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近代史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至今已有三波民主化浪潮。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第一波起始于1828年美国的'杰克逊革命'，终结于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兴起；第二波起始于二战结束后，终结于20世纪60年代初威权政体的重新抬头；第三波民主化则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先是南欧、拉美、东亚各国的民主化，然后是苏东及势力范围的剧变。亨廷顿不但称第三波民主化起始于1974年，甚至把时间精确到1974年4月25日零时25分——葡萄牙广播台一首歌曲开始播放的时间——当时，葡萄牙军官们以这一时间点为暗号发动政变。
我的稍微的不同点，一，第一波也可以把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作为起始点。二，第二波的结束，基本上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革命输出的作用和中国毛疯狂的文革举动及极端思想的影响。三，第二波第三波在世界范围内是有交叉的。在葡萄牙民主政变的一年后的同一天，赤柬攻入金边，开启了骇人听闻的红色高棉统治。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改变了世界政治图景……1973年地球上自由式民主国家的数量是41个，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变成119个。"（第3页）
中国不在第三波，却曾在第一波
可惜，如此大的数量当中，东亚大陆仍然不在其内。虽然，也有人把第三波的起始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末，而那个时刻正是由大陆学生开启的，可惜被极权武力镇压下去了。
不过，以我看，中国曾经在世界只有少量国家的第一波民主化转型之中。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二千年的帝制专制制度被推翻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
什么是民主？
"熊彼特所建构、达尔所清晰化的民主诠释传统被广泛接受，它以'自由公正的周期性选举'为竞争式民主的核心标识。在《多元政体》中，达尔将这一标准拆解为八个具体的要求：1.选举出来的官员控制政府的决策；2.官员由定期、公正、相对自由的选举产生；3.原则上所有成年人有选举权；4.原则上所有成年人都有被选举权；5.政治候选人有争取支持和选票的竞选活动权利；6.公民有自由表达政见免受迫害的权利；7.公民寻求多元信息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8.公民有权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组织。"（第6页）
中华民国背负着二千年帝制专制的沉重包袱前行，其表现不可能令人满意。但是，民国三十八年历经磨难总算还在民主转型的路上，跌跌撞撞不断试错的前行，哪知道试了三十八年就在东亚大陆中断了。
本书写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巨变以后，有些国家进步了，有些国家则倒退。书中举了几个重要的因素，促成了那些进退。
《巨变第二天》的作者刘瑜认为，"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制度选择、甚至政治文化……并非静态变量，而常常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则往往来自于一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其积极行动者的意识形态。2010年代委内瑞拉经济自由落体式的跌落，并非一种历史给定的'经济基础'，而是一系列政治选择的结果；前南斯拉夫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火纷飞，也未必是因为不同族群历史上不可化解的血海深仇，更多的是源于煽动性的政治动员。'结构性因素'约束政治选择的半径，观念驱动的政治选择则撬动'结构性因素'的流变。"（第xviii页）
那么，中国的三十八年自由民主宪政试验为什么会中断，那很低水平的民主化为什么会一下子倒退到比威权制度更厉害的现代极权主义道路上去？
明明这三十八年中国的现代工商经济在逐渐上升，中国人的人权自由选择权有了大幅度推高，更难能可贵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偶然的是消除了日本强邻欺负，可中国还是这样猛烈倒退？
"恰当的历史教训或许是：当专制的遗产积重难返，政治的每一点进步都可能代价惨重。制度的'排异反应'不仅仅存在于不同'水土'之间，也存在于甚至更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当新观念冲击旧观念、新利益团体威胁旧利益团体、新的权力主体驱逐旧的权力主体，当一个全新的游戏规则出现，区别只在于混乱之后是新生还是更大的混乱。在这一过程中，转型的难度与转型前专制的深度极有可能成正比。"（第xiv页）
