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附黄河清、刘国凯之商榷）

黄河清先生批评我 " 先生'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我是瞠目结舌地难以理解的，也完全不以为先生是故意"不诚于史"。"（黄河清先生示我近函）

黄先生以上说法我有老文字提供参考（见我关于卞仲芸之死很多研究文字）。

这里要说的是，造反派，红卫兵不是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红卫兵是毛打手，造反派也是。所以，这里有一个区隔于官方说法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官方打击造反派，保护红卫兵----而毛打击红卫兵，任用造反派（其实毛最后让造反派，红卫兵都完蛋！）。原因何在？原因在于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因为红卫兵打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为毛文革开道；造反派接续之，直接打击刘邓。这是一体两面。那么，红卫兵的所谓要害就不是造反吗？恰恰相反。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因为，一个毛式大前提就是："造反有理"。在此大前提下，只有一种红卫兵一种造反派，就是毛式冲锋队党卫军。一切把红卫兵区隔与之的说法，正中官方下怀。这是我们提出问题的关键。之所以有人要区隔这样的一丘之貉，或者在于他们不知道造反也是"党卫"，或者他们不知道红为更是"卫党"。只是这两个党卫军，各司其职，步奏不同，所以被毛轮流使用，后再遗弃。

历史定位是，红卫兵成立的全部理论基础，正好是"造反有理"----这是定义红卫兵正是造反派的根本根据。红八月（八一八）之前打死卞仲芸的事件，充分说明了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这里，又有两个关键词汇要加以强调。一个是，此时的红卫兵，正是后来"联动"性质的官方子弟。她们代表了刘邓势力和毛势力转换时期的双重身份和角色。因为，1966年七月末，毛回到北京，在一次接见有关人员的人大会堂会议上突然露面，使得保护工作组的红卫兵人员惊喜交加，无措手足。这时候，打击所谓四类分子气焰的造反行为和打击走资派的新环境顿然形成。这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关于卞仲芸先生致死于红卫兵的说法。这个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造反行为。这个造反行为，按照极端派的说法就是，卞是党员，是书记，是校长----打死活该！----这正是后来所谓造反派打击官僚，致使天下大乱的普遍说法。我们的说法是，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或者造反派的红卫兵行为，二者一体，形成了打击弱势极权主义，转变为毛式极端极权主义的运动势头，让一个基层党组的领导人，一个基本上是无辜的中学副校长，成为文革北京教育界第一个死难者。这是全世界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罕见悲烈的死难事件。所有为这个事件叫好者，业已良心全灭。

这也是全国造反者行动的开始。简单而言，造反者的定位，是由其行为决定的。造反者是什么派，什么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秉承毛意作出的决定和实施的运动。这类运动性质，就当时而言，就是造反有理。造什么人的反？就是造所谓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反。这个造反的说法，甚至可以回到《九评苏共》文章里面。我们说，毛提倡的的一切理论和路线，在《五一六通知》以后，就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致造反的势头，且毁灭了刘邓弱极权主义一息尚存的社会生活----虽然，这个社会生活包含了十七年所有的土改，镇反，肃反，反胡，饥荒，跃进，和文革。但是，比较文革，这个社会生活，依然可以保留基本的社会形态而制止所有毛凌驾党政权力之上的无法无天。这也是后来老百姓肯定反对文革之中共决定（《决议》）的一个保守主义态势。故此，造反性质的决定，从实际上讲，是毛意普及中国的转达，是林彪红书运动的发效，更是毛纵横捭阖的权运功成。众所周知，在其运动了上海帮和江青于权力核心后，开始运动红卫兵的成立。尚无正式文件说明，毛意直抵清华附中----但是八十年代小报就有批露，上层接触附中人员，且提携其成立全国首创红卫兵。这个红卫兵的造反宗旨，和后来打击刘邓陶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如出一辙，也是在造反的前提下打击毛的政敌，祸乱全国，整死百姓。刘邓为官僚平反，故有其由，但是，他们放过了为全国死难者忏悔平反和昭雪的做法；让平反成为权力复燃之节点。这是另外一种中共"反文革"观。

