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与鲍朴父子合影（2008年）鄧小平把學潮定性為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趙紫陽在《
鄧小平對學潮的定性，是他調集幾十萬軍隊的唯一根據，
鄧小平對學潮的定性，後來又反過來，
事實上，連鄧小平親手組織的專案審查，也只能不了了之。——
趙紫陽的質疑，從事實和理性的制高點出發，具有鮮明的現實性。
六四以後，鄧小平理論入憲，在它的示範下，中國出了一批批的“
當局捍衛六四鎮壓的王牌叫做“黨和政府已經有了結論”。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六四不翻案，只要軍警鎮壓民眾仍然是“
（原載《爭鳴》雜志2009年月6號）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070000/newsid_8070100/8070121.stm#）
6月4日是中国政府武力镇压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0周年。
20年前发生的“六四”运动与共产党执政下的历次学生运动最大的不同，是有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界的加入，最后发展为一场全民运动。
而在其中起关键影响的是89年4月中举行的知识分子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和4月底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
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了当事人之一、当时《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张伟国。现在美国的《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因为该事件在1989年6月10日被公安部秘密关押22个月。他首先回顾当年导报事件的经过：
张伟国：在胡耀邦去世后，《世界经济导报》4月19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与会者有胡绩伟、李锐、严家祺和戴晴等一百来人。
世经导报后来把会议的讨论刊登了五个版面，但在出报前上海市委希望对报道作删改，导报总编钦本立因为不同意市委的意见，受到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拍桌子批评。
上海市委撤销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导报，引起全国新闻界同仁的抗议，5月4日北京记者首先上街游行，然后全国记协要求与中共领导层对话。导报事件因此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之前，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
问： 是否可以说，这一讨论事件为把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演变成一个全社会的运动，尤其是引进知识分子和新闻界的加入作了铺垫呢？
张伟国：这的确是89学运和共产党执政下的历次学生运动不同的地方。因为导报的 读者主要是大学生、知识分子 和各大机关中搞政策研究的智囊，而这些人在当时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是思想最活跃、走在最前面的人。导报事件把他们联合进这场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导报事件 起到了让一场学生运动成为全社会运动的桥梁作用。
问： 二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应该怎么评价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引发“六四”学运的事件呢？
张伟国：当年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后曾批评江泽民，在导报事件上搞糟了，搞被动了。我认为，回顾这一事件，应该从不同的层次去分析。
如果从具体的微观角度看，导报在89年全军覆灭，“六四”死了那么多人，而且“六四”后又出现了江泽民这样靠导报事件上台、把中国引入歧途的领导人，这可以说是副作用。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合力的结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中国新闻界和知识界，在49年后共产党的统治下，第一次由于导报事件而联合起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觉悟。
问：“六四”运动与此前所有共产党政权下的学生运动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新闻界的首次加入。20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界按理应该比当年更开放许多，是不是这样呢？
张伟国：谈不上更开放。在1989年导报事件发生时，新闻界同仁就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当时的进一步就是进十年，退一步就会退十年。中国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经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必须进行包括新闻开放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突破。
但是回首20年中的中国，当局对新闻界的控制是在加紧，而不是在放松。
尽管今天的中国媒体在组织形式和硬件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媒体集团，设备也先进到跟世界水平接近甚至超前，但是当局对新闻本质的扼杀、对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的扼杀、对老百姓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扼杀却都是前所未有的。
问：“六四”事件对中国的知识界和新闻界显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刚才您谈到的是负面影响，现在谈谈正面的。
张伟国：“六四”在新闻媒体方面的正面影响，首先是让新闻界和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看清楚中国新闻媒体的本质，也就是它作为党的喉舌与工具的本质和功能。
如果说在“六四”之前中国公众对媒体还有盲目信任的话，在“六四”之后的中国媒体，无论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权威媒体，还是以民间色彩出现的半官方媒体，他们的整个社会信任程度和公信力都前所未有的下降。
此外，中国在20年中对新闻界的严厉控制，使许多优秀的新闻从业者脱离了官方媒体，“六四”之后出现一大批自由撰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对当局的新闻管理体制投下了反对票。
图为杜导正
【新世纪独家特稿2009年5月21日】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
1989年5月17日， 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
开 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 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関了门窗，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麽特别了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
2005年赵紫阳去世时，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年3月22日
（本文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序言）
【作者简介】杜导正（1923-），山西省定襄县 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 日报》记者、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 报《羊城晚报》总编辑。1959年10月—1962年2月，因曾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缪海写信反映广东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人大代表。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书。
圖︰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动向》首發照片）
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麼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麼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麼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三十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
這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這三十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三十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
（1）4月15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陽同志匯報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會，有人可能借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系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回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志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說反自由化斗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領。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道，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面下台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志談及《世界經濟導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月3日， 趙紫陽同志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同志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 正是資**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拒絕。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匯報情況，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問起學潮的情況,當談到4·27學生游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復同志說，《人民日報》4·26社 論 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于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 當 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里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 志。 當晚，閻明復同志見過楊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趙紫陽與楊尚昆同志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亞行年會講話出台前後
（9）5月4日 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 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 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 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講話發表後，廣大 干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趙紫陽同志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學潮，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減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趙紫陽同志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贊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12）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道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 上 午，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的新聞報道，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制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 對游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 人 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面停頓。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 胡啟立、芮杏文同志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一千多人簽名並上街游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 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游行、靜坐、絕食等情況進行了大量報道，促使聲援游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于一片混 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趙紫陽同志先後兩次找杜潤生同志談學潮問題。此後，杜潤生同志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學潮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贊成，並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提出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听取制止動亂小組的匯報，本應討論如何采取堅決措施制止動亂的問題。但趙紫陽卻著重談了許多所謂反腐敗的意見。5月1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況，提出關于反腐敗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六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趙紫陽同志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 日， 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 置上來。趙紫陽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志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游行鬧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5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道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月16日 下 午，趙紫陽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 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決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等 標語口號，充斥游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要求鄧從“四二六”社論退讓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同志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準，由他承擔責任。他反覆強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必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面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月17日 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同志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志堅決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同志堅決 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志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同志不顧常委會決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志的批評後，趙于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制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到會同志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同志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岳琦說，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五月四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志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泄密行為。 鮑彤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泄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 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22）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贊賞重用嚴家其、陳一諮等人
（23）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同志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于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象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干部大會，宣布中央關于采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同志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于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志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趙紫陽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志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編者注︰錄音遺漏]
（29）趙紫陽同志強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趙紫陽的贊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陳一諮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劃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亂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布戒嚴以後，與陳一諮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
————摘自錄音回憶《改革歷程》（趙紫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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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春夏之交。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廖冰兄先生在北京访友，住在我家。我们惊叹时间过得真快，从八九到九九，十年只是一瞬!
