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胡平:从民主运动与异议运动的区别谈起——在中国研究院陈子明讨论会上的发言

作者与友人在机场迎接到美国治病的陈子明
2014年10月28日)


對"反對運動"要仔細劃分,它是不一樣的。有一種只叫"異議運動":他們就是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它不叫民主運動,因為它沒有大量的民眾追隨、參與,他們這個"異議"也可能有很大影響,當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一定要把別人召集得上來,跟著你一塊幹,明確表示支持你,這才叫民主運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

這種運動是非常少見的,蘇聯其實沒有過,蘇聯只有不同政見的活動。中國倒發生過一些。從這個角度講,子明他是相當成功的。共產黨對他監視,那也是後來監視得緊,開頭監視的並不緊。你想想看,他從參加民主牆,並沒有妨礙他後來考研究生,他1980年在民主牆都給封掉了以後考的研究生;然後,也並沒有妨礙他自己去下海,幹那麼一大攤事。但是你要知道要幹那些個事,是很要些影響,很要些關係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你不是街上賣大碗茶的,本來就是個邊緣分子,政府也不管你,自己搞;象他搞的事不一樣的,都是在老萬(萬潤南)搞"四通",那不是光是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會關係,說明體制它能夠容忍你、對你不是特別忌諱,如果他對你特別忌諱,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見當時——在"八九"之前——子明的活動餘地之所以那麼大,除了他個人能幹之外,就是他能夠在體制下,做那麼多事情,同時還能給自己一個很好的生存空間,在當時有這種生存空間,是很難得的。

後來,"六四"來了,大潮一卷,全軍覆沒,跟以前做的根本沒有關係。包括知識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沒怎麼摻合,跟香港的事也是一樣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倒霉,不是就那幾個最堅定分子——不是那個樣子的,一旦倒過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裡的人都跟著倒霉。特別在中國這種情況下,那麼大的翻盤。所以這之後,才會形成後來這個局面,25年也翻不了身,民運再也發動不起來。只有維權,維權還有個規模,那都是突發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民主運動,以民主作為訴求的,在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在青年學生集中的學校裡,就基本上再也沒有發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問題,學生都動不起來,別的社會階層基本都不太可能動起來。像你簽字啊,零八憲章啊,那都叫異議運動,那不叫群眾民主運動——不就是你們這些異議人士自己嗎?你並沒有把別的人,一般的人捲入進來嘛。

"六四"以後二十多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沒有民主運動了。而且都很難想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有一幫人把這個事再搞起來。維權運動之所以搞起來,道理很簡單,它的訴求低,確實沒有政治性。參加的知道自己沒有政治性,他知道政府知道他沒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政府也才敢,相對地不是每一次來就一定要鎮壓,並不是一有群體事件就扼殺在萌芽中,不是這個樣子的,他要看情況,看要怎麼怎麼處理解決。也就是說,維權運動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就在於它的那種非政治性。你現在很難想象在中國哪個地方,把自由民主這一類的東西當作他的直接訴求目標,居然可以在當地集中起成千上萬的人,很難出現這種局面了。

當年競選,你的群眾是隨機的群眾,學生嘛,不是在全中國找幾個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人,那很容易;你要在一個隨機的場合,能夠得到那個地方的多數人的支持,這個就很要緊。當時我們競選的時候,都知道,競選人民代表本身沒有一點意思,就是想證明我們的觀念,在學生中是佔上風的。軍濤不在乎,軍濤年輕氣盛嘛,他說選不選得上都無所謂,他本來是百分之百的選得上;我就很在乎要選上,很簡單,你要沒選上,他那邊就說了,"學生中間雖然有些人鼓吹自由化,但是大多數同學,怎麼怎麼樣",那話就來了。你選上他這話就說不出來了,你非得要給他看,他沒話可說嘛。所以在那種情況下,包括子明也都是,在那種場合下,顯然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把自己所有想法都說出來,全都說出來,學生中一大半就不敢投你的票了。你同時要把自由化的東西基本上都點出來,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能走太遠了——你要別人投你的票嘛。不僅要與你一樣堅定的人,還要那些猶豫不決的人,認識不那麼清楚的人,只有他們也參與了,投你的票,你才可能得到足夠的多數票嘛,少數勇敢分子,那根本用不著了。

