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八九民運代表人物、原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因心臟衰竭，於美東時間1月17日深夜11時40分（北京時間1月18日下午12時40分）病逝紐約法拉盛醫院，享年94歲。本文是迄今為止最詳盡記錄戈揚精彩一生的報導。
流亡生涯不是夢。對一生都在追夢、圓夢的前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 (本名樹佩華)來說，永無休止的追求和探索，才是人生的真諦。
她有過異於常人的崢嶸歲月。延安時代，她是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賞識的「紅衣少女」。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她與原《大公報》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和楊剛，名列「中國四大著名女記者」之一，曾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
她投身革命一輩子，1957年卻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開除黨籍，發配到農村勞改22年，期間在內蒙古北大荒10年；文革結束後她獲得平反，重新擔任《新觀察》雜誌主編，為推動中國大陸的開放、政治改革及新聞改革作出卓越貢獻。好不容易過了幾天好日子，沒想到步入暮年時，卻由一個應邀來美的訪問者，成為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的流亡者，因19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國。
戈揚生於1916年1月13日，現年高齡88歲。客居美國15年多，她沒有虛度歲月，除了努力適應新環境，她學英文、學電腦，勤於吸收新知識，筆耕不輟。她用一生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同夢結連理 譜出黃昏戀
2002年9月，86歲的戈揚，與83歲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本名馬義)，兩人同夢結連理，良緣喜訂鴛鴦譜，譜出一曲感人的黃昏戀，也為歷史留下一段亂世中國兒女情的佳話。而在他們還未正式結婚前，兩位老人三度悲歡離合的傳奇經歷，為人津津樂道。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歷史學家余英時、陳淑平夫婦對司馬璐、戈揚說：「你們倆真是理想的最後結合。」
紐約聖約翰大學教授李又寧說：「你們的愛情故事與現代史密切關連，是一個動人的故事。」
台灣作家柏楊、張香華夫婦說：「有情的人一定有緣，有緣的人一定有果。」
美國科羅拉多教授劉再復說：「你們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福的。」
捷克詩人塞佛特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不論貧富貴賤巧拙愚智，每個人擁有的時間精靈背後，都輕舞飛揚同樣孤獨、同樣停不下來的一雙趐膀。就因為這樣，在從容衰老的過程中，我們才可以隨時乘著回憶的趐膀來到人生旅途上任何一個階段；也因為這樣，美好的人跟事，才會悲喜交集地一件一件說不完。」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江蘇海安小同鄉，是一對兒時青梅竹馬的玩伴。他們早年嚮往共產主義理想，相繼投身革命洪流，先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後來司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遷居香港，1983 年再移民美國；戈揚則對革命堅定不移。
兩人在1943年分道揚鑣，生死契闊半個多世紀後，歷盡劫波，最後殊途同歸。命運之神讓他們1989年在紐約重逢，隨後月老的紅繩將他們繫在一起，在星條旗下再續前緣。正應了「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金玉良言。
1989年，戈揚73歲。從前中國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時代不同了，年逾古稀的戈揚一點不顯老。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生命結束在不該結束的時候，引爆八九愛國學生民主運動。戈揚帶領《新觀察》員工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並與《世界經濟導報》在4月19日合辦了紀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談會，由戈揚主持。
