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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14年9月李洪林、于浩成（右）共庆90岁生日 |
才弔呆公，又哭癡翁。我心憂傷，誰人與共？
癡翁與呆公同歲。去年十一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際，癡翁李洪林正在醫院做白內障手術。術後急通Skype，我見他狀況不錯，為之慶幸。不料，僅僅過了半年，二○一六年六月一日，癡翁也隨呆公去矣。
經理性的啟蒙而投身革命
李洪林，一九二五年生於遼寧蓋平縣的窮鄉僻壤。家中四個孩子，夭折了三個，洪林是碩果僅存。生於貧賤，又當國難臨頭。「九一八」事變後，六歲的洪林跟著父母流亡。東三省人唱著《流亡曲》湧入關內。《流亡曲》的唱詞中有兩句：「泣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洪林一家，浪跡天涯，真是走遍了黃河長江的十來個省市。顛沛流離，學無定所，少年洪林養成了自學的習慣；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著少年洪林必須思考，思考自己所處的這個國家，思考這個國家所呈現的社會。
上大學，李洪林進入了西北農學院。大學是一個信息比較自由的地方。在這以前，他只知道國民黨宣傳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現在他知道，除了這「一個」，還有另「一個」。學校的政治課是《三民主義》，聽起來很乏味。勤於自學、善於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義」之外，找一找，還有沒有別的什麼主義？一找就找到馬克思主義。李洪林「赤化」了。他的學長李殿成是他的啟蒙者，但李殿成從來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李洪林問李殿成：「我們到哪裡去找共產黨？」李殿成說：「我就是共產黨。」李殿成是地下黨特委書記，非但可以介紹李洪林入黨，而且有權批准。他嚴肅地對李洪林說：「你要記住這個日子，從今天起，你開始了一個新的政治生命。」但這個「新的政治生命」給肉體生命帶來了危險。那時參加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是要殺頭的。李洪林認準共產主義是偉大的事業，一心一意為此而獻身。他自稱，當時的心態好像和尚出家一樣，「六根清淨，一心成佛」。他在《自傳》中說：「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道路，經過思想上的理解，然後投身革命，參加組織。」參加革命還有別的什麼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
八十年代，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們，也是從「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道路」走過來的，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勵之、劉賓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銘、郭羅基等，都是四十年代在學校中參加地下黨的青少年；年長一點的于光遠、李昌、李銳、杜潤生、胡績偉、戈揚等，也是三十年代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自由化分子」沒有一個是從「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過來的。中國共產黨雖然自稱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打江山的時候，無產階級分子沒有幾個，主要的成分是農民，農民中的先鋒是流氓無產者（即痞子先鋒）。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識分子。共產黨內起作用的主要就是這兩部分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先鋒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是為了翻身，為追求利益而翻身。當他們翻過身來，又會把別人壓在身下。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為了獻身，為追求理想而獻身，精神上的需要超過物質上的索取。這兩部分不協調的人，在共產黨內演繹出許多驚詫的故事。
李洪林入黨後，積極投入學生運動。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爆發。全國學生開展「反饑餓、反內戰」的群眾運動。西北農學院也風起雲湧，李洪林被推選為罷課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通電。他所主編的《農經通訊》，傳播「反饑餓，反內戰」的消息，引起校內三青團的注意。
千里跋涉赴延安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時局緊張。地下黨領導人李殿成離開西北農學院時，向李洪林交待任務，要他「獨立作戰」。年底，李洪林畢業，根據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農村去教書」，到了郿縣的鄉村師範。他在學生中建立了一個地下圖書館，流轉進步書籍，對學生進行思想啟蒙。這個地下圖書館被國民黨派來的「教導主任」（特務分子）發現，進行追查。李洪林擔心案發，迅速脫身，離開郿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李洪林與李殿成衝過封鎖綫，進入解放區；又橫跨華北和西北兩大解放區，長途跋涉，奔赴延安。到達延安的最後一站，有九十多里路，他興奮得一夜沒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別快。太陽還沒下山，遠遠望見寶塔山，李洪林來到仰慕已久的革命聖地，心情激動，賦詩一首：
