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星期一

刘自立:拉登死后中美关系又会如何!――对一种观点的回应(补充版)



   有一种观点现在忽然流行起来。说是拉登之恶之消除,产生了忽略中国之恶的势头,使得打击拉登的努力转变成为对美国的经济削弱,从而使得中共崛起——换言之,这个世界不该过分动用资金打击拉登甚至萨达姆,而是应该不枉准确打击中共之战略目的。

   其中,他们认为,悉数美国资金耗费和人员伤亡,导致中共国假此反恐战争闷声发财,成长壮大;是为所谓拉登造中国,拉登造崛起(中共崛起)。

   这样的看法,还直接迎来拉登死后,美国将敌人直接转变成为中共之说,且对此乐观其成。

   ……所有这些看法,是不是站得住?他们说之今天,和中国,和美国,和中美关系之真实历史,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上的‘如果’”——悉尼.胡克有名的“历史如果观”,是不是可以解释如此一种观点:拉登的存在,真的转移了美国遏制和打击中共的目标和态势,使得世界乃至中共的命数发生了变化吗?

   不是这样,又是如何?

   如果人们这样继续推断:拉登死后,美国历届政府,两党和两党领袖,乃至美之学界,持续保留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会或慢、或快发生本质变化?

   抑或,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对华政治,将随着对华经济贸易发展持续下去,且在人权和军事层面略作微调或者中等调整;而完全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这个判断被今后的历史和事实证实,那么,上述美国被拉登误导的说法就会顷刻瓦解。

   我们随此议题,稍做分析如下。

   1,美中关系的改善和美中建交,抛弃台湾,是美国对华关系本质改变的开始——他改变了韩战,越战以来美国坚持的、现在看来是所谓负面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而绝对无关本.拉登的出现和坐大。

   2,邓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导致美国实际上开始了所谓美中“经济战略”合作——这个合作的第一次效应和发轫,是美国联中(国和毛)抗苏(联)——而这个合作甚至未被六四屠杀所改变,所翻盘;美国越过中美关系的障碍,越过道德底线和人权原则,施行经济高于人权;国家利益高于价值评估的美国特色,使得“中美国结构”初步形成。

   3,在人权、还是利益的美中较逐中,美国人一意孤行,并不听从中国异议人士如魏京生等人的阻止和解劝,终于达成人权-贸易脱钩一事,使得中共加入WTO变成事实。

   4,这里的实践根据,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是多位合一的。其中,早在尼克松加入毛、周谈判的日子里,美国业已实施其抛弃中华民国(大陆)之蒋介石,继而抛弃台湾之蒋经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从而抛弃了他们所谓和平演变中国的许诺,抛弃了中国的六四志士和异议人群,使得中国问题,改换成为寄托中国政权施行政治改革的空洞指望——而这个指望,在中国崛起的严峻局面中,业已变得十分虚弱,可以忽略不计。

   5,如果眼光放大到整个西方世界,那么,如果说美国为反恐战争投入了万亿资金,那么,他们在与中共经济勾结之中,难道没有同样获得其国家利益吗?如果这样,美国利益至上论,就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环境涂炭,资源损耗和劳工出卖中,看到这种资本之所谓南桔北栀的负效果。一句话,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在中国享受的无成本,无工会,无人权之经济大利,乃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6,拉登被击毙以后不出一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业已开启——而这个对话,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伊始,实行一厢情愿的对华绥靖主义之结果——那时的希拉里规避中国人权的谈话和表态,犹言在耳,清清楚楚。如果人们没有得健忘症的话,他们会记这些亲密言谈。于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和一个正确的结尾(他们现在日益严厉地批判中共人权和强调美国核心利益),现在首尾相衔,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这就是,美国人在严辞批判中共人权倒退的今天,却在继承他们(奥巴马)上台不久做出的错误判断,并且使得美国对华政治继续呈现首鼠两端的状况

   7,不单美国是中国-美国经贸结合的受益者,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莫不如此。从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亲华外交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利益获得者的得意忘形——这种观念的表达,又在施罗德今天百般攻击美国击毙拉登的言论中,得以重复表演。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共高层的接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经济模式,导致了中国模式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曾经表达的观点:中国模式的一半,不过是西方坏资本主义模式的重现;另外半个模式,就是其一党统治之政治模式带动的经济模式。