4月下旬，戈揚從北京到舊金山參加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不久，「六四」事件爆發，6月30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講話中數次點了戈揚的名。《新觀察》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指為「煽動反革命動亂」的一報一刊，遭到查封停刊的厄運，
跨過世紀回味的苦澀，沿著命運不可抗拒的軌跡，戈揚被迫滯美不歸，開始漫長的流亡生涯。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追隨共產黨半個多世紀，因擔憂國運追求民主進步，天涯有家歸不得，戈揚仍以微笑面對厄運。
在名報人陸鏗熱心牽針引線下，星雲法師首先向戈揚伸出歡迎之手，安排她在洛杉磯西來寺小住百日，戈揚以《西來寺》為題作詩表心跡：「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嘗兩岸情；患難方知佛可歸，是非盡處見真人。」另一首題為《別西來》的詩曰：「匆匆辭別西來山，走霧穿雲回凡間；百日修行道尚淺，紅塵燦爛仔細看。」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戈揚滯美後，
1989年10 月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來到紐約。不久，美國世界日報星期天出版的世界周刊，刊出香港鏡報月刊紐約分社社長莫利亞訪問戈揚的文章。戈揚跟司馬璐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司馬璐覺得文中提及戈揚的經歷，閃現了他念念不忘的兒時玩伴樹佩華的身影。經莫利亞居中聯繫，證實戈揚與樹佩華同一人。
有意思的是，司馬璐和戈揚失去聯繫後，不約而同在香港和北京出版雜誌，分別名為《展望》和《新觀察》，雖然中文名不同，但英文名稱接近。而那時人在香港的司馬璐，還特別注意《新觀察》的文章，覺得它在大陸是一本十分開放活潑的雜誌。「當然，那時我做夢都想不到，新觀察主編戈揚就是樹佩華。因為我們在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
兩位老人在紐約華埠一間中餐館久別重逢，心情都異常激動，雖然年輕時的激情不再，難得的是兩人仍默契十足，好像從來沒有分開過。他們真正理解了「嚶嚶鳴矣，求其友聲」、「同心相知，同氣相求」的涵義，更難能可貴的是，兩人幾十年來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理念不變。
「雖然近黃昏，夕陽仍是無限好！」
被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自言是一個「平凡的人」，一生卻充滿傳奇。他廣泛接觸過國共兩黨的上層人物和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八十年來物換星移，多少風流人物與他擦肩而過，論英雄豪傑如數家珍，時代風雲變幻盡收眼底。
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有兩個特別經歷：一是生平接觸過最多當代中國政治人物，對中共黨史有著個人獨特經歷和長期從事資料搜集研究的權威；二是多次面臨絕境，都能在鬼門關轉一圈後死裡逃生。
「往事如煙，人生如夢，政治如戲。」聽司馬璐細說「我這八十年」，精彩絕倫，宛如自「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中走了一遭。
回首過去，自稱「五四孤兒」的司馬璐，大半生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不斷和死神搏鬥，親歷中國複雜的政治風浪和歷盡人間滄桑。他將生命溶化在大眾的事業中，孜孜不倦從事學問和歷史研究，雖然歲月已刻在他的額角和臉上，但他內心仍生氣勃勃，進入「永久青年」的境界。
＊人至期頤仍不休
1999年7月4日是司馬璐八十大壽，當天他在曼哈頓中城一間中餐館慶祝八十歲生日，當眾宣布成立旨在促進兩岸三地學術文化交流的「中華學人聯誼會」，並將來賓出席壽宴贈送的禮金悉數捐出作運作基金。六年來，該會已舉行過連串學術會議。在他身上，充分展現了「人至期頤仍不休，生命八十才開始」的精神。
司馬璐1919年生於江蘇省泰州海安縣，與「五四」運動同齡。他不諱言自己是個私生子，生母崔氏是海安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生父陸省齋本來是崔家的家庭醫生，將崔家小姐誘姦成孕。在舊中國，未婚生子被認為有辱家門，崔氏生下司馬璐時年方17歲，隨即不堪壓力吞金自盡，崔家把他送進「育嬰堂」（相當於「孤兒」）。稍後他被海安另一大戶馬家收養，六歲時養父母雙亡，由於他生來「不是馬家人」，馬家宗族遂發生一幕搶奪家產的鬧劇。
此後，司馬璐成為「亂世孤兒」，淒風明月，苦雨寒窗，感懷身世凋零如雨打浮萍，失群孤雁。他說：「如果說，我的誕生，生母崔氏為我自殺是一場悲劇，那麼這一場馬氏宗親奪產便是一場鬧劇和醜劇。我的身世中，悲劇是第一幕，鬧劇和醜劇是第二、三幕。」