廖老说，六四这样的大事都不许议论，政治漫画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聊起六 四之后曾出现过的一幅对联：“人民军队打人民，人民军队人民打”，横批“军民打成一片”。廖老说好极了，于是挥毫写下这几个大字，写完后，又倒着签名，还 用印泥涂红左手，盖在名字旁边。又说，即使正着签名，别人也要说我反动，不如干脆签个反的，一目了然。
“军民打成一片“，从六四始，不再是“军爱民，民拥军”，而变成“打人民，人民打“，就像邵燕祥《六里桥》诗所说的：“瓦石昔曾干日寇，壶箪不复似当年。”这是怎样的天翻地覆啊。
图二：廖冰兄先生在广州（2006年3月，纪红摄）
这幅题字，字体东倒西歪，仿佛“军”“民”一片混战，加上那血淋淋手，这不就是一张生动的漫画吗？看似信笔写来，却是匠心独运，在幽默中包含着无比的沉痛。
做了坏事又想人让人忘记，那是不可能的呀！“纪念”就是为了“勿忘”。六四事件，整整二十年过去了，而廖冰兄先生离开我们也快三年。谨公开发表廖老的题字，以纪念永远不能忘记的事，不能忘记的人！
2009年5月于温哥华
图三：廖冰兄代表作《辫子》
張偉國說，該報告被趙紫陽稱為「不敢公開的審查報告」報告由曾任中共中南局書記的王任重負責（新世纪注：王任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據趙紫陽回憶：「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30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寫在材料上，退給他。」
這份報告全名為：「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趙紫陽說：「這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援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
趙 紫陽曾逐條反駁「30條」，同時指出，即使這「30條」全部成立，對他本人「支援動亂、分裂黨」的指控也無法成立。張偉國指出，這份材料再次證明，中共當 權者沒有理由也有沒有勇氣面對趙紫陽、面對六四，30條所列的「事實和證據」，非但無法坐實趙紫陽的罪名，相反在後人反省這一事件的時候，清楚看到趙紫陽 在重大歷史關頭的非凡勇氣和卓越功勳。
張偉國提到此書英譯本序文作者、哈佛大學教授麥法圭（Roderick MacRarquhar）研究中國問題的獨特角度。第一，麥法圭指出，中國改革設計師：不是鄧小平，而是趙紫陽。麥法圭認為，中國文革結束之時，國民經濟 到了崩潰的邊緣，對此，鄧小平的應對方法是「整頓」；陳雲的方法是「調整」，而趙紫陽則非常具體地著手在農村推行承包制，後來並在全國推廣，「麥法圭的這 一觀點具有顛覆性。」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是「教父」，真正設計師是趙紫陽。
張 偉國指出，麥法圭的另一個特別的想法是：趙紫陽經過這麼多的磨難，幽禁這麼多年，「才得出了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於日理萬機的官員來說，又有甚麼空 閒時間，或者有什麼（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們能夠在當朝當政的條件下，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如他們終於能夠得出這種結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黨 內反對力量之下，來實現這個結論呢？」「如果中國領導人想去實現趙紫陽最後遺言中的結論，這個黨就必須從根本上有所變革。」
張偉國感慨地說，趙紫陽得出的關於中國應走那條道路的結論，實際上是非常起碼的常識。趙紫陽經過如此多的磨難，才得到這些結論，對目前日理萬機、沉浸在崛起盛世的中共高層領導來說，趙紫陽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境界已經變得越來可望而不可及，實在是一種悲哀。
（世界日报）
此次出版「趙紫陽回憶錄」熱潮中，「動向」發表了兩篇相關的獨家報導。
張偉國說，對於「六四」的決策，中共領導人過去的說法全部都是「官方說法」。過去參與中共高層決策的領導人中，沒有任何人披露過高層決策的過程。這本回憶錄中，趙紫陽首次以親身經歷，披露了中共高層的決策過程。「親自把內幕講出來，相當震撼。」
張 偉國說，現在中國正在崛起，但中共高層到底如何作決策，外界很少了解，「趙紫陽沒有從政治學角度來討論，他用最權威的素材、樸素的語言、平白理性地敘述， 形象地告訴世人，中共的重大決策是如何形成的，還了歷史真實的一面，也揭示了黨內高層官員之間微妙的關係；從政治研究的角度，這也是創紀錄的。」
張 偉國指出，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對自己亦有諸多反省，比如同意人們早年對他的批評，即努力推動經濟改革，但政治改革方面保守。趙紫陽還認為，中國要發展，一定 要採取議會民主、監督制衡等，「趙紫陽的這些觀念，不僅超越和他同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是現在的中共領導人尚未企及的。現在的中共領導人還沒有達到趙紫陽 的水平。趙紫陽的思想，相當難能可貴。」
張偉國說，與美國人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操刀撰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相比，可以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知道真假與高下。在「江澤民傳」中，江澤民對許多重要事情摸棱兩可，有 時刻意模糊。趙紫陽回憶錄則敢於面對現實，毫不掩飾，立場態度鮮明。
張偉國認為，共產黨的制度是「逆淘汰體制」，或是「劣幣驅遂良幣」。在共產黨的體制下，出現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是正常的；出現胡耀邦、趙紫陽則是異數。
所以，張偉國認為，現在研究這段歷史，不是追究趙紫陽與鄧小平、陳雲或李鵬等人的恩怨，而是要追究中共一黨專政體制帶來的禍害。趙紫陽的回憶錄，再次引起人們對中共體制的反省。
（世界日报）
「四二六」社論定性錯誤
北 京在對趙紫陽的審查報告中，指控他的罪名包括：認為「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定性錯誤，要求鄧小平從「四二六」社論退讓；不支持上海市委整肅「世界經 濟導報」；拒絕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明確表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提出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為動亂提供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向 戈巴契夫洩露「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的最高機密；在沒有徵求政治局常委意見的情況下，擅自向亞行年會代表發表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 講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讚賞重用嚴家其、陳一諮等。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強調，上述「結論」是中共經過長期審查後，認為他「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但這30條許多與事實有出入，而且即使全部是事實，也不能據此治罪。
在「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趙紫陽錄音回憶「改革歷程」將出版的消息及部分內容14日首度曝光。首發趙紫陽錄音內容的香港「動向」雜誌，獨家提供本報錄音帶中對趙紫陽「審查報告」的主要內容，摘要刊出如下：
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麼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麼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麼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30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
下面是中共中央「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部分內容摘要：
「世經導報」批中央被整頓
4 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 導同志，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領。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導，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 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 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志談及「世界經濟導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 知道。