   这里,认为中共经济模式是好的,政治模式是坏的;也就是一般所谓一条腿健康,一条腿残废的说法,完全不对。因为,正是中共政治模式,导致了中共经济增长模式之出现,之坐大——这种无人权,无成本,漠视环境和能源的增长模式,不过是重复了价值和人权不对等效应的产物。如果中国劳工有着亚洲四小或者拉美工人的工资、甚至埃及突尼斯劳工的工资水准,中共经济成长的效应,也会打上折扣。这是幸福成本,改革成本和人权成本全部牺牲的经济成长;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的存在,才产生其经济模式——这是一个事务的两面和必然,而且缺一不可——换言之,如果中国劳工有些微的人格,尊严和福利,那么,经济效应的负面增长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换言之,如果中共哪怕是施行威权主义之政治垄断而放任真正的自由经济,情形也会改观: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不施行这样的政治经济合一的模式,他的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同样不能排除人们计算过的另一个要素,如果对其施行绿色GDP考核,中国的经济增长等于0……

   8,我们强调一点。西方人所谓中国经济进步和人权进步说(——在艾未未失踪以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还如此言说——);在艾被捕后,已被彻底击碎。一切因之开始改变。

   这个反思,其实还包含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从美国人施行苏联-美国共治政治以来(主要策动和创造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联合国),美国一直施行着一种纠错政治和战争政治;换言之,就像人们所言,如果美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那样了……是的,我们稍做梳理之:

   ——如果美国人不让苏联人占领柏林,不施行易北河会师,而是像邱吉尔主张的那样,抢先占领东欧,历史的局面又会如何?

   ——如果不是艾奇逊将北韩划出美国的控制范围,毛,斯大林和金日成,还会袭击南韩吗?

   ——如果美国不是像斯诺,像谢委斯,像费正清那样认为中共是民主未来之统治者,从而抛弃蒋介石,社会主义阵营还会出现在自由世界之旁吗?

   ——如果肯尼迪并不屈服于卡斯特罗,古巴会存在半个多世纪吗?(相对于毛,他就不怕美国扔原子弹——这和毛,列宁说,死掉亿万人,就会换来共产主义有关……)

   ——如果不是基辛格纵容拉美右派集团镇压所谓左翼势力,形成右翼法西斯统治,拉美的社会主义梦魇,难道今日还会在巴西和委内瑞拉死灰复燃吗?
   ……
   有人说历史上没有如果;我们说,历史上还是有“如果”的;
就看你如何分析了——换言之,列宁,毛,甚至北韩,古巴乃至萨达姆和本.拉登,是不是历史必然之产物,人们竟可以各说各话——但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是在对待拉登的课题上产生了阴错阳差,那显然是一种局限之判断,之眼光。整个资本主义两面性之有形无形之手,在左右这个世纪,这个世界;而这个手势和指向,人们并非全无所知所悟。人们只是被一种所谓的趋势,所谓的现实和实力所误。

   这就是无原则资本的力量——他历来和美国开国之价值,普世之价值背道而驰——或有巧合例外,也多半是对内不对外。这是阿伦特甚至孟德斯鸠的观察和卓见。

   远在911发生以前多年,如何对待中国,美国人一直语焉不详。我们从九十年代奥布莱特的语言,亨廷顿的语言,老布什的语言中,皆可发现他们独到的中国观——在中美外交和政治摩擦稍见端倪的时候,中共大使随即造访卸任的老布什的宅邸以改观小布什的激烈观点——这些事情同样历历在目,人们或许又忘记了……。

   是的,我们愿意认可有些人所谓拉登牵制甚至遏制了美国打击中国的感观——但是,如果没有拉登,中美国上述的历史就可以置若罔闻,不以眷顾吗?当拉登没有出现或者他作为美国的朋友积极反苏的时候,难道资本的力量就没有渗透中美国的大关系中,犹如人们看见魔盒的抛出而无可如何吗?

   在另外一种左、右派观形成的历史成因和魔法见世的辨正关系里,世界上魔鬼和上帝共存于世界的局面,并非只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

   拉登,究竟是不是历史中魔鬼的替身,还是,他的出现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仍旧有着我们人类用简单的常识不能解决的课题;这是未定之术。

   但愿这是我们超前的,也许多余的设想和预估。

   但是,拉登的出现告知西方,你说历史结束了,但是,继续希特勒,毛,列宁……还会出现魔鬼,出现拉登——这是不可避免、忽视甚至预计的将来时;而将其简单归结到只是打击共产主义,就可了结一切,未免过于简单——希特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的复杂性正好在于,我们不能预估什么时候敌人变成了敌人的朋友,或者相反。一般区分敌我,是在左、右两派的定位中完成的。不说西方左右两派的历史沿革;她包括典型表现在二战前后,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和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影响中;只说现实中左右两派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可以定出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衡量某种政治势力是在国家机器之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这就是西方国家主义定位的基本形态。