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造反派有什么理由开始正面宣言其所谓"人民文革"观点。就此议题，我们多次撰文澄清。关键一点就是，人民文革者不知道毛意民粹主义基调，就是以反对专制导致其权力的全能和集权。这是一个老旧话题。我们说过，文革人民造反基础就是毛的压迫----这既是毛本身换来风雨血腥的肇始，也是他后来镇压这个造反的原因----在另外一面，毛当然知道，他唤起的魔鬼，无法收束，所以，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恐怕失控----比如，他在宣扬巴黎公社直选观念的同时，成立革委会，放弃公社原则----比如，他叫嚣北京四三派打击军队，又叫嚣不能"毁我长城"；他叫嚣反对工作组，却派出军宣队----他叫嚣可以让老蒯做清华校长，很快又说他是土匪......一句话，与其说毛是彻底的异端和造反派，还不如说，他是造反派彻底的背叛者。所以，所有造反派中不能自省者，直到今天，还在怀念毛的造反有理----恐怕要终其一身了。这是造反派的最大悲哀。我们说，在此意义上，毛造反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就是极权主义民粹加镇压的双重毛意战略的使用。这个造反，先是打击刘邓，后是打击造反派。这里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类似今天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昨天印度，印尼，菲律宾之类民主浪潮中的造反。这是民粹加极权的造反。

所以，我们强调，先是红卫兵造反，成为第一波造反派；后是大学红卫兵造反，成为第二波造反派----再后，是四五运动人民的半造反（骂毛是秦始皇），半不造反（拥护邓）。事情接下来就是，文革四十五年了，我们就连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红卫兵，都无法清呈于文，于众，于世，还要来一个区隔"红卫兵不是造反派"这样的无意之据，这不是过于滑稽了吗？是的，我们强调，红卫兵可以启动在刘邓手里，作为他们"新反右运动"打手；但是，这不是文革红卫兵特色----红卫兵，不是五七年人；红卫兵是毛的人，是造反派----看看那些当年的红卫兵，还要在某年八一八登上天安门，大肆纪念祭奠之，就是证明。说，红卫兵很坏，但是人民文革造反派很好，这个观点最大的错处和荒诞就是，造反派，不过是红卫兵的接班人（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规定性----不同于我说的后来的政权接班人之谓。）故此，讨论这样的话题，或许不是见笑于人的枉谈，而是很有必要的说明和澄清了。因为，把造反派积极化和把红卫兵积极化（他们觉醒了，反悔了，云云）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领代表和红卫兵首领代表，根本就没有就其整体做过任何反省；不但如此，他们还以各种方式来膜拜和祭奠他们的牺牲和偶像；他们的偶像就是毛泽东；他们的牺牲，就是千百万文革死难者。这是血腥的思维，血腥的纪念和血腥的事实。我们中每一个文革反思者，都要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不然，纠缠在肯定红卫兵、还是肯定造反派这个思虑上，其实，就是中共文革观的一种遗留和残渣，必要一扫而清之。


附：

 黄河清复前函

刘（自立）先生，观点不同、对史实的了解理解不同或者是同一史实得出的史识不同，是常有的事，与"不诚于史"是完全两码事。讨论问题最忌诛心。自我诛心起来又何必呢。"文革史歪曲不自今日始。文坛主流有病。文革研究关键是我所谓红卫兵现在掌权。"前半诚是，后半似乎过于笼统和局限了。"刘国凯人民文革，岂有此理。他赞同造反派某种积极意义和现在人中赞同红卫兵积极意义同。我绝对反对。"先生完全可以持此观点，建议措辞大可不必如此绝对和激烈。即以先生"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我是瞠目结舌地难以理解的，也完全不以为先生是故意"不诚于史"。无论如何交流争论，鄙意目的都是为了还原史实，让青年、国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岂有它哉！

