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中國的胡錦濤,下台之前不推行政治改革,遭到溫家寶不點名的抨擊,結果他自己在二十大的台上,被習近平強行拖拉驅逐下台,人心大快。成就了中國向帝制的倒退,胡錦濤也成為一名囚徒。
所以多年來,當香港的泛民全力要求普選,我並無積極附和。我曾經在蘋果的副刊專欄講述譚嗣同的結局,含蓄警告:戊戌的六君子,在押送菜市口砍頭的路上,北京市民向他們扔爛菜頭、辱駡他們是反賊。我向黎智英暗示:不要如此激情,香港至少有四成人口,生來不配擁有自由。你沒有必要捨一條命,為這種人爭取選票。不值得。
胡適與我,其實所見略同。他對那個民族的基因非常了解,但他太善良,他還看不破,他缺少了我的透澈冷峻。在這方面,胡適明知不可為而吶喊之,胡適是三百年來中國的一位聖人。
但胡適希望蔣中正到台灣後能寬容言論,甚至寬容自由知識分子組黨。蔣介石堅決拒絕,他認為胡適太書生氣:正因為在大陸,共產黨利用民國的言論和學術自由環境,在教育界和傳媒大舉宣傳滲透、部署間諜;幼稚的中國知識分子,誤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蔣介石才失去了大陸。
蔣介石認為: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是天真的,三四十年代紛紛左傾。只有極少數書讀得通的,如胡適、傅斯年、梁實秋,才看通了共產極權的本質,跟隨政府撤退。胡適的民主訴求,蔣介石都明白,孫中山的遺訓:中華民國要經過軍政、訓政時期,最終實現民主憲政;蔣中正是會做的,他的兒子就實現了,但不是在這個時候。
一個是政治家,一個是讀書人。於是蔣介石以叛亂罪拘捕了胡適的朋友雷震,封閉了刊物「自由中國」。胡適很痛苦,他苦勸蔣先生不要重判,雷震獲刑十年。
蔣介石在日記中透露:他很討厭胡適的婆婆媽媽,但尊重胡適的品格和學養,他知道國家需要這樣的人,尤其當相信了共產黨、選擇留在大陸的許多知識分子,紛紛上當,在毛澤東邪惡的獰笑中化為灰燼,胡適為民國政府游說中央研究院的精英去台灣。這是生死患難之交。胡適是第一位由中國士大夫銳變為獨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化人,蔣介石還有點傳統保守。但蔣介石知道胡適進步,胡適也無奈諒解蔣介石的處境。
看見展藏此信,我很感動:蔣先生和胡適先生的友誼,是自伯牙和鍾子期、管仲和鮑叔牙之後,中國文化中高貴的第三例的高尚友誼。在國家罹難的時候,相知、相惡,卻又相敬,並無高山流水,只有山風海嘯,比前兩例更複雜。今日台灣的中學,若要舉行辯論,應該以五十年代蔣介石和胡適這段充滿衝突的友誼為題,問:你認為蔣中正對,還是胡適之正確?知胡適、諒中正,不要鑽牛角尖的狹隘和偏激,從而為台灣未來定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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