   于是,逻辑的延伸是,本拉登,处于国家反对派的位置,形成了他反对美国的基本立场——而中-美国,都处在国家政权掌握资源的利益形态里。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和中国都属于右派形态。这个右派形态的基本含义是,他们是资本和资源掌控的政权机器;但是,明确的分割依然存在:美国是民主政权;中国是极权政权。于是,在国家形态定位上,拉登反击的对象,就又区分成为,对于美国的打击,和对于中国的不打击。这里的问题,由此产生。

   这就是说,拉登暴力行为,是定位在打击美国民主形态上的非法行为上——这个行为,和中国不施行民主,又形成某种模糊的关系(准确讲,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拉登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反美、又倾美之间,形成模糊关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中美国在拓展外交关系,制定地缘政治,稳固国家利益诸多方面,其双边关系之掌控,又是几乎一致的;处于其超越价值之政治倾向中。这和拉登破坏国家利益说之暴力背道而持,从而使得中美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得以外在于拉登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敌我关系”的辨正和魔幻特征。明确言之,中美国在是不是要打击某种破坏国家利益的拉登主义中,几乎是一致而不是对峙和冲突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主要方面,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建立外交,沆瀣一气;这个历史,一如前述之尼克松在中国人权最坏的时期,建交与之,可以证明。

   这个问题的提问,业已形成答案;这个答案并非像某些观点所说,只是因为中共暴力主义的形态,完全趋同或者等同于拉登之暴力,他们就可以等同和一致;事情完全相反——中国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拉登的;虽然,现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这个几问题的研究等于0;他们的表态和发言,互相拆台,左右矛盾,就是一证。

   关键之处是,中国不知道自己是造反派、还是执政派。因为他们执政的来源是造反;而造反的目的,又是执政。这就是中共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无建制主义导致的悖论;这个悖论,又导致他们不知道是要面对造反派拉登,还是面对国家派美国——因为他们的巨大利益,牵涉于美国,而不是本拉登。于是,直觉告诉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他们维护利益高于维护意识形态。

   是的,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们不单要区分国家和在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间性,还要看重国家之间,外交之间的某种政治交易的存在——这种交易,甚至高于打击在野派那种意识形态(中国打击毛派,视为佐证)。这也是美国主张的、对于中共国并不定型、定性的,那种模糊政治的由来。这就是说,中美国的存在是美国和中国存在的利益前提;这个前提的击破,在于中国经济的迟滞停顿和破产——这和美国最终会抛弃蒋介石和抛弃穆巴拉克,有些未来主义的相似——就看极权主义经济,是不是万寿无疆了。

   所以,简单讲,美国因为反恐战争而忽视了反对中国,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在稳固和保障中美国利益关系的焦点上,他们会保持某种所谓战略平衡。这个产生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政治外交格局,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压制着价值说和自由派。所以,重新审视这种国家利益导致的外交不变格局,重新定位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性质,重新定位美国和拉登,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从而开拓新视野,制定新策略,才是美国人不会坎坷与之,顺利采纳价值主义的根本国策。

   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说法,现在,还看不到实施和保障之的任何迹象。我们期待的“中美国”价值体系之区分,在其经贸利益的巨大纠缠中,也未能乐观其成……一种价值-利益两张皮的美国政治,还在延续。故此,历史上左右两派,在朝、在野的国家-反国家认定说,乃至一般认为的左派起义的合理性和政权合法的右翼性,常常给拉登一个无政府主义借口;给反国家构制者一个简直是恒久的理由。

   这个借口和理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模式就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如果拉登的宗教极权主义政治一日成功,那个奴役景象,自然会重新呈现在他的管辖之领域——而苏联人,中国人,早就领教了这个造反派不给体制,取消文化,涂炭道德,屠戮人民的“理想”和“大同”。

   所以,如何看待拉登,美国,中国的关系之课题之研讨,转换一个视点就是,如何看待造反和体制的关系。如果美国民主不好,那么,拉登的“自由”,就会是更加糟糕的结局。这个结局,又转换成为中国“革命”带来的反革命和极右土壤,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红色特权。这即是左、右和在朝、在野发展和堕落的恶果。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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