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0日星期二

鮑彤:把人當人是普世價值——讀《趙紫陽在四川》

圖為趙紫陽與作者(右)

四川是中國改革的策源地。"要吃糧,找紫陽",是七十年代末從四川傳到北京的民謠。這六個字是一個歷史性的信號。我不知道將來的中國人懂不懂這個信號的含義,鄧小平是懂得的:中國不改革,死路一條。


理論家為黨史設計了一個定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個定義冠冕堂皇,但不符合史實。事實上,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否定。 看看今日之中國就明白了。除了一黨專政依然如故之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藍圖安在哉?把改革定義為自我完善,是文飾,只有靠花言巧語吃飯的理論家才寫得出來。


                    毛澤東把人捆起來

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如果中國不出毛澤東,如果毛澤東不搞社會主義,改革就是多此一舉。但中國畢竟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的共產黨確確實實把中國人的手腳和頭腦捆住了,因此中國人才需要鬆綁。改革就是鬆綁。

六十年前的中國有五億人口,毛主席被尊爲大救星。只要人人都聼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試看天下誰能敵!所以大救星就把全民組織在一種叫做"社會主義"的所 有制之中,由"黨"來領導一切,以"馬列主義" 來統一思想,以"國家計劃" 來統一行動,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群衆運動" 來對不聽話的人開展鬥爭。大救星以爲,這樣一來,最美最好的圖畫就畫得出來了。結果如何?全體中國人被黨捆綁起來之後,出現的不是奇跡,而是災難。

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萬歲"的歡樂鑼鼓中,市場窒息了,國家瀕於崩潰。大躍進短短三年(1959到1961),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也許是四千萬人,僅四川 一個省就餓死了一千萬。但毛主席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大政治家,餓死人對他只是小事一樁,反正他掌握着人類的最高理想,不容許任何人提出反對意見。爲了把 膽敢有所質疑的國防部長和國家主席置於死地,共產黨開展了以"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爲主題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十年中,大約有兩千萬人被鬥爭,一億人受株連。不是餓死,就是鬥死。這就是中國人要求改革的大背景。

但毛的權力高於人民,毛不死,誰想改革誰就是反革命。1976年,毛死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毛的妻子及其同夥("四人幫")作爲替罪羊被抓起來了。不過毛 澤東思想餘威猶在,社會主義理所當然是中國人必須服從、不得違反的制度,否則必然招致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因此,老百姓所期盼的改革,只能在石板的隙縫中 曲折地進行。當全國人心思變嚮往改革的時候,四川人走在改革的前列。這本書中五十多篇文章,講的就是四川人從1975年底到1980年初披荊斬棘進行改革 的歷史。


                趙紫陽和李井泉的比較

1950-1960 年代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李井泉。他是毛澤東的重臣,在大躍進中,因被毛譽爲"四川是上游"而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信仰鬥爭哲學,通曉"引蛇出洞" 的策略。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囘四川開會貫徹,在傳達之前,首先就把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發到會上,叫幹部表態。許多人誤會了,以爲這是廬山會 議批准的文件,喜出望外,"好極了,彭老總替我們說了心裏話。"凡是這樣表態的幹部,從地、縣到鄉、社,被省委一網打盡,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四川餓死 一千萬人,跟這件事有直接關係。但這不是李一個人的責任,毛澤東和共產黨應該負總責。

1975 年底調到四川來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後來被證明是一位改革家。趙是一位真誠的共產黨員,但和毛澤東不同,趙不是唱高調的理論家,而是做事情的實踐 家。毛大概認爲,自己早已寫了《實踐論》的文章,真理和隨之而來的領導權就應該屬于毛。趙紫陽則認爲,一切實踐者都是實踐的主人;共產黨應該尊重實踐者的 自主權。

趙到四川前,鄧小平要他把農業抓上去。趙做了,做得很認真。趙抓農業,和李井泉不同。李的辦法是不把農民當農民,千百萬農民必須聼命於省委第一書記,趙的辦法是把農民當農民,省委第一書記和全省各級幹部應該尊重農民的自主權。李決定全省農民每年種三茬莊稼;趙認爲應該讓農民自己作主,因地制宜,如果兩茬種得 好,爲什麽非種三茬不可?("三三見九,不如二五得十。")李下令把旱地改爲水田,沒有條件也應該創造條件改;趙認爲不可千篇一律,如果"水路不通",就 應該允許"走旱路"。李的辦法是通過改造農民來改造自然,把農民捆起來奪高產;趙給農民鬆綁,怎麽好就怎麽辦。農民本來就有幾千年種地的經驗,問題是李井 泉不把農民當農民,才閙出了"天府之國"餓死一千萬人的慘劇。趙紫陽把農民當農民,四川的農業就開始復蘇了。