八九之前本來這些都很清楚的,大家摸索都有些經驗的。八九之後整個一個大翻盤,使得人們整個事情都看不清楚了,現在人們動不動就說"都一樣",說"許志永不是很注意嗎,浦志強不也抓了嗎?"證明"全都一樣"。當然這已經不一樣了,許志永畢竟搞了那麼長時間,浦志強畢竟搞了那麼多年,跟突然冒出來造成的影響力,畢竟還是不一樣的。有了一段時間,存活機會,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把有些事情、有些思想傳播出去,就可以造成影響。
我一再強調,這和你發表不同政見是不一樣的。體制外的、民間的、包括網絡的,肯定散佈到的讀者數量就非常少,如果你覺得體制內的空間大,一輩子從體制內尋找發表空間,那你就得將就著受他的審查;但是"不同政見",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見解和別人不一樣,見解有超出他的成分,儘管你在中間也可以做很多調整,讓檢查官員一下子看不出來,這種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是以發表不同政見作為你的目的的話,你並不把在一時之間能夠得到多少人的有形的支持,看得很重;你要在乎把問題說得好,說得尖銳,說得清楚,哪怕只有少數人懂了呢、只有少數人看了呢,那不重要,因為有這少數人看就夠了,他們是起作用的人。一般街頭上的人,對參加運動很重要,但是對於懂不懂你的思想,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搞群眾運動,你要造成那種風潮,那你就一定要考慮怎麼能讓其他人加入進來,怎麼公開地表示——不是肚子裡表示,不是回家跟老婆說話的時候表示,而是明確地表示要支持你。這件事情,"六四"之後始終就很難辦,一方面當局比過去更敏感,壓制的時候更不要藉口,過去總需要一些藉口。另外,主要是民氣,少了那種聲勢。大家在一種很激烈的言辭之下,實際是種失敗主義情緒,覺得什麼都幹不成,覺得幹什麼都受壓制一定是必然的。
既然參與的那麼少,當然官方打壓起來就很容易,到時候他就反過來證明,"你看我跟你說了吧,搞不成吧?"其實如果他們大家都參加,就搞成了,官方就很難打壓,這也是個自我實現嘛,失敗主義就會造成自我實現。

你看"六四"之後這二十多年,其實有些空間,比"六四"之前大嘛。不說別的,1979年審魏京生的時候,劉青他們不就偷偷帶了錄音機進去,整理了印出來,街頭巷尾散發,就給抓起來了嘛;現在你看哪兒審個什麼異議人士,你看一大幫人跑了去了,門口站著,拉個條兒,對不對?把他們法庭上的答辯詞到處散佈,相比起來,當局的反應還不如1979年,1979年比這個來得更狠,來得更快。1989年以前,幾乎沒有這種具有政治含義的審判能夠公開上街,扯條表示反對的。我們都是經那個時候過來的,沒有這種情況嘛。但是問題呢,老百姓一般人,他沒有這種躍躍欲試的勁頭了,沒有一件事他覺得有成功的希望。其實,大多數人總是抱著一種成功的希望,他才會走上去的。少數人可以不顧這一切,多數人他一定是有這個希望在裡頭才會去。現在他沒有這種希望了,而沒有希望,他就不上去,不上去就更沒有希望——成了這種惡性循環。

群眾運動就是個比塊頭、比規模,說到底就是比規模。你八九什麼了不起,八九提的口號比七九還差呢,但就是人多嘛,說了半天就是人多嘛。原來幾十個幾百個人,現在變成是全中國幾千萬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像香港佔中提的那個口號也很簡單,而且沒說反對中共專制統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國現在這件事就很麻煩,這個事情我們弄不好,中國就長期地不會出現我們所期待的那種機會。這種有規模的,從而能夠真正使當局感到壓力的民主運動,25年過去了,沒有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看不出來好的情緒在冒出來,那種參與的熱情,對自己力量的一種自信,都看不到。

