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在法兰克福研讨会上的讲话（附朱学渊评，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贝岭和戴晴

这是9月12日早晨早饭时，组织方通知戴晴，她这回就不作为嘉宾发言了，但可以在开会前登台说说这回的感受。戴晴立 刻回房间，将想讲的写下来。法兰克福市长 主持开幕后，走到台下与她握手。然后主持人请她和贝岭登台。她走到台上，坐下来，那出那小片纸开始念。台下前两排中央就坐到中方代表团一齐站起来退场（包 括莫言、李强、黄平）。她在看他们退出后，将文中“恭喜”的那段改为“为你们遗憾，为你们难过”。以下是全文：

我的祖国，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

       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是钳制言论、公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蔑视。

但中国在进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参加其中：

       坚持自己的权利、对滥用的公权力加以抵制批评。

法兰克福书展从决定举办这场讨论开始，就一直在实践这一过程：

       我，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公民，

受到邀请、获得签证、买到汉莎等位机票，顺利登机，到达法兰克福，

特别是：获得了正式参会人资格。

最让人高兴的是，

我和贝岭在这里，而中国官员没有像他们曾经说过的那样“集体退场”。

我为我的祖国又有了这点进步高兴，更要向他们道喜：

       妥协，不是胆怯、不是耻辱，

而是一种信念，一种风格，一种长期实践而养成的政治智慧。

小时候，我们唱过一首歌：

       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摸索几百年，找到我们共同生活地球上的原则：普世价值。

我知道，让普世价值的光芒照到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段漫长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坚持走下去——在大家都鼓励和帮助下！

希望接下来的研讨把智慧与信心带给每个人！预祝10月的书展成功！

【朱学渊评】二 ○○九是多事之年，其中一桩大事是中国的新闻出版总署要操办友邦德国文化言论事务，不许国人戴晴女士出席德国书展，想不到戴晴奋起抗争，自己买了一张飞机 票飞到法兰克福，在机场用英语与媒体流利对话，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法兰克福市政当局的关注，场面极为精彩火爆……。事端既起，中国政府再将矛头指向“ 无冕之王”——德国新闻媒体，结果当然是一局有中国特色的德国滑铁卢了。滑铁卢里败笔录定，这家“言论管理总署”却未必会痛定思痛：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 言论自由”的价值，但又何必将思想斗争搞得如此壁垒森严呢？我想他们是举着“汉贼不两立”的原则，来与戴晴女士的斗争的，他们是有撞死在南墙上的决心的。

秦 晖: 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 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 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 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 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 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 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 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 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 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 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 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 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 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 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 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 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 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 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 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 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 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 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 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 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 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 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 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 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 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 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 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 “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 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 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 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 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 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 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 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 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 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 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 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 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 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 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 （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 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 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 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 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 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 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 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 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 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 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 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 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 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 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 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 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 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 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 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 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 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 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 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 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 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 “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 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 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 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 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 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 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 “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 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 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 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 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 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 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 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 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 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 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 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 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 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 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 “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 “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 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 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 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 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