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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日星期二

怎样看待亨廷顿名作《军人与国家》关于文武关系的探讨?

军人与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军人与国家》这本书是在1957年出炉,1988年再版。时隔半个世纪,至今它仍然是军事政治学或文武关系理论上广受重视与引证的经典之着。1997年的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Sept/Oct,214-37)将他这本书选为最近75年来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其中军事、科技类6本中之一。伊利奥.柯汉(Eliot A. Cohen)负责军事、科技类各书的简介。他将亨廷顿这本书与芝加哥加大学社会学教授莫里斯.简诺维(Moriss Janowitz)的《专业军人》(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1960)一并介绍。


亨廷顿 

 根据柯汉的简介,这两本重要著作呈现出对于军事专业和它与民间社会关系的两种分歧的见解。亨廷顿来说,军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在于专业主义的本质。他将军人心态(military mind)描述为具有保守的、现实主义的和悲观的人类本质,提出以「客观统制」(objective control)作为文武关系最适宜的形式。这种文人统制(或称为「文人领军」)形式是以尽力扩大军官团的专业主义,包括军官团在一种清楚界定的军事氛图内的自主性,来达成目标。简诺维是美国军事社会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不同的观点,辩称军官团已产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型,即他所主张的「保安警察」(constabulary)模型,也就是说,军队逐渐转变成类似警察武力,在严密掌控和受到限制的环境下来组织和运用暴力,并与他们所保护的社会保持紧密的连结。柯汉认为,这两本出色的著作,看法不同,但都包含了对处于纷乱时代的军事专业最具洞察力的评价。

  西方学者对文武关系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对这一主题或领域作进一步分析的特定兴趣,要到1950年代末期以后才得到真正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即表现在上述两部经典著作。这两项研究共同的一个宏观面观点,强调了军官职业是一种专业,具有某些增进效率和责任感的特质。

  在《军人与国家》这本书中,亨廷顿认为军官阶层是一种充分发展了的专业,因为它相当程度地显示出理想型专业模式的三个主要特征:专业技术、责任感和团队意识(1957, 8-10)。不过,军队是在一个无视于政治或其它非军事性考虑的政治环境里实现它的目的,所以它的专业主义可以总结为具有运用致命性暴力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能力,自我认同的团体意识,以及对更大团体的最终责任感。


  

  根据亨廷顿的看法,只有涉及和致力于暴力管理的重要知识和技术的军官才是军事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像军中被派任的律师和医生,以及招募来的士兵,都不能被分类为军事专业人员。而且,后者的特征来自,并且是由军事任务的内容和功能所造成的。因此,专业军官尤其应服从和效忠于国家的权威,增长军事知识与技术,致力于运用其技术保障国家的安全,并且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他的专业承诺意识是由反映了一套精心灌输的价值、态度,亦即军事伦理,所塑造成的。这些被认为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专业观或军人心态,其特征是「悲观、集体主义、历史倾向、权力取向、国家主义、军事主义、和平主义和工具主义-简言之,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1957, 79)。亨廷顿从利益团体政治观点建构他对文武关系的分析途径,文武关系成为多元政治系统的次系统;因此,文武关系最多问题的核心就是武装力量与社会中其它团体之间相对权力的问题。亨廷顿主张,军官团越专业化,就越可能成为有效率执行国家政策和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工具。主流的政治信念影响了文武关系的本质。亨廷顿认为,保守的意识型态(而非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或马克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军事伦理和专业主义最能兼容并蓄。

  亨廷顿关于武装力量对美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影响倍加关注。他在《军人与国家》这本书中,不仅对军队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同时还建构了这种关系的理论。一则为美国处于主导地位的文武关系提出解释,再则也为同样关注军队影响力上升的其它国家提供了指导原则。亨廷顿的特殊理论贡献,在于对有关外部与内部防卫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度层面和运作层面加以区分。制度面着重处理「运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的方式」(1957,1)。国家安全决策包括政府制度、军队本身,以及政治实施过程。国家安全的目标是在不牺牲其它社会价值的情况下获得确保,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军队功能需求与公众的普遍社会价值之间取得一种适切的平衡。

