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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9日星期六

野渡:新极权时代的言论严控与公知分化


网络图片:艾未未、郝建(右)

思潮的争论足以让更多的民众明白了新极权主义下的社会现实;抗争推动的政治转型才是最佳路径,未来的路径诀择在民众手上……

新极权时代的刚性专政铁腕

自2011年以降,中国结束了长达20年的后极权时代,进入了典型的新极权时代。如果说极权主义的逻辑是你不与我们在一起,你就是在反对我们,那么后极权主义的逻辑就是你不反对我们,你就是与我们在一起,而到了新极权主义的的逻辑则是除了我们,谁都不与我们在一起,都在反对我们。所以新极权主义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一反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弱化被动防守,主动进攻以刚性专政铁腕对付民间社会。

新极权的建立基于官方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后极权末期与官方意识形态弱化相随的是民间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各阶层共识凝聚的零八宪章的发表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阿拉伯之春的广场革命冲击,网络新媒体成为网民网上围观与网下行动的平台,种种因素使官方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亡党亡国"的末世恐惧,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需要改变后极权时代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与镇压,而维稳体制的升级版"国安体制",可视为新极权建立的正式标志。

网民言论空间急剧收缩

极权主义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而暴力和谎言依然成为新极权主义的依赖支柱。新极权主义一面以大扫荡模式持续打击、消耗民间社会,一面严厉地控制媒体、网络言论,压制异端思想,以期恢复极权时期的社会思想的统一。

从去年至今,传统媒体成为新极权严厉控制言论的最大牺牲品。新极权强行推广党管媒体原则,以禁令系统、把关体系层层设防,媒体的言论空间被禁锢,党化色彩越来越浓厚。传统媒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在经济有限自由化进程中也开始了媒体的有限市场化,中国南方的广州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所在地即得益于走在媒体市场化探索的最前面,在中国最富裕的珠三角城市群区覆盖了中国最密集的都市报。而在新极权严控下,媒体的市场属性被扼杀,重新向党报回归,而市场必然也对党媒排斥,造成传统媒体无论是舆论影响力还是经济收益都大幅度下滑。

官方把互联网视为舆论斗争主战场,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心头之患",所以对网络的控制与打压也是新极权严厉控制言论的最主要战场。从实名制到封杀微博知名大V,以"二高"司法解释传谣转贴五百即可入罪恐吓等等控制手段层出不穷。

在官方的严控打压下,网民言论空间急剧收缩,去年底微博用户直线下降将近三千万人。在去年10月的第十三届中国网媒论坛上,官方网媒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骄傲地宣布:"党和政府已经初步而有力地掌握了互联网这个舆论主战场上的主动权,有力地扭转了前几年政府工作在网上被"围观"的被动局面。正能量覆盖负能量,网络戾气大为缓解。互联网雾霾渐散,清朗的天空初现。"

公知地位开始不断弱化

在新极权严控言论下,曾在公共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地位开始不断弱化,甚至在当今的话语体系里已悄然成了一个贬义词。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正式使用是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推出的一个概念,因其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公知的产生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密不可分。市场化进程需要市场化媒体,市场化媒体需要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以获得受众,受众需要与传声筒性质的官媒喉舌相异的声音,从而催生了就公共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公知就此应运而生。到了新媒体时代,由于微博在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公知的"意见领袖"作用获得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有影响力的公知动辄上千万粉丝。

在新极权时期公知作用被弱化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

在外因上,公知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平台被严控。传统媒体被迫放弃市场化回归党化,因应市场化需求而产生的公知声音在传统媒体平台开始消音。在新媒体平台上,官方以薛蛮子"嫖娼"和秦火火"造谣"事件杀鸡儆猴,严控公知微博言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对公知明确提出了"七条底线",要求这些网络名人不能碰触: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即使是很有影响力的公知,在言论触及官方敏感区时,官方会禁止他们在一定时间段内发言或者直接删除微博账号。慕容雪村和李承鹏是著名公知,分别拥有400万粉丝和拥有700万粉丝,但是当他们基于良知而就常识发言时也被官方毫不犹豫地删除微博账号。

在内因上,公知群体本身良莠不齐。由于不少公知依附于体制,缺乏独立性,在极权压力或利诱下很容易妥协,成为新极权的帮闲。不少公知的知识、视野也不足,如在台湾的反服贸问题上,大陆好几个知名公知张鸣、萧瀚等人就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或知识结构上的陈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曾深刻剖析批判过包括自己在内的公知缺陷:"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

未来路径诀择在民众手上

在新极权统治下,民间社会的自我发育空间被扼杀,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在明显变化,冲突与抗争将成为新极权下官民关系的主旋律,公知群体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近两年以来,革命与改良、暴力与非暴力、革命与民粹、激进与温和的思潮争论成为从公知到草根的主流话题。因应路径的不同诀择,以立场来站队成为公知分化不争的事实。

笔者无意在此评断思潮争论的孰是孰非。观念之争也很难说服人,要害在于,思潮的争论足以让更多的民众明白了新极权主义下的社会现实,这比虚幻的共识更易道破中国现在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观念恒有,抗争推动的政治转型才是最佳路径,未来的路径诀择在民众手上,而不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中。

在公知群体的分化中,让人心动的是越来越多人选择了成为异知(异议知识分子的简称),与这个源远流长包括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的群体站在一起,而不是选择违心去光亮处搔首弄姿成为另一种公知(公家御用知识分子)。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所在吧。

2014年7月4日于广州家中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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