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严家祺回忆录》第4章纽约十五年 § 35 布鲁克林的生活

第4章纽约十五年 142页

§ 34 哥伦比亚大学

§ 35 布鲁克林的生活

§ 36 「一家两国」

§ 37 大尺度时空观

§ 38 《5·16协定》

§ 39 9·11事件

§ 40 《霸权论》

§ 41 从人性分析政治

§ 42 普遍进化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 35 布鲁克林的生活

纽约市分五区，即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布朗克斯区、和史泰登岛。曼哈顿本身是一块巨石形成的岛屿，数以千计的摩天大厦挺立其上，不会有陆地下沉的危险。从巴黎到纽约後，我们住在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一栋大楼里。住了半年，我们就搬到布鲁克林区。

搬家到布鲁克林，是因为政治学所同事李方住在布鲁克林。李方女儿的同学在布鲁克林买了一栋楼房，要找住户，由于房租较低，我们就搬了进去。我家住一层後半部，一室一厅，後面有一个小院子，可以种些花草。

我家住布鲁克林54街，离华人区「八大道」很近。1994年，我们刚住下时，八大道商店不多，没有银行。30年下来，华人人数增加了十几倍，商店林立，多家银行开设了支行。「八大道」已成为纽约第三大华人聚居区。这一带的楼房，一栋又一栋从白人、西班牙人手中转到华人手中。我们的房东是学对外贸易专业後移民美国的，他们刚到美国，住地下室，到1994年，买了一栋二层楼房，不到三十万美元，我们是第一个租户，后来增加到四、五家。到2009年，这栋楼房房价已达80多万美元。房价增高，房租也增加，但我们的房东後来成为美国东部「牛仔裤大王」，据说有几千万资产，因「老住户」关系只增加了我们很少房租。这样我们一住就是15年。

【图35·1】从左至右：阮若瑛、戈扬、李洪林、李洪林妻、阮铭、于浩成妻、严家祺、于浩成、高皋，摄于纽约Brooklyn严家祺家，1994年10月23日

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中，高皋通过专业考试得到了纽约卫生局助理护士证书，又经过一年半得到LPN护士和RN护士证书，这是由纽约州立大学和纽约州教育部颁发的证书。同时又得到纽约针灸师证书。她每星期为一个犹太人诊所工作一天，犹太老板问她每天要多少工资，她只说了一半数字，就认为很多了。1996年起，开始在曼哈顿19街的Cabrini医院工作，开始时，边当巡访护士，边做病房工作。Cabrini医院就在《第三帝国兴亡》中文译者董乐山的哥哥董鼎山家对门。

在美国我没有长远打算，总盼望几年後回到中国。我当时年过50，能读英语而说话能力差，没有专业技术，当不了访问学者，在美国没有长远打算，又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华人区。後来知道，美国华人区是一个在美国、不进入美国社会的、自我封闭的社会。1996年，申请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当访问学者、申请威尔逊基金会资助，都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做很少用英语的劳工，二是写中文文章挣稿费。第二条路在美国实际上是走不通的，我却自以为是地一直走下去。

走第一条路，我作了一些尝试。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留学生，介绍我去一家纸箱厂工作。当时，我刚学会开车，我要了纸箱厂地址，在离曼哈顿很远，要经过曼哈顿北部的华盛顿大桥，在101 Sterling Mine Rd. Sloatsburg，准备自己先去看看。1997年8月10日，开车两个小时，到纸箱厂，因星期日关门，没有看成，来回4个半小时。那时还没有GPS，要看地图开车，我很高兴能够开到我要想去的地方。在决定不去纸箱厂工作後，又介绍我去the Nathan Kline Institute精神病院研究所（140 Old Orangeburg Rd. Bldg 37，Orangeburg New York 10962）当清洁工，8月13日到这一研究所见介绍工作的两个人，在填写申请表时，我没有填写大学和研究所。到这里，也要经过华盛顿大桥，来回路程有3个多小时。几天後，这位留学生打电话告诉我，这一职位，已由原来清洁工的女儿和一名黑人所占。1997年8月21日收到回信说：

