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王怡:高歌猛进,推陈出新

——我最爱的人是下一个

在奔跑的年代,怀念是件很艰难的事。小学同学的名字,通常会忘记一大半。三姑六婆的辈分,也记不确实。30年 过去了,就连历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难免在民族的记忆里淡去。提起杨尚昆,已遥远得像古代人物;说起朱镕基,也像一个多年不上门的亲戚。就像多年前, 红遍中港澳的歌星谭咏麟唱的那样,“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人一辈子, 核心的朋友圈总有一个量。看其他人出没在一个人生命中的K线图,就知道这个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国家也是如此。时代高唱进行曲,将一些人献给他们的观众,将另一些人移往幕后。政府、媒体、公众;政治,文化,潮流,都充当着舞台调度。多少事物崛起,多少事物消失。20多 年前,崔健第一次替时代发出嘶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圣经中说,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繁华如烟,过去 就拉倒,一些人我们忘了,一些人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一些我们死活想不起来,另一些我们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

每 年有多少书籍,刚一出版就被遗忘;多少电影,还没公映就被枪毙。多少言语,还没说出口就被屏蔽;多少小摊小贩,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多少夜市,灯一亮就成了 聊斋。多少邻居,还记不住名字,就被拆了。多少平民,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变成了穷人。多少人去了,钱还没挣够;多少人走了,钱还没花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高歌猛进,推陈出新,是这个时代带给所有人的梦想。更快、更高、更强,教会人们不再回头,大家都学会了这样说,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我最爱的人是下一个。


民族理想的变迁

三十年河西,是从1978年一个伟大的目标开始的。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会,将“四个現代化”,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五讲四美三热爱”一样,这个已消失多年的短语,曾经出现在数亿中小学生的作文结尾里,“我决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

伴 随着这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越高尚越快乐的曲啸叔叔、李燕杰叔叔,和越残疾越美丽的张海迪姐姐。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整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情结,以另一种 方式点燃。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星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华人这样掏心窝子,带给时代的自豪感,不亚于2个点子的GDP.

那时候没有偶像一说,这些昙花一现的灵魂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既吻合了官方的思想解放,又部分切合了民间的启蒙浪潮。尤其是发出人生意义拷问的潘晓,跳入化粪池抢救老农的大学生张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旧瓶子装新酒的方式,悄悄扭向人文主义的萌发。

当穆铁柱、朱建华,以及中国女排,在身体上成为世界巨人、掀起亚洲雄风时,他们也成了寄托全民族巨人梦想的LOGO.这是和今天的李宇春和刘翔们不同的。英雄和偶像的区别就在于,所谓英雄,就是国家主义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个人主义的英雄。

就像庞中华如日中天的钢笔字,连同他的名字,都是一个大写的民族自强之梦的投射。在庞中华那里,人人练好钢笔字,是一个民族理想与个人奋斗的充满形式美感的契合点。这和以后在李阳那里人人学好英语的意味,也是完全不同的。

直到80年代末,前十年的文化英雄开始大批失踪。在民间,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两个大众化的文化集团军。他们如潮水一般的来,然后一个一个被遗忘。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危机与未来的思考,往往具有轰动效应。最轰动的一本书,是1988年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也许30年来,没有第二本专著可以超过它当初的洛阳纸贵。但几年以后,何博传就迅速消失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的视野中。

90年 代初以后,我们中间的公众人物,开始出现一个最大的嬗变,就是从英雄到偶像。一方面,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开始剥离;另一方面,国家理想也开始与文化理想对 峙。于是像张海迪这样的、将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融于一身的人物,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官方塑立的英雄,不再成为民间的偶像。而民间的偶像,也不太可能成为 官方认同的英雄。这样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人物越来越多元化,人也越来越有意思了;二是民间的理想和舆论,开始独当一面,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并开始具有 市场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所以崔健这样的人物,可以从不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承认,民间也有本事长达20年不将他遗忘。换句话说,在谁被遗忘、谁被记住这一点上,市场化使老百姓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

文化理想的破碎

1993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与2004年 的“私产入宪”遥相呼应。显示着民族理想的多元糅合。“弄潮儿”一词,也迅速成为对层出不穷的改革家和企业家最体面的称呼。但从步鑫生到禹作敏,从牟其中 到胡志标,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个不曾红极一时。在老百姓用电饭锅取代米汤滤饭,用空调取代火炭、用卫生纸取代草纸的岁月里,这些人物如走马灯转,象征着我 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

其实市场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完整的理想。所以市场也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完整的偶像。尽管有钱人大不同,人人都向往。但迄今为止,真正站得住脚的偶像仍然是文化性的,而不是财富性的。换句话说,财富性的偶像仍然比文化性的偶像,失踪的比例更大,消失的速度更快。