朝發甘谷驛，
暮見寶塔山。
輾轉三千里，
畢竟到延安。
國民黨要抓他，沒抓到。後來他被抓到了，投入監獄；抓他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李洪林可以逃脫國民黨的追捕，卻逃不脫共產黨的整肅。我在十六歲的時候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六十歲的時候又被共產黨列入黑名單。共產黨倒沒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載，有國難歸。有時，我想當年為革命而犧牲的烈士是幸運的。他們沒有經歷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沒有因理想失落而陷於悲愴。豪情滿懷，死得其時。
理想主義者的命運
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一批從「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道路」走過來的人，是忠誠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坐天下的時候，這些忠誠的共產黨員漸漸地變成黨內的異議分子。黨內的異議分子被清除出黨，就成了黨外的反對派。李洪林的自傳，書名為《命運》。這就是命運，當年參加革命的理想主義者的命運，理想主義者不改初衷與世抗爭的命運。
起初，李洪林也是這個體制的代言人。五十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躍進中，他為《紅旗》雜誌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一九五八年「以鋼為綱」，指標從五百三十五萬噸翻一番，翻到一千零七十萬噸。為此，發動九千萬人上山，砍光樹木，砸了鐵鍋，土法煉鋼。勞力都去煉鋼，莊稼熟了爛在地裡沒人收。而煉出來的「鋼」全是無用的鐵疙瘩，這種狂熱的勁頭已經斫喪了國家元氣。然而，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制定出一千八百萬噸鋼產量的高指標。就在此時，李洪林受命於胡喬木，撰寫這樣一篇「鼓勁」的社論，坐在辦公室裡脫離實際地在紙面上論證「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辯證關係。這是一篇日後讓李洪林想起來就臉紅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運動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還批判別人的「自由化」。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讓青春發出光輝！》，署名為「本報評論員」（作者是黎澍），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勵志篇。起初，讀者反映不錯，忽然一道閃電，說這篇文章是提倡「只專不紅」，於是展開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軍，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必須把青年培養成合乎無產階級需要的人才》，指責《讓青春發出光輝！》是「在培養青年問題上的『自由化』路綫」。
現實在教育李洪林，這個體制總是自己製造自己的對立面。
李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編輯內部刊物《思想界動態》。武漢華中工學院的學生張治水，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洋洋三萬言，反映他在家鄉看到的「三面紅旗」在農村造成的災難。中央辦公廳將信轉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認為信的內容很重要，應當讓中央領導人知道。於是摘了幾千字，編發《思想界動態》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並送到廬山會議上。當時正在批判彭德懷，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善觀氣色，立即扣押不發，還打電話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傳開，都說李洪林出事了。接著，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李洪林成了重點批判對象。據說，給毛主席寫信的張治水是「小彭德懷」，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懷」向黨進攻。《思想界動態》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鍛煉」。為了糾正「右傾」思想，讓他接觸實際；但接觸實際以後，他的思想卻越發「右傾」了。
李洪林在農村看到的是一片衰敗景象。人民公社成了農民的牢籠，農民外出要飯還得經公社批准，農民非但沒有免於匱乏的自由，連要飯的自由都沒有，完全成了束縛於土地的農奴。
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感到大事不妙，嚴重的問題是難以瞭解真實情況。他要八三四一部隊（警衛團）的戰士回家探親後每人寫個報告。他又向幾個省派出調查組，田家英負責的調查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領導下進駐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劉少奇的家鄉。這個地方大躍進以來餓死很多人，有的農戶死絕了。活著的人勉強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訪問一個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飯。鍋裡煮的是青杏加麩皮，沒有一點糧食。四個孩子圍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殼，孩子們正聚精會神地從中尋找碾米時遺留下來的稻粒，找到一粒，趕緊往嘴裡送。李洪林自責：「我們怎麼對得起這些可憐的孩子？」
