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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先生走了。他解脱了,不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而且摆脱了来自方方面面有形无形的压迫。他的灵魂飘忽远去,但他睿智而和蔼的面容,特别是他的宪政民主精神,将长留人间。后人一定会不断提起他。
厚泽先生当过各种大官小官,所到之处,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真正为人称道,并且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是在中宣部长任上和被迫赋闲以后。
中宣部长,就像这个官位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它的使命是宣传党文化,特别是党的独断的意识形态及其翻云覆雨的政策主张。简单地说,就是控制思想,钳制言论,因而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角色。但是,厚泽先生却是继胡耀邦先生之后第二位很少遭人诟病的中宣部长。为什么?因为他一反常规,主张以“宽厚、宽容、宽松”的态度对待人们的思想和言论。“三宽”,是他的一个创造,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言简意赅,影响深远。一个共产党的宣传部长,不以一党私利为念,而是旗帜鲜明地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实属难能可贵。
“三宽”惹恼了当局,加上八九“六四”的事情,他不得不赋闲,但他一如既往,以宪政民主为念。胡锦涛先生主政以后,提出“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厚泽先生郑重提出,应该加一条“权为民所授”。为政者的权力如果不是公民通过宪法授于,那它就是一个独裁政权。这说到根本上去了。没有这一条,其他三条,不过作秀而已。
厚泽先生写过的文章中,有一些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成为顺乎潮流、合乎人心的主义,必须坚持两条。一条叫“为社会而主义”,一条叫“为民主而主义”。前一条针对国家主义,后一条针对专制主义。没有这两条,便不是人类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他所看好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这是他积一生的研究、观察,得出的极富历史韵味的结论。的确,缺乏这样规定的社会主义,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不会有别的结果。
现在,厚泽先生走了。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中少了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少了一位不显山露水的深刻的思想家,实在是莫大的损失。要不是20多年来这样令人窒息的境遇,他本不该走的。
2010年5月9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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