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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2日星期一

傅恒:從杜潤生離逝看「改革已死」

被稱為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日前過世,其身後榮譽理所當然地與他的改革歷程掛起鈎來,頗多溢美之詞。而誰都知道,這些年來,改革已死要麼是共識,要麼可以用經驗得到印證。而農村改革作為改革的分支,數十年來難有寸進,而今與城改付諸流水。
杜潤生作為貫穿多個時代的改革智囊,在稍縱即逝的改革窗口期抓住一點機會,參與推動了政策制定與頂層設計。這是他作為改革參與者的榮譽,是合乎潮流之下的應有回報。而在改革空剩改革話語,乃至於只剩下軀殼的今天,杜潤生之死象徵著「改革已死」板上釘釘。
其實在思想界中,對改革已死的判定早已經下達。異見知識分子早已擺脫了改革話語的魔咒,開始以超越的眼光對其嚴厲批判,以期將人們從改革話語的深度蠱惑中帶出來。而在改革最為擁戴的體制改良人士那裡,也以絕望的現實,對改革做了各種告別。
五年前甚至更早,改革的停滯現象就普遍發生。在這種局面下,當汪洋主政廣東,提出從思想解放、經濟上「騰籠換鳥」以社會建設等改革方案時,確實引動了改革式微下的短暫興奮。汪洋赴京後,其門徒在粵省依然有農改動作,但已經無力回天。
得益於長壽,杜潤生在漫長的經歷中收獲了遍布體制內外的門生。即使這樣,依舊可以看到,改革既然已經不再是執政的主流傾向,體制內再有改革勢力的潛伏,並不能喚起改革的真實動作。這些年,改革更是讓位於「發展」,從體制中深紅詞彙褪色為體制外淺藍詞。
相當長的時間內,改革都被理解為(準確地說是灌輸)政權維持合法性的動力來源,改革派也利用這一點挾威自重。舉凡談到改革,就是進步,就是國家良心,卻全然無視(準確說是不敢面對)改革的停滯與倒退。杜潤生逝世後,終於從這種虛與委蛇的「改革」枷鎖中解脫。
多少年來,改革作為某種欺騙式的話語,儼然成了政權的「二房東」,向人民提出種種過分的要求。民眾一聽見改革二字,似乎就顧不上仔細甄別,改革竟然在其衰落的進程中成為規範民眾的意識形態。這是改革話語的反動所在,反「改革」也就勢成必然。
我們今天不承認改革繼續對統治有效,承認它對思想限度的束縛,完全拋棄改革話語,重新說另外一種政治語言——無論是對政權,還是對大眾而言,都是極其迫切的。所以,紀念杜潤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訴民眾他所代表的改革派在這個國家的真實處境。
改革思想的控制力是極其強大的,這也是它在頹唐之下顯露其惡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只是「改革已死」,還要反思改革派在當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問題,進而在政治進程中發掘新的路徑,甩開「改革」的負累,已經成為大陸民間及思想界未完成的「排毒」過程。
總之,改革理念所生成的改良方案或幻想中的對革命的拒斥,已經成為大陸人求取思維進步的一大障礙。借助杜潤生這一充滿了改革色彩的人物的離逝,借機全面檢討作為政綱、思想資源、行動依據的改革,對於大陸十分必要。但願杜潤生的逝世能催生些許新生的苗頭。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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