就叫作,"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他们对私有制,对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都是如此,而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工人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也应该是如此──只要它们出现,例如巴黎公社,马克思观察它、分析它,将其视为一度存在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实践,同样也是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到《哥达纲领批判》,工人阶级专政被视为仅存在于过渡时期,考茨基宣称它只是马克思用的"一个词",而普列汉诺夫后来干脆认为它已经失去的意义,永远不会实现──而尚未出现的,就只能留待后人去做这样的工作了。

不过,辨证唯物论的哲学世界观基本形成之际,它的"上升为具体",即历史唯物论,还在形成之中。恰在此时,欧洲1848年革命形势出现,《共产党宣言》即写作于革命前夜。这些年轻人亲身经历了革命,而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形成之时,受到其它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度与其唯物历史观不尽合拍,并不奇怪。

这些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为重要的,当属"不断革命"论。

欧洲1848年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支持了资产阶级,并且对新生的共和国提出了自己的"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但是,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其民主还在展开之中,它对工人的回应是粗暴的,是动武镇压。于是,劳资两大阶级的斗争与对抗,一下子就突出了。

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不示弱,他们以"不断革命"做出反应。他们的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赞同"不断革命"。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读起来,仿佛新的革命就在眼前。

两年后,马克思总结"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所谓"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形成之时,受到革命形势、受到其它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经济思想,还存在着矛盾,还需要碰撞──

打开《共产党宣言》,人们读到,"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想想看,从形成为阶级,到推翻与其对立的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都不能不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在《共产党宣言》里,这一过程似乎转瞬即逝,要抓紧在"最近"就要办到那些大事情,当然就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迈出其第一步,将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他们的哲学与经济学理论之上,也就是,以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作为其基础。这一步之中,埋藏着与他们的哲学观念相悖的"革命"观念,两者暂时相安无事,自相矛盾地并存着。

■第二步,否定"不断革命"

然后,经过了将近十年,马克思在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里,表达了他对于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长期发展,有其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表明,革命形势的影响等等,已经消退,现实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回到了马克思的视野之中。

但是,其中也有不大确切之处。对社会内部的变化,出现了两个描述,一是"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一是"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而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与任务的提出,其实是同一个变化,它的前提却有两个描述,且其间有相当的差别,这就有问题了。

关键在于"成熟"。这在后来变得极其重要。

倘若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不成熟,这种关系就不会出现,那么,很难说当时的欧洲社会里这种条件已经"成熟",甚至直到现在,也未必能说这个话。但是,马克思明确地把新的关系已经出现作为革命尝试的前提。他在《资本论》手稿(第四卷)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因此,那两个描述应该合而为一,保留较为确切的那个,即后面的那个,"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此时就会出现新的关系,相应地,也就产生了建立新社会的任务。而这时,"成熟"尚未出现,那是过程后期的状况。这样,就消除了逻辑上的不确切。

从新关系出现、新任务产生,到新社会建立,其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为物质存在条件生成、存在,到"成熟",即所谓旧的社会形态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需要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革命的合理性建立在旧社会内部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马克思学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共产党人的观念中,这显得不可思议。笔者在与"左派"人士争论时,曾有对手逼问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原著里的根据。笔者据实相告,对方显然十分惊讶,甚至表示出"吾爱吾师,但尤爱真理"的态度,直接质疑马克思──当然,质疑马克思不是不可以,只是须有充分的理据。

显然,上述论断标志着,马克思在清除他们思想中的那些自相矛盾之处。正如鲍彤先生指出的,"这个深思熟虑的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先前《共产党宣言》中"那些不成熟的但是很能迎合'革命需要'的豪言壮语"。

在马克思总结"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四十多年后,恩格斯为他这位已在十几年前去世的老朋友的那本小册子写了一篇《导言》,检讨了他们当年的错误。

恩格斯写道,"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想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

恩格斯的检讨,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极其重要。

其一,革命的条件,或社会的成熟程度。"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其二,多数人的革命。"以往的一切革命,……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而在新的条件下,情况表明,"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