刘瑜分析第三波民主化中许多国家的低水平民主问题，"正如在经济上可能存在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可能也存在着一个'中等政体陷阱'。俄罗斯是'中等政体陷阱'的典型。"（第25页）
刘瑜把民主化"98个新兴民主分为五类：阶段性稳固型、民主脆弱型、民主崩溃型、政体摇摆型和有待观察案列。"（第25页）
中华民国的三十八年，不像第三波新兴民主五类中的任何一个，与"中等政体陷阱"倒是有些许接近。
中国帝制专制二千年，到明朝末年（十七世纪）其黑暗已完全暴露了，很难在走下去了。可是异族满清入主中原，他们以"初入门热情高"的态度，异常认真的施行帝制专制那一套，以"君仁臣忠""轻徭薄赋"不惜克制自己来统治，虽然皇帝是随时可以放纵自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力量。
满清居然把帝制专制又续命了二百六十七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帝制专制实在混不下去了，"咸与维新"到咸与西方化、现代化已成知识阶层的共识。
一个社会舆论和社会的趋向，古今中外从未取决于广大底层民众的，莫不是取决于普通的智识阶层引领普通大众的见识。具体来说，在中国一直讲究等级观念的社会中，假设社会把人分成三等上中下，每一等级再分成三等，大约是中上也就是第四等级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引导、左右着社会舆论和社会趋向。
上等人统治者通常只是选取有利于己的舆论而加持政治的统治力量。而知识分子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往往并不能主导社会舆论，因为他们的"阳春白雪"在非信息社会普及于中小知识分子需相当时间，再下沉到底层普通大众更需要时间，有时还未到达已被新的知识汹涌而来所淹没。
中小知识分子中不乏天才、杰出人物和领袖、野心家，高级知识分子则潜心学问而未必有此辈。
现代极权主义与传统帝制专制最契合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正是在咸与西方化现代化的浪潮中诞生。当咸与西方化现代化的时代大潮不但结果出中华民国，而且这个大潮继续汹涌澎湃。中国需要继续现代化西方化。
中国人的政治选择到底是什么？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选择又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想当然的说是三民主义。的确，没有三民主义的创立与传播，不会有中华民国。可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超前所有中国人的三民主义创立者孙中山先生，一旦大权所握，或者实践政治，他的做派依然有浓重的帝王手段。他实在做不来华盛顿、蔡英文那样的现代政治民主领袖！二千年帝制专制传统同样影响着孙中山。
一个社会接受新思想接受民主思想民主制度，除非她是自身社会自生发生的，当今世界上好像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民主国家民主社会都是受外来影响或外来冲击而产生的。后者因为其转型内部驱动力基本是否定的，建设性的肯定力量多半来自外部，所以她们很容易接受最便捷的一条道路，那是自然的本能的成本规律所致。
当中国社会急需西方化现代化时，不幸马列主义也传到了中国。它毫无疑问是西方的现代的，只是它是现代的极权主义。它与中国传统的帝制专制高度契合，很容易被中国社会吸收，很容易被急需西方现代新思想的中国中小知识分子吸收。
曾经中国的帝制专制制度，其专制的程度强于一切威权制度，而马列主义这个现代极权主义其专制更远大于传统的帝制专制。帝制专制是"皇权不下县"，而现代极权主义的顶峰则把民众管到每一个人的肚子、思想乃至被窝。
资中筠先生曾经说过，经过一百年几代中国知识志士奋斗努力，到1949年中国大致形成了一个将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精华结合的道统与文统。可是正是那个时候，把马列（斯大林）主义的现代极权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MZD思想获得了胜利。这不是MZD比一百多年来其他思想家革命家等无数志士本领大，把两相结合得更好，而是现代极权主义与传统中国的帝制专制太契合了，太容易融合于一炉。
于是，自由民主宪政的试验在东亚大陆被中断了，历史又回到过去的帝制专制，而且不再是二千年帝制专制的反复循环，而是来到了帝制专制的升级版——现代极权主义体制。
现代极权主义续了中国帝制专制的命！
现代极权制度很难和平进入民主制
第三波民主化多达七十余国，没有东亚大陆。可是，这片土地上在这波大潮中并非没有动静，只是被看似已经松动的有些开明的现代极权主义却仍然不惜以武力把现代极权主义继续下去。
中国统治阶级一向穷凶极恶，没有妥协精神没有退步思想不会互相商量。现代极权主义尤其是其顶峰MZD思想更是以"斗争"为豪。
从最近四十多年看，现代极权主义即使出现松动，除非出现历史的偶然，和平改变和平直入民主化仍然很难出现。何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出现过一次历史的偶然，难道还会再次出现？
一百多年来激烈的革命在中国见多了，其残酷与苦难无与伦比，但其结果往往还是残酷与苦难，甚至更加不堪。
所以，命定的革命或许在将来某一天不得不发生，那么也请尽量平和些和缓些。