  亨廷顿试图找出防止武装力量干预民主政治运作和人民自由生活的途径。他的核心概念就是透过军事专业主义来达到文人统制。根据他的看法,专业主义是达到文人统制军队的关键。在客观的(objective)和主观的(subjective)两种文人统制方法中(1957,80-84),前者是尽可能地培养军人的专业主义,使军人自发性地服从文人领导,以达到文人对军队的统制;后者则是最大限度地扩张文人权威,严密掌控军队。亨廷顿认为,以专业主义为核心的客观统制方法远比主观方法可取。与其将文人的价值观和指令强加给军队,因而对军队的效率和国家安全造成伤害,不如激励军人认清自身从属于国家的身份,从而提高军队的效率。

  亨廷顿的理论显示,美国对军队与社会关系的态度的变化,反映在战后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的转变。自由主义哲学对于军队一直抱持敌意,总体上着重主观统制方法和军人的文人化(civilianization),而新保守主义则认为,如果国家安全要得到保证的话,拥有高度专业技能的军队是必要的。作为军人伦理的专业主义,在实际保障安全需要和适当文人统制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某些保证。因为伦理是一种责任理想,意味着军队负有最高标准的防卫和战备的承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义务不是去实行或采取与其服务的社会价值、社会选择相抵触的政策与行动。

  尽管亨廷顿这一本书被认为是文武关系这一领域的经典之着,他们建构的文人统制这一模型也广被引用,但仍然有其局限性,招致不少批评。首先,同样重视军事专业主义的简诺维?,就不认为军人能保持政治中立。他指出,由于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军队的规模和运作方式已在改变。军队的领导方法和它与社会的关系,也都在转变。军队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相当密切,换言之,军队事实上无法只被限制在军营中从事战备与训练,或只是对外担负抵御外侮的安全任务。也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政治作战的概念、军民关系和新型公共关系,凸显了军队无法完全与政治和社会隔?,反而深受其影响(1960)。

  此外,简诺维认为,传统的专业主义见解已因战争本身的改变而显得薄弱。例如,作战机器的复杂化已削弱了军事和非事组织间的界线,军事机构更具有任何大规模组织的典型特?(1960,15)。他认为亨廷顿的「客观文人统制」概念在世界大战年代有其意义,但核子革命导致了「军人与文人组织的聚合(convergence)」。他所提出的军官阶层的「保安警察概念」,主张审慎评估情势中有限使用武力(1960,418);以及区分「胸怀传统主义和荣耀的英雄式领导者(heroic leader)与重视科学和理性从事战争的军事管理者(military manager)」(Ibid,21)。换言之,简诺维认为,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武装部队,其任务已扩大或转型到兼顾类似警察使用非武力的执行方式;军事领导者也应具备民间企业组织的管理能力。这一趋势显示了文人与军人之间的聚合而非杭廷顿所认为的文武间的分离(divergence)。

  继简诺维之后,塞缪尔.范纳尔(Samuel E. Finer)也提出批评。他并不认为军人专业主义能够防止军人干政,它反而往往是军人干政的动机。前述亨廷顿认为军官专业化程度愈高,愈能投身军事专业技术工作与训练,也就愈不会去涉及与他们无关的政治性政策议题。换言之,要防止军人介入政治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军官们「完全地」专业化,如此便能使他们保持「政治无为和中立(politically sterile and neutral)」(Huntington 1957,84)。但是,范纳尔不以为然。他认为亨廷顿所主张的作为军事专业主义之本质的政治无为或政治中立,事实上,经常使军队与文人权威产生冲突。他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军人自觉得本身是专业,可能导致他们自视为是国家仆人,而非掌权政府的仆人,他会将国家社群看作是一种永续的团体而政府机构则是暂时的在职者;第二,专业化的军队极力保护它的集团地位和特权,亦即渴望维护它的自主权,如此一来,可能导致军事工团主义(military syndicalism)-坚持只有军队才有资格决定诸如甄补、训练、人员和装备等事务;也可能导致军队要求对所有其它影响军队的事务能做最后判断。军队对这些事情的要求,必定会与传统上处理这些事务的文人政府发生冲突;第三,军队不愿被用来镇压政府的内部的反对者。专业军人自视为国家抵御外敌的护卫者,是一支战斗武力,而非警察团体。因此,范纳尔指出,「这三种源自专业主义的倾向皆可能导致军队和文人权威的冲突。因此,专业主义并非亨廷顿所说的,是唯一或甚至是主要的防止军人权力至上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civil power)(Finer 1962,24)。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军队可能基于法律、宪法的要求或国家诉诸最后手段,而需要干预政府,承担社会统治责任。在这些情况之下所作的响应,应是一种专业责任,因此,只依靠专业主义并不足以保证军人不会干政(1962)。亚莫斯.波尔穆特(Amos Perlmutter)呼应此一论点,他发现导致军人干政的主要原因并非专业化的制度,而是社团主义(corporatism),也就是为了集团利益而团结一致的团体意识,军队的专业化仅是军人不干政的一项保证而己(1980,xv-xvi)。