●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 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趙拒絕。
公開講話暴露中央分歧
●5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 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 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復說，「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向小平 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就可以在常委裡統 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
●5月4日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徵求常委任何 同志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們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 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 弊病改掉。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
講話發表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輿論失控導致暴亂加劇
● 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導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新聞公開 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面停頓。 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促使聲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5 月16日下午，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時，一開頭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 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黨的這個決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等標語 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拒絕中央實施戒嚴決策
●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提出要向學生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他強調必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這個棋走不下去。
●5 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仍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人堅決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堅決支持 政治局常委多數同志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不顧常委會決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洩露中央常委會議內容
●5 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制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特別強調，到會者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岳琦說，「下午 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四二六社論」的提法鬆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5月4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 了，我保留了意見」。
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洩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洩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洩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看望學生與黨公開決裂
●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採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5 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鑑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對人大常委黨組 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里提前回國。
（世界日报）
「六四」20周年纪念日将届之际，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回忆录的英文版14日在香港出版，全书厚达300页，封底是着名的「六四」画面。 新世纪出版社提供
在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关于「六四」的录音回忆录中英版于5月中分别在香港及美国出版，赵紫阳在书中披露，当年武力 镇压广场学生完全是邓小平一人的的决定，这一说法与过去外传在五位政治局成员投票不能决定的情况下，由退休的政治老人一起决定的说法明显不同。
赵 紫阳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全书384页；英文版名为「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日志」(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由纽约赛门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并由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法圭(Roderick MacFarquhar)执笔为序，他在序言中明指中共改革的总设计师是赵紫阳而非邓小平。
「华盛顿邮报」报导，关于颁发戒严令，作出武力镇压广场学生的决定，过去外传的一直是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投票结束二对二，一人弃权，只好交由政治老人共同决定。但赵紫阳的回忆录显示，当时是在没有任何投票的情况下，邓小平最终选择了武力镇压这一提议。
回忆录还首度公开赵紫阳生前对「六四」的说法，并披露北京当局至今未敢公开的处理赵紫阳的「审查报告」，包括30个「结论」。
回 忆录还原了1989年5月17日对「六四镇压」起关键作用的那场会议，赵紫阳为要求撤回4月26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而私下求 见邓小平。但当他前往邓小平住处时，令他惊讶的是，中共政治局全体常委都已在场。在他提出修改社论的建议后，杨尚昆持反对意见。邓小平最后选择武力镇压这 一提议，赵紫阳当时就认为「一场更激烈的对抗在所难免」。
他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对中共政治老人说：「我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他回忆说：「我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将不能成为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香港出版的最新一期「动向」杂志将独家刊出赵紫阳关于「六四」的录音内容，曾亲历六四的「动向」主编张伟国原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他指 出，终于听到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说法，「六四问题应当是非常清楚了」。他表示，回忆录问世，无疑是纪念「六四」20周年大事。六四血案和赵紫阳的冤案，都是 中共执政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美國之音中文版引述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消息指出，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已經證實錄音內容的真實性，不過，王雁南拒絕對錄音帶中的具體內容做評論。