严先生：感谢您最近向内森·克莱恩研究所（Nathan Kline Institute）申请清洁工职位。我们收到了有关此兼职职位的大量查询，结果无法面试每位候选人。职位申请将被存档，如果有类似职位，就会考虑。再次感谢您对在NKI工作的兴趣。

真诚的，人事总监西尔维亚 · 格舒尼（Sylvia Gershuny）

【图35·2】1997年严家祺申请做纽约远郊一家精神病研究所的清洁工，1997年8月21日收到的回信，已经没有位空位

一天《世界日报》广告栏上说，「锦绣餐馆」送外卖底薪1400美元，我决定开车送外卖，老板对我送外卖十分欢迎，不要「绿卡」和任何证件，就可以工作。到晚上12时，我准备回家，老板说，你送最后一个吧，我就开车前去。到目的地街道，竟然找不到门牌号，当时街上只有游荡的几个人，只得打电话问「锦绣餐馆」老板，最后才送出。一天下来，老板给了我25元工钱，我另外得到九元五角小费。回家时为找停车位又费时。在深夜一时後到家，见门口两位警察站在台阶上。我开门时，我老婆正好出来，原来她因我送外卖晚上近一时没有回家而报了警。第二天，我就没有再送外卖，因为写文章的稿费比送外卖多。更重要的是，在我心目中，在自由的土地上，取得时间的自主权，是最大的自由。我继续为巴黎、东京、洛杉矶、纽约、香港中文报纸、杂志写稿，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後的第一年，仅仅为香港一家报纸《苹果日报》就写了50篇文章。我老婆在医院工作，收入已经不少，我为了自己挣钱，为了每年报税能够得到四个「工作点」，也成了我写稿的动力。刚到布鲁克林时，我通过一家有华人的报税公司报税，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这家报税公司没有给我报「工作点」。影响到後来计算退休金等问题。

高皋在当巡访护士时，每一次都是我开车。有一次，她在晚上接到医院一个电话，让她「明天」5时去皇后区牙买加地方看一位病人，到凌晨五时稍过，医院又来电话问，怎么还没有去？原来「明天」就是晚上0：00以後。我急急忙忙开车，因天未亮、车很少，沿278号高速公路开车到牙买加只花了40分钟，平时要花一个半小时。正因为早到半小时，挽救了病人生命。高皋因学医出身，熟悉医学、药品各种英语单词，但在医院病房工作，经常听不懂病人家属提出的要求，她的同事就主动帮助她。为此，高皋为同事尽可能多做一些事，她的工作量大约比别人多20 %。美国护士与中国的不同，工作量大得多。2002年7月，Cabrini医院给高皋颁发了奖状，表彰她「在体现医疗中心的使命和理想中杰出的服务和工作（译文）」【图35•3】。她的几十名同事写贺卡祝贺她得奖，说她「You are Great!」、「应该每年每月每日都得奖」。然而，正是Cabirini医院的过度辛劳，加上Hospice的工作环境，损害了她的健康。

【图35·3】2002年7月，Cabrini医院给高皋颁发的奖状，表彰高皋「在体现医疗中心的使命和理想中杰出的服务和工作」（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Service and Performance that exemplifies the Mission and Values of the Medical Center ）明信片两面是当天同事赞扬高皋的评语和签名。

高皋在Cabrini医院上的是下午二时到十时的班，经常要十一时下班，开始时都是我开车接送，来回要两小时。送她上班比较容易，但接她回家，必须在医院附近停车，在曼哈顿，就是到晚上十一时，都找不到一个停车位。后来，就由她自己乘地铁上下班。当在晚上十二时到布鲁克林地铁站，步行到家，还要走十五分钟。在布鲁克林，不时听说抢劫事件，我就几乎每天午夜十二时前在地铁站前等候她下班回家，她一次一次反对我在地铁站接她，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接她，总数有一千次以上。问题是深夜十二点前后，在布鲁克林地区的地铁站周围也有「无业游民」在闲逛，我就在地铁站附近来回不停走动，避开可能的危险。

布鲁克林的生活，平平常常，没有大风大雨，没有惊涛骇浪。高皋每天上班，我则写文为生。离开哥伦比亚後的三年中，每年写文章100篇左右，每年稿费收入近1万美元。後来写书，文章写得少一些。从1989年到2019年30年中，在报刊上发表了1200多篇文章。（【註】见本书附录）如果没有稿费收入，我就不能报税。在美国，新移民需要每年报税，才能挣得4个工作点。很多朋友路过纽约，见见面、喝喝酒、聊聊天、开开车。我的喝酒习惯，就是在布鲁克林养成的。

