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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

赵楚:中國病──鐵流綜合症的成因與救治

图:铁流


新浪微博上一則消息不太起眼:一位筆名叫鐵流的作家在北京被刑事拘留,被拘的理由據外媒報道是因為他寫了一篇攻擊中國執政黨中央現任主管意識形態的常委。雖然這位支持習李改革的不知名作家此前絲毫不知名,但他的被拘還是激發了不少人的同情,原因很簡單:他已經是81歲高齡的老人!
這件事與此前被抓捕的那些良心犯不同,因為他帶來了兩個中國政局熱心觀察者不太好理解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什麼必要抓捕一個如此高齡而影響極為有限的老人?這對當局的道義形象明顯是減分動作。第二個問題是:根據前次對各種公民抗議和抗命運動的壓制案例來說,當局顯然並不會因為疏忽而拘捕此老人,必定有不得不如此的綜合考量,在這種考量下,就像當初對劉曉波的判決,以及去年以來對各地不同類型的良心犯的抓捕,這是深思熟慮和權衡利害之後而決定的動作。換言之,即使為此支付國內外觀瞻的代價,那也是不得不已,在所不計的。那麼,這種不得不然的理由到底何在?
要解答這兩個假設的問題,必須先簡述當代中國的權力格局及其歷史由來。就原理和制度設計本身來說,中國的制度無疑是一種很徹底的權力壟斷制度,也就是集權主義的制度,但歷史提示人們,無論在中外的皇帝和國王制度下,還是在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鐵幕制度下,領導人實際的權力指標卻並不可能根據制度的紙上條文而自動獲得。權力,尤其是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幾乎總是權力者個人建構與重建的產物。在中國執政黨的權力演變問題上這一點也非常顯然。
延安所確定的五大領袖制度是一種有召集人和領頭羊的最高權力集體分享和合作體制。在其中,克里斯瑪型的領袖個人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加強內部動員和凝聚力的象徵物,而不代表領袖本人真實的權力範圍。在此種集體分享和合作體制的最高權力格局中,最高領袖如欲建立斯大林式的個人絕對權威,則必須對分享最高權力的同僚進行殘酷的鬥爭,這在斯大林的肅反史和毛的文革史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論證,而赫魯曉夫則可以看作這一重建絕對領袖個人權威的失敗者。
1978年後中共的政治以撥亂反正著稱,這一術語的真實含義,其實就是重建了被文革中毛追求絕對個人權力所破壞的最高權力分享合作制。鄧作為自封的第二代核心人物,這一自我認知也為其他領袖和全黨所認可,而其對價則為在獲得最高召集者和決策責任者的地位同時,等承認了其他派系的領導人為平等的最高權力分享者和合作者,這就是陳雲、薄一波、鄧穎超、習仲勛等「八老」格局的由來。同為不同位序的最高領袖們分別代表著龐大的權力壟斷者階層,包括各大政治家族與利益團體,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分享、合作和博弈也決定其後新一屆領袖的生產。質言之,每一任更新的最高權力擁有者都必須反映這種集體分享權力制度背後包含的複雜派系利益和力量結構。這使得壟斷權力結構內經常處於緊張狀態的不同群體可以保持動態的大致均衡,從而可以進一步保證最高權力的平穩交接,以此保持壟斷權力體制對現實的適應力。