回憶錄的出版，重新勾起世人對「六四」事件的回憶和辯論。趙紫陽錄音回憶錄的真實性也成為一個話題。趙紫陽在「六四」後一直遭軟禁，外界對他晚年的生活和言論了解甚少。他2005年去世後，為趙紫陽平反的呼聲也此起彼落，但最終沒有下文。
趙紫陽錄音回憶錄將為世人提供很多至今未解的疑問，也將對為趙紫陽平反的辯論提供更新的依據。
王雁南在說明錄音帶真實性的同時，也透露她母親梁伯琪的健康狀況近來轉壞。她透露，趙紫陽四年前去世的消息，家人因為擔心對老人的刺激太大而一直瞞著她。90歲的梁伯琪於1940年與趙紫陽結婚。
王雁南同時還澄清：外界傳聞在趙紫陽過世前，溫家寶曾秘密探望他，但實際上並沒有這件事图为五月十五日鲍彤在北京家中听赵紫阳的录音……
（一）：说我是黑手 邓小平镇压
－ 悲剧终发生 全世界震惊 －
邓：快刀斩乱麻化解形势
学生抗议的初期，事件都是与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有关。耀邦在 1989年 4月 15日 逝世。宣布广播後，部份大学生自发悼念，不久上街活动，参加者数目越来越多。悼念 会结束後，我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要让他们复课；第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 多层次丶多管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寻求不同意见。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参与打丶砸丶抢丶烧丶冲五种行为的人应依法惩 处。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纳我的建议。我之後听到李鹏向邓小平报告这三点，他也表示同意。那时政治局常委没有不同意见，至少没有公开提，只是李鹏 4月 19日突然打电话来说：「学生想冲入新华门了，为什么没有对应行动？」
我在 4月 19日见邓小平，讨论访问朝鲜的事，跟他谈到学生示威，我对他提出处理局势的意见。当时邓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况奇怪地转变。
在我离开北京後（ 4月 23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4． 26社论跟人民意愿矛盾
4月 25日，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後，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邓小平的讨论原本是内部事务，李鹏却决定将他的讲话内容发放给各级党干部，并 4月 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又称 4． 26社论）引述他们的说法。 4． 26社论令对立升级，学生上街人数大增，也令各个政府部门丶组织和其他政党不满。
我 4月 30日从朝鲜回来後，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後，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 4.26社 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 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於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 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邓一锤定音派军队进京
我在 5月 4日对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的讲话，表达了需要以冷静丶合理丶克制丶有秩序丶根据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去化解问题。不过李鹏集团的人主动尝试去阻止丶拖延丶甚至搞破坏， 5.4讲话提出对话和淡化矛盾的原则，无法落实。学生对跟政府对话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起大型游行和绝食。
在 5月 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形势发展证实 4.26社论的判断是正确的。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 5.4讲话。现在要避免局势失控，已无路可退，决定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
那时我非常不开心，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回家後我情绪激动，就叫鲍彤草拟辞职信，准备交给政治局常委会，听了杨尚昆劝喻後收回。
5月 19日凌晨我去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李鹏反对，想阻止。我认为这麽多学生绝食长达 7日，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领导人去探望，说不过去。我只是想劝学生停止绝食，对他们说他们仍年轻，要珍惜生命。不过学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严厉批评，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外。
我在院子乘凉听到密集枪声
『 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於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 四悲剧发生三年後，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份人被抓丶被判丶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丶有计划丶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那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 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 们改正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麽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道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 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丶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 麽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 实际上是要反对丶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 「六 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 城，究竟是为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麽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丶流窜犯乘机闹 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丶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
政治局 6月 19日至 21日召开扩大会议。李鹏的报告为会议定调，指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错误。他建议除去我的党总书记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他们要求我写自我批评书，我不肯，在会议最後要求发言，说出我准备好的辩护讲话。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宁愿下台，都不跟从他们的看法。
－ 国家软禁我是蔑视法律 －