調查組由李洪林執筆，如實寫了一個報告。田家英認為這個報告把大躍進的破壞作用說得很透。報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惱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頓。田家英是有擔當的，把責任攔在自己身上，保護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瞭解真實情況，真實情況報上來又觸犯了逆鱗。
從湖南回北京後，李洪林的內心衝突很激烈。入黨的時候誓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農民搞得沒有飯吃，這就是社會主義？最痛苦的是不能說真話，假話盛行。他不能昧著良心講假話，所以決心告別為政治服務的理論工作，把歷年的藏書除了幾本綫裝書都賣了，要求調動。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組為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隨大流成為研究人員，入了行就難以脫身。
反對「現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後，李洪林被調去做救災工作。運送救災物資，第一要緊的是毛的小紅書和石膏像，糧食和藥品還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惡毒攻擊」，維護秩序也在其次。一個老漢不小心打破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槍斃。毛的追悼會上，沒有眼淚也要乾嚎幾聲。凡此種種，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領袖和人民的關係。
粉碎「四人幫」以後，李洪林的本職工作是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兼職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而他全神貫注的是寫文章，投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胡耀邦說：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出現了一批理論上的「闖將」。李洪林是這批「闖將」中的先鋒。
華國鋒作為繼承「偉大領袖」的「英明領袖」，無以服眾，只好乞求毛主席的亡靈，祭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繼續禁錮思想、反對變革、堵塞前進的道路。胡耀邦主導的真理標準討論，是破兩個「凡是」的法寶。只要亮出「實踐檢驗」，毛主席的決策、毛主席的指示就算不得什麼金科玉律了。但毛主席本人還是尊神，碰不得的，議論一下都不行的，議論、攻擊毛主席是要當「反革命」的。真理標準討論解放了思想，在對待毛主席的態度問題上又停住了。
一九七八年初，李洪林寫了一篇長文，題目是《科學和迷信》。他後來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寫過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學和迷信》。我覺得如果不從毛澤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中國不可能從泥坑裡爬出來，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大道。」（《百年話滄桑》）但文章的內容還說毛澤東思想是科學，毛主席是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的；迷信都是林彪、四人幫搞的。
解放思想的歷程是很艱難的，不能一步到位，把話說穿。在一個時期內，只能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反對毛主席的錯誤。就是這樣一篇文章，《人民日報》猶豫不決，有人主張發，有人主張不發，結果還是不發。
真理標準討論發動後，形勢有所變化。《中國青年》復刊，向李洪林約稿。他將《科學和迷信》改寫為《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文章經胡耀邦看過，建議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篇文章提出了「現代迷信」的概念，針對性更強。當時第二號權勢人物汪東興，指責《中國青年》不登華主席的題詞，沒有「高舉」，勒令查禁。有人把整個一本雜誌分頁貼在西單民主墻上，讓大家公議。群情洶洶，汪東興不得不收回成命。經過一番較量，《中國青年》聲名大振，特約評論員文章和「現代迷信」的說法不脛而走。
從反對「現代迷信」拱到尊神毛澤東
思想解放派有一個策略，叫做「一點一點往前拱」，不能得寸進尺，得寸進寸總可以吧。
《中國青年》的主編關志豪，派了一個編輯名叫程祖旋，遠道來到北大，向我約稿。他說：「現在從『迷信』拱到『現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們從十月份的《光明日報》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運動」的概念。他說：「能不能從『現代迷信』拱到『造神運動』，再拱出神是毛澤東？」我說：「可以呀！」欣然領命。