河清12、6

刘国凯来函： 红八月红卫兵打人绝不是造反


刘自立、黄河清在纵览中国上关于红卫兵问题的文章以及刘答黄信（载博讯刘先生博客）勾起了我对文革的回忆。刘先生讲的问题我以前多次讲过。现在再讲似乎也有必要。

刘自立先生在答黄河清信中讲："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


这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讨论难有交集。刘自立先生接受了共产党的文革说法。共产党说红八月红卫兵的行动是"造反"，刘自立先生也认定是"造反"。我则认为红八月红卫兵打人致死的暴行根本不是什么造反，也可以说是是伪造反，是打着"造反"的旗号对"黑五类"实行政治和肉体虐杀。其残酷程度的"当量"----借用物理学词汇----要比以往任何运动都大得多。文革前十七年中极受中共政权宠爱的红八月红卫兵（高干军干子弟）是共产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根本无反可造。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女捏造说自己遭到"黑五类"的压制，起而要"造"黑五类这个早被压在共产党政权底层苟且偷生的政治贱民的"反"，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刘自立先生把凡是称过红卫兵的学生都视为同一类，这就离开了历史事实。在北京，为什么谭力夫，薄熙来，王岐山.......等高干子弟红卫兵都陆续接班，而蒯大富等都下大狱？又例如在广州，为什么同在中山大学同样都被称为红卫兵的黄华华，陈肇基等保皇派都被提拔为高官，而武传斌等造反派就下大狱？刘自立先生一定要否定曾都被称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中存在保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一派和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一派（当然冲击派并非民主派）的区别，这无视了客观事实。


毛在下令抓"联动"，又旋下令放"联动"。周恩来，江青还在释放"联动"的会上有"动情"表现。实际上是，毛是因为"联动"公开保刘少奇，干扰了他的清洗部署不得不下令抓。旋即又下令放是洞悉这些孩子才是他们的"孩子"（而蒯大富、武传斌等则绝对不是）。何况这些"孩子"的父亲很多并不是毛要清洗的对象，何必跟这些"孩子"计较，释放他们也有利于争取他们父辈为毛效力，


我早已说过，刘自立先生的文革论文非常杰出，是属于色彩绚丽的政治散文。而史论则是通过逐一讲述历史事实去寻求结论，比较枯燥无味。不同的风格会影响讨论的效率。只是，讨论其实早已明朗。早在十几年前郑义的回忆文章就说过：1968年秋下农村前夕，他学校里的高干子弟就恨恨地对他说，二十年后咱们再见高低。的确，到1989年见了高低。郑义这类有造反派红卫兵底子的人士虽因个人才智的杰出曾一度在79年之后的开明时期中显露，但终究被"政治列车"所抛出，而那些曾言语"恨恨"的高干子弟们就整体而言不都被共产党政权传存在列车上了吗？从89到现在又过了22年。我对刘自立先生的执着感到钦佩，但也感困惑的是，如此明白的事情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是弄个不清。或许，再多讲也无益，不如各自留下不同的说法给后代去探究吧。

2011.12.6

《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把红卫兵问题说说明白！

刘自立

红卫兵是什么？就是文革冲锋队，毛国党卫军，极权接班人。这三者集于一身。凡四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核准。其在中国政治中的危害，不自今日始，却在今天，实现了他们不但不被追究于党的法则和决议，而且从邓的金蝉之下脱颖而出，转变成为中共各级大佬和精英；与毛利用之、再抛弃之之后，登台接班，成为毛邓二重唱的主角和红歌今唱的实质主人。虽然，有所谓老三届“余孽”跟进伴和，外围其身，但是，和文革时期“红外围”其实不能进入主子圈内一样，如今之老三届的丑陋奴仆主义，也顶多是红卫兵的一个注脚和跟班。这是中国特色政权在文革和今天产生的特殊主、仆关系之一。