他續稱：「我是一個私生子，從小便是個孤兒，到處流浪。我的童年的災難，使我一輩子痛恨這個不合理的中國社會，家庭的愛，社會的愛，國家的愛，都距離我很遠，我一生在自生自滅中長大，叫我何處去尋根？又叫我何處去認祖呢？」
司馬璐回顧他的青少年時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活過來的。在他艱辛曲折的一生中，荊棘滿途，他屢次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我認識科學與民主，不全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也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換來的。」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兩年私塾和三年小學，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為生。後來，他在一間布店做學徒，在這期間讀了許多中國舊小說，把他帶入一個幻想的世界。令他入迷的書，都與他童年的遭遇有關，他愛讀神怪武俠故事，嚮往自己有一天像故事的人物黃天霸、孫悟空大鬧天下。
1936年，司馬璐接受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管理教育，然後到鎮江一個私立流通圖書館做管理員。他一直認為，書是知識的泉源，只有知識才是有用的，管理圖書的好處是知識的接觸面很廣。他生性嗜書如命，在圖書館工作，使他得以持之有恆地增進知識，在某一程度彌補了他缺乏的高等教育。而每讀一本書，都像在他眼前打開一扇窗戶，讓他看到外面的繽紛世界。
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學的圖書管理知識，再與實際經驗結合，寫了一篇處女作《怎樣利用圖書館》，寄給全國最富聲譽的天津《大公報》的「圖書副刊」，不久獲刊用。當時他在圖書館的月薪是八元大洋，這篇文章的稿費高達十二大洋，使他喜出望外，寫作信心大增。
他的知識幾乎全是自學得來，許多人問他是哪一所大學畢業的？他經常要費許多唇舌解釋，自己沒有讀過大學，甚至連中學也沒有唸過。「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學」和「社會大學」兩個名詞形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認為兩者都適合他。由於生於亂世及個人命運多舛，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引以為憾。
司馬璐養父母領養他時，給他起的名字叫「馬元福」，後來他自己改名「馬義」（取自「馬克思主義」的簡寫）。「司馬璐」是他寫作時的筆名，「司馬」代表他對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崇敬，「璐」字是為了紀念掩護他離開上海的女友、「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華」，後來「司馬璐」越叫越響亮，本名反而沒多少人知道了。
＊愛在心間難開口
鎮江是司馬璐一生最早接觸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與戈揚留下許多美好回憶的地方。在少年情懷總是詩的年代，戈揚與司馬璐在鎮江一起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會」，戈揚是這一時期的活躍分子。司馬璐回憶，年青時的戈揚非常漂亮，喜歡穿一襲紅衣。司馬璐比戈揚小三歲，但就像他的「偶像」賈寶玉那樣，早熟多情，對戈揚情有獨鍾，但卻愛在心間難開口。那個「紅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來一直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可是，那時追求戈揚的人太多了，我怎麼排隊都輪不到。」而且在「紅衣少女」眼中，那時的司馬璐，只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其時司馬璐被共產黨安排在蘇北海安文化館任職，是鎮上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揚家中「通風報信」。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國仇家恨，他們一起搞黑板報，又邀請當地出身前清舉人的紳士韓國鈞的女兒韓柳閒，組織一個抗日劇團，藉演出宣傳抗日，正在排演期間，司馬璐奉命急赴上海，與戈揚不辭而別。此後，他「進入一個黨指向那裡，就奔向那裡的時代」。
戈揚後來撰文回憶這段歷史舊事時談到：「七七抗戰開始，小馬義到我家裡說『蘆溝橋打起來了』，然後我們一起到外面貼壁報（也就是日後的大字報）。我奇怪，馬義當時的消息為什麼那麼靈通？我又奇怪，馬義為什麼又突然失蹤，在海安消失了呢？」
這個謎團後來終於揭曉，司馬璐給戈揚看了一份中共黨內的內部材料，戈揚才驚奇地發現：「原來馬義入黨的時間比我還早呀！」司馬璐是在」七七事變」前夕「突擊入黨」，他得意地說：「我那時真是小小年紀，一顆紅心，神出鬼沒。」
