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4 ~16 ）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 第3章 巴黎五年（ 26 - 33）
第4章 纽约十五年 142页
§ 34 哥伦比亚大学
§ 35 布鲁克林的生活
§ 36 「一家两国」
§ 37 大尺度时空观
§ 38