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日近午，邵燕祥熟睡着，体态平顺，面容安详，体温却走了。
就这样，他进入了永远的无梦的安眠。
他睡得那样香甜，睡得不失丝毫的尊严，睡得那样的美。
这位近乎圣徒的诗人、杂文家，死都给我们死出个样子。人们说他大善大福、寿终正寝，友人流着欣慰的温暖的泪。邵夫人谢文秀不让家人透露消息，只是让女儿2号晚上给章移河（谐音）一人发了一条微信：父亲昨天上午没醒，睡中安然离世。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如他所愿，一切圆满。遵嘱后事已简办，待母亲百年后一起树葬回归自然。人散后，夜凉如水，欢声笑语从此在心中。3日上午，三五家人送邵老到八宝山火化场，没有任何仪式，没有惊扰一个外人。家中不设灵堂，连遗像都没有。我想，遗体及骨灰盒上也不会有那块红布。家门外的地面摆放着小小的五盆菊花，白白的，静静的，矮矮的，花朵离地尺余，和了邵燕祥平易、干净、不屈的一生。当我安慰谢阿姨说，邵老没在医院受罪，多好啊。她回答：哪怕让我伺候三天也就释怀了。若问邵先生为何能够如此安然长眠，让我们读一读他1989年11月写作的这首诗吧。2019年12月15日，邵燕祥夫妇与章移河去探望赵园王得后夫妇、钱理群，不曾想，这竟然是邵先生与大家的最后见面。 笔者摄
如今，邵先生真的成为了背影，还给我们留下一个关于死亡的温馨故事。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如何能够这样地善终，大概还是有道可循的。大德高僧可能更加了然此道，而我们，又如何甘当凡夫俗子？邵先生是我们“死亡的榜样”，我们不妨想一想该如何处理耄耋亲人的临终，想一想自己的修为与死法。如今，我越发地相信心与身的融合了。我们若按照燕祥先生的样子修行，又何愁不能如他一样安然长眠？“邵燕祥创作七十周年研讨会”部分与会者 孟斯摄
那年，邵燕祥到《新民报》编辑部去领稿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问他给家里的什么人代领。他说是自己的。有人说，“看文章以为你四十多岁了呢。”这是一个少年，一个厌恶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少年，在渴望远处的解放军的到来，在渴望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到来。就这首小诗的文学质量，说邵燕祥曾经是个“文学神童”，大概是可以的。后来也确有人强调过邵燕祥的“神童”历史。按照当今的习气，着力粉饰一下自己这段“非凡的历史”已属正常，然而邵先生却一直对此退避三舍。几年前我跟他提起“神童”之事，他说，这说明不了什么，更不能保证一个人今后如何，所以不能提，没必要提。不仅是文学“神童”，邵燕祥十几岁就成了北平地下党的“红外围”，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后，他用饱蘸激情的笔，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
1958年2月8日，邵燕祥在《关于右派分子邵燕祥的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并被开除党籍。接下来便是下放劳动改造。邵燕祥的这个身份对于家庭成员的坏影响是很严重的，减轻这种连累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离婚、划清界限，最好还要对这个从前的家人狠狠地揭发、批判。进入1960年代，邵夫人谢文秀面临的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后来她便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离婚的故事。（下文摘自《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一书的附录《碎片》）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遵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是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拼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被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邵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记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没意见。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头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没情没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我要不坚决点儿，过不了几天，我们住的宿舍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从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机关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大概预计到新的一轮冲击将波及到他。在这期间，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50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少遭些白眼，少受些歧视，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嘛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如今的年轻人读这个关于离婚的故事，可能有些摸不到头脑，甚至哭笑不得，因为它似乎离我们太远了，与今天的离婚情景实在是不着边际。其实，这只是中国50多年前的故事。忘却历史的代价，是加大历史重演的概率。8月3日上午，朋友接我及章移河去邵燕祥家探望。上车后章的第一句话是，谁走也不该他走啊！以后我们跟谁玩儿啊？邵先生太有趣了。还剩一个钱理群，他离我们太远，也不如邵先生有趣。我说我们身边的一些人都很好的啊，章移河嗓门儿拔高了五度说，好人多了！好玩儿吗？有趣吗？是的，好人不少，有才能有成就的好人也不少，但是，有才能有成就又有趣的好人就不多了。生活中，一个有趣的人，就是他的能力、人品一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愿意叫上他，可见，“有趣”是很重要的。人生苦短，有意识地修成一个有趣的人，于己于他，善哉善哉。聚会便开心，左起：邵燕祥、张思之、钱理群、捅出非典打破隐瞒的蒋彦永 笔者摄章移河总爱挑三拣四的，其实，她的敏感、激烈、雄霸，远远盖过了她的有趣。邵燕祥则不然，他的幽默有趣，是以深层的淡然、坦然及智慧作为支撑的。不过敏感、尖刻的移河老师（笔者骨子里跟她是同一种货色）认识的人多，她对于周遭人的评价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她说白先勇也好玩儿，还讲了他如何好玩儿，但我猜想，白与邵的有趣、好玩儿，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内容吧。