在布鲁克林见到的社科院老同事有政治学所的李方、谭健、李黎，哲学所的范岱年、郭官义、梁存秀、《新建设》杂志社的郝明。他们当时长住美国，还有许多人是到美国旅游或参加会议的，其中有科技大学的同学、亲属以及北京、香港的老朋友。

2007年5月，姚监复来到我家谈起与鲍彤有关的一件事，使我感到很惊讶。我并不认识姚监复，但知道他在赵紫阳软禁中，姚监复曾去看望赵紫阳。2007年5月，纽约《北京之春》杂志刊登了陈小雅《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一文。在北京时，陈小雅与我同在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她是1987年调进政治学所的，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我与她没有联系。她在这篇《三点更正》的文章中说：「鲍彤说『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而严家其说『非程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鲍彤还说，『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乔木）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当我读到她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十分惊奇。怎么我从来不知道胡乔木推荐我到赵紫阳那里去这件事，而我从来以为是鲍彤推荐我到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的。如果是胡乔木推荐我到政治改革办公室，当时社会科学院也会与我谈这一点，怎么社科院会没有任何一位领导对我说起这件事呢？使我惊奇的是，鲍彤从来知道，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反自由化』的，而我被列入13位『自由化分子』的名单，鲍彤是知道的。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当时，我被列入名单，不希望自己影响整个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我主动提出离开政治改革办公室，回社科院去，是鲍彤要我留下来的，赵紫阳也同意我留下来。看到陈小雅的《三点更正》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在康州的赵复三，赵复三说，他不知道胡乔木推荐我去赵紫阳那里这件事。赵复三是当时社科院副院长。我听了姚监复的谈话、看了陈小雅的《三点更正》，感到我流亡国外、没有工作、写文谋生时，鲍彤还要把我「塞」进我不认同的胡乔木的「营垒」。两天时间，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件事，我对鲍彤从1979年认识、近30年的热情觉得烟消云散了。高皋退休在家，看到我难受的样子，对我说，胡乔木是原来社科院院长，赵紫阳要他推荐一人，他自然只会推荐政治学所负责人。由胡乔木推荐，对赵紫阳来说，不是什么鲍彤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好。当我想通後，写了《二十年前旧事重提》，《北京之春》在2007年6月号上发表了。

姚监复对我说，是他约陈小雅见鲍彤的，说不录音，也不知道陈小雅会送《北京之春》发表。姚监复说，那一天，鲍彤对他和陈小雅说，赵紫阳、胡启立等三人开会谈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人选，赵紫阳提严家其，让胡乔木以他名义推荐。几天後，姚监复又来到我家，我送给他一本新出版的《霸权论》。

1986年到1987年，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是我人生历程的一个阶段。在写《回忆录》时，我原来把鲍彤作为造成我人生历程转折的人，这个人现在不得不换成胡乔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于光远家，于光远高兴地告诉我，下午，胡乔木要来他家。我知道，人类这一物种的分类法，不能按政治立场分类，人要按人性分类。胡乔木还有人性，于光远曾与他有长期的友好关系，与邓力群不同。

回顾我近八十年人生历程，在「第二社圈」中，有7個人造成了我人生轉折：陳懷志、龚新成、于光遠、胡喬木、林道群、黎安友，在2020年的今天，还要加上Dr. Ammar S. Bafi (【註】参阅本书§53 ) 。其中第4個人，我從1986年來的二十多年中一直以為是鮑彤推薦我到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到2007年姚监复告诉我後，我才知道是胡喬木。这时，我意识到，在邓小平时代，我之所以一帆风顺，其中一个原因，是「地富反坏右」对我的帮助，胡喬木和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吴介民家庭出身「地主」，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和社科院院长马洪曾多年当过「反革命」，李慎之曾被定为「右派分子」。几十年来，我对所有右派分子和因文革被清查的同事，都以友好态度对待。（【註】吴介民与严家祺的谈话见§15。我谈专制政治两大特征的文章，马洪认为很好。孙耕夫见§13。另一次是1977年，在哲学所前的一长排木板上，贴上了《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的大字标语，我把标语撕了下来，理由是不要损坏木板上的新油漆，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认为我做的对。）