或许,恩格斯对他所说的"经济革命",他当时的看法或估计,都还是相当保守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经济革命,到今天,它仍然有其活力。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建立了共和国,实际上标志着资本主义经历了它的初期发展,进入到长期发展的阶段;即便是经历了周期性的危机,甚至大萧条,即便是"社会主义"苏联,以及其后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结为"阵营"而挑战资本主义,一波又一波的新的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经济革命,仍然以西方社会为发源地,一次次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相应地,未来社会的革命的条件,也在其中改变着。

不过,否定了"不断革命"论,正视资本主义经济革命,马克思学说却未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恰恰相反,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地呈现停滞的状态,而"不断革命",又卷土重来。

■"不断革命"死死纠缠

问题在于,面对着资本主义长期发展阶段的展开,工人政党的生存、发展及其运作或斗争的方式,都面临着严峻考验。

工人政党从一开始,就具有革命党的性质,《共产党宣言》就是证明。然而,"不断革命"一开始就遭遇失败,资本主义进入其长期发展的阶段。

工人政党要生存,要发展,特别是要迎接"多数人的革命",而非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就要转变为正常的政党,适应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适应政党政治的社会政治环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做这样的转变,得到晚年恩格斯的热情支持与鼓励,并做了一些理论说明,但这毕竟还远远不够。

伯恩施坦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他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显然,他看到了《共产党宣言》中"不断革命"的色彩,明确地将其与布朗基主义相联系。

在工人国际的历史中,伯恩施坦以他的"修正"著称。他的重点当然是在政治革命方面,然而,他摆出一副全面修正的架势,全面批判马克思学说的体系。

考茨基作为伯恩施坦的党内同志,况且他自己也同样感受到现实政治的压力,因而,他对批评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不是很热心。于是,理论造诣深厚的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当仁不让,老实不客气地从哲学上,也涉及到经济学,对伯恩施坦予以痛击。

然而,现实政治中的人们,更关心政治理论方面的变化。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斗争,反而衬托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阶段的贫乏。

伯恩施坦的修正,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着马克思学说自身的矛盾。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动手,否定了"不断革命",然而,思想中的自相矛盾消除了,实践中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清晰了: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其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发展还落后于其经济发展,而工人政党即使放弃了"不断革命",但它们无论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向前大步迈进",还是像普列汉诺夫说的那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都实际涉及其生存和运作的实际能力,特别是需要有坚韧而又富于灵活性的政治方略与政策,而这却有相当的困难。

面对着资本主义,放眼望去,看不到它的尽头,革命以及胜利的希望渺茫。英国学者所著的《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这样写道,"'最终目标'与'日常斗争',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分离与矛盾,一直贯穿于社会主义运动之中。"

面对这样的现实,工人政党对自己的战略与策略,要有新的理论与策略的把握。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学说,他所谓"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观念与姿态,可以说,流露出某种灰暗色彩,却具有人们感同身受的现实性,从而得到相当的支持。

考茨基对批评伯恩施坦不热心,或有所犹豫,但他自己在努力。

在现实政治的影响下,考茨基宣称,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情况在逐渐变化,工人阶级"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经济条件则使工人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

这一"革命条件成熟"的信念,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接受。

俄国的托洛茨基对这一信念大加称赞,并进一步推断,"世界经济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即使在俄国也可以"不断革命",使其革命迅速转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新版的"不断革命"论。

而列宁,则从另一个角度也得出类似的认识。当时列宁倾注心血研究帝国主义问题,他认为,进入到垄断资本全球扩展,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它的最高阶段,已经成熟,已经腐朽到"垂死"状态,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认为时机已到,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主张"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将战争引导到革命,建立工人政权。这样,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使不一定赞同,至少不会反对,而且很看重托洛茨基的政治能力。他在准备革命之际,与托洛茨基消除了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两人联手,迫使布尔什维克高层同意发动起义,而托洛茨基担当了实际指挥的重任。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的"不断革命",又改头换面地回来了。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人政党曾力图引导战争走向革命,但事与愿违,革命未出现,"先进"国家的工人政党却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冲击得七零八落,而"落后"国家的人们抓住机会,在所谓"帝国主义锁链的薄弱环节"发动革命。

