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美国的方法论，我可以这样说，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一个拥有开放式纠错能力的国家。
川普竞选总统的阶段，我就说过，川普将作为一种开放式纠错的力量而存在，而这种纠错的力量，最终将确保川普走进白宫。那是2016年11月，美国总统的竞选进入高潮时期，我看见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整体联名批评川普的经济学趣味，知识分子的愚蠢在那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的选举，其意义不是要选择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伟大的政治学家，而是要防止人性的幽暗和理性的自负，防止一个人在总统的位置上形成错误的路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执政连续两届，已经形成了明显的错误，希拉里如果接替总统职位，一定会部分延续民主党和奥巴马的错误。惟一的选择是推选川普上台，对奥巴马进行纠错。如果美国人在接下来的选举之中，选择了希拉里，只能证明美国人已经开始真正衰落，他们忘记了美国开国的经验，忘记了上帝的话语，忘记了人性不可救药的基本常识。他们的眼睛和心灵被蒙上了灰尘，看不见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秩序。这是最彻底的错误，可以毁灭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看见川普当选，我们就可以断定，迄今为止，美国依然是一个拥有开放式纠错能力的国家。事实上川普当选以后，的确一直走在纠错的路上，他兑现了所有承诺，这种兑现乃是一种醒目的开放式纠错行为，一直以来，那些口若悬河的总统在竞选的时候都热衷于为选民描绘出一个乌托邦式的前景，然而当选以后，则把这些承诺扔在脑后。所以，如果说川普最醒目的执政能力，毋庸置疑，就是他的开放式纠错的能力。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了解美国价值谱系，因为这些人不知晓圣经传统。所以他们以为希拉里是美国价值的精英人群，恰好相反，川普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家庭，才是美国价值的持守者和传承者。不过，希拉里的确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川普则是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希拉里意味着现代性，意味着人类理性自负意义下的自由主义，意味着一个乌托邦的世界的开始，川普意味着保守性，保守美国的开国传统，保守悲剧的精神和征战的意志，保守上帝秩序下的自由。
理所当然，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观念秩序的国家，所以对基督信仰观念秩序的辨析，显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美国的本质。
比如我们发现，基督徒为了强调自己对基督的信心，通常会否定甚至拒绝这个世界的意义，告诉自己，世界并不重要，天国才是最重要的。世界真的不重要吗？如果不重要，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世界，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当我们这么追问，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选民普遍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
这里存在一个二元选择的陷阱。人们以为有了信仰，就不要世界。或者有了世界，就不要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说孔子是只要生，不要死，那么很多基督徒读了圣经之后，态度来了一个大转折，只要死，不要生。如果无法跳出这样的二元选择，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精神。
犹太人只要旧约，基督徒只要新约，其实每个人都错了。耶稣说过了，他来是成全律法的，而不是丢弃律法。诗人T•S•艾略特说，在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生存和不生存，存在与不存在，合在一起，才是生命的整体。莎士比亚说，to be and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 ，莎士比亚的原文意义，完全不是在生存和死亡的二元选择中的思考，而是对人的生命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思考，也就是说，当莎士比亚说存在，他关注的是当下的意义，当他说不存在，他关注的灵魂和天堂的意义。二者对于莎士比亚而言，都很重要，而且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无力在这样的二元选择中作出真正的选择。在这样的意义上，莎士比亚是耶稣的好门徒，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无知和无力，而不是仓促作出一个二元判断。
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基督徒，不仅在政治热情上拥有综合判断的能力，而且在生活与艺术的层面也同样拥有综合判断的能力。所以，立足于我自己不可抑制的人性幽暗的事实，我的信仰方法就是：绝对相信基督，绝对怀疑自己。当我这么做了，我的综合判断的方法论终于开始。在这两个秩序之间，表现为一个属于我的开放式纠错的过程秩序。三个秩序的合作，体现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即我在寄居的状态下，向着标杆直跑。
事实上，对于一个人而言，在三个进路上，都存在着永恒性的疑惑，因此我必须警醒我自己在每个进路上的错误。一个真相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永远意识到自己处在小信的状态。一个坚信归正方法的人，永远知道自己处在归正的过程之中，而不会自我判断此时此刻我已经归正。
当我绝对相信基督的时候，我要警醒我自己用信心作为理由，将无限的基督塞进我自己窄小的信心里。
当我说绝对怀疑自己的时候，我要警醒我自己试图通过怀疑自己营构乌托邦的企图，警惕一种怀疑主义的自我为义。
当我把这两个命题同时呈现为我一个人的范围之内的合作秩序的时候，我要警醒我自己的单一原子式的生命建设，以至于我可能忘记了一个基督徒"行公义"的伟大使命。