在当局快要宣布结束对我的调查之际，他们立即订下六大规条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当局在执行六大规条时，从没给我任何文件或口头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内疚，或者担心这些证据会被外国媒体取得，成为国际传媒焦点，再出口转内销。
他们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属执行规条，由於他们不能对我说，每当我问到他们时，他们总是编造藉口应酬我，往往令我跟他们起冲突。最後，我发现这些规条，我不再怪他们，他们只是奉了上头命令行事。
我觉得他们应该早点对我说那些规条：什么是准的，什么是不准的，我自会明白。譬如，调查结束後，我曾要求到广东避寒，因为我气管有事，他们说港督彭定康正在扩大民主选举，广东形势复杂，我不方便去。
我认为这很荒谬，彭定康所搞的属外交事务，关广东什么事？他们坚持说，广东是去不得，广西丶云南丶贵州却可以去。我决定去广西，但只局限南宁市，抵埗後我更发现我去那儿都遭到阻挠。
返回北京，我说我想去一个老党员常到的俱乐部打桌球，他们最初拒绝，但最终放行，去到时发现俱乐部空无一人，原来他们把俱乐部清了场，怕我碰见老朋友。
当局关注我外出的「影响」只是推搪的藉口，目的要不让我再公开露面，让人民渐渐淡忘我，所谓「担心影响」只是担心我的影响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发社会不安。
我曾去信江泽民要求解释六大规条，结果当然是没有回覆。当局在处理我的问题都经常显得很紧张不安。当局说我可以在家中见客，条件是客人不能是记者和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从来都不准访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陈云逝世，我想亲身去慰问他的遗属，却被禁止，说「不方便」，我以为陈云的家属拒绝，後来发现原来他们是愿意见我的。
当邓小平在 1997年逝世时，我身在杭州，听到消息我很悲伤，我致电当局要求即时返回北京出席悼念仪式，中委会的回应却是没有送别邓小平的仪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 5月，当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说我想上门探望，但保安局却说彭的家人未布置好灵堂，叫我在「顾全大局」情况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对此非常愤怒，为何不准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们有什么好怕呢？
1997年 9月 12日，我去信第 15大，要求重新评价六 四事件，指事件虽然过了多年，但人民是不会忘记，最好尽快重新评价。我没有公开这封信，但海外传媒却知道了。当局十分不满，指我不服从党纪，之後一名老同志逝世，他们乾脆不准我出席丧礼作为惩罚。
我多番去信当局，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却杳无音讯，我决定去信常委会所有成员，提出软禁我是违法。当局後来解释，从来没有「软禁」我，又说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党大会的信外泄。
之後，江泽民访美前，中南海派来的医生忽然对我说，我整天留在家对身体无益，说要上报。为何连医生也关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泽民考虑到访美时必被问到我的情况，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动的事实，好让他有所交代。想到这点，我没有理会医生的提议， 1997年的冬天我没有外出，整个冬天都留在北京。
拒当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中共第 13届四中全会召开，免去我所有职务，决定对我进行调查，对我的处置是「史无前例」的，而党在未有调查结果前重罚我，也是对我的「特别待遇」。
四中全会决定成立特别调查小组，正式调查我。调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调查组集中调查我是否直接或间接操控六四民运，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政策和立场，跟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对着干。
小组认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与「个人野心」，引用所谓证据加上个人臆测，断定我搞新权威主义。他们说， 1988年起国内外已出现一场「倒邓拥赵」运动，又指我是令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理想人选。
我对指控一一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回覆王任重（时任赵紫阳专案组组长）。我说，其实当时有关我地位不稳的谣言，比「倒邓」传闻更厉害，但我说六 四事件发生前，邓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 1989年初李鹏和姚依林（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丶国务院副总理）都批评我经济搞不好，邓一样站在我的一边，反叫他们要支持我。
我向王任重解释，拒绝接受邓小平对学运的回应，是因为同邓在学运性质和镇压後果上有不同意见。我说：「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外出打高球江泽民忧心
这段被调查时间，我的行动自由一直被剥夺，我指出软禁我是蔑视法律， 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泽民（时任中共总书记）丶李鹏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终止调查和软禁，恢复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们没有回应我。
1990年 10月亚运会举行前，我决定出去打高尔夫球，安全部门听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书阻止我出去，我说他们没有法律理据阻我出去。他们叫司机不要送我，我说那我就乘公车去吧。最後安全部门让我外出，却由公安车护送。
外国媒体知道了我打高尔夫的消息後大肆报道，江泽民和李鹏忧心忡忡，责怪安全部门批准我外出。之後，当局口头通知我，在调查期间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员乔石後来对我说，要我顾全大局，说我的情况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损害稳定的事。
1990年 6月 21日，王任重把调查报告草稿交给我，列出 30项证明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事实与证据」。
－ 谣言中伤我以权谋私 －
改革不能避免物价
第 13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外备受好评，也令全国人民充满希望。 1987年的经济比往年为佳，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迹象显示会继续平稳发展。假如我们依照过去几年成功经验，继续有关措施和政策， 1988年会持续改善。可惜事情并非这样。取而代之的是，好的变成坏的，到最後情况相当糟。
物价飙升是 1988年的逼切问题，这是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 1988年 首季物价续升，特别是食品价格，原因是前几年农产品产量一般。我们的方法也有 问题，因为我们没按市场守则。谷物价格提升了，但肉类和蛋类没升，导致短缺。我们考虑几年内提升物价至正确水平，同时提高工资，但事後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 想法。虽然双重定价制度制造了许多磨擦和贪污的机会，但亦为经济带来活力。我们明白价格改革至关重要。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必须循序渐进。 8月 份，我们在北戴河讨论价格改革，立即有报章报道会有加价。我们忽略了储蓄的问题。 这本是常识，但我们当时欠缺经验。民众开始恐慌，涌到银行提款和抢购货品，引致短缺，令经济情况看来似乎变坏。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问题是心理因素。另一 问题是对价格改革的不当报道。後来，当存储价值保证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况迅速稳定下来。这证明经济并没重大问题。
提五年整物价工资