科学社会主义刚刚正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然而,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变化。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欧洲的民族主义向其极端发展,沙文主义迅速冲垮了工人政党的国际主义,第二国际失败。

考茨基在战前同意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立场,战争期间仍坚持其反对派立场。但是,考茨基似乎不是个好斗之人,他面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时心存犹豫,反对不力,对来势汹汹的沙文主义,他似乎也同样有所犹豫,结果,党的力量被削弱,他自己的政治派别也逐渐被边缘化。

但是,考茨基保持着他作为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本色,他从欧洲,与卢森堡等人一起,而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严厉批评列宁通过十月起义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

可以说,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学说的"最后的斗争"。

考茨基写了《帝国主义战争》,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一本著作,题目赫然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考茨基严厉批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举,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没有得到多数,"这是一个难堪的局面。"他说,"立宪会议可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去做一切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且比布尔什维克单独地干要做得更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这样就得要求布尔什维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干,不能作为一个专政的党,从上面来发号施令。"

普列汉诺夫写了不少论战文章,特别是一封《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其中援引恩格斯的话,"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他说,"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这位老资格的理论家指出,"诚然,工人阶级可以指望得到迄今都占俄国居民绝大部分的农民的支持。然而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将来当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以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一点,在掌握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中间大概谁也不会怀疑。"基于这一观点,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列宁的土地国家化纲领,指责"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待国有化"。

应该说,不不仅是俄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是落后国家贸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面对的共同的问题。

不仅如此,普列汉诺夫还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除批评列宁及其"十月革命",还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他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

换句话说,当年马克思说的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意味着,生产力发展──这比阶级斗争更具决定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必要,知识分子阶层因为工人阶级知识化而壮大,成为资本主义的新的掘墓人。

这些批评,显示出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家们仍有其理论力量,不过,现实看来需要他们做得更高些,而他们已经做不到了。

伯恩施坦"修正"时摆出了全面批判马克思的架势。他也许有些自不量力,现在看来确有其必要。当此"最后的斗争"之际,无论考茨基,还是普列汉诺夫,都未能以全面斗争的姿态迎战。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有理论力量,但已是老迈之身,只能尽全力留下一份宝贵的遗嘱。

显然,"最后的斗争",悲壮而艰难,其影响力,其实已大为衰落。

而正值壮年的列宁咄咄逼人,以论战的姿态面对批评。

他对考茨基似乎尤为重视,在《国家与革命》以很多的篇幅批评考茨基,还写了反击的专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对普列汉诺夫,以及苏汉诺夫等人,他的批评同样尖锐,但较为零散。看得出来,

列宁对批评还是很在意的。对手依据马克思学说批评他,他以他自己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反驳,而在反驳与辩解中,尤其以他对"通常的历史顺序的变化"的阐述最有价值。

据列宁的看法,通常的顺序是工商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新的革命具有了合理性,而变化了的顺序就是,革命中建立新政权后,再来创造工商业文明。尽管列宁如此费心辩解,其中也有其道理,但是,历史证明,权力在握的政权对马克思学说,在列宁那里或许相当认真,但整体而言只是借用而已,直到碰得头破血流,才有可能有所醒悟,而再动作起来,就又是一番光景了。

俄国"十月革命",从起义、夺取政权,经历"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而列宁去世后,号称"全党最喜爱的理论家"布哈林作为"新经济政策"维护者,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在现实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党人放弃了"新经济政策"被,转而求助于农业集体化,进而组建苏联帝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样,从起义到"革命"成功,历时将近二十年──相比更"落后"的中国,这还是比较长的呢,后者从军事胜利到"革命"成功,时间是不到十年。

斯大林携手"右派"布哈林,击败"左派"托洛茨基,然后翻过手再击败布哈林。他还不能罢手,又再反复地清洗布尔什维克党,直到欧洲政党的色彩在浓重的血泊中完全消失,全党匍匐于他一人脚下。这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相映生辉。