文革中，我長久的思考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思想基礎就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是人民的不覺悟。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對派即反聶派在「五四」廣場舉行群眾大會，我在會上作主題演講。演講的內容大多涉及校內的糾紛，我也力圖進行一些思想啟蒙。這次找到一個機會，以批評聶元梓為由借題發揮。我先抬出權威：「馬克思很贊賞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位革命家的說法：『偉大人物之所以看起來偉大，是因為你自己跪著。』」然後對保聶派的人們說：「你們把聶元梓看得很偉大，也是因為你們自己跪著。」我發出一個號召：「可憐的人們，站起來吧！」我提供了一種思維方法：是站著看人還是跪著看人？我們這個反對派，不僅反聶元梓，還有一股潛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暗流。他們都是聰明人，聽懂了我的意思，狂熱鼓掌。這一點，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年代，我沒有隨波逐流，更沒有趕浪頭，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時，為了批判劉少奇，正在放電影《清宮秘史》。影片中，奴才們見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從此，我們這個反對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擁護聶元梓的那一派，稱作「喳派」，聶元梓得了一個外號，叫「老佛爺」。其實，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豈止北大擁護聶元梓的人們，真正的「老佛爺」也不是聶元梓。
《中國青年》的約稿正中下懷。但我要謹慎小心，弄不好會被北大的保守勢力揪住辮子，翻出老賬，說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毛澤東說：「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不就是毛澤東思想嗎？那麼，毛澤東本人以及毛澤東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為二？如果說「不能」，理論就不徹底了，怎麼說服人？如果說「能」，那就不能禁止人們議論、批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所以我的題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理論要徹底」也是來自權威──馬克思。他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是思想解放運動中第一篇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文章。交稿後，《中國青年》又不敢發表了，說是「太露骨」。
這就來到了理論務虛會。理論務虛會實際上的靈魂人物是于光遠。六個組的「闖將」們，每天晚上都三三兩兩地到他的房間進行串聯，交流信息，討論進程。在系統清算了兩個「凡是」之後，大家認為，下一個主題應該是針對兩個「凡是」所維護的尊神毛澤東。我說，我寫了一篇批判造神運動的文章，沒處發表。有幾個人就說，我們到會上去「加溫」。幾天之內，各個組都在討論共產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左傾路綫和毛澤東的責任。傳出去就是外電報道的中國「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長篇發言，李的題目是《領袖和人民》，王的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崇拜》。
我本來也要在會上發言。張顯揚、王貴秀看過我的文章後，建議交《紅旗》發表。《紅旗》本是「凡是」派的陣地。主編熊復在會上作了檢討。張和王的意思是拿這篇文章去試探一下，他是真認錯還是假檢討？熊復接到文章後，不說發還是不發，而是「送審」。一般情況下，「送審」總是凶多吉少。這是矛盾上交，推卸責任。這一回，「送審」的是中宣部長胡耀邦，有點不一樣。過了幾天，傳下話來，他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紅旗》不得不奉命發表，刊登在三月五日出版的第三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說了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殺頭。我免當「反革命」了。但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後，形勢逆轉，我的文章還是成了「大毒草」。
李洪林、王若水的發言全文刊登理論務虛會的《簡報》。按規定，《簡報》不得外傳，實際上傳得很廣，還流行手抄本。為了衝開禁錮，人們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觀點。《簡報》傳到遼寧，推動了張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遼寧省委，正在重審張志新案，主張平反的和反對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主張平反的人們直起腰來，說：如果張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該槍斃；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論務虛會上大放厥詞，張志新就該平反。張志新有什麼錯？不過是講早了。張志新的平反，追認為烈士，又極大地促進了思想解放運動。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十九日，《人民日報》連續兩天發表了《領袖和人民》。其中核心論點「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們紛紛從監獄或勞改場所輾轉傳出信件，托親友寄給李洪林，要求為他們伸冤。李洪林把問題歸納一下，附上原件，寄給鄧小平。鄧批示：「請耀邦同志處理」。胡耀邦雷厲風行，要求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普查一次，限期報告處理結果。結果出來了，共有二百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說：「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救了好幾百人啊！」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作出的一大貢獻。