挤提和抢购潮引致全国恐慌如浪潮涌至，各个主要城市都很紧张，党内外批评声音增加。这令我们高估了经济问题严重性，以为通胀率飙升。 1988年我们决定将重点从改革改为「调整及重组」，想稳定民众，但效果极之负面。李鹏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对改革有疑虑，「调整及重组」口号一出，他们立即收紧各方面的控制。几个月後，经济放缓，这一轮收缩终於持续两三年。到 1992年 邓小平南下，批评「调整及重组」，经济立见起色，这亦证明之前经济情况并非真 正严峻。这段时期有两个重要课题需重新考量：一是在双重价格制度下，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事後回想，一切同时进行的基本方针都错了。二是在挤提和抢购潮後， 高估了经济严峻情况。改变方向并不当，应是加深改革以稳定情况。问题是我们对价格改革的想法。我们试图强行突破，以为市场转型随後会完成。此外，价格改革 的时机和公布都错了。设计丶讨论和落实价格改革的整个过程间，有些传媒报道邓小平的说话，另一些报道我的评语。这令焦点放在这问题。报道都说改革容易的部 份完了，现在要搞定价格，这些都令人民恐慌。终於令反对改革的人有机会造成持续几年的经济滑落。
经改恐国企亏损
我在 1988年 5月 1日 提报告，提出应在五年内调整物价和工资水平。国务院草拟了详细计划，交回政治局审 议。邓小平一直支持价格改革。他曾公开说需要突破，我们要克服困难，又说问题不是太急进，而是踌躇。我知道他担心国有企业亏损和希望减少国家津贴。当然， 若我们指出一些政策太难实行，他不会勉强。所以 1988年试图进行价格改革，责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後，我提出押後改革，这也得到邓的同意。
我们原本在 1988年计划了重大的改革和开放。 87年底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拟出企业法；我提出让大型和中型国企采取自由管理，自负盈亏； 87年冬，也是沿海发展策略提出的时候，我提议将广东省作为改革政策试验场。
假如这一些都顺利展开，就会有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可惜，因为价格改革失误，整个改革都受挫。现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鹏和姚依林利用「调整和重组」的机会，恢复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们发出许多规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权力。权力集中在国务院几个人和中央委员会几个部门手上。结果经济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国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资企业，全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极大困难。
走向「调 整和重组」政策後，人们相信我在经济事务方面势力减弱，我提的政策都没获得采用。一些高级同志 认为我不再是总理，应专心党务，国务院对我的工作处处阻挠。连香港报章也指我已无实权，不再负责经济事务；有谣言说我将丢掉总书记的职位。「调整和重组」 也令人以为经济改革遇上严重问题。
一些高级同志要求政治局常委会──意思是说我──负起责任承认过错。这期间我从许多渠道听到有一群元老写信给邓小平，说我不够资格，应下台。这期间邓曾多次说「中央领导层架构不应改变」。
说我子女卖车赚钱
一些党元老与李鹏等合作， 1989年春节前，李鹏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带头批评我，又问了好多奇怪问题，想整我。
姚从来不说不含糊的话，这次他却很清楚直接，显得无畏。他和李鹏背後，一定有人支持。
还有谣言中伤我和家人。有人说我的子女以权谋私：卖彩电丶汽车等赚钱。这些全是捏造的谎言。後来我下台，他们急急展开调查，但什么都查不到。
以前我鲜有这类谣言，为何在 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阴谋，要破坏我的改革派形象。
邓对我的态度变了
1987年前我任总理，主要负责经济，不多参与政治。我比较慎言，胡耀邦却不同，他在意识形态上较自由。党内保守派主要针对他。他们觉得我相对中立。
我当上代理总书记後，首先处理的是反自由化运动。他们列出名单，要批评这个那个。我不喜欢这种文革般的行为，加以阻止。结果六四事件後我为此被批评。
还有几个件令左派特别不满我，包括令邓力群丢了中央委员工作；左派结论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调整和重组」提出後，他们认为我毁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谣言，展开「倒赵」运动。
六 四前，邓一直支持我。但六 四事件後情况改变了。因为我和邓对於如何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意见不一。邓对我的态度变了，反对我的元老终於得到邓的同意，他们一起决定要让我下台。
－ 邓小平要免去胡耀邦 －
他最後不信胡耀邦了
胡耀邦在 1987年 1月被迫辞职，其中一个说法是邓小平受党内元老压力，要弃胡保赵，但我不认为这是真正原因，当然不少人曾在邓小平面前历数胡耀邦的不是，但邓小平放弃胡耀邦，并非被人误导或受压而作出妥协，而是他对胡的态度逐渐改变，到最後不再信任他。
由 1980至 86年，邓胡的分歧逐渐扩大，其中我特别要提反精神污染运动，我认为胡处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两人的冲突，邓支持这场运动，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减少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他曾说过「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并不恰当。
1984年 6月 28日，邓单独向胡启立说，指耀邦未能坚守四个基本原则。 1985年 7月，邓小平指出真正问题是自由化趋势不断滋长，我认为鉴於邓多次强调这问题，书记处有需要召开会议以作回应，我向耀邦提出建议，但他只说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
1986年 9月，共产党 12届六中全会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对此未有明确回应，但之後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说：「我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们不单现在要提，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要继续提。」
由於会议由耀邦主持，他模棱两可的立场令邓在最後关头介入，他明显是对胡耀邦不满。但其实在这事件前，邓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计划在第十三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重组领导层，平稳过渡。
胡见陆铿令邓小平愤怒
耀邦接受香港记者陆铿访问，也影响了邓胡二人的关系，邓认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当，陆铿贬低了我们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他感到很愤怒。
耀邦在 1987年请辞，但早在 1986年夏天，邓已打定主意除去他。
1986年 12月，多个城市爆发学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冲击政府大楼，邓小平对此大为震惊，他召集大家到他家开会，指学生示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後果。其实邓是要将这责任推给耀邦。
1月 4日，我收到通知到邓的家中开会，他向我们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辞职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确切执行四个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运动，令自由化泛滥。其後邓表示要以软方法处理耀邦的辞职，务求将影响减至最低。 1月 16日，我获委任为代总书记，但我表明我不适合担任此职，希望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反自由化老人劲头很大
当时也有舆论指我曾写信给邓小平中伤耀邦，有人甚至指促请邓小平除去他，这绝对不是事实， 1984年我曾写过一封信，提到如何改善中央领导层体制，完全与耀邦无关。
首先我要谈谈在耀邦 1987年辞职後发生的反自由化运动，我在 1987年的行动分为两阶段， 1至 4月，我要在全国推行反自由化运动；第二阶段是由 5月至十三大展开（ 10月），在这期间，我要重新强调改革，尝试避免左倾。
而在 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丶耀邦辞职後，正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