鲍彤自己说，赵紫阳没有想到要向戈尔巴乔夫透露「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在外交部、中联部为赵紫阳起草的谈话稿上，也没有提及「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的情况下，是鲍彤主动把这句话加进赵紫阳的讲稿中的。1998年6月2日，鲍彤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时说，是他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前用半天时间写出来的。赵紫阳反对戒严，是宁愿牺牲自己而保护人民的负责行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赵紫阳的悲剧，是从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开始的。善良的胡启立、阎明复、胡绩伟也跟着赵紫阳倒霉。更严重的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讲话作出了普通人想象不到的反应，决定戒严，并最後导致大屠杀。天安门母亲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中。

在布鲁克林生活，值得一提的人还有文革中的朋友郝明。郝明的妻子张湘珠是高皋在北京第二医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们在纽约见到郝明时，他与张湘珠已经离婚。郝明在布鲁克林一家洗衣店做管理工作，我到洗衣店看望他，看到他工作环境不大好，他要给前来洗衣服的人兑换硬币，和做各种杂事。後来出了车祸身体受伤，得到一笔赔款，加上他的积蓄，在布鲁克林购买了一栋房子。他依靠分租房子收取租金生活。後来，一名女房客就是不付房租不离开，发生了严重纠纷，导致郝明决心离开美国，回到了中国。我不知道郝明以往在香港、台湾的情况，他不谈过去，只是把他看为文革时期在学部的老朋友。郝明对我说，1982年他从香港回中国时，以他放映黄色录像带而遭到逮捕判刑，哲学所的李泽厚都到关押地看望他，我不看望他就是不够朋友。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了香港，也不知道他回中国被判刑。直到他在中国去世後，读到胡志伟写方丹的长篇文章，才知道郝明就是方丹，而方丹做了什么，也是在胡志伟文章里第一次知道。郝明的故事，我相信，文革时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只要认识或听说郝明，都会有兴趣听下去。郝明的一生经历，使我感到一个人的向往、目的、选择对人生有根本的影响，我从郝明口里知道，郝明变幻莫测的人生全部源于他在1965年前後与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位比他大得多的部长夫人的关系。

范岱年又是一个人生历程的典范，他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我与他是1964年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他的後半生，与我熟悉的林希翎完全相反。与郝明一样，都有讲不完的故事。2020年8月下旬，94岁的范岱年，从北京来到美国看望他91岁的妹妹，也希望见到我与高皋。离开他家时，高皋把放钥匙证件的手提包忘在他家客厅里了，因为我们在餐厅谈话，临走时没有想到手提包在客厅。这时，我已患心脏病但不自知，几天後就住进医院，这一天，第二次去他家，为了赶时间，在几乎无车的高速公路上以80英里的高速前进。我送了一本书他要的书给他，取回了他家没有人注意到的手提包。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认识香港的林道群。道群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工作已近30年，现为该公司学术及普及出版部总编辑，经他出版的书已有上千本，2020年在香港出版了他回忆香港出版生涯的《青山乱叠——书和人和事》。林道群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是他人格特质的造成的。

1989年6月，林道群和李志华，冒着危险，周密安排我和高皋从广州逃到香港，不仅仅是永志不忘，而是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林道群为了安排具体的逃亡路线，他女朋友施淑娟一起到广州。林道群在广州的行动是有危险的，因为，就是乘出租车，还有人可能跟踪。1989年後半年，他与施淑娟结婚，我与高皋才第一次见到施淑娟。2007年7月，他和施淑娟来到纽约时，儿子已17岁，聪明英俊。後来，我们又在华盛顿见面叙谈。我的一生，最大转折是1989年逃出中国，而造成这一最大转折，给我最大帮助的人就是林道群。当然，在还有与他在一起的李志华，以及当时他在香港联系的几个人，其中有向華勝、岑建勳、何俊仁和六哥，但他是具体的行动者和周密的安排者。不可选择谓之命。我与林道群认识、熟悉，他人格特质与我的契合，是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