農民的自主權不限於"怎麽種植",更要緊的是"怎樣分配",也就是說,生産的成果歸誰所有。廣東省清遠縣洲心公社的農民早在1960年就創造了一種名叫"聯 係產量責任制"的分配方式,實質上就是後來八十年代風行全國的"包產到戶"。趙紫陽當時在廣東主管農業,高度評價農民的這一創舉。趙當時的評價是:"單幹 比不幹好。" 1961年,這個足以使人民公社名存實亡的制度,首先在清遠縣試行。接着,1962年8月,廣東省委決定在全省 "徹底"推廣。可惜一個月後,也就是當年9月,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聯產責任制"被迫夭折。十三年後,趙到了四川,他繼續研究四川農民的經驗,先把 "聯產責任制"用在救命如救火的災區,災區大增產,再名正言順把這種責任制介紹給非災區。

"中國人民公社史"的研究者想必知道,"社會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最早把人民公社這塊通向天堂的神聖招牌摘下來的,是四川省廣漢縣的向陽鄉,時間是 1980年8月;趙紫陽作出這個決定,則在他調離四川之前。不是別人,而是趙紫陽,他不願意"把難題留給後人",義不容辭把"砍掉"人民公社的罪責擔當了起來。

人民公社曾經被載入當時的憲法。但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内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本來就沒有任何合法性。何況,有公社則農民死,無公社則農民生。要農民不再成爲 公社的農奴,就只有使公社不再存在。 毛澤東把中國農民解放為公社社員,四川的社員通過維護自己的自主權,開始從 "人民公社"的枷鎖中再解放出來成爲農民。

                 趙紫陽和毛澤東的比較

四川的農村改革搞得最早,這一點,許多人知道。但許多人不知道,同在七十年代後期,四川認真地進行了多方面的社會改革,其中包括工商企業改革的試點。感謝《趙紫陽在四川》,它給我們也保存了這方面的珍貴的記錄。

企業之非改革不可,因爲他們和農民一樣,也被毛澤東共產黨全面捆綁住了。比較起來,捆綁企業的繩索更細密。在供、產、銷的一切環節上,對品種、規格、產量、 原材料供應、產品調撥、價格、投資、折舊、流動資金、職工總數,工資總額、上繳利潤……,都有嚴嚴密密的繩索捆綁着。把農民當農民,尊重農民的自主權,為四川的農村改革開了路。把企業當企業,尊重企業的自主權,也為四川的工商企業改革開了路。

四川的企業改革,不是四川自己能夠全部作得了主的。爲此,趙紫陽不得不和財政部長吳波同志進行一場著名的爭論。但國家銀行行長李葆華同志對趙紫陽的大力支 持,則在四川傳為美談。建立職工代表大會作爲企業的最高決策機構,也是在四川首先試點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成爲經濟改革的一個生長點。

改革當然不限於工農業。自主權當然也不限於管理。思想就應該自主。中宣部長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四川人是打破思想禁區和理論禁區的實踐者。趙紫陽請經濟學家 孫冶方在四川開講價值規律。當時四川的學術界,享有"免予"因講價值規律而"恐懼"的自由。在經過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洗劫後,四川也是首先敞開討論 "市場經濟"的故鄉。

趙紫陽把人當人,把人當作思想者。這一點,毛澤東絕對做不到。我最近重讀《毛澤東選集》,想知道毛是在什麽地方開始失足的。我研究的結果是,作爲共產黨人的 毛澤東,一開始就基本上不把人當人。毛澤東認爲,對黨(或者對毛)來説,只存在着敵人和朋友。敵人,是必須加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且踏上一只腳的,因 此當然不是"人";朋友,是能夠幫助毛打倒敵人的,因此必須以毛的思想為思想,以毛的行動為行動,必須是亦步亦趨接受毛澤東控制的機器人,因此當然也不是 本來意義上的"人"。在毛澤東眼裏,中國和世界一樣,都不是統一體。人類被毛(或者"黨")劈成了兩半,一半是"黨"必須置之於死地的"敵",另一半是 "黨"需要加以利用的"力",譬如發展生産的勞動力,奪取勝利的戰鬥力等等。《毛選》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就表達了這種觀點;後來所說的"毛澤東思想" (從湖南農民運動,到延安整風,到奪取政權,到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無非就是把這個觀點發揮到極致的完整的準確的體系。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影響極大。趙紫陽不可能不受到這種影響。但正如趙所說,"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徹大悟。" 趙紫陽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徹大悟,落實成爲行動,就是把人當人。全書就是證明。