所以我老講,現在講80年代,其實都說不到點子上。人家說80年代也沒什麼了不起,趙紫陽講什麼?趙紫陽沒講什麼政治上了不起的話,胡耀邦也沒講什麼,那時候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東西也不怎麼樣,還比不上現在說得狠呢,因為現在至少,意識形態上,原來那一套鬆動了嘛,控制比原來少一些了。但是,80年代有那麼一股勁頭,我們是過來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勢頭在那兒,走到哪兒去,都感覺到有一股東西在往上頭冒、往上頭衝。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壓制,你發現你是很受歡迎的。而學生啊年輕人啊,整個地它有那麼一種勁頭在那兒。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1989年剛剛一開年,很多人就覺得中國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這麼認為。那就是你看得出來,感覺得到嘛。這個很難描述,因為它沒有哪個社會學經濟學的可量度的指標,根據那個指標,達到三了,達到二了……沒有那個東西,你找不出什麼。民眾的情緒,又沒有特殊的表達方式,所以你沒有指標,沒有量度,但誰都能感受到,那個時候和現在就是不一樣。不一樣,就是在一種社會整體氣氛上的不一樣,而現在,你感受不出中國有這種氣氛,你看不出這種氣氛在朝上冒,哪怕現在很小呢,它在朝上冒,這個才是很重要的。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這種人,英雄就無用武之地了嘛。

他們在80年代扮演的角色,當然他們指責,軍濤他們開始是不打算介入的,後來介入了。這事我沒有跟他細細交流,但是從我推想的,實際上很簡單的嘛,第一,他們正是多年做這種事情的人,他們很清楚,就不會低估當局的那種壓制的力量。他們也知道當局中有些人也比較開明,他們也知道這種開明會到什麼程度,開明到底有多大力量。他們本來一直是在做這些事情,就很關心,很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才會採取那種態度,因為他們不太相信就靠這麼著,就能夠讓當局作出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就會認為,和當局的、體制內比較溫和的改革派的一種配合是必要的。而和改革派的配合,你都不能對他要求他太高,你都不能指望,你不能動不動就問,趙紫陽怎麼不能當葉利欽?你對他指望太高了嘛,先就不要那麼想嘛。

如果這麼一看,他當時採取的那種態度,就是挺有道理的,他正是因為對友軍、對敵軍有個很清醒的分析、很明確的算計嘛。到頭來,結果就是我們看見的,一旦失敗了,所有的人,不管你當時溫和不溫和,都受到牽連。那沒怎麼受到牽連的,有的是離得太遠,有的趕快回去寫檢討、去認錯去了。我們知道很多受迫害比較深的人,還不是當時捲得很深的人,不是,就是他不認錯嘛。其實到後來當局也知道,參與的人那麼多,叫你認個錯也是假的,你糊弄一下,反正給他個面子,但他要這個就夠了——你說我參加動亂,我不小心,我錯了,那他就放你一馬。有的人參與得很有限,但他始終不認個錯,那你就是永遠過不了關,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參與得並不深,但他也是仗著他參與不深,個性又強,他就是不認個錯,那邊看你既然不認錯,那就不能讓你過這個關,就一定給他一個在他的情況下最嚴厲的打壓,很多情況是這樣子。很多捲得很深的人,搖身一變,痛哭流涕一番,也就過去了。當然也還要看,你真要深到那份上了,他到要抓你的程度上了,那你橫豎是打擊對象。官方肯定有很多很多這種分類。