我 们忘记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无数的人加起来,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其实我们忘记的,只是一个破碎的文化理想的片断。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不知道时代往 哪里去。瓦房消失了,院坝消失了,弯曲的街道消失了,旧书摊和担挑的货郎消失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弟兄姊妹,“表哥”和“舅舅”在今天的儿童那里, 正在成为文言文。当拆迁的速度超过了人际交往的速度,堕胎的速度超过了爱情的速度,疾病的速度超过了社保的速度,立法的速度超过了执法的速度,民间就一边 继续生长,一边继续消失。

今天,仍有年轻人在读三毛和席慕容的诗。但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明星诗人汪国真,却已花果飘零,甚至如某部肥皂剧,消失在了千万读者的记忆里。文化理想的破碎,市场理想的残缺,和国家理想的缺席,使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众人物,一度迎来了文化上的粗鄙化和怪力乱神。当政治人物逐渐被祛魅,在从政治偶像、文化偶像走向市场偶像的青黄不接的过程中,新的“造神运动”带着对理性主义的一种民间宗教式的反弹,开始崛起。一个象征性的神话,就是80年代名震宇内的“海灯法师”。这位老人号称“少林主持”,却得不到少林寺认同。以“二指禅”绝技名震天下,却没人真的见过。海灯声名鹊起,任全国政协委员,生前受万千弟子膜拜,有电影、电视剧为其立传。首开30年来气功、特异功能和民间宗教浪潮的先河,直到1998年《海灯神话》一书出版,揭露其神话的记者敬永祥在2000年获得反伪科学奖。此时,人们早就忘了当年那位始作俑者的“法师”。

之后的严新、张宏堡等气功师,神医胡万林等,如雨后春笋,带功大会遍地开花,成为90年代后文化粗鄙化的景观之一。

失踪的三十年

有人说,记忆是对历史的改写。而民间对三十年河西的记忆,是从改革之后的一份对前三十年盖棺定论的文件开始的,即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上1989年的党内报告,以及几次宪法修正案,就构成了这三十年一个宏大叙事的边框。

所 有的人与事都在里面装着,装不下的或者被人扔掉,或者自己走开。时代变得越快,忘记和消失的就越多。如果说,在民间和文化的意义上,这三十年最伟大的成就 是重新发现了个人,重新寻找和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那么,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和没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物,就是三十年河西交给每个公民的一份答卷。到底谁 留下了,谁失踪了。谁永垂了,谁蒸发了。就像数一数自己身边的朋友,就知道岁月带给我们了什么。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从“三讲”到“和谐”,我们的理想就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之不去,像一套操作系统版本叠出。而另一方面,“精神污染”终于消失了,“靡靡之音”也无人再提:“投机倒把”消失了,东北的君子兰、广东的兰花和四川的海狸鼠也消失了。1993年,轻工业部消失了;1998年,邮电部也消失了;1997年,“反革命”终于从中国的法律文件中消失了。

国有企业不断消失,连朱镕基也跟着消失了。一座座古城不断消失,连李鹏也跟着消失了。2003年,孙志刚消失了,连“收容遣送”也消失了;2006年,“农业税”消失了。2007年,更多的死刑判决消失了。

以 及痰盂消失了,大碗茶消失了,面的消失了,夜市也消失了。一切底层的生活方式都在城市里不断失踪,连蔚蓝色的天空也跟着失踪了。文化意义上的邻居消失了, 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家庭原型也消失了。最便宜的药物失踪了,最昂贵的贞操也失踪了。最短的诗歌消失了,最长的爱情也消失了。卸任的领袖失踪了,移民的精英也 失踪了。

曾经的《东方》消失了,曾经的《方法》消失了,曾经的《21世纪环球报道》消失了。曾经的先锋小说、第三代诗人;曾经的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曾经的苏小明,曾经的校园民谣;曾经的劳模,曾经的三八红旗手;曾经的大型团体操,曾经的启蒙读物《青年生活向导》,一一在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有的是被替代,有的是被扼杀,有的是被抛弃,有的是被隐藏。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的一切。没有少年人知道20年前的事,没有青年人了解30年 前的苦难。人死了有一座墓,时代死了却不肯修一座博物馆。于是人们想起来说,你要重新去拜孔子。如果说,人衰老的一个标志,就是离得越近的事越想不起来; 越远的事反而记得清楚。那么三十年河西,我们是正在成熟呢,还是正在衰老?如果说,人的自由和尊严,一定是与记忆有关的;那么仿佛没有昨天的活在今天,到 底是正在自由呢,还是正在成为时代的囚徒?

最兴奋的,是到处充满崛起和复兴的盼望。最可悲的,是对一个25岁的人来说,世界是从1992年开始的,之前都是古代。对一个30岁的人来说,世界是从1978年开始的,之前有也等于没有。

前面没有一个完整的理想,背后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忆。我们身边的人物,就继续一个接一个的失踪。

2008-01-24,《南方人物周刊》“改革30年失踪者”专题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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