总之，在基督精神的秩序之下，人的行为总是隐含着挥之不去的无知和无力，这构成了一种约伯式的苦难。而生命的意义，就从这样的苦难里上升。
我想说的是，从美国人的民情秩序来看，他们的选民拥有这种综合判断的能力，拥有开放式纠错的能力，但我们中国人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习俗和传统的文化，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身体，不能一概否定。我虽然批评儒家，但我的目的是辨析，而不是否定。事实上，当我们说否定这个词语，我们就已经陷入二元论的陷阱了。基督信仰的方法论不是否定，而是回转，更新，重生。
生活中有很多思维方式的陷阱，我们总是视而不见，这是导致我们无法开放式纠错的原因之一。比如总有人说某某思想过时的腔调，都是猴子式的思维方式。时间是一个整体，不存在过时的问题。斯密永远不过时，因为他的思想一直在时间之内。而且，魔鬼的思想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魔鬼一直在觊觎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自由。可以对于有些奉行未来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人而言，他们唯一的自信就来自于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因此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古典，超越了传统，超越了过去时。对于他们而言，或许他们认为光也会过时，惟一不过时的是人类的愚蠢。
还比如我们总是有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也是个错误。任何无法超越地理属性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的地理都是坟墓，她张开看上去优美的嘴，时刻准备埋葬你。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迁徙的确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最有效的方法论。
还比如我们虽然拥有古老的儒家道德哲学传统，但我们在行为上却非常强调实用主义。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一开始是走的技术救国的路子，然后是革命救国的路子，再然后是科学救国的路子，到现在，貌似是经济学救国的路子。经济学能救国吗，事实上稍微读一点经济学，就知道经济学从斯密开始，就是和伦理学互相依存的关系，经济学和伦理学是一体两面。但到了这里，经济学家们有意无意就把伦理学的维度给去掉了，经济学变成了发家致富当土豪的工具科学。如何把经济学和伦理学整合在一起思考，这才是经济学领域的大命题之一。整个经济学界都显得苍白无力。有人即使意识到了伦理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也不会在这个领域深耕，因为这个课题方向显得太古典不时髦，没有新鲜名词，拿不到学位，无法参与到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中，同时在国内也拿不到课题经费。我很高兴我意识到伦理学的缺失给经济学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似乎只有哈耶克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哈耶克在工作的时候，依然选择了政治学，法学、知识社会学的进路，他也没有脚踏实地地按照斯密的原初立场，真正回到伦理学的进路。我想，这个发现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意识到我沿着经济学的专业视角，接下来能够做什么。加油，我对我自己说，这是我的使命之所在。
如何摆脱凡此种种的错误状态，基督徒最给力的方法，是"效法基督"。几乎所有信心倍增的基督徒都在这么做，这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部发展史。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当我们由人来说出"效法基督"这句话，我们必须学会综合的思维方式。因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不过是人，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总是怀疑我自己，才构成我们前进的方法论。事实上，一个人对自己的怀疑有多少，他对上帝的信心才有多少。一个不倒空自己的人，他的对上帝的信心，很有可能是他对自己的信心的信心。
大致的局面或许是这样的："效法基督"这句话的后面，事实上还隐藏着另外一句话：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效法基督。这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所决定了的局面。如果一个人只说出"效法基督"，但这个人无论是在信心还是在行为方面却无法完全做到的话，那么留给这个人的选项就只有一个，这就是伪善，用谎言向别人显示，他在效法基督。我如果一个人只说"不可能完全效法基督"，则一个人会失去标杆，失去目标，在任何一个中间状态的偶像面前停下来，而且会出现中国人所熟悉的"破罐子破摔"。
这些辨析，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一个有信仰的人，要学会训练自己的复杂思维习惯，学会多维度思考问题，扩张我们的境界。学会用从句结构尽量让自己缜密一些，摆脱单向度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典汉语没有出现从句结构，虽然语言表述比较简洁，但却失去了深度表达的能力。这是与长时间缺乏思维的复杂训练有关的，不是一个意外现象。
我一直反对按照名人名言的方法摘抄圣经，圣经是叙事文本，语境文本，是整全的秩序，不是语录体。很多基督徒不理解这一点，不会读书，还拿着圣经语录到处吓唬人。这也是无知。基督徒要练习如何沉思圣经话语，而真正的沉思，乃是一个综合的判断。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终于学会了基于上帝话语的综合的沉思的能力，我们或许就拥有了开放式纠错的能力。当我们拥有了这种开放式纠错的能力，如果我们生活在美国，或许我们就是一个合格的选民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中国，或许我们就开始真正认识自己了。
——苏小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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