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小故事中的邵燕祥

 

 杀猪梦 铁蹦豆儿 
邵燕祥   笔者摄

小故事中的邵燕祥


1
死亡的故事



2020年8月1日近午,邵燕祥熟睡着,体态平顺,面容安详,体温却走了。

就这样,他进入了永远的无梦的安眠。

他睡得那样香甜,睡得不失丝毫的尊严,睡得那样的美。

这位近乎圣徒的诗人、杂文家,死都给我们死出个样子。
人们说他大善大福、寿终正寝,友人流着欣慰的温暖的泪。
邵夫人谢文秀不让家人透露消息,只是让女儿2号晚上给章移河(谐音)一人发了一条微信:

父亲昨天上午没醒,睡中安然离世。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如他所愿,一切圆满。遵嘱后事已简办,待母亲百年后一起树葬回归自然。人散后,夜凉如水,欢声笑语从此在心中。
邵燕祥子女 
八月二日  

3日上午,三五家人送邵老到八宝山火化场,没有任何仪式,没有惊扰一个外人。
家中不设灵堂,连遗像都没有。我想,遗体及骨灰盒上也不会有那块红布。
家门外的地面摆放着小小的五盆菊花,白白的,静静的,矮矮的,花朵离地尺余,和了邵燕祥平易、干净、不屈的一生。

门外有菊花   笔者摄

当我安慰谢阿姨说,邵老没在医院受罪,多好啊。她回答:哪怕让我伺候三天也就释怀了。
若问邵先生为何能够如此安然长眠,让我们读一读他1989年11月写作的这首诗吧。

《当我成为背影时》

当我成为背影时
不必动情  不必心惊
只须悄悄地挥一挥手
如送一片云  一阵风
如送落日不再升起
如送不知何往的流星
人人都将成为背影
天地间一切都是过程

当我成为背影时
不要惜别  不要依恋
只须无言地目送一瞬
望断那长路伸向天边
望断那隐去的孤帆远影
望断那明灭的灯火阑珊
所有的盛宴曲终人散
告别时何须相约再见

当我成为背影时
不用忧伤  不用叹息
请看我步履如此从容
不用问我到哪里去
不用问早年青春如梦
不用问路上雨雪霏霏
难忘的有一天也会忘记
日月长照  而人生如寄

当我连背影也匆匆消逝
遗忘吧  一切不值得悲哀
岁月的尘埃  落下又飞起
童心不再  青春不再
欢乐与揪心的时光不再
希望与失望的交织不再
不再回首叮咛:勿忘我
那歌儿  那花朵  都不会重来

2019年12月15日,邵燕祥夫妇与章移河去探望赵园王得后夫妇、钱理群,不曾想,这竟然是邵先生与大家的最后见面。   笔者摄

如今,邵先生真的成为了背影,还给我们留下一个关于死亡的温馨故事。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如何能够这样地善终,大概还是有道可循的。大德高僧可能更加了然此道,而我们,又如何甘当凡夫俗子?
邵先生是我们“死亡的榜样”,我们不妨想一想该如何处理耄耋亲人的临终,想一想自己的修为与死法。如今,我越发地相信心与身的融合了。我们若按照燕祥先生的样子修行,又何愁不能如他一样安然长眠?


2
“神童”的故事




“邵燕祥创作七十周年研讨会”部分与会者  孟斯摄


那年,邵燕祥到《新民报》编辑部去领稿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问他给家里的什么人代领。他说是自己的。有人说,“看文章以为你四十多岁了呢。”
那年,邵燕祥十三四岁。
下面是他十四岁时写的一首小诗:
 
十月,
阳光的金手烫红了西山的红叶,
闪烁着一片一片火热的欢容。
高高的蓝天笼盖着更远的远方,
我们脉管里血液相通。

让我们倾倒满杯的热量,
高声地喊道:欢迎!
我们献上遥远的敬礼,
用全部的爱,全部的挚诚。

从原野那头走来的队伍啊,
步伐整齐而响亮。
我们从草的起伏听出了风的走向,
你们可从我们的歌,听见了我们
燃烧的想望?
 
这是一个少年,一个厌恶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少年,在渴望远处的解放军的到来,在渴望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到来。
就这首小诗的文学质量,说邵燕祥曾经是个“文学神童”,大概是可以的。后来也确有人强调过邵燕祥的“神童”历史。按照当今的习气,着力粉饰一下自己这段“非凡的历史”已属正常,然而邵先生却一直对此退避三舍。几年前我跟他提起“神童”之事,他说,这说明不了什么,更不能保证一个人今后如何,所以不能提,没必要提。
不仅是文学“神童”,邵燕祥十几岁就成了北平地下党的“红外围”,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后,他用饱蘸激情的笔,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