最重要的是，激烈的革命之后的民主化稳定和巩固乃是必须注意，这也是《巨变第二天 新兴民众的得失与选择》这本书再三提请读者及东亚大陆后来者必须注意的。
"从历史上被倾覆的民主来看，或从当代新兴民主的命运来看，在漫长艰难的转型过程中，转型最致命的陷阱未必是'权欲熏心的独裁者'，而常常是'完美民主'的诱惑：人们以'真民主'的名义去摧毁所谓'假民主'，用'更深民主'的名义去否定所谓'表象民主'，用'大众民主'的名义去攻击所谓'精英民主'。总之，以民粹式民主去摧毁自由式民主。换言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摧毁民主的就常常不是专制，而恰恰是民主自身失去节制。"（第xx页）
民粹式民主潮起之际，往往也是"权欲熏心的独裁者"崛起之时。独裁者加持的民粹主义往往是没有异议发声的空间。这哪里还谈得上个人的基本人权？没有人权的、不能保证个人自由的民主，与民众何干？与民主转型何干？
还有个错误概念，民粹主义、民粹运动人多势众，似乎是社会的多数。其实多半不是，只是他们一起发出共同的声音甚嚣尘上。真正的社会多数常常是"沉默的多数"。以中国1949年为例，那场民粹运动不见得占社会多数，一场有良好宣传良好组织配合的军事征服而已。
刘瑜说了许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案例，理出了许多从民主化国家倒退、战乱、经济急速下滑的原因，其中一条是原有国家能力的不足，尤其在非洲地区。
中国没有这个毛病。
中国反而有"超强的国家能力，的确给中华民族带来诸多成就……但是，失衡的国家能力发展有其沉重和社会代价，甚至，过强的国家能力压垮王朝自身。恰恰是由于国家能力过于强大，政治体系缺乏'反馈-调整'的改良机制，结果是王朝更替常常只能是冲撞式的硬着陆。这种硬着陆的生命代价极其惨重，在其他国家非常罕见，比如西汉末年的战乱后人口从6000万锐减致3500万，隋唐人口从巅峰的7000万跌至2500万，明朝从鼎盛时期的2亿跌至1.5亿，清朝从顶峰的4.3亿左右减至末期的3.6亿。"（第226页）
但是"那些问责机制远远超前于国家能力发展的国家，也无法通过'一条腿'走远。……中世纪时期，匈牙利、波兰地带并不缺乏'贵族民主'——就在英国《大宪章》发布不久，匈牙利也于1222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宪章式文件之一：国王安德鲁二世签署的《金玺诏书》。和英国《大宪章》一样，《金玺诏书》的根本用意是限制王权。此后，议会经常召开，有效监督国王，到15世纪，匈牙利议会已经每年召开，甚至有权选择国王。然而，被抑制的王权没有带来匈牙利的发展与强大，原因恰恰是贵族过于强大，以至于'官僚制国家'始终难于形成，贵族把控的议会处处抑制国家军队和税收体系的发展，结果是匈牙利最后败于苏莱曼一世，成为奥斯曼帝国附属。"（第226-227页）
中国在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成功之后，国家能力自然有所削弱，而在此期间频繁且强大的外力打击下，国家能力进一步削弱到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地步，于是自由民主宪政的试验失败。
中国的民主化试验三十八年年后失败，国家能力重新加强，加强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民主化的倒退不是通常国家倒退到威权，而是倒退到现代极权主义。或许这与中国拥有浓厚的超强国家能力的传统有关。
既然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家能力太强，已经压倒了社会，压倒了任何个人，那么，在今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革命后的民主化，首先要放开相当的国家能力，让个人和社会有相当的空间，保证最起码的人权。否则，就谈不上民主化！
私产权能够稳固自由民主改革
现在世界上已有共识，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转型市场，不等于这个国家一定会必然的走向和平发展人民自由幸福的自由式民主化转型。这个共识的根据就是，中国大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对内没有让其民众获得相应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获得基本的人权；对外没有足够的和平善意，反而肆意破坏世界市场秩序，变得咄咄逼人。
我以为，自由式民主化可以引起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反过来，充分的经济开放彻底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也能必然走向自由式民主化。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案例不足论，它只不过说明大陆的改革开放从来是不充分不彻底的，它的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从来没有放弃过高于一切的统治者权力，统治者权力随意剥削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统治地位没有改变过。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即使在最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其经济自由度也是有限的。