趙紫陽把可能發生地震區域的居民當人。一接到省地震局的預報,就把地震的險情及時告訴老百姓,不讓住在地震區中的老百姓蒙在鼓裏,坐以待斃,或者坐以待救。

阿 壩地區五個縣,藏族同胞十五萬人,"平叛"抓出了三萬個"叛亂分子",幾乎家家有人坐牢。有人說,這是正確的,後來,仍然堅持說,這僅僅是一種"擴大 化"。趙紫陽態度鮮明:堅決徹底平反!他也不同意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這個長期被奉爲經典的論斷。趙紫陽把少數民族同胞當人。

趙紫陽把右派分子當人。連被毛澤東欽定的流沙河,趙紫陽也不迴避,不繞着難題走,直截了當,平反了。

趙紫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當人。趙到四川前,鄧小平對他有兩條指示,一條是要他抓農業,另一條是要他"不要怕當還鄉團",也就是要他敢于鎮壓造反派。實際情況是,趙到四川,風向已經大變,鄧小平自己已經成爲毛澤東進行批鬥的焦點;批鄧的主力,根本不是什麽造反派,恰恰正是毛澤東自己。趙紫陽在四川,既把鄧小平當人,不把鄧小平當鬼;也把當年響應毛澤東號召,帶頭起來"造反"的青年學生當人,不把造反派當鬼。

把人當人,是文明社會的共識。趙紫陽作爲共產黨員,堅決不替共產黨樹敵。這是卓識。有些黨委書記,天天替黨樹敵,還自以爲"忠心耿耿為黨工作",真是愚不可及。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能把人當人嗎?

趙紫陽是1980年4月離開四川調到中南海來主持經濟改革的。從這個時候起,直到1989年4月學潮以前,在經濟改革的領域中,趙紫陽的工作得到了鄧小平的 讚賞和支持。鄧小平對經濟改革是支持的,而且是真支持。對此我過去不懷疑,至今仍不懷疑。1987年6月底,中顧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老人要我幫助他起草一 篇紀念七一的講話,"突出小平同志","中國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的時候。我在替薄起草的這篇文稿中,把鄧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是誠心 誠意這樣寫的,但是我錯了,因爲這不是事實。事實上,摸著石頭過河不可能設計。中國改革開放沒有總設計師。至於鄧小平,比較準確地說,他當時是改革經濟制 度的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改革一黨領導制度的最強有力的反對者。

在黨的元老中,鄧小平是頭腦比較清醒的一位。當毛澤東把國家推向崩潰的時候,鄧知道,經濟不改革是死路一條,對人民是死路,對黨也是死路。但豐富的消極的政治經驗使他深藏戒心:關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神話一旦破產,有可能影響共產黨的領導權。這是鄧小平所害怕的。他可以對某些神話作新的解釋,可以不再堅持公 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神話,可以不再堅持群衆運動的神話,但是必須繼續堅持四個神話:毛澤東思想的神話,社會主義的神話,無產階級專政的神話,特別是必須堅持 共產黨的神話。查查1979年理論務虛會的紀錄就清楚了:在胡耀邦動員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後一個月,鄧小平就在同一個會議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刹車報告。

一個人願意堅持什麽原則,那是他的自由。他如果要求全國人民非追隨他不可,他就越出了常人的地位,有點以超人自居了。他如果對反對者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他就肯定不把反對者當人了。天安門鎮壓證明,鄧小平把請願者不當人。我不得不指出,天安門鎮壓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實是一脈相承的:堅持毛澤東思想意味着 中國人不得成爲獨立的思想者,堅持社會主義意味着中國人不得成爲自由的私有者,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意味着中國人不得擁有法定的公民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意味 着大家必須替共產黨做馴服的工具。總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國人不得成爲人,中國不得進入公民社會。所以,即使在八十年代初鄧小平興致勃勃支持經濟 改革的同時,就已經種下了他在一定條件下進行鎮壓的殺機。

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不願意看到改革全軍覆沒,在南巡講話中,重新賈其餘勇,力圖掀起經濟改革的新高潮。但這種"改革",已不再是向人民讓步。這種"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重新構築所有制,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其結果,基本上是以政治權力的大小來決定貧民和富豪。無怪乎,彈指一揮間,中國被南巡講話劈成兩 半,掘開了史無前例的鴻溝,打開了全面腐敗的新局面。


             回歸人性,回歸常識

我讀完《趙紫陽在四川》,掩卷沉思。撥亂反正,"亂"是驚人的,"正"總是平實的。所以改革是平實的。改革者趙紫陽是平實的。把人當人,就是最平實的普世價值。

2011年4月23日


——原載《爭鳴》月刊2011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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