原來，他從海安「突然消失」後，到了上海。「七七事變」，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和日軍正在華北激戰。1937年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登陸，抗戰全面展開，當時中共的政治口號是：發動群眾保衛大上海；而內部傳達是：國民黨政府要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共產黨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十月底，大場失守，大上海保衛戰接近尾聲，在撤退期間，中共給司馬璐的指示是「立即準備到延安學習」。「黨叫幹啥就幹啥」，司馬璐義無反顧到了延安。
戈揚後來也投奔延安，巧合的是，司馬璐與她分別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手下工作。1938年，年僅19歲的司馬璐出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主任。翌年再出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該單位後來和延安「新中華報」及「每日新聞」三個單位合併，改為「延安新華通訊社」，他是主持人之一。
1940年，司馬璐被派往四川重慶，在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擔任地下工作，與戈揚一度在重慶不期而遇。當時的「紅衣少女」戈揚，參加過著名的「台兒莊會戰」，且是才女，深得中共領導人器重。由於那時兩人都「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都在準備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於度外，所以見面時礙於革命紀律，對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也將兒女私情拋在一邊。
＊覺今是而昨非
1941年「皖南事變」，司馬璐歷經種種一言難盡的政治打擊，被派到白區（當時中共對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區，一律稱為「白區」）做地下工作，接受最艱苦的「革命考驗」。當時他一片丹心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強忍內心痛苦，不動搖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湯蹈火，全力以赴執行「黨給我的任務」，但他的積極表現和犧牲精神，招致更多打擊。
他逐漸發現，他認識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逃得過被整肅的命運。他耳聞目睹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一生中都有幾上幾落的紀錄，「被整時未死的，再整人時絕不手軟。不管冤假錯，先下手為強」。他與中共領導人由於感情糾葛，從情敵被打成政敵，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他深入敵區做地下工作，美其名「接受考驗」。其後又派他往浙西，「當時我的處境危機四伏，驚心動魄，分分秒秒與死神共舞、目睹多少為理想奮鬥不息的青年人，死於中共黨內鬥爭」。
司馬璐心灰意懶，他與中共的關係，從最初的革命浪漫主義到懷疑否定，到感受壓力乃至產生恐懼感再到脫逃。最後，他從親身經歷的黨內鬥爭中，大徹大悟，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他痛苦地放棄自己當年的理想和追求。1943年，他做了共產黨的「逃兵」，毅然脫離中共。不過，他對自己過去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歷史，無悔無怨。
在中共建立政權前夕，政治嗅覺靈敏的司馬璐從上海逃往香港，從零開始，披荊斬棘開創新天地，成為名噪一時的中共黨史專家。他靠賣文為生，並與一群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作家組織「自由作家聯誼會」，時常舉辦各種活動，非常活躍。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一書，記述他從十二歲到三十歲（1931至1949年）接觸中國政治生活的獨特經歷。此書出版後成為暢銷書，共銷約十萬餘冊，並譯成數國文字，他拿到一筆可觀的版稅和稿費，成了「小康」。
司馬璐在香港前後一共出版過約20本各類書籍，視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冊及《翟秋白傳》等。
1958年司馬璐在香港創辦《展望》雜誌，至1983年底移民美國才停刊，歷時16年，在香港算得上是一本「長命」刊物。移民美國後，他在紐約主編《探索》雜誌，長達十年，至1993年停刊。