  历史学家亚伦.葛特曼(Allen Guttmann)则批评亨廷顿在提出他的论辩时,曲解了美国历史(1965,221-37;1967, 100-122, in Cohen 2002,230);葛特曼也不认为美国文人和军人的价值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就前者言,葛特曼指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两次大战期间,军队并未孤立于美国政治体制之外,事实上,美国军官对于政体颇具代表性。此外,美军并未执着于与广大社会不和的保守世界观,他们分享了美国社会一般的务实和民主的观点。就后者言,杭廷顿的理想型军官是一位标准的贵族类型军官,既富有爱国精神,也充满袍泽情感,并且视荣誉感为军人的核心价值。但是,葛特曼认为,美国军事将领们持有倔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就以美国典型人物史东华.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而言,也少有欧洲军官所赞许的,也是亨廷顿理论特征之一的,一丝不苟的骑士精神(Guttmann 1967,108)。山姆.萨先奇(Sam Sarkesian)也认为,美国军官团的习性具有中产阶级的价值和志向,这些特质深植于他们所处的社会(1981,283-97)。

  军事社会学家查理士.莫司考斯(Charles Moskos)于1977年提出「制度-职业模型」(Institutional- Occupational Model,简称I/O模型)的主张,间接表达了不同于亨廷顿的专业主义观点。他认为,军队的社会组织形态和军人生活方式已经缓慢而稳定地由制度性向职业性转变。「制度性是以价值和规范使其具有正当性,亦即以超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所认定的更高的善为目的」;职业性则是「从市场获得正当性,亦即对同等能力给予通行货币的报酬」(1977,52-43)。1986年,莫斯考司对I/O模型的最新发展趋势提出详细的说明。他指出,亨廷顿的军事专业主义与I模型相接近,简诺维兹的军事专业主义则近似O模型;当军事组织和军人生活方式从I型转变到O型时,军队与民间社会或军文关系,即由高度的分离关系演变到高度的聚合关系(1986,377-78)。这一观点呼应了简诺维「保安警察」概念中军队与政治、社会关系密切的论点,但间接批评了杭廷顿「客观文人统制」概念中的文、武明显区隔的主张。

  对亨廷顿所主张的文武间界线清楚,双方居于团体利益竞争而时有冲突的论点提出质疑的其它学者,如里贝卡.席夫(Rebecca L. Schiff),他在尝试建构一项综合性理论-「调和理论」(a theory of concordance)时,认为现有文武关系理论主张文武分离和透过文人对军队的统制权威以防止军人干政,未考虑到文人社会和文化(价值、态度和象?)的重要影响。席夫的调和论点则强调军队、政治精英和社会三者的对话、调和和共享价值或目标。如果这三方面能在军官团的组成、政治决策过程、甄补方法和军人风格(military style)这四项指标上调和一致的话,国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1995,12)。

  此外,道格拉斯.布兰德(Douglas L. Bland)有鉴于许多文人领军的不同模型只能分别解释某种现象而无法宏观了解文人领军的全貌所提出的一种「统一理论」(a unified theory),他称之为「责任分担理论」(the theory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主张文人统制军队的管理和维持是透过文人领导者们和军官们之间的共同负责和分工来进行。共同责任的关系和安排,受一国政权中的文、武「行为者所秉持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制约」(1999,7-8)。