一如我们曾经给文革，纳粹，社会主义下过不容更改之定义一样；对于红卫兵的定义，也无法从这个罪恶的集体名词中，抽离其丑陋和残暴的任何内涵。说，某些红卫兵忏悔，觉悟甚至反水，就要积极肯定云云，那其实是一种另类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这些少数反省派最终列入“反对红卫兵”的阵营，而非红卫兵本身有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就像文革里面那些反对文革者，并不能列入什么人民文革和大民主之列，只能说，他们是反对者和质疑者——这个提法，最终还会回到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会因为为其加上民主，人民和其他桂冠，就等同于民主纳粹和人民纳粹；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纳粹阵营里面那些刺杀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纳粹”，而是反纳粹。这是明确无误的事实。“社会主义”这个列宁毛主义载体，从来也不会因为它被冠以任何光荣定词而有丝毫改变（世界上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北欧是民主资本主义）。

我们说过，红卫兵，究其实质，其实，就是一种血统和种姓裂变；这种变化，被毛文革时期一时间的所谓战略错位所误导。这个误导就是，毛要借红卫兵打击社会、党政、国务系统，让文革极左派控制局面；所以，他施行两种策略：一是，他支持中学（北京）红卫兵，打乱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从中混水摸鱼；第二，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为其掌控全局以后，他不惜抛弃红卫兵核心组织“联动”（北京中学“贵族”红卫兵），转位支持反对联动的中学大学红卫兵，以打击联动之父系官僚体制；最后，这个动向完结以后，他再抛弃大学造反派……直到七十年代末叶，等他死后，由邓、陈完成他的血统接班人政策。于是，一切饶了一个圈子，最终，从所谓“体制外”接轨于内，促成了联动接班。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真正逻辑和真正现实。忽视这个现实，就是为今天的权贵集团中过去之联动之张三李四变相辩护和吹喇叭。这是新的一种丑陋（接之我们以前批判之“丑陋的老三届”。）

抓、放联动的游戏，早有笔录于一些作者。摘录一段如下——

“1967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近百名‘联动’分子从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集中送往人民大会堂。这些‘少年政治犯’在这座国家元首迎接、宴请、会见外宾的豪厦中受到国家总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接见。江青流着眼泪说：‘你们受委屈了’。

周恩来说，抓‘联动’是不教而诛，他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联动’分子身心震颤，痛心疾首。他们相互嘘吁、热泪涟涟。

“他们被宣布当场释放。联动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万岁之后，昂然跨出人民大会堂的门坎。随后，北京各城区的公安分局也将各种类型的亲‘联动’分子统统释放。

消息传来，京城百姓目瞪口呆。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人们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看到过忽而满门下狱，忽而鸡犬升天的情景。释放联动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联动分子的大多数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他们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响叫得最广的纲领性口号。时间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昨日革命小将，今日反动分子，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从‘文革’的长远利益出发，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来在接见时，特别追问清华附中红卫兵来了没有。红卫兵创始人1986年曾撰文叙述过当时的场景（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的回忆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国青年》杂志）。

“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事情，在‘文革’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联动的被接见是第一次。‘联动’的政治生命虽由此而告结束，但是就其成员的命运而言，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确属恶始善终。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8年夏天。由于毛泽东派遣的‘宣队’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挡在校园之外。毛泽东亲率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伟大领袖指责造反精英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领袖’的政治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四人帮’倒台后，几乎都被投入监狱，恶始恶终、身败名裂。”（资料）