然而,這種出乎大多數著名中國問題觀察家意料地成功的權力格局也有其內在的弊端。由於新一屆最高領袖集體總要反映不斷變換和增大的黨內利益格局,是各派系複雜運作和博弈的結果,因此,包括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新領袖生產邏輯地帶來一個後果,那就是,由於產生新領導人的利益博弈結構日益膨脹和複雜化,因此,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權威總是天然地處於愈加弱勢的地位。同時,在新一屆領導集體產生後,過去的領袖為了維護和確保自身路線、派系利益及政策理念的連續性,除了在新領導集體中努力加強自己的派系之外,經常還會公開或秘密地介入現實決策運作。這又加劇了新一屆領袖集體權威的削弱。這一機理實為胡溫十年無所作為,並使大好局勢喪失殆盡,以至造成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的制度原因。至習李本屆,這一問題依然如此,因為習李等新一屆領袖集體也是同樣機制的產物。這與胡溫和習李的個人能力、政策理念與偏好沒有特別關係,只是反映了權力格局的現實及其邏輯結果而已。
在這樣的權力格局之下,就很容易理解為何要對鐵流這樣的批評者採取斷然措施。因為,在脆弱均衡的最高權力格局下,對一位常委的直接攻擊,即使表面上支持最高領導者,實際上也是給最高權力者製造了最大的麻煩:他必須果斷表明,這種攻擊是他所不允許的,更不是他的意思,即他最起碼沒有挑戰現有最高權力集體安排的意思,這是他獲得其他最高權力體制中人支持和合作的基本條件。而對於被攻擊者來說,如果這種打著支持最高領導人旗號的攻擊不被及時彈壓,則確實會在權力階級內部帶來很曖昧和負面的影響。要知道,在權力壟斷的社會中,任何對最高權力殿堂中人的猜忌、不利謠言,甚至生活隱私故事的傳播,都可能構成毀滅其權力地位的第一道大壩裂縫。理論上幾乎無所不能的壟斷權力制度中,最高領導者卻處於如此脆弱的地位,這種情形我們不妨稱之為「鐵流綜合症」,是一種真正的中國病。
胡溫和習李都主張改革,但依據上述權力格局的解釋,則這種改革,即使他們具有真心實意,其實也是難以有實質成效的,因為他們作為權力的實踐者的地位本是他們要改革的觸及對象所賦予,他們身處脆弱的動態均衡的權力體制之中,不要說做出根本的改革,即使行使作為合法領袖正常的權力的機會都極少。毛本人就曾在尼克松來訪時感慨為政僅及於都門,而況今日的新領袖集體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克里斯瑪型人物。所以,為樹立最起碼的權威,他們需要進行新的社會動員。而政治史已經再三昭示,建構新權威的社會動員只能是兩種模式:或向內,或向外,即在權力階層內進行動員和整合,或向權力體制之外去進行更廣泛與激烈的社會動員。從當
代中共權力演變的歷史看,這兩種不同性質與烈度的社會動員都是經常被採用的模式。
執政黨新領袖履新時經常採用的殺雞儆猴式的肅貪,與普遍採用的思想整黨可視作向權力基層內部動員的典型。延安開始的整黨運動是標準的內向型的動員運作,通過這一漫長的理論灌輸和組織整肅,全黨及黨領導下的整個力量體系,乃至社會都被納入了新領袖集體的權力意志之下,而文革則可以視作標準的通過進行新的社會動員,重建絕對權威的領袖個人專政體制的努力。鄧一代領導集體所進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可以視作新的社會外向型動員的例子,藉這種觸及社會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新社會動員,鄧一代領導者乃奠定黨內不可動搖的優勢政治地位,可算挾社會以制諸侯。同理,江澤民執政之初對陳希同的處理,以及胡錦濤對陳良宇的處理,以及本次的大規模肅貪和反貪,都是內向型動員的標本。配合這些組織化的動員行動,前者有「三講」和「保持先進性」的思想統一運動,本次則是從正黨風到八項規定等更深入廣泛的黨德與黨風整肅運動。
在這一簡略的政黨權力演變史的敘述中,人們會發現,每一屆新領導人產生後的政治動員力度有疊加的趨勢,這在目前不知道盡頭的反貪運動與蔓延的領袖崇拜氛圍中可以得到最新的例證。這反映了壟斷權力體制下新領導集體權威遞減的現實。換言之,因為權力與權威的邏輯遞減,因此動員力度的加大則是必須的。問題是,由於權力壟斷的基本體制已經為派系化和家族化的壟斷利益一體化,因此,而在普遍的社會權利意識已經徹底拒絕權力壟斷的新歷史條件下,向內部的政治動員始終不可能擺脫權力和利益集團的掣肘,反而可能帶來整個權力體系意外的對決。這就是最近所說的「提防大老虎的反撲」。而最高領導集體作為現權力體制的產物,在內外根本危機的陰影下,投鼠忌器,因此代價巨大的內部整肅最多起到局部調整內部權力與利益格局的作用,並不能根本樹立真正推行自我理念必須的權力和權威,即並不能救治先天性的「鐵流綜合症」的弊端。