倘若晚辈之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老先生，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与他们混在一起的妙趣，绝不亚于与同龄的哥们儿鬼混时的快乐。张思之与邵燕祥是一对儿“老冤家”，他们多年保持着激烈的“好人坏人之争”，以至张提到邵时，常常以“那个坏人”来代替邵的名字。邵燕祥心脏搭桥手术后我们到密云找他玩儿，在水库边的农家院儿喝茶等鱼吃的时候，大家开始数落好老头儿们走的走、病的病的不在少数，而品行不端的老者也很有一些比较健康的。张思之的学生付可心不无感慨地插话：“你们看，如今怎么总是好人得病啊！坏人却活得好好的。”片刻，邵燕祥则低声细语地悠悠地说：“哦？咱们思之的身体不是很好嘛？”于是大家频频点头，觉得小付的话有点情绪化，有点绝对。不想，张思之却重重地一拍桌子勃然相斥：“坏！真坏！你们看清楚谁是坏人了吧！”大家一瞬间有点懵，但又恍然明白。原来邵燕祥这话是顺着小付的逻辑说的，意思是“张思之不得病，所以他不是好人”。后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以“不得病的人”来称呼张思之，以此来暗示他也是个坏人。其实这也正是邵燕祥的文风——总是骂人，却不带一个脏字，而且骂得挺狠、挺深。事实上张思之和邵燕祥都是很坏很坏的人，只是坏的表现风格不同。张，锋芒毕露、拍案而起；邵，绵里藏刀、不动声色。这种嚣张与温顽的差异，造就他俩不同的社会形象，但他们骨子里却是同样的人。去年的一次聚会，我车接钱理群。车上聊天，钱说不再以任何形式给年轻人讲课了，因为喜欢听他讲的，多是优秀的年轻人，怕他们不知世道险恶，接受了自己的观点后作出被伤害的事情，这些人应该等到建设国家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到了饭桌上，邵燕祥也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时期，会牺牲大量的好人做铺路石，就此他不忍心看到一些优秀的青年懵懵懂懂地就做了这种铺路石。就此，年轻人尽管可以不了解、不喜欢这些老头儿，但他们却设身处地地惦记着年轻人。一次聚会，大家议论我们曾经的伟大领袖，有人便说到了邵燕祥很早以前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短文深层地解剖了毛的这首早年诗作。印象中我读过这篇短文，因喜欢，还做了剪报，但当时没有注意作者。回家翻日记，是1988年5月5日的报，题目是《评毛泽东的<咏蛙>诗》。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的今天我重读此文，竟与20多年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当年我是个二十多岁的火车司机，又是一路受革命教育走来的，那时改革开放也才10个年头儿，我读不透此文，实属正常。邵燕祥20年前就说过：“‘劫富济贫’是历来流氓无产者的口号。流氓有产者呢？他们的行动则是‘劫贫济富’”。这个观点自然很深刻，但我后来更叹服邵老的预见性。而短文《评毛泽东的<咏蛙>诗》，我是如今才有能力读懂他的深意，并再次佩服邵先生的预见性。唐以前人的诗中，咏蛙的人似不多。到了南宋，辛弃疾词中的“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传诵多年。吴涛的“怪来一夜蛙声歇”……都只是乡居况味，不含褒贬。……（今天将毛的此诗）安排在不甚显著的版面，我想也许表明我们的政治局面毕竟已经走向开放，思想认识不在拘泥于“一句顶一万句”的老套…………过去毛泽东诗词评论研究中，把“分田分地真忙”这样的即兴口占，拿来同《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这样的力作相提并论，固然好像遵循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不无偏颇的格言，取消了实事求是的艺术分析和艺术评价，其实并不由于研究者缺少艺术上的识见，而只是政治生活中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艺批评中的反映罢了。通观全诗，都与救国救民无关。诗中所透露的“抱负和志愿”，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民起义的黄巢《咏菊》：“我花开来百花杀！”这是一种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抱负和志愿”。其诗格与黄巢、朱元璋相伯仲，不用说与富于民主性精华的古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即使置之于帝王诗之间，也远在刘邦《大风歌》之下，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足取的。记得老布尔什维克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中有这样一篇演说，讲到17岁是一个人树立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刻。……一切青少年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关心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的人们，读到这首近八十年前的“言志”诗都会有所思考，并做出自己的结论的吧。文中“也许”一词的意味、“史料价值”的涵义，以及联想到黄巢、朱元璋、刘邦等细节，我当年实在是“不解其中味”，如今读懂了，说明社会和我都进步了。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一次跟师友唐晓渡闲聊，我说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想想古往今来的优秀书生，大概只有两个根本性的作用，一是骂骂街，给社会、政府挑挑毛病；二是身体力行地告诉大众，人还有这样一种活法，就是不趋炎附势，不唯利是图，保持自由地思想、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老话说的，要活得有点“气节”、“风骨”，可是中国又有多少能够守住这个底线的书生呢？。唐晓渡沉默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说：“邵燕祥属于这种。”“邵燕祥属于这种”，如今，斯人已逝，真是走一个就少一个了。使正在变坏的人悬崖勒马，使正在从善的人丢掉改邪归正的机会，而前者以后者为代价，因为人间必得让好人与坏人保持一定的比例。流芳万古直到后人弄不清何以流芳万古，只剩下一个名字。遗臭万年直到后人只知其坏而不知其怎么个坏法，只剩下一个符号。从具象而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人死如灯灭，是俗人百姓的悟道之言。普通人无论如旧法“入土为安”，或是如贾宝玉说的“化为一股青烟”，瞑目也罢，不瞑目也罢，总是烟消火灭了。只有那些不朽者，古圣先贤，帝王将相，大师名家，豪门巨富，尽管通达如陆放翁，明知“死去原知万事空”，乃至“死后是非谁管得”，但盖棺未必论定，入土亦未为安，还难免非法的盗墓者破坟曝尸，合法的文物工作者考古发掘，虽死却不得寂灭，可慨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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