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伟 2014年06月03日
香港出生的美藉摄影师刘香成因为在俄罗斯拍摄了一起未遂政变而和他人共享了1992年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他现居北京。在那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组织摄影展和编辑中国历史照片书籍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本身就是一个档案库，记录了自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时代》周刊(Time)和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拍摄的图片已收录成集，名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
不过，他的中国职业经历中最紧张的时刻，出现在他后来接受的美联社的一个任务里，彼时他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目击者。那年的6月3日和4日，他就在北京，当时，邓小平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枪杀了数百名，也许是数千名平民。
- 查看大图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1989年6月4日，一名三轮车夫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
他的家庭办公室位于那场暴力活动的中心以北不到一英里（约1.6公里）处。刘香成在墙上挂着那段时期拍摄的两幅标志性作品，一幅是一对年轻男女坐在立交桥下的自行车上，桥上是滚动的坦克，这幅作品是刘香成在杀戮后的第二天拍摄的；另一幅作品是"坦克人"，他是刘香成的同事杰夫·怀德纳(Jeff Widener)于同日从北京贵宾楼饭店往外拍摄所得的。在一次采访中，刘香成讨论了1989年春天时，他在北京的工作情况。以下为采访节选：
问：当天安门抗议开始掀起时，你正在美联社驻首尔分社。美联社派你回到北京。你的印象是什么，你有没有任何事情可能会演变成一出悲剧的感觉，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
答：当我看到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扎营的消息，我就想起了1978年那场短暂的民主墙运动。1989年，北京出现了类似的场景，不过人群的聚集规模比十年前要大得多。我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员工决定加入长安街的集会队伍感到惊讶。
拍摄这些事件和报道民主墙的过程类似，报道民主墙时，我会每天查看墙上是否贴出了的新的大字报——当时的大字报贴在长安街西边一座公交总站旁的围墙上。1989年5月中旬回京后，我每天都会去几趟天安门广场，拍摄大体上一片和平的学生集会，他们住在广场上已被征用的公交车里。在那里下面条、煮饺子，唱歌跳舞打发时光。学生们互相摘抄彼此的诗作，这些诗作都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时，学生们会打出标语，要求中国普及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中的权利。
这些场景让我回想起毛泽东1976年逝世不久后的那段时期，当时处处都是开放的新氛围，中外学生结伴在圆明园遗址公园游玩，几乎就像是迷你版的中国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把"民主女神像"放到天安门广场正对毛泽东官方肖像的位置之前，我从未想过，此事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问：美联社是如何进行图片报道的？在6月3日暴力事件开始之前，最让摄影师激动的场景是什么?
答：我们有几个摄影师一起报道这一事件：东京分社的Sadayuki Mikami（贞行三上，音译），驻北京的摄影师马克·埃弗里(Mark Avery)，来自曼谷的杰夫·怀德纳(Jeff Widener)，以及我自己。最后，香港的余伟建(Vincent Yu)也加入了我们。驻东京的亚洲摄影编辑吉姆·帕尔默(Jim Palmer)指挥我们进行报道。民主女神像揭幕之后，帕尔默像很多西方摄影师一样，决定回去。我却觉得还不是离开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中国最终会移除这尊象征法国大革命的雕像。毕竟毛泽东和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标志，与之不甚匹配。报刊记者当时忙着报道军队遭到工人及北京居民阻拦的消息，而摄影师则在拍摄学生们的生活和活动场景，以及军队的行动。帕尔默启程回东京后，纽约的摄影主编哈尔·比尔(Hal Buell)打电话来，让我接管编辑事宜。我说，我宁愿继续拍照。他说我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