  山姆.萨奇先(Sam C. Sarkesian)认为亨廷顿的论点不适于民主体系之处,是专业主义概念有可能造成对文人统制的伤害。他指出,亨廷顿所主张的专业人员对政治冷漠的观点可能发展出一种对民主价值与民主过程甚至民主政体没有感应的军事专业主义;期待一个军事系统对它所属的政治-社会系统无动于衷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文人社会化和民主价值系统方面。此外,亨廷顿所认为的专业军官对世界抱持霍布士观点,也会误导专业人员对他的民主社会持有这种观念(1981,45-47)。

  英国学者马丁.埃德蒙(Martin Edmonds)认为,亨廷顿以扩大专业主义来达到文人统制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问题在于他所依赖的是美国军队自身对于专业主义的界定,而这种界定又是以军队认为自己对文人政府事务不感兴趣为前提。他忽略了许多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的专业化概念是格格不入的。他所描述的理想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早期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同。要使亨廷顿的理论适当可行,以及在军队需求和尊重国家安全政策的社会价值之间取得平衡,不仅必须使理想的情况普及,而且必须对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有一清晰理解的鉴别,但这种理想条件显然不存在。因此,他所建议的以客观军事专业主义作为促进文人对军队的统制,应该更加审慎地评估(Edmonds 1988, 80)。

  亨廷顿以培养军事专业主义达到文人统制的主张也受到柯恩(Richard H. Kohn)的质疑。他指出:「亨廷顿的公式之吊诡处是,军人的自主性越高,文人统制在实际运作上即越少;『客观』文人统制或许可减少军人干政至最低程度,但也可能减低文人对军队事务的控制,结果是,军人与文人的责任范围如何和从何界定,将难以得到一致的意见。」(1997,4)

  伊利.柯汉在2002年的〈文人统制理论〉一文中指出,亨廷顿认为客观文人统制之重视军事专业主义远比主观文人统制之重视文人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为佳。但是他却认为,受意识形态鼓舞的战士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初级军官,且具有战场士兵领导者所需要的自我牺牲、诚正和冲劲这些特质。他举例说,像纳粹军人、中共人民解放军、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旅(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和以色列独立前的帕马赫(Palmach)部队,它们之所以能以弱击强、以寡击众,就是它们的领导军官具有这些特质(Cohen 2002,244)。

  此外,根据柯汉的观察,亨廷顿将军事专业主义内涵看作是「暴力管理」(management of violence),排除了其它大量军事活动(如后勤),这些活动与民间相似,但却是军事行动所不可或缺的,使用到的相关技术许多易于与民间交流。事实上军官的管理才能不仅是限于武力的管理,退役后在民间企业中也有卓越的表现,反之,来自民间,未经常规教育训练的军职人员同样也有优越的领导管理能力。柯汉也指出,在军中真正具有参与作战经验的军官并不多,甚至没有(pp.244-46)。

  不过,柯汉也承认,尽管亨廷顿的专业论点受到各种批评,但他的一般概念仍然屹立不变,而且受到大众欢迎。军人生活是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仍然与社会价值相当疏远。他发现军人仍然在独立自足的基地中独特生活,可能已不合时宜的牺牲奉献、纪律和荣誉等价值观持续盛行于军中。例如,通常被民间社会所忽略的通奸罪,在军中仍然会受到惩处(2002,240)。

  有一派所谓「战略怀疑论」(strategic nihilism)学者,他们反对典型的文武关系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将逐渐损害战时文人领导能力的可能性,因为它是一种战略无主义的准则,否定战争的目的性,也是一种人类学上决定论(anthoropological determinism)的准则,以战士的军官条件取代专业的军官条件。亨廷顿和上述对他的批评者都了解武力的使用是一种受理性控制的活动,但对于被理解为孤立于民间社会之外的专业主义的重要性和核子时代中控制暴力的本质,在看法上并不相同,而战略怀疑论这一派思想则极力排斥理性行为的前提(Cohen 2002,234)。

  战略怀疑论者包括利奥.托尔斯泰(Leo Tolstoy)、葛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罗素.魏格雷(Rusell Weigley)和约翰.基根(John Keegan)等人。托尔斯泰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透过书中人物对战争的体验,声称「没有、也不可能有战争科学,也因此没有军事天才这回事」;将领之所以被称为天才,是由于他们的职位所享有的特权,以及人们对掌权者过度阿謏奉承的倾向所造成(Tolstoy 1968,774-75)。