『而我如何顶得住这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丶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很大，想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严肃处理，王震等也是如此，邓力群丶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於死地，在这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少伤害人，保护一些人，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一开始， 在制订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的人作出严格的规定。文件提 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丶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 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 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 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 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 人。
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於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在 1987年筹备十三大有两大重要事情，一个是草拟政治报告，另一个是填补领导层空缺，当我开始草拟政治报告。早在 5月 21日，我去信邓小平，提议在政治报告中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系统地涵盖理论丶原则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报告很快获邓的批准，并说大纲很棒。
走国情社会主义救中国
这些年来，改革证明是正确和必须，也证明了推行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窒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这是左倾错误。我们只要采取适当政策和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才能救中国。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
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
这两种说法虽不能说没道理，但必然会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混乱。特别是这想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 1987年 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 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丶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於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 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 一旦涉及外国 就怕丧权辱国 －
领导层经改立场南辕北辙
在（ 1978年） 11届三中全会後，中央领导层对改革存在两派观点：一派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加快对外开放，朝市场经济方向进发来扩充经济；另一派是以陈云为首，坚持计划经济为本，对经改有所保留。
人民一直 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我对此充满热忱，并努力落实。但是，对於邓强调速度有所保留。当然，若所有都进展顺利，经济运行无阻，越快越好，毋庸置疑。但是， 从过去集中追求出产价值的错误中，我学懂了，过份强调速度，最终会变成盲目追求高目标及速度， 代价是失去效率。我的生产目标较温和，强调经济效益。邓理解我的观点，在这方面没有冲突。在改革方面，（胡）耀邦跟我基本立场一致。我俩都充满热忱，但在 个别步骤丶态度和方法，特别是速度上，耀邦比邓更激进。
陈云同志对开放政策深感不安，跟邓小平的分歧颇为明显。原本计划沿海地区有多个经济特区，包括上海及浙江省，但陈云指那些地区不会成为经济特区，因为这些区域出了名多机会主义者，透过绝顶技巧，即使只有很小的机会，都可以从笼子扑出来。
霍英东教租地发展城市
『现在回 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戴 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别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 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大约是 1985或 1986年，我跟（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谈话，提及我们没有资金作都市发展。他问我：「你若有地，怎会没有钱？」我觉得此话很奇怪。有地是一件事，缺乏资金是另一回事，两者有什么关系？他说：「市政府若有地，他们应获准将部份租出去，带来一些收入，再让其他人发展那块地。」
当然，我知道香港的建筑物及街道是如何快速建成，一处地方如何快速变化，但对我们来说，那非常困难。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建议他去上海，跟市长及党委书记谈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他的观点启发了我的思考。
经改追求人民得到实惠
『也许有 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麽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 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那里，开始也不 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後，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 如何解决人民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2-3%就不得了，而我们经常增长 10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中国如何会采取渐变主义？我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经济的 10年，我们奉行逐渐过渡。这个有两方面。首先是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系统以外逐渐成熟。另方面是减少计划经济部份。改变不是即时的，而是由小量微细的改变开始，逐渐涉及较大的改变。
融入国际市场才能现代化
很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效欠佳，付出要求很大，但回报很小。除了经济制度，还有其他问题，例如闭关政策，令自给自足变成绝对美德。这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被政治化。但所有例子都证明，只有在开放政策下，我们才可以利用所拥有的，透过交易获取我们需要的。
各个地方 和社会都有它的强项，即使贫穷地区都有它们的优势，例如廉价劳工。这是国际竞争的大好处。所有 东西都靠自己，结果是做不到自己最擅长的，我们亦因而承受过巨大损失。我越来越明白，若一个国家关闭起来，不融入国际市场，或不好好利用国际贸易的好处， 最终只会落後於人，没有可能达致现代化。
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不只有利沿海地区，更会推动全国经济，包括内陆省分。没有沿海地区的发展，所有流动工人要去那里找工作？沿海地区发展了，劳工密集生产的规律就会在全国实施，转移到劳工更便宜的地区。劳工成本开始在沿岸地区上升，生产工作就要被迫作出调整。
所以，我们不可以全国单一速度发展，而是需要由一个地区带动另一个地区发展。全国单一行动代表没有一个地区能较快发展。沿海地区是中国一部份，它们的长处若得以利用，全国都有益处，包括中部和西部地区。以整体发展观点看，有需要优先发展沿岸地区。
司法制度独立才能肃贪