他個人在思想與政治上，經過幾十年的摸索，開始覺悟到，解決中國問題，仍然需要沿著「五四」運動的方向繼續前進。「五四」精神並沒有過時，民主主義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希望看到中國繁榮進步。
司馬璐在八十歲生日時，完成《紅樓夢與中國政治》一書，接著決定執筆撰寫他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 (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他有感自己親歷這大時代大轉變的過程，絕大多數與他同輩的人都已逝去，他傳奇的一生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史實，令此書頗有看頭。
他說：「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忠實的寫出我的記錄，作為歷史的見證。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須有夢，我走進這個世界就開始有夢，一個夢接著一個夢，我走過來了。..... 從演員變為觀眾，寫回憶錄，一樂耳」。
＊數十年生死兩茫茫
回頭再說司馬璐與戈揚各奔前程後，自此天各一方，數十年生死兩茫茫，但對方的音容笑貌不時仍在彼此的心頭掠過。司馬璐在戈揚的記憶中，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小馬義」；而戈揚「紅衣少女」的形象，則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
戈揚早在20世紀三○年代就仰慕共產黨，嚮往「解放區的天空是晴朗的天」，這是那個時代熱血青年的共識。1941年，戈揚參加新四軍，為革命出生入死。她回憶說：「那時候的共產黨是有理想的，當然是不合實際的理想，例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那時的共產黨也是正義的，要求抗日也是愛國的。我們青年人就在這樣一股熱潮中參加了共產黨。」
解放後，戈揚先後出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和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1957年反右運動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在劫難逃，前後下放勞動改造22年，在北大荒的嚴酷環境下度過黃金年華，飽經風霜，吃盡苦頭。也正是由於她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種種折磨，使她重新認識了共產黨的真面目，不再崇拜共產黨。「我發現共產黨沒有為人民做
過什麼好事」。
「四人幫」垮台後，戈揚重回《新觀察》，將這本雜誌辦得有聲有色，以開明開放的風格蜚聲中外。
＊人生七十才開始
戈揚晚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時年73歲，她沒有被逆境擊倒，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安排下，到曼哈頓國際語言中心，從英文26個字母學起。
回憶這段「牙牙學語」的經歷，戈揚笑說，「六四」事件前夕，她是跟詩人北島 (本名趙振開)搭乘同一架飛機出國的，當時北島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她說：「你如果不會說英文，就什麼都不說，光說『Yes，Yes』就是了。」戈揚說：「我如果回答錯了呢？」北島說：「那好辦。你一看對方臉色不對，就說『No，No』就對了。」說得戈揚大笑。
那時戈揚除了學英文，還經常去「中國人權」的辦公室打發時間。在那裡，她第一次接觸到電腦，覺得新奇無比。其時正值信息網路熱到來的時候，她投身其中，切實感到電腦和網路給人帶來的樂趣。「人之所以成為人才，靠的是大腦的智慧，電腦則是人腦的延伸。反正閒著無事，多學一點新東西總是好事。」
好個戈揚，一頭鑽進電腦網路的世界，學起電腦打字來。最初困難不少，邊學邊忘，寫一篇稿要比筆耕花多好幾倍時間。有時一個不小心按錯鍵，差不多接近完成的稿件，不翼而飛全功盡棄，但她沒有氣餒，相信功多手熟，熟能生巧，不久漸入佳境。到後來，用手執筆寫稿反而不習慣了。「用電腦寫稿，修改、增刪稿件實在太方便了。」此後數年，她應香港《開放》雜誌每月一篇的專欄文章，都是借助電腦完成的作品。
戈揚學英文，不止滿足於日常簡單會話，兩三年後，她的英文程度已經可以閱讀《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等英文報刊。在美國的流亡歲月，戈揚沒有虛度，最初十年，她忙於寫作、演講和參加研討會、座談會等各種社會活動，接受媒體訪問發表時事評論等，沒有一刻空閒。直到2000年，84歲的戈揚動了心臟大手術，身體每況愈下，才減少了外出活動。
近年在家靜養病體的戈揚，又迷上了研究「羅素思想」。羅素生於英國貴族家庭，他的祖父做過維多利亞王朝兩任首相。羅素98歲的人生，「是在追求與失望中度過的。」羅素在他的自傳中寫道：「三種簡單的但又極為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不堪忍受的悲哀。」戈揚回顧自己的一生，在思想上與羅素產生強烈共鳴。