  托尔斯泰的观点引起了德国历史学者里特和美国军事史学家魏格雷与基根等人的共鸣,这些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质疑或甚至拒绝一般人所认为的以战争达到政治目的的战略。首先,里特在其名著《军权与王权:德国军事主义问题》(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 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中,虽然同意克劳塞维兹战争服从政治的论点,但认为他本质上低估了运作上的困难度。里特指出,政治人物在战时总是很难运用其权威掌控卓越的将领。「军事立场和建设性和平原则」相左,文、武不同的价值观会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关系(Ritter 1969,Vol.III,486;Vol.I,70 )。其次,魏格雷也认为战略几乎不可能存在。「战争设定了它本身的目的」(Weigley 1988,341,in Cohen 2002),不管是民主、君主或极权那一种体制,都无法使战争成为「政策的工具而非自主的武力」(Ibid. 39)。战争也许能改变某些发展,但无法达到确切的目的(Ibid.,536)。最后,里特排斥基于杭廷顿目的与手段关系的战略的可能性,认为战略和执行者的本质不兼容,军人作风在许多方面超越文化,并且与政治相抵触。他认为杭廷顿和简诺维?的军事专业主义概念天真乐观,并反对克劳塞维?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观点,「战争不需要包含政治,因为许多发动战争者都拒绝吓阻和外交行为」(Keegan 1976;1987;1993,15, in Cohen 2002,238)。

  以上学者对于亨廷顿文武关系理论的批评,除了怀疑论者对于战略的虚无主义否定观不足取以外,大致上集中在这几个观点:文、武之间的界限难于清楚区隔;文武关系不一定是冲突、紧张的关系;军人难于和政治、社会完全脱离;军事专业主义不见得有助于避免军人干政或使国家走向现代代,它甚至是可能导致军人干政的因素。亨廷顿的文人统制理论尽管有其局限性,而受到少数人的批评,甚至对这一理论的理想性和他个人的种族优越感也曾有微辞,但是,无可否认的,他的理论和分析模型至今仍然无人能取代它,并且仍然广受引用。一方面,客观文人统制模式不仅能解释美国和其它先进民主国家的文武关系,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巩固进程上,为建构稳定而良善的文武关系提供了最佳的制度选项。另一方面,主观文人统制模式,不仅可以解释共党国家以党领军的体制和极权主义国家,如德国纳粹、史大林时代的苏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的体制,也相当程度地可以解释传统西方贵族政治和东方专制体制下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军权严格掌控的政军关系。

  亨廷顿原著是本所「军事政治学研究」课程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有鉴于亨廷顿这一部巨著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的价值,译者群不揣学浅和译文功力上的火候不足,尝试努力将它译介给国内读者。国内对于杭廷顿在政治学方面的贡献相当熟悉,但对于他在军事政治这一领域的成就,则较为陌生。本书的引介,即希望弥补这一缺口。

  还需特别一提的是,十分感谢时英出版社吴心健和吴心颐两位仁兄,对于译介本书的支持和鼓励,向哈佛大学取得翻译出版授权,并且对于译稿不得己拖延了两年之久能够加以宽容。由于他们的促成,才使得本书译本得以在国内问世。

  本书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文武关系的理论。读者将可自文中了解许多史实,这些史实以美国为主,也包括欧洲及亚洲。本书并不是刻意要去叙述历史上一般性或特殊性的文武关系,只是企图发展一种观察或思考文武关系的方式;简言之,就是发展一种理论架构。理解必须藉助理论,理论必须将事物抽象化,抽象化则须将现实界简化且秩序化。没有任何理论可用以解释一切事物,读者或将发现本书中的概念和区分过于尖锐,也过于严谨,以致与现实界相去甚远。现实世界显然是杂乱无章、不理性且不和谐,换言之:现实界的个人、机构和信仰并无法以逻辑的方法巨细靡遗地进行归类。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他能在生活的现实世界中获取教训,并以此广泛地运用,就仍然需要精细的分类。因此,不得已就只有从一些并非完全根据人类理性法则运作的现象加以通则化。衡量理论的标准之一,是理论包涵及解释一切相关事实的程度为何;另一项更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它所包涵并解释的事实是否比其它理论作得更好。在文武关系的研究上,最大的缺憾也就是理论的不足。文武关系唯一的理论,是一套模糊不清且无系统的假定与信仰,也就是深植美国人心,美国式自由主义所隐含的前提。这些理念的集合并无法涵盖许多重要的事实,且它在当前世界含糊不清的价值层级体系中,显得十分陈腐。本书希望提供一个更加有用及相关性的架构,引发、界定有关文武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而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激发对于文武关系和国家安全作进一步思考。