而列宁主义,则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列宁主义被斯大林和苏共重新包装,不过,苏联人的手法还不像后来中共那样粗暴。他们保持列宁著作的原貌,甚至按列宁的意思,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先前那些被称为经典的著作,同时,也长期保持了苏共依照列宁的要求而公布党的会议记录的传统,只是对列宁批评斯大林的晚年一些文献,以及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利的论述,有意地予以忽略,如此而已。

在实践中,考茨基主张"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被列宁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接了过来,用于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践。

这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学说之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依中国学者何新的观察,认为它是发展中国家由前资本主义过渡到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最切合时宜的一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落后"国家用这种"社会主义"进到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而依马克思学说,在这个阶段里,会孕育出社会主义。

■马克思学说终结

从欧洲诞生的马克思学说,经历了对"不断革命"论的否定,正视资本主义经济革命,重新审视合法斗争、议会政治,其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手上,呈现出开放姿态。然而,他们先后逝世,其学说发展的希望迅速地黯淡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世界观基本形成,着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以及经济状况和理论之际,经历了欧洲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退回书房"研究经济理论,恩格斯为给马克思提供经济支持而不得不做他的企业家或资本家的工作,同时也做他自己的研究。

在这样的状态下,在恩格斯极力催促之下,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第一卷,其余的,就是一大堆手稿。他们孜孜不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三卷《资本论》都还在其中进展。到第四卷,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但编写了后两卷《资本论》的恩格斯,也无能为力了,他们的学生考茨基,则只能把手稿编辑成书。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其实还基本是半成品,实际成为马克思学说经济理论的缺陷。

马克思学说的两大贡献,一是历史唯物论,一是剩余价值论。前者,是作为其哲学体系的辨证唯物论的具体表现,后者则是其经济理论的主体,然而马克思完成了它的理论框架,未能做更深入的展开。至于另外那个部分,即科学社会主义,或社会政治理论,问题更为复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德国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而马克思被迫到英国寻求自由的环境,那里,资本主义已更为发达,从其初期向中期发展。

即使马克思生前能够完成四卷巨著《资本论》,而资本主义还有上百年的路程要走,他著作中的相当部分会过时,甚至他的理论框架也可能有必要修正或调整。

同样,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分支,一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一是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这两个过程,前者,从资本主义的中期看向未来,已是一眼望不到头,后者,更是未定之天,谁都难以看得清楚。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做他们的学问,发展他们的学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与实际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他们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写作《共产党宣言》,此后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脱离出来。然后,是参与创立第一国际,马克思作为德国代表参与总委员会工作,不过,当他认为写作《资本论》是更为重要的工作时,又使自己脱离出来。此后,作为德国党的顾问,他们两人表达"伦敦方面"的意见,在理论上对"德国方面"有优势,在实际上则不尽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研究工作得以继续。

然而,他们逝世后,其学说的发展就面临困难。考茨基是党的领导人,他在理论上对"不断革命"开了后门的重大失误,恰恰与他担负党的领导工作有直接关系。他研究历史,写下历史唯物论专著,研究理论,把握理论与政党实际事务的分际,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对社会发展状况的把握,却很有些草率,至为遗憾。

而普列汉诺夫身为俄国党的理论家,尽管有党内事务,毕竟超脱许多,其理论贡献就更为显著。他留下政治遗嘱,以及他对这遗嘱的处理,都有超脱的意味在其中,显然,他更多地是一位理论家而非政治家,但他的机缘,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差了许多,就难以担当发展马克思学说之事了。

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的状况:一是资本主义仍在发展;一是理论家多在党内,像这两位思想家那样可以在研究工作与党的工作之间能有较大空间的学者极少──这看来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极目远望,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中期,前面长路漫漫、学说后继无人的常态──而在当时,马克思学说本身,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要"上升为具体",经济研究、社会政治研究都需要更多投入,实际极其困难,修正的工作极其艰巨。