她說：「羅素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強烈地奔走，走過一生，真是不容易！何況這三件事，都與人的性格不同有關，更加引起我的興趣。」而羅素由一個自由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跟戈揚由一個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轉變為民主自由主義的鬥士，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戈揚幾年前眼睛動了白內障手術，近年又因青光眼視力退化，但在健康未惡化前，她每天仍借助放大鏡讀書看報，並摸索著用電腦寫回憶錄《風雨蒼茫》。她用回憶錄細說前塵往事，敘述她一生追求共產主義理想、晚年卻承受理想幻滅之苦，命運弄人，最後成為年輕時代要打倒的「美帝國主義」的國家的公民。她進入回憶的國度，在回憶的時光中度日。但從2004年上半年開始，她身體每況愈下，回憶錄還未完成。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年逾七十才來美國，沒有對美國作過什麼貢獻，可是，「美國對我太好了！」光是她心臟病入院動手術的費用，若在大陸可不得了，但在美國，她不用花一毛錢。出院後回到家中，還有護理員全天上門照顧，充分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許多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流亡到美國後，往往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失落感。戈揚每個月基本靠幾百美元養老救濟金生活，但她每天都活得高高興興的。
戈揚說：「我自己覺得，到美國後，得到的是自由。我所需要的和追求的，也正是這份自由。這裡沒有人跟蹤我，沒有人竊聽，沒有人包圍自己，這就很好了。我居住條件差，但說老實話，在中國的精神壓力，要比這裡大得多。我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而中國實行的是一黨專制、獨裁，跟我隔得很遠。」
光靠幾百美元一個月的救濟金，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這樣比較高消費的地方生活，要想舒適確不容易。但是，戈揚卻這樣甘之如飴生活了十多年。她沒有后悔自己的選擇，她說自己已跟共產黨格格不入，她所追求的就是原來共產黨所說的人人平等。「但它自己推行的是專制獨裁，不平等，我怎麼能跟它同流合污呢？」
在美國流亡期間，最初戈揚仍保持中國公民身分，一度被拒發養老金，戈揚後來乾脆入了美國籍，這樣繼續領養老金就沒有問題了。戈揚在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的時候，流下了眼淚。因為她沒有想到活到這麼大的一把年紀，還要在國外流浪，更沒有想到為養老金的問題，要加入美國籍。
像戈揚、劉賓雁這樣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識菁英，誰能體會他們孤獨、痛苦和飄零的感受。戈揚與「五四」運動一起，參與締造了新中國的誕生，還有王若望、王若水及金堯如等前輩，他們把一生貢獻給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到了老年，卻不能擺脫被放逐的命運，客死異鄉。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劇。
戈揚前幾年還有信心在有生之年重回中國大陸，但踏入2004年以來，尤其是近段時間，身體健康一直在走下坡，眼睛看不清東西，聽力也在逐漸消失，已有老人癡呆的跡象，最近數度進出醫院，身邊的人都在暗暗為她擔心。
司馬璐以前常常喜歡外出蹓躂，由於照顧老伴精神壓力過大，今年以來健康狀況差了不少，去年他還龍馬精神海鶴姿，現在走路步履蹣跚，需要借用助步器。除了外出購物、看醫生，他終日陪伴在戈揚身邊。一向女強人作風的戈揚，自健康狀況惡化後，心靈變得特別脆弱，極度缺乏安全感，經常擔心有那一天醒過來失去司馬璐。司馬璐只好一再承諾與她相依為命，不離不棄。
司馬璐謙稱，他的思想境界沒有戈揚高，看問題也不如戈揚有深度，但他的脾氣沒有戈揚大，在他眼中看來，戈揚什麼都好，就是「愛發脾氣」。
戈揚說，司馬璐是私生子，母親生下他就自殺了，「他與生俱來有憂鬱症」，而戈揚天生說話大嗓門，有脾氣就發，發了就忘了。司馬璐每次在戈揚衝著他發脾氣後，則一聲不響生悶氣，戈揚最初並不知自己「得罪」了他，奇怪「他怎麼變成了悶葫蘆」，相處日久，才了解對方的脾氣性情，以後再碰到司馬璐不吱聲，戈揚就會恍然大悟，「壞了，我又說錯話了。」
人老了有時性格脾氣都跟小孩子無異。老太太有時那裡不舒服了，也會使點小性子，年紀一大把了，還會「吃醋」。司馬璐有時外出時間長了點，她除了擔心「馬先生」 (戈揚對司馬璐的暱稱)的安全，還會懷疑他去找那個年青的小姑娘了。有時司馬璐氣她「無理取鬧」，會跟戈揚的女兒小米或我訴苦。我們都安慰他，她是個病人，您就多擔待點，把她當病人好了。