  本书基于两种方法论上的假定。首先,假定任何社会的文武关系,应该被视为一种包含相互依赖元素的系统来研究。这个系统主要的成份包括:政府中军事制度的正式与结构性的地位;更加广泛的是军事团体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及其所扮演的非正式的角色;以及军事团体和非军事团体意识型态的本质。这三项因素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任何一种因素改变,都将牵动其它因素的变化。例如,日本和德国军官团中不同的意识型态,直接关系着不同社会权威与影响力不同的运用方式,及这些社会中不同意识型态的组合。同样地,美国军官团从1935年到1945年,其权力的改变,对于该等军官团的思维产生极大的冲击。由此,任何文武关系的体系,一方面涉及军队的权威、影响力及意识型态间的一种复合平衡(complex equilibrium);另一方面,也涉及非军事团体在权威、影响力及意识型态之间的复合平衡,而这种平衡则可以经由各种不同的方式达成。然而,本书第二种方法论上的假定,乃是从涉及军事制度的本质与目的这一前提出发,能够对可以扩大军事安全的特殊类型的平衡-「客观文人统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进行抽象性的定义。用这一标准,就可以分析任何社会的文武关系体系,趋向于对该社会加强或削弱其军事安全的程度当。然也可以认定,如果这个体系大致接近「客观文人统制」的平衡,则这一个体系因素的变化实属必要。

  本书部份资料已刊登在1956年9月份(L: 676-679)《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人统制与宪法〉(Civilian Control and Constitution)一文,以及登载在尤劳(Heinz Eulau)、艾尔得思维德(Samuel J. Eldersveld)及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合编的《政治行为:理论及研究的读本》(Political Behavio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6, pp. 380-385)的〈对军队的文人统制:一项理论性的陈述〉(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A Theoretical Statement)一文中。

  本书的完成,非常感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教授研究讲助学金」(Faculty Research Fellowship)的协助。特别是该理事会的总裁贺林(Pendleton Herring)不断地鼓励与资助,凯伊二世(V. O. Key Jr.)教授对此一研究奖助学金的支持。许多同僚如:霍尔康柏(Arthur N. Holcombe)、艾力欧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和哈兹(Louis Hartz)等人,虽然他们可能不承认对本书的影响;事实上,他们精湛的智慧与卓见,使本人在政治学上的思考,获益良多。全文草稿经密西根大学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哈蒙(Paul Y. Hammond)教授、哈佛大学梅伊(Ernest R. May)教授与陆军杜普上校(Colonel Trevor N. Dupuy)审阅,他们赐予各种不同而受益良多的批评与建议,这些人的研究领域跨越了社会学、政府、历史及军事科学各领域。本书成稿初期,也经薛腊(Alexander J. Cella)审阅。他修改本文赘词与文体,备极辛劳,真是一位良师益友。


  此外,笔者也必须感谢尼兹(Paul H. Nitze)、罗索夫思基(Henry Rosovsky)对本文提供许多卓见,贺兹曼(Lewis Hertzman)在许多研究上的协助,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Press)的柯芬(Ann Louise Coffin)小姐耐心且精湛的编辑评论。感谢家母详细阅读本文并查证史实,及艾克瑞安(Nancy A. Arkelyan)、卡本特(Carolyn N. Carpenter)、凯乐南(Martha Ann Kelleran)辛勤地协助。最后工作伙伴郝思(Kirkland House)、艾德曼(Howard L. Erdman)、哈希门(Warren B. Harshman)、霍区豪舍(Stephen I. Hochhauser)、慕森(Howard H. Muson)、罗威尔(Roger C. Ravel)与托宾(Stanley E. Tobin)等人细心实在地查考引证及参考数据,谨献上最高的敬意。诸多益友的协助与批评均使本书受益非浅,当然最后必须声明,本书一切责任由笔者自行负责。 (文章来源:《军人与国家》中文版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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