李洪林有三大貢獻
李洪林還有兩大貢獻。
理論務虛會原計劃分兩段進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者參加，第二段擴大到全國的理論工作者。第一段進行的時候，引發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動京師，遠播四方。會議開始的時候，鄧小平有兩條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討論了一個多月，鄧小平卻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胡喬木也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鄧小平與胡喬木合謀，將「五個否定」改造製作為「四個堅持」。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後，理論務虛會草草收場。鄧小平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這個講話違反了他自己參與奠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導致左傾路綫回潮。
在討論鄧小平的講話時，我們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者心情非常鬱悶。當時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是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而他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對。我們這些「闖將」一時無用武之地。對鄧小平的講話既沒有擁護，也不表示反對。我記得李洪林在會下說：「我們要想想辦法，總能想出辦法來的。」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洪林的《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大家眼睛一亮，為之叫好，還是李洪林想出辦法來了。「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把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否定了，但沒有否定堅持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原則。大家鼓勵他繼續寫下去，寫四篇「堅持什麼樣的」基本原則。胡喬木說：李洪林是從反面提出問題的。清華大學的黨委告狀了，他們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穩定了學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發，全都衝亂了。衝得好！
鄧小平講話後，引發「說三道四」的鬥爭。有人「說三」，說三中全會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項基本原則。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會的精神來解釋四項基本原則。他還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執行三中全會路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口號納入「執行三中全會路綫」的軌道，推動思想解放運動在頓挫中繼續前進。
一九七九年初，三聯書店創辦《讀書》雜誌，向李洪林約稿。李洪林寫了一篇《打破讀書的禁區》。編者將題目改為《讀書無禁區》，作為創刊號的首選。文章面世後，有人熱烈歡迎，有人猛烈反對，總之是激烈爭論。《讀書》雜誌將不同意見同時發表，吸引了廣大的讀者，初創即打開局面。首印五萬冊，被搶購一空，又加印五萬冊。無論如何，「讀書無禁區」成了《讀書》雜誌的獨家招牌。
讀書有沒有禁區？問題的實質是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沒有出書的自由？讀書無禁區，出書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書有禁區，所讀的書已在禁區之中，高喊「讀書無禁區」有何意義？與此相關，還應當是讀報無禁區，辦報有自由，即新聞自由。這些都是人民理應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會的常識，在中國卻是大問題。所以，是中國的現實賦予「讀書無禁區」以重大的意義。而且，自一九七九年以來，這一口號以及它引起的爭論，至今餘音不絕，就因為中國的現實沒有多大改變。如今閱讀已延伸至互聯網，現代科技便於信息的自由傳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國發明了「擋火牆」，把大量信息當作野火擋在域外，中國人只能在禁區內上網。爭取信息自由──讀書無禁區，出書有自由；讀報無禁區，辦報有自由；上網無禁區，建網有自由；還將是中國人長期奮鬥的目標。