这便是中央关于文革《决议》绝口不提红卫兵问题的秘宗和症结，并为一般文革史料和文革定性研讨者有意无意忽视和规避之。这个秘密的要害，就是红卫兵接班。对于毛而言，造反派是文革的最大功臣；对于邓而言，红卫兵是接班的最好人选（他给造反派以致命打击，称其为要打击的“三种人”……）——这二者合二而一
 ——其中的要害是，邓要任用血统世袭政制；他当然要迫害毛利用民粹主义时期的造反派，大学生；虽然，在此一点上，毛给人一种“人民”领袖的假相；而邓直接搬倒这个假相，施行他的红色“贵族”政治。这两点的合一是，邓继承毛的权力和建制基础；而反对毛的“打击”红卫兵政治（而毛释放联动于当年，业已为他们后来接班做出让步）。故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更多的统合，对于他们则是，要在不同形式的共产党统治下，施行变通的文革策略，反文革策略和驳斥与赞同毛主义策略。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权力基础和利益基础在文革前后的协调一致。这是他们出台“决议”和“改革”的首要前提。一些人幻想邓时期可以搬倒毛的权力旗帜。殊不知，邓砍旗之举动等于自残。他根本不会动摇这个权力基础。因为邓以后钱财的基础来源就是毛奠定的权力基础和世袭基础。

我们屡次提出这个课题，却并未引起坊间文革研讨者的注意。现在，源于这个课题的缺位和疏忽，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趁机而入。我们看到，文革研究出现的另外一种为红卫兵辩解的轨迹正在蔓延嚣张。这种嘶喊，主要表现在，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打死人辩解（卞仲芸案件被她们说成是“挽救”之……）；为文革肇始者（历史的祸害之首）清华附中元创红卫兵辩解，谓其不主张武斗——这就好像戈培尔为自己辩解，他自己不曾掏出手枪……为整个红卫兵全国造反、屠戮和镇压（协助党国）辩解，谓其造反有理，民主有功；为林彪及子辩护，说他们是荆苛刺秦（殊不知那些刺事都是康生和周伪造的事实）……为毛主义歪曲的巴黎公社和“不断革命”叫好，却不知毛根本就不施行点滴巴黎公社原则——而此公社原则，大违西方政治路径和普世价值，早就为雨果，左拉等人痛击之，揭露之……这种辩解甚至谓张春桥为理想主义，江青为女权主义，毛为民主试验、试错主义。最后，他们转了一个圈子，告诉国人，红卫兵还是有积极作用于历史，于现实的；因为，他们后来转变成为什么另类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红外围主义核心。为此红卫兵辩护者也说了他们出身的“二”类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谓中国特色民主党派之二类性质（“二”，是北京话指责那些雌雄共体之阉人一类者）——这个红外围的历史，亦不自今日始。我们所谓“四四派”（北京中学文革时期之保护党委、军队之一派），就是这类团体。这类团体的特征，就是在丝毫不触及和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古怪情势下，为主子和红卫兵辩护；这个辩护主要体现在，后来他们和卞仲芸“拯救者”（宋彬彬等人）沆瀣一气，制造伪史，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这类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者和觉悟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混淆是非，混乱史料者。他们现在似乎占据了文革研究的主要位置，且在各种边缘性报章上，以讹传讹，祸乱文坛。那些被这些人震撼者不知内情，还在为此颠三倒四的假忏悔叫喊叫好，真是可发一笑。

进而论之，四三，四四派的特征是什么？倚靠子虚乌有的“不断革命论”和“公社原则”起家的四三派，既是过时黄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种思潮？其缘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们说，这是毛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洗脑运动的两颗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极端革命叫嚣的产物，他们产生毛之第一种意志；这个意志用来造反和革命——独仗此意志，不能实行专制极权统治，相反，他每日每时产生所谓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时堤防之，扑灭之；这样，毛即便在最极端使用这个意志的时候，也必须转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体制内压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础，其实，比较而言，相对于四三派更加牢靠；这当然是对于统治者和顺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杀杀，而四四派修修补补，这是阴阳两卦的对峙、倚靠和和谐。但是，四四派引发的课题研讨尚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联动特权分子那一帮，也不是四三派多为知识分子子弟（汉少数干部/黑干子弟）那一帮。这个血统的分梳带来一种“红外围”的说法。这是极权主义保守和造反的两端。没有这样两端，毛的游戏自然很难展开。对于军队的所谓四四式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碍于造反的情结。这个情结，当然不是因为（就如联动一样）其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宠儿和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者，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卫迫害者——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社会和人众的特有典故。这是西方人所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你越是剥夺和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利益，他约会觉得你是权威和霸道，从而再三再四地探讨这类救世主的魅力，内涵和可塑性。