推而言之,人們可以看到,因權威不足因而無法推行政策,而重建權威的努力反而導致權威遞減,這種彷彿自我吞噬的兩頭蛇似的「鐵流綜合症」雖在當代中國特別突出,因而被稱作中國病,但其實是轉型社會和國家普遍的現象。因為克里斯瑪型領導人,無論作為個體,還是集體,都是特殊的歷史階段的產物。隨著和平日久,官僚制度運行,新領導者的權威稀釋問題是普遍的,而轉型社會中,無論權力壟斷者意欲樹立自我權威,還是要推行社會變革,都需要類似歷史上偉大締造者和立法者等克里斯瑪型領袖的權威。這種實在的權威並不是虛幻的意識形態敘事可以賦予,也不是現有法理學或規制所能強加,而是全社會性的新社會動員的產物。
在憲政民主的社會裏,新領袖的政治權威因為合法的人民授權而居於無可置疑的地位。憲政法治和定期的選舉,以及整個社會的基本意識都是新權威及其政策的基本支持,因此,並不存在需要為新權威而奮鬥的必要性。但在權力壟斷的社會裏,因為真正的掣肘正是來自權力制度本身,而為了壓倒這種來自內部且遞增的掣肘壓力,通過新的制度倡議和創建,從而在全社會進行新的政治動員,進而達成基礎更廣泛的社會政治結構,這就是政治家唯一可行的選項。為了印證這一基本的原理,人們可以回顧從戈爾巴喬夫實行總統制,到李登輝強推總統直選的歷史,而文革和改革也可以看作兩個含義不同,但政治學技術含量相同的歷史例證。
上一屆領導者上台時,最高領導人是以紀念憲法的聲音引起社會關注的,而其兩任終結時,最高領導集體中也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頻繁宣示,但人們看到,實際上十年之間,各種天怒人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政策蕭規曹隨,並無根本變化,而面對內外洶湧的新形勢,維持和不變則意味著不進則退,所以,十年之後,政治和財政的好牌變成負分,社會群情洶湧,內外危機加重到無以復加,權力與利益集團的結構更加堅固和盤根錯節。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危機局面下,新一屆領導集體登台了。更大的危機,更小的權威,這種格局決定了新的最高領導集體力度不同於以往的內外整肅措施。然而,一個鐵流被拘事件暴露了力度如此空前的黨內和社會整肅力度,仍不足以提供真正的領袖權威!因為,只要在現行的權力機理和制度內部行動,則無論如何力度,人終究不能提拔自己的頭髮升空,新的權力必定意味著新的社會基礎和結構變化。
中共素以現當代中國史上的最堅決革命政黨自居,今天歷史終於對其最高領導者和政團核心成員提出了最新的挑戰:是向上提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黨,順應歷史和人民的呼聲,以開啟新的中國社會與政治變革之路重塑其政治正當性,通過革自己之命再造再生,告別權力壟斷者的歷史,還是在患得患失中繼續沉淪,在歷史的麻木不仁中重蹈蘇共及其他當代權力壟斷者的覆轍?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一屆執政黨最高領導集體會不會採取國內外萬眾期盼的政治體制改革,即領導當代中國啟動擺脫一黨壟斷權力制度的進程,這不僅關係到更是關係到執政黨自身歷史沉浮的致命政治考驗,也直接地關係到中國新最高領導者自身實質權力與權威的構建。對此,關心當代中國命運的人們不妨拭目以待。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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