就是說,當時他是這麼一種情況造成的。現在把這個問題居然對他們指責,說成是共產黨派來的,去天安門是統戰部派的,"你搞統戰"!又把統戰想得很壞,搞統戰就是壞事,軍濤和子明成了壞人了。而從來就沒有人想過,你說當時,你們不就是主張撤嘛,主張撤,對,閻明復他們有這個想法,也許趙紫陽有這個想法,那他們倆是好人哪,因為以後事實他們是好人哪。要說當時誰最不想學生撤呢?肯定李鵬最不想學生撤了,那你怎麼不說堅持到底那個人是李鵬派來的呢?他那種邏輯,永遠是左的吃香嘛!他們已經付出這麼大代價了,沒有人去檢討那些人、從道義上去指責那些人有什麼不對,而這些已經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以自己的堅貞不屈付出了一輩子的代價,他們還要遭受這個名譽上的最大損害,說"你們是共產黨",這個太不公平了嘛,對不對?連起碼的公平都沒有了嘛。"他們"指誰呢,李錄是最堅決的一個,後來也不幹民運了,悶聲發大財,發大財到中國成了座上客,那麼些態度堅定的人、愛抓特務的人,誰去抓這個"特務"了?我們從來不去抓特務,所以永遠看到那邊在罵這些人,站在道義制高點來罵。現在包括網上可以看到,很多異議人士對子明的死根本不是我們這個態度啊,恨不能對子明…

反過來,對那些真是禍國殃民的人,從來是寬大——只要他調子足夠高,甚至,只要你原來那麼高,後來變調都沒關係,對那些人有那麼大的容忍度!你說,要是子明跑去發了大財了,還有王軍濤,那還不把你腦袋罵破了?因為你原來就這個表現啊,正好連到一塊了。他這個邏輯是很奇怪的邏輯嘛。要這個運動成功,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想法不糾正,就不會有第二次運動,很簡單,不會有了。說什麼"群眾擦亮眼睛了",我說,我們經歷過,老百姓是怎麼想的,我們該清楚啊,不是唱高調就解決問題的嘛。二十多年過去了,說了半天老說"高潮要來",而且說"老百姓擦亮眼睛了",不是那麼回事嘛。這個情況我們都經歷過,特別經歷過毛時代,都知道的嘛。那也是啊,毛時代,毛垮台了,新的人上來了,至少沒以前那麼權威了,很多人在那個時候才比較敢於說話,在毛時代敢於說話的人就要少得多嘛。同樣,不是壓迫,不是苦難,而是人們的希望,是喚起人們站出來行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他要看到希望。要是打壓太緊張,覺得完全沒有希望,他就放棄了,尤其是在放棄抗爭的時候他也能過日子,甚至還能過得不錯,那他幹什麼要站出來呀?如果他沒有退路,放棄就是死路一條,那又另當別論了。人的這個情緒應該是很清楚的。

所以,從子明的去世,我覺得我們至少應該把這個問題,再次提出來。這個不光是關係到對子明個人的歷史定位,對他的評價,也是對中國整個民主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檢討。而且這種檢討,不是個純學術的問題,它關鍵是對今後會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我們已經看到了,已經看到25年了,不能再看個25年。

如果不是再看25年,而是再看個10年,那種情況還不出現的話,就永遠不會出現了。將來中國可能會變化,但是從別的角度出來的變化,上面自己打起來啦,出了戈爾巴喬夫啦,怎麼怎麼樣,但是不可能從民運推出變化了,不是我們原來一直大家以為的、期望的,來自民間的,來自體制外的,來自這種社會的,包括青年學生的,主動參與,主動推動,敲開了整個變化的第一步……這種場面就不會出現了!

也就是說,隨著"六四"的失敗,這個就從此畫上句號了。當時那麼轟轟烈烈,它的失敗可能就會有這麼慘重,慘重到以致你過了多少年之後,再也沒有了,你才會知道那次的失敗有多麼深,創傷會有多麼深。

我想借紀念子明的這種機會說這些想法——恰恰子明又是在這方面,儘管我們都說了很多正面的話了,人家坐牢坐這麼久,監獄裡邊,人家堅持扛著,就不認這個錯,出來之後又一直受這麼打壓,居然還是可以從道義上去指責人家,這簡直豈有此理嘛。這種毫不負責任的,沒有任何責任感的東西,對中國整個異議運動和民主運動有多麼大、多麼大的危害。我們這個會上,我想軍濤肯定和我有很多同感,我覺得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還是很有意義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