这个四四派风格业已贯穿整个中国大地。从文革开始，迄今，并未改变。他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玛迷信的任何举动。他们说，一切都会渐变的，只是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以造成社会动荡，成本过大，稳定破坏……他们说，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定解放军，真是罪莫大焉——这个说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党”，要否定毛、肯定党，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义，诸如此类。我们说，当极权主义统治丧失了四四派这种附庸，他们就如丧考妣，不可终日——而奴才众人也会因此大叫，文革联动之“维护秩序论”和四四派的“捍卫十七年”；……这就是我们所谓四四派心结，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这样的四四派人众，过去是中国大多数，现在仍是。这是我们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种发现。很可惜，这个发现对于中国更加可悲。因为四三派中人，如果从毛造反，变成真造反，不无可能；四四派中人，变成此类真正异端的可能性，等于0。

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老阿的阐述比较晦涩。我们结合中国实际的诠注是，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反对派”有几种；主要表现在毛主义、民粹主义造反时期的两种类型；一种，是革命时期的造反派，解放军和地下党；一种，是文革时期的派系争斗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为了毛主义的厮杀。

二，这样的反对派，其实是附庸派；一切以崇拜和完成毛主义战略和策略为转移。这样的造反出格，或者不出格，都是毛主义体制内、外权力争斗需求的表现。

三，这类“自愿”和结社“自由”，莫不是毛毁灭结社自由的变型记和变戏法。这种造反的性质，就是打击毛旗帜下的他人——造成他人就是地狱的运动类型，而取缔真正的自由结社和人权意志——文革时期的文斗、武斗、乱斗，就是这类行为。丝毫与自由，与民主无涉。

四，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自杀式斗争，当然以“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为起点和终点。这样的惩罚，一是，表现在人民反对人民的残暴斗争之下；另一方面，表现在官方对于人们的镇压上；前有造反，后有镇压。这是文革荒诞残暴悲剧的始终。

五，如何整体辨正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中人，是一个难题。但是，删繁就简，我们说，其实，除去全国为毛驱使的一般红卫兵（四三、四四，天派、地派，团派、四一四派及外地诸如此类的派系，等等），都是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乌合之众和一般打手；含那些思想上的打手和附庸；真正关键的红卫兵实体，就是一，当时的造反派——为毛打击刘、邓者；二，后来的红卫兵接班人（联动，老兵）。这才是文革的真正辩证法。

于是，真正的红卫兵定位和诠释是，他们是文革真正的为害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出现，只有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可以类比；不同的是，法西斯覆灭于盟军的打击，而红卫兵，却在中共崛起的同时完成接班。这是黑白冲突绝对鲜明，迥然大异于之之现实，之悲剧。人类之中，迄今为红卫兵辩护者中外皆备，不一而足。这些故去，尚存或者人还在心，不死者，仍然千方百计为什么红卫兵之中的反省者辩护叫好。是的，历史的例外是存在的。红卫兵中人不但反省者确实存在，就是反共者，坐牢者，死亡者，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红卫兵”这个盖棺论定的罪恶名词有任何正面积极意义上的内涵与外延。这是铁板定定的事实。不要说他们其实并不反省，如宋，如骆，如蒯，如聂……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就是在为毛唱赞歌（姑且不提其名姓氏）……与其说，他们是在反省，不如说，他们一直以来，就在反扑。所以，澄清红卫兵实体和红卫兵思想，任重道远。我们这一代，也许不幸于斯，碰到如此众多为其辩解者和混淆者。那么，我们的后代如何呢？我们的子弟如何呢？悲观与之，还是乐观与之，真不好说呢！

——《纵览中国》首发，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