问：在那段日子里，作为一个美国新闻机构的摄影师，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我和余伟建都是华裔，宣布进行戒严时，我们特别危险。虽然我们可以混在人群中，但我们带着照相机，非常显眼。我还记得主干道上手持AK-47冲锋枪站岗的解放军士兵盯着我看的场景。
问：关于屠杀发生的那天夜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答：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清晨南池子街道附近的长安街上的枪声。我听到了几轮枪声。我当时在北京饭店外，但距离太远，看不到实际的射击情景。隆隆的枪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行人跪在地上，乞求三轮车夫去接受伤人员的时候，我决定跟他们同行。我跟着三轮车，一手把着自行车的车把，另一只手举着照相机，给那些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受害者拍照。
问：你的同事杰夫·怀德纳从北京饭店拍到坦克人的照片时，你正在美联社分社帮助管理图片报道。那张照片是怎样从北京饭店转送出来发到全世界的呢？纽约的编辑们看到那张照片时，是什么反应？
答：美联社纽约总部当时发给我们一条信息，要一张天安门广场"翌日早上"的图片。我当时值班，负责编辑和发照片。因为我们分社就在北京饭店附近，北京饭店是观看天安门广场的最佳地点，我就让杰夫·怀德纳搭一辆自行车去饭店。杰夫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给我打电话说，他觉得他捕捉到了一个画面，是一个男子站在一排坦克车前。他说，他对照片是否清晰没有把握。我让他把胶卷从相机里取出来，找个外国留学生跑腿给我送过来。当一个扎着马尾辫的美国学生拿着一个美联社的信封出现在我们分社时，我们立即冲洗了胶卷。接下来的你们都知道了。
我刚把那张照片发出去，多伦多报纸《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的黃明珍(Jan Wong)就从北京饭店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刘，坦克正在往你那边开。"我马上就冲到建国门外交公寓的楼顶，我以前在1970年代住在北京时对这座公寓很熟悉。我爬上楼顶刚喘过气来，就看见坦克在二环路的桥上掉头。就在那个时刻，我看到一对男女坐在自行车上躲在桥下，就把那个画面拍了下来。
我赶紧回到办公室发了这张照片。第二天，美联社社长路易斯·博卡迪(Lou Boccardi)为这两张照片给我们发来电报说："谢谢你们，昨天美联社拥有整个世界"，或是一句差不多的话。如今我们知道，实际上有4、5位摄影师拍到了坦克人的照片。美联社的那张以及躲在坦克下的一对男女的照片是最先发出去的、极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它们被传到了全世界各地的新闻编辑室里。
问：你能给我们说说其他几张你认为最能反映那些事件的照片吗？
答：巴黎西格玛图片社(Sygma Photo Agency)的雅克·郎之万(Jacques Langevin)捕捉到了天安门广场里面情况的最佳画面，他用一系列照片展示了当时的骚动和混乱。一个匿名的中国摄影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画面，上面是躺在长安大街上的学生、旁边是扭曲的自行车。这张照片刻画了那次事件。
问：共产党封锁这些照片的努力效果如何？
答：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一方面来说，似乎很有效。但当有人在赵紫阳（曾任国家领导人的赵紫阳因对抗议人群态度过于宽容而被清除）去世后去他家悼念时，一个得到承认的事情是，受过教育的人对1989年镇压时发生了什么还是很清楚的。当他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来公开讨论或挑战事件的官方版本时，中国人有以某种方式表达的能力。很多中国摄影师私下都给我看过他们在1989年5月和6月期间拍下的照片。
问：你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历史遗忘症会不会在某个时间导致更多这类照片重新出现，比如更年轻的审查员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2008年，《新京报》对你做专访后，因为发了一张你拍摄的照片而惹了麻烦，在那张照片上，三轮车师傅在转运6月4日被士兵开枪打伤的年轻人。
答：自从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些决定命运的日子的报道以后，很快就25周年了。我没有把那张具体的照片提供给《新京报》。那个图片编辑太年轻，他对1989年事件知道得很少，他用我给他的照片设计了采访的版面。当他发现有一处空白需要填补时，他上了网，找到了我拍的另一张照片，他把那张照片放到报纸上，也许认为拍的是2008年四川地震时的受伤者。我没有机会单独见到他，从而不能更多地了解他是如何做出那个决定的。中国需要面对新中国1949年以来历史的很多方面，不只是1989年。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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