通常"经济自由概念涵盖以下五个维度：政府规模、产权保护程度、货币稳健、贸易自由以及市场管控程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政府规模相对小、产权保护得力、货币供应稳健、贸易开放并且政府对市场的管控程度轻，该国经济自由度高，反之则否。"（第351页）
毫无疑问，一旦东亚大陆民主化以后，必须尽快达到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要达到这一点，达到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不一样的改革开放，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改变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
上面说过，即使万不得已激烈革命以后，改革的步伐仍需缓，急不得，以免社会经济结构一下崩塌。
出售国有企业是最有效的改革，能够根本上提高整个经济效率，而且国家能够增加收入，提高大陆早就应该提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更重要的也是宣示既是人权基本内容也是市场基本法则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民主化以后，国家出售的对象当然是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也不能一下子全出售。
垄断企业无非有三类：第一种是政府权力控制的企业；第二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企业；第三种是由于自然通道形成的企业，譬如，自来水管道、桥隧、高压电网、铁道、地铁、油管，甚至机场。须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自来水管而不是自来水厂、是电网而不是发电厂、是油管而不是石油公司、是机场而不是航空公司。
有许多国家对此类因为自然形成的垄断企业也是私有化的，最突出的是，美国的铁路一百多年来一直是私有的。不过，在中国此类企业还是由政府控制为好。因为在中国以权力剥削的传统太深厚了，一旦这类企业私有，再勾结权力其祸害甚大。好在此类企业不多。
第二种垄断企业在中国再次民主化之前，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
急需出售的国有企业是大量的第一种企业。但同样不能一下子出售，必须审时度势的逐步出售。一方面要避免整个国民经济垮塌，另一方面也使国有企业不至于贬值过快过大。
出售国企的收入当然归全民。但根据苏东那些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民主化以后的经验，直接发钱的效果最差，对经济发展既无好处，且极易引发、加强民粹主义骚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味最淡最薄，即社会福利最少。前三十年普通民众生活每况愈下，能够吃饱饭已是罕见之事，饿死的几千万计。改革开放几十年，民众的社会保障仍然难以保障民众。
民主化以后，刻不容缓建立起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而出售国企的款项正好归于社会保障基金。
国企出售的对象，应该是一切资本。中国人外国人无所谓，没有什么企业是可以排斥任何合法资本的。
常常让人不平的是现有的红二（N）代官二（N）代资本。前面说过，中国的统治者一向穷凶极恶，现代极权主义越发顽固，中国的下一次民主化很可能需要通过革命，而激烈的革命后往往是激烈的报复。如此，中国再一次民主化可能又是一次历史循环。
现代极权主义的建立几乎都是暴力的血腥的，中国尤其激烈。以二千万条人命夺得江山，前三十年又有七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即使改革开放以后，仍时有人横死。
厘清真相并清偿旧债乃是合理的且是必须的。因此民主化以后的反弹报复很难避免。不厘清历史真相、含糊其辞的对历史罪恶"宜粗不宜细"，是不可能真正的直击要害的民主化改革的。
如何避免这两难政治选择？
有利条件是，第一代双手沾满鲜血的极权主义峰层和基层（无数基层干部在前三十年间奉命实施，毫不手软的把无数民众迫害得家破人亡）现在基本上已经死绝，而红二（N）代官二（N）代有直接血债的毕竟很少很少。大规模的报复希望不再发生。
红二（N）代官二（N）代拥有相当财富得来或者并不公平合理，但本着"私人财产神圣不得侵犯"的原则，若无直接证据其非法所得，就应该承认他们的私产权，且鼓励他们同等参与收购出售的国企。
无直接证据就得承认别人的私产权。这正是与须自证自己私产合法来源的真假保护私产权的根本差别。私产权，是人权也是市场法则的基石之一。
一旦国企统治地位被打破，特权人物想利用权力经营也难以为继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则一旦确立，市场中的特权就必然消失。
再次民主化，我辈能否亲见？但对于革命后的自由民主宪政的进程，余希望方向明确，最少流血（甚至避免流血），随机渐进。至于怎么随机，就非能先机预测了。
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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