此外,还有更难以估量的威胁出现在面前。

第二国际在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浪潮中崩溃,列宁主义在东方社会兴起,而它自诩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出现于欧洲,基于较为发达或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所谓"落后国家"尚缺少专门的研究,而列宁主义,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都是基于"落后国家"的社会。马克思学说的传人,考茨基与普列汉诺夫,以及卢森堡,奋力与之斗争,然而理论的批评难以阻止新的社会实验。

于是,在此类实验中,马克思学说表面上还被尊为"指导思想",内里,则逐渐地面目全非。

德国党的两派合并,马克思持批评态度,但无力阻止。他在"书房"里写下《哥达纲领批判》,最后以"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结束,明显地带着些许的无可奈何。回过头看去,这一幕,似乎预示着马克思学说"终结"的命运。

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结果是,马克思学说在上个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之际,在其经历了它的最后的斗争之后,就陷入停滞状态,或者说,实际已经终结。

■汪洋大海中"摸石头"

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之际,马克思学说终结已近百年。就学术研究而言,它是一门学问,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遭遇危机之时,人们对它的注意会更多些。

而被共产党人念着唱着歌颂着的,其实是它的东方化的各个版本,即使马克思再活过来,对它们恐怕也看不懂了。

中国人在民国初期较为宽松的思想环境之中,接触到各种外来的思想、理论、学说,其中也接触到马克思学说,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著作。然而,偏偏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不久,在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传声中,马克思学说,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形成了独尊的地位,而毛泽东思想据说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红宝书"最合中国人的胃口。

"文革"中后期,"批林批孔"之际,突然兴起了一阵学习马克思学说原著的热潮,成为中共政权下少有的重视马克思学说的时期之一。但是,这种热潮有某种危险性,即很容易让人们发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列宁的著作,其理论风格、学术水准,其批判精神,都是毛泽东的著作难以与之相比的。

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明白,要推行"中国化",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威。

似乎是从胡锦涛执掌权力之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了。

在习近平率领下,中国共产党人又在展现新的身段。

习近平纪念马克思,大讲了一通,把中国共产党人的颂辞功夫,特别是有习近平特色的排比句式的修词功夫,连同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不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偏执,以及对他们自己的"中国化"货色的自信,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

其中最为精彩之处,一是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是诵念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把浸透着中国特色专制观念的所谓"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硬塞进去,"当作旗帜来挥舞"。

推敲习近平的意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发展中国,这个主义似乎力量就不够,要再做一番基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努力,弄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来才行。

习近平的本事看来比马克思大得多,身为党魁,更是大理论家,表面上对马克思也还算谦虚得很。可是他根本没有弄懂,什么叫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当年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之时,尚且承认,"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习某人对此全无概念,只会念诵什么什么"才能救中国"之类,以及再续做更似华美的排比句,诸如什么什么"才能发展中国",以及什么什么"才能强大中国"。既然如此,那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还真是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呢。

问题是,要把基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弄懂基本理论是最基础的工作,而中共的最大问题,如毛泽东所说,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懂马克思学说的人,本来就很少,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到了差不多弄懂的时候,一只脚就已经踏到中共监狱的门槛了。懂"马列主义"的人倒似乎多些,但他们与中国"山沟"里摸爬滚打惯了那些人,或多或少地,也总是不大合得来,总要被迫低头。

于是,真正的英雄就是那些无知无畏的好汉们,如毛泽东,如习近平。

其实,毛泽东还不算很无知,他常常手不释卷,堪称博学,还时常把他喜欢的文献印成大字本,给党内同事去阅读,只是,对马克思学说,他的确无知得很,而这样,他才成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习近平不甘示弱,他如今也在努力,这样,他的思想据说已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他喜欢展示他的书单,似乎还没听说他把哪本书推荐给他的同志去看。

有趣的是,习近平很自豪,信心十足,要"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很喜欢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殊不知,马克思学说看重的是现实社会深处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以批判的精神,对这种因素做分析,做判断,而喜欢"设想"的人们,恰恰最害怕这种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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