3
离婚故事




钱理群说话,邵夫人为燕祥助听   笔者摄

1958年2月8日,邵燕祥在《关于右派分子邵燕祥的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并被开除党籍。接下来便是下放劳动改造。邵燕祥的这个身份对于家庭成员的坏影响是很严重的,减轻这种连累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离婚、划清界限,最好还要对这个从前的家人狠狠地揭发、批判。
进入1960年代,邵夫人谢文秀面临的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后来她便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离婚的故事。
(下文摘自《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一书的附录《碎片》)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遵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是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拼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被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邵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记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没意见。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头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没情没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我要不坚决点儿,过不了几天,我们住的宿舍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从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机关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大概预计到新的一轮冲击将波及到他。在这期间,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50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少遭些白眼,少受些歧视,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嘛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如今的年轻人读这个关于离婚的故事,可能有些摸不到头脑,甚至哭笑不得,因为它似乎离我们太远了,与今天的离婚情景实在是不着边际。其实,这只是中国50多年前的故事。忘却历史的代价,是加大历史重演的概率。


4
“坏人”的故事





8月3日上午,朋友接我及章移河去邵燕祥家探望。上车后章的第一句话是,谁走也不该他走啊!以后我们跟谁玩儿啊?邵先生太有趣了。还剩一个钱理群,他离我们太远,也不如邵先生有趣。
我说我们身边的一些人都很好的啊,章移河嗓门儿拔高了五度说,好人多了!好玩儿吗?有趣吗?
是的,好人不少,有才能有成就的好人也不少,但是,有才能有成就又有趣的好人就不多了。
生活中,一个有趣的人,就是他的能力、人品一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愿意叫上他,可见,“有趣”是很重要的。人生苦短,有意识地修成一个有趣的人,于己于他,善哉善哉。

聚会便开心,左起:邵燕祥、张思之、钱理群、捅出非典打破隐瞒的蒋彦永   笔者摄

章移河总爱挑三拣四的,其实,她的敏感、激烈、雄霸,远远盖过了她的有趣。邵燕祥则不然,他的幽默有趣,是以深层的淡然、坦然及智慧作为支撑的。不过敏感、尖刻的移河老师(笔者骨子里跟她是同一种货色)认识的人多,她对于周遭人的评价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她说白先勇也好玩儿,还讲了他如何好玩儿,但我猜想,白与邵的有趣、好玩儿,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内容吧。倘若晚辈之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老先生,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与他们混在一起的妙趣,绝不亚于与同龄的哥们儿鬼混时的快乐。
张思之与邵燕祥是一对儿“老冤家”,他们多年保持着激烈的“好人坏人之争”,以至张提到邵时,常常以“那个坏人”来代替邵的名字。邵燕祥心脏搭桥手术后我们到密云找他玩儿,在水库边的农家院儿喝茶等鱼吃的时候,大家开始数落好老头儿们走的走、病的病的不在少数,而品行不端的老者也很有一些比较健康的。张思之的学生付可心不无感慨地插话:“你们看,如今怎么总是好人得病啊!坏人却活得好好的。”片刻,邵燕祥则低声细语地悠悠地说:“哦?咱们思之的身体不是很好嘛?”于是大家频频点头,觉得小付的话有点情绪化,有点绝对。
不想,张思之却重重地一拍桌子勃然相斥:“坏!真坏!你们看清楚谁是坏人了吧!”大家一瞬间有点懵,但又恍然明白。原来邵燕祥这话是顺着小付的逻辑说的,意思是“张思之不得病,所以他不是好人”。后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以“不得病的人”来称呼张思之,以此来暗示他也是个坏人。其实这也正是邵燕祥的文风——总是骂人,却不带一个脏字,而且骂得挺狠、挺深。
 

邵在思之家里收拾他,郑仲兵乐不可支   笔者摄
 
事实上张思之和邵燕祥都是很坏很坏的人,只是坏的表现风格不同。张,锋芒毕露、拍案而起;邵,绵里藏刀、不动声色。这种嚣张与温顽的差异,造就他俩不同的社会形象,但他们骨子里却是同样的人。
去年的一次聚会,我车接钱理群。车上聊天,钱说不再以任何形式给年轻人讲课了,因为喜欢听他讲的,多是优秀的年轻人,怕他们不知世道险恶,接受了自己的观点后作出被伤害的事情,这些人应该等到建设国家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到了饭桌上,邵燕祥也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时期,会牺牲大量的好人做铺路石,就此他不忍心看到一些优秀的青年懵懵懂懂地就做了这种铺路石。

邵、张、钱与年轻人   笔者摄

就此,年轻人尽管可以不了解、不喜欢这些老头儿,但他们却设身处地地惦记着年轻人。


5
解读一首诗的故事




一次聚会,大家议论我们曾经的伟大领袖,有人便说到了邵燕祥很早以前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短文深层地解剖了毛的这首早年诗作。印象中我读过这篇短文,因喜欢,还做了剪报,但当时没有注意作者。
回家翻日记,是1988年5月5日的报,题目是《评毛泽东的<咏蛙>诗》。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的今天我重读此文,竟与20多年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当年我是个二十多岁的火车司机,又是一路受革命教育走来的,那时改革开放也才10个年头儿,我读不透此文,实属正常。
邵燕祥20年前就说过:“‘劫富济贫’是历来流氓无产者的口号。流氓有产者呢?他们的行动则是‘劫贫济富’”。这个观点自然很深刻,但我后来更叹服邵老的预见性。而短文《评毛泽东的<咏蛙>诗》,我是如今才有能力读懂他的深意,并再次佩服邵先生的预见性。
文章只有千字,下面是摘录:

唐以前人的诗中,咏蛙的人似不多。到了南宋,辛弃疾词中的“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传诵多年。吴涛的“怪来一夜蛙声歇”……都只是乡居况味,不含褒贬。
……毛泽东少作《咏蛙》,令人耳目一新:
独坐池塘如虎距(疑为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今天将毛的此诗)安排在不甚显著的版面,我想也许表明我们的政治局面毕竟已经走向开放,思想认识不在拘泥于“一句顶一万句”的老套……
……过去毛泽东诗词评论研究中,把“分田分地真忙”这样的即兴口占,拿来同《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这样的力作相提并论,固然好像遵循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不无偏颇的格言,取消了实事求是的艺术分析和艺术评价,其实并不由于研究者缺少艺术上的识见,而只是政治生活中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艺批评中的反映罢了。
……
通观全诗,都与救国救民无关。诗中所透露的“抱负和志愿”,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民起义的黄巢《咏菊》:“我花开来百花杀!”这是一种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抱负和志愿”。其诗格与黄巢、朱元璋相伯仲,不用说与富于民主性精华的古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即使置之于帝王诗之间,也远在刘邦《大风歌》之下,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足取的。
这首诗的史料价值大大超过他的文学价值……
记得老布尔什维克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中有这样一篇演说,讲到17岁是一个人树立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刻。……一切青少年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关心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的人们,读到这首近八十年前的“言志”诗都会有所思考,并做出自己的结论的吧。

文中“也许”一词的意味、“史料价值”的涵义,以及联想到黄巢、朱元璋、刘邦等细节,我当年实在是“不解其中味”,如今读懂了,说明社会和我都进步了。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一次跟师友唐晓渡闲聊,我说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想想古往今来的优秀书生,大概只有两个根本性的作用,一是骂骂街,给社会、政府挑挑毛病;二是身体力行地告诉大众,人还有这样一种活法,就是不趋炎附势,不唯利是图,保持自由地思想、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老话说的,要活得有点“气节”、“风骨”,可是中国又有多少能够守住这个底线的书生呢?。唐晓渡沉默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说:“邵燕祥属于这种。”
“邵燕祥属于这种”,如今,斯人已逝,真是走一个就少一个了。

窦海军
2020-8-5


附:邵燕祥文《死的意义》

使讨厌的人不再讨厌。
使作恶的人不再作恶。
使可爱的人永远可爱,并转化为长长的思念。
使追求者不再追求。
使等待者不再等待。
使期望者不再期望,也从此无所谓失望。
同时使绝望者的绝望,与希望的遭遇相同。
使珍惜生命者失去其所珍惜。
使虚掷光阴者再也无可浪费。
使向往彼岸的人失去了彼岸。
使为来世苦修者被迫中断苦修。
使长寿者成为长寿者。
使天折者成为天折者。
使长寿者和天折者相视平等了。
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齐彭殇”么?
使好人永远是好人。
使坏人永远是坏人。
使正在变坏的人悬崖勒马,使正在从善的人丢掉改邪归正的机会,而前者以后者为代价,因为人间必得让好人与坏人保持一定的比例。
没有好人做参照,焉知道什么叫坏人呢?
没有坏人做衬托,又何所贵于好人呢?
这就是死亡:是结束,又是开始。
是一个实在的结束。
是一个虚无的开始。
好到流芳万古的人开始一个被人忆念的过程。
坏到遗臭万年的则开始一个被人唾骂的过程。
流芳万古直到后人弄不清何以流芳万古,只剩下一个名字。
遗臭万年直到后人只知其坏而不知其怎么个坏法,只剩下一个符号。
模糊了,遗忘了,无朽无不朽,真正的寂灭了。
寂灭即死,死即寂灭。佛家说得不错。
从具象而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人死如灯灭,是俗人百姓的悟道之言。
普通人无论如旧法“入土为安”,或是如贾宝玉说的“化为一股青烟”,瞑目也罢,不瞑目也罢,总是烟消火灭了。
只有那些不朽者,古圣先贤,帝王将相,大师名家,豪门巨富,尽管通达如陆放翁,明知“死去原知万事空”,乃至“死后是非谁管得”,但盖棺未必论定,入土亦未为安,还难免非法的盗墓者破坟曝尸,合法的文物工作者考古发掘,虽死却不得寂灭,可慨也已。

邵燕祥
一九九七年清明后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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