司馬璐一想，也真是的，跟一個病人有什麼好計較的。他說，自從戈揚視力、聽力和記憶力都出現問題後，有時覺得自己「挺委屈受氣的」，但每每念及戈揚從前對他的種種好處，一會兒氣就消了。
＊同為天涯淪落人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天涯淪落人」。1990年，他住在紐約布碌崙，戈揚住處離他不遠。他大病一場，戈揚在病榻前悉心照顧他直到病癒，由於他是私生子，在封建社會不被承認，加上自幼失怙，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戈揚在他病中送來溫暖及情誼，令他特別感動，當時他就在內心暗暗發誓，以後有一天要好好照顧戈揚。他們在布碌崙一住七年，1996年，他們在紐約法拉盛一處合作公寓合購一單位共賦「同居」，互相照顧扶持。
司馬璐說：「我從小缺乏家庭溫暖，別人對我好一點點，我永遠銘記在心。對戈揚更是如此，無論她的健康惡化到什麼程度，我都要盡到良心和道義上的責任，有情有義，善始善終。」
戈揚在《曼哈頓》一詩中，記載了兩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誼。「入冬小住曼哈頓，怪事奇談處處聞；青梅竹馬來相會，竟是斑斑白髮人。」司馬璐也和詩一首：「海安青梅竹馬，重慶異床同夢，紐約歷經考驗，從此長相廝守。」
他們兩人本來已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多年，為何遲至2002年才興起結婚念頭？這要從戈揚2000年3月心臟病突發、險死還生講起。戈揚後來在香港《動向》半月刊發表《我死過一次》一文，記敘了她在鬼門關走了一遭的經過。
2000年戈揚84歲，半夜突覺心疼，「只覺得有一種要死的感覺」，經檢查是心臟兩條相鄰的血管栓塞，醫生當機立斷給她做手術。
戈揚與胡耀邦同年，她說：「我得了和胡耀邦同樣的病，胡生病那年七十三歲，我生病時八十四歲。俗話說: 七十三，八十四，是一道坎兒。胡耀邦十一年前沒有活過來，我卻活過來了。我因這次『死而復生』深深體會到，給病人動手術與否，是由政策定的，要看是否把人當人看待，就要首先承認人有『生』的權利，不論職位高低，一律平等。當然還要有崇高的醫德和精湛的醫術為其服務。我有幸在這樣一個國家，所以活了。」
戈揚的生命力非常頑強，4月13日入院動手術，手術非常成功。術後五天，她轉到性質類似老人療養院的「護士之家」復健，6月9日出院。那天我與小兒艾雷買了一束好看的康乃馨鮮花去接她回家。我在車上對她說：「您應當寫篇文章，把兩個月來從發病、手術到康復的心得體會告訴大家。」這便是上述文章的由來。
但戈揚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的是，臨推入手術室前，她擔心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突然有一個「未了心願」，她鄭重其事作為「遺言」說了出來：「我和馬先生就算結婚了。」戈揚守候在旁的兒子小胡趕緊安慰她：「我當證婚人。」
戈揚康復後，一度覺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轉眼兩年過去了，這一回是司馬璐身體不適入院檢查，對方要家屬簽字，司馬璐半天作聲不得，他與前妻早已離異，唯一的女兒是抱養的，不在身邊，戈揚在一邊「嚷嚷」：「我們結婚吧。」司馬璐如釋重負：「我的太太是戈揚。」
＊一對新人成老伴
2002年9月13日，戈揚與司馬璐在紐約曼哈頓移民局法庭舉行特別婚禮，一對「新人」從此正式結為老伴，兩人喜極而泣，場面感人。他們的婚事，由紐約華人女律師潘綺玲一手操辦，鑒於兩人的特殊身分和年齡，紐約知名女法官麥曼紐斯 (Margaret McManus)，特別為他們在移民局法庭主持簡單隆重的婚禮。
老倆口在兩岸三地知名度頗高，但在準備結婚前相當低調，保密功夫十足。當天的婚禮，除了由陳健華、潘綺玲律師夫婦及其助理陪同，並邀請紐約公共圖書館東方部顧問馬大任和我擔任男女方的證婚人，再沒有邀請任何人。此前幾天，我接到馬伯伯 (司馬璐)來電，他說戈揚不把我當記者，視我為女兒，要我代表女方家人簽字證婚，並叮囑我要保密。
大喜日當天上午，碰巧他們在台灣的好友陳宏正抵紐約，要約他們中午餐敘，司馬璐只好吐露實情說正要出門辦理結婚手續。陳宏正立刻表示要趕來法院觀禮，我覺得他比我更適合擔任證婚人，主動「退位讓賢」。作為男方證婚人的馬大任，作了一首「打油詩」，以「恭賀馬義兄戈揚大姐老年新婚之喜」。詩曰：「少年志同又道合，中年各自奔東西，老天不負有心人，璧合一對老夫妻。」
兩人在結婚宣誓時，別開生面宣讀了他們共同起草的「結婚宣言」，感性十足：
我們相識了七十年，從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艱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們懷念！
我們一個夢接著一個夢，為了共同的理想，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戰，不斷的接受挑戰。
我們忘記了，彼此說一個「愛」字。