我越来越 明白到，「保持清廉」很重要。若忽视了，就会给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口实，同时会令人民不满。後果 可以很严重。同时，我们亦可利用反贪，作为深化改革的机会。由於这些问题在新环境下出现，不能以旧方法解决。首先，必须理解这些问题的成因。只有这样，我 们才可对症下药。贪腐一般在经济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出现，但之後，当公务员及执法人员的素质提升，他们的薪酬及福利增加，情况就会改变。今日的香港跟以 往很不同。同样的情况，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另一样很重要的，事实上亦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及法治。假如没有独立的执法机关，而执政党又 有能力干预司法制度的话，贪腐问题将永远无法有效解决。
－ 议会民主制实现现代的法治 －
邓鄙视权力受监察的制度
由 1980至 1989年 6月 4日之前，邓小平重复提及反对自由化。另一方面，他又说了多次，政治改革是必须的。那样改革应该怎样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实践呢？
大部份人对於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印象，均来自 1980年 8月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批评官僚主义丶 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爱国主义，这些都是当时中共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存在於原有的制度；好的制度防止了不良分子任意妄为，不完善的制 度则限制了人才实现良好愿望，甚至把人才推向相反方向。
有些人觉得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上只是信口雌黄，为了给人民一个好印象。有些则相信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永远不能实施，因为他们都会被（政治）情况或反对势力阻挠。我相信这两种想法都缺乏证据。
邓小平很推崇一些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很鄙视权力受监察及平衡的政治制度。他有一次跟南斯拉夫的访客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中一个最大优点是，当一些东西已经决定，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即时落实，不似得国会民主程序那样复杂，进退两难，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胡耀邦没下台政改可向前
胡耀邦被邓小平多次指控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而被迫下台。人们对胡耀邦的印象，一般都是改革派及民主派。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是怎样的呢？他提出过什么？
毋庸置疑，耀邦寻求过民主。即使他没有触及一个特定的结构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模型，我相信如果他仍能继续出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国家及海外的世界趋势而言──他定能在政治制度现代化及民主化的路线上，把中国政治改革推动向前。
第 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 1978年）之後，我的精神集中在经济改革，忽视了政治改革问题。即使我在四川的时候，实现了扩大企业自主，我仍然从没想过怎样实施政治改革。一位陕西工人曾写信给我，说他阅读过我的多次讲话，相信我在经济事务上是一个改革家，但在政治议题上是个保守派。
社会主义国家需法治非人治
直至 1985丶 86年，我的思想才改变。我受到更广的国际环境，及东欧出现的情况影响。而改变的主因是，我发现为了经济改革的前景，有需要政治改革。当经济改革深化，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力更加严重。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持续。（ 1989年）我跟（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说过两点：第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会变，但它的管治方式必须改变；第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行法治，非人治。
首先，我 们需要提高党与国家决策的透明度。戈尔巴乔夫说这是「开放」，我们叫做「透明」。党与国家的重 大活动与决定需要公开，这样可以改变长期存在的黑箱作业丶公众只知道最後决定的情况。政府宣布了决定就付诸实行，但人民不知道决定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 人民有权知道。其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多元的对话渠道：跟不同的社会派系丶势力与利益团体。作出重大事情的决定之前，应该与不同的社会组织持续的谘询与对 话，不是只跟其他政党的代表人物对话一次就作决定。
中共元老怕政改失去政权
第 13届中共党大会（ 1987年）， 我们不仅讨论了经济改革，也讨论了政治改革。我们提出如何改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那时候，政治环境较宽松，形而上学与理论研究丶文化与艺术都很活泼。与此同时，十年改革期间，我们受到西方的价值丶概念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再者， 苏联针对政治异见人士的政策已经开放了。所有这些事情都鼓励着中国知识分子丶青少年和年轻工人要求更多民主。
然而，第 13届 党大会之後，政治改革变得困难了。首先，党内的元老，包括邓小平同志，对经济改革 有不同意见，但对政治改革只有一个意见：他们反对改变现有制度的基础。他们害怕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会导致共产党的权力被挑战，因而削弱了党，甚至导致 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几乎没有党元老支持这种改革（执政者须接受监察），现实是，政治改革陷於停顿。这样造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民对民主及政治加速改 革的要求越趋强烈；另一方面，第 13届党大会以来，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行动。党的意向与人民的要求丶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要求，出现了鸿沟。
李先念反赵行动非常积极
李先念在「反赵」行动中非常积极，他既是前线人员，也是幕後主脑。 1988年 10月，第 13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曾有计划公布架构重组。但王震（党元老）突然攻击 《河殇》，要求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出批判。我没有理会。那次事件之後，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告诉我，王震当着他面前极力告发鲍彤，说他是支持制作《河殇》的 无赖──这是王震从李先念口中听到的指控。
事实上，这是完全虚构的。鲍彤从来没有干过任何与《河殇》有关的事情，甚至说过关於《河殇》的话。
王震没说 的比说了的更多。当李先念提及鲍彤，实际上就是在说我，暗示我支持了《河殇》。王震本人可能不高兴《河殇》，李先念则藉此机会把我连系上来，激发王震对我 的怒意。为了激发元老对我的不满，李先念揑造事实也在所不惜。六 四之後，当他们在报章刊登了对我的批判时，《河殇》是一个主要话题。
很多指控都是完全虚构的，例如说我曾支持《河殇》的制作，说我下令把影带发布至全国，并遏止所有批评制作《河殇》的声音。所有不是正确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逆之亡
当然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丶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
基於这一 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 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丶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如果我们按良心做事，对党丶社会和人民都有好处，任何其他方式都会有害。
潮流不可挡，适者生存。
正如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我相信现在是认真解决问题的时间了。
《国家囚徒》中文版节选，分题为编者所加
苹果日報，2009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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