癡心自由成囚徒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在三中全會之後颳了一陣逆風。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強大，一九七九年下半年，還掀起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頂風前進。到了一九八○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號，則是調轉了槍口，扼殺思想解放運動，一個一個收拾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闖將」。其原因，一是「凡是」派完了，「飛鳥盡，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論往往矛頭向上，他們同樣也要將實踐標準用到鄧小平身上，是潛在的威脅。二是波蘭團結工會的刺激，自由化思潮構成對共產黨政權的威脅。思想解放運動的高峰理論務虛會被說成「自由化之源」。一九八一年進入「反自由化」的週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壓下去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鋸。直到一九八九年，自由化思潮演變為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鄧小平調動軍隊，實行武器的批判，才結束了「反自由化」的一個週期，而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此壽終正寢。
「反自由化」的第一個回合是一九八一年批判電影《苦戀》以及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太陽和人》。一九八二年，就輪到理論界了。三月，中宣部召開北京地區理論工作座談會，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是籌辦者。時任中宣部長的王任重，作了一個開明的講話，鼓勵大家「敢想、敢說、敢寫」，許諾實行「三不主義」，保證決不「秋後算賬」。《光明日報》副總編馬沛文發言，說：外界盛傳郭羅基被調動，限期到南京大學報到，否則將戶口強行遷出北京。「如果傳聞屬實，理論工作者怎麼能敢想、敢寫、敢說呢？郭羅基不就是前車之鑒嗎？」鄧力群拿著刊登馬沛文發言的簡報，向鄧小平告王任重的狀，說這個座談會鼓勵「自由化」。鄧小平一聽大發雷霆，當場拍板讓鄧力群接管中宣部，而且讓鄧力群本人通知胡耀邦立即執行。鄧力群發動了一場政變，理論工作座談會中途換馬。鄧力群一上台，理論工作座談會變調，成為「反自由化」的批郭大會。前不久，胡喬木摔出一頂帽子：「郭羅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鄧力群要李洪林整郭羅基的材料。李拒絕，他說：背著本人整黑材料是不正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後不應該再這樣幹。上海有一份座談會記錄，反對中央「反自由化」的決策。鄧力群又要李洪林去查問發言者的名單。李洪林再次拒絕。鄧力群將李洪林免職，但不讓他離開中宣部，而是漸漸消磨地整人。
一九八三年，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作報告，鄧力群作補充報告，他點名「清除精神污染」的重點人物是六個：周揚、王若水、胡績偉、李洪林、郭羅基、阮銘。「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只維持了二十八天，即中道崩殂。中宣部卻揪住李洪林不放，開了五次大會，進行批判。不屈的李洪林據理抗辯，批判完了，沒有結論。鄧力群這才允許李洪林離開中宣部，但要他去外地。福建省委書記項南是改革派人物，他歡迎李洪林去。李洪林的命運和我不同，我在南京受軟禁，他在福建卻受重用，擔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高潮期間，李洪林正在北京。五月十四日，他參與了戴晴發起的十二知識分子行動，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事後，被陳希同的「平暴報告」誣為「火上加油」。他在福建被官府捉將去，押送北京，關了將近一年。
他在囚禁中度過六十四歲生日。回首往事，免了國民黨的牢獄之災，卻成為共產黨的囚徒。感慨身世，作《六四吟》一首：
科學異化成迷信，
理論昇華為風雲。
鍾情不悔衣帶寬，
憂國竟陷羅網深。
長夜孤燈伊人淚，
萬里河山兒女心。
四十三年成一夢，
劫後空餘百創身。
八十年代的「京城三愚」，于浩成的「呆公」、郭羅基的「迂夫」都是別人取的外號，唯李洪林的「癡翁」為自號自嘲。雖云癡，非常癡，乃癡心不改、癡情不移之癡。待到「劫後空餘百創身」，猶有「鍾情不悔」，豈非癡哉！
自由化自有後來人
九十年代，介紹李洪林入黨、並一起奔赴延安的李殿成，問：「你看這個黨還像當年咱們苦苦尋找的那個黨嗎？」問句中已經包含了答案。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完成了共產黨的專制化，我們這一代自由化分子，在反對國民黨的專制之後，又反對共產黨的專制。在「反自由化」運動中，昔日忠誠的共產黨員被共產黨清除出黨；也可以說，在理想主義者身上清除了腐敗的共產黨。歷史提出的任務是不會輕易消失的，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需要幾代人為之付出努力。我們這一代人過去了，會有一代又一代的後之來者。中國的崛起，不在GDP，不在航母，只有一個自由化、民主化以至全面現代化的中國出現在東方，才可以說真正崛起了。
洪林，安息吧！
二○一六年六月
於美國奧馬哈
——原载《争鸣》杂志2016年7月号、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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