我們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個在北京辦《新觀察》，一個在香港辦《展望》，連結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天各一方，還不知道誰是誰？原因是我們都改了姓名。
我們多次逃過死神的召喚，居然都活了八十多歲。感謝美國這塊土地，使得我們又重新團聚，從此，我們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七十年前，我們做過同一個夢，今天我們還做著同一個夢。
後記
司馬璐先生一直說我是最了解、也是最適合寫他與戈揚故事的人。戈揚阿姨與他譜出黃昏戀時，我差一點當了他們的證婚人。冥冥之中，我似乎跟他們挺有緣的。
2002年9月16日，我從前在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的老長官張作錦(尊稱作老)先生，從台北給我傳真一函說：
「讀了妳9月14日的報導，知道司馬璐先生和戈揚女士結婚了，實在為他們兩位高興，請代致最深的祝福。那年他們兩位訪台，曾小酌共話。當時就覺得，兩位長者，人在海外，能相互扶持，實在難得。
「猶記和妳初次去曼哈頓訪戈揚女士，在她那兒巧遇艾端午兄，你們兩位也成就了一段好姻緣。真是人間佳話。」
作老的來函，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第一次見到戈揚，是1989年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因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主編李怡先生特約我採訪報導會議情況。
初識戈揚，簡直不相信她已年逾古稀。她身裁苗條，步履輕盈，上身穿一件紅色的毛衣，顯得氣色甚佳，臉上的皮膚光滑細膩，說話中氣十足，根本不像一個73歲的老太太
。
舊金山一別，原以為我們會在北京再見的。沒想到陰差陽錯，命運神差鬼使，最後把我倆都驅到了紐約。
1988年11月，台灣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在紐約成立，辦公室設在紐約世界日報總社。當時美加新聞中心主任是張作錦先生，副主任是孟玄兄。作老歷任台灣聯合報總編輯、美國世界日報總編輯及聯合報社長等。他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先後看到我訪問大陸導演吳天明和劇作家吳祖光的文章，大加讚賞。便叫孟玄打聽作者是誰，有意叫我加入美加新聞中心。
孟玄也真有辦法，居然輾轉打聽到我在舊金山的聯絡電話，游說我來紐約。我當時一心想返香港工作，便謝絕了他的好意。
可是，命運弄人。1989年「六四」事件，不但改變了戈揚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從5月13日北京學生宣布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開始，我密切注視事態發展，一顆心懸在半空，每當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往下掉。當北京的槍聲響起，耳聞目睹「六四」血腥屠殺的鏡頭，我心碎夢醒，情不自禁失聲痛哭，那一頭曾經引以為傲的烏黑發亮的頭髮，一夜之間不知白了多少根，
我才相信春秋時代的名將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了頭髮的傳說，並非毫無根據。我可以原諒共產黨當年對我的家庭及尚在襁褓之中的我犯下的罪行，但我永遠無法原諒一個號稱「人民軍隊愛人民」的政權用坦克機槍濫殺無辜的行為。
「六四」事件第三天，孟玄的電話又來了，說美加新聞中心急需熟悉中國大陸情況的人手，希望我再考慮。眼看那些當年與我一起跑「中國線」的香港新聞同業，由於赴北京採訪八九民運，大都被列入了「黑名單」，禁足回大陸採訪。好友張結鳳時任香港《百姓》半月刊採訪主任，在天安門廣場中彈掛彩負傷回港。而我說得上是聯合報系聘請的第一個有大陸背景的記者，當時海外民運風起風湧，聯合報系屬下的美國世界日報、歐洲日報大量報導相關新
聞，我自認為可以從中發揮作用，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作崇，我略為猶豫就答應了。
1989年8月，我首次踏足台灣向聯合報社報到。10月16日，我自香港飛抵紐約正式履新。幾乎在同一時間，戈揚也從洛杉磯西來寺來了紐約，住在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公寓。
作老是位富文人情懷的長者，文章犀利，字裡行間卻有股濃的化不開的家國情懷，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對大陸知識分子有種特殊感情，叫我打電話約請戈揚餐敘。
沒想到這通電話又一次改變了我下半生的命運，歷史有偶然也有必然。那天恰巧戈揚外出買報紙，接電話的是艾端午，後來他成了我的丈夫。
（本文寫於2005年5月；刊於 2009年3月號《前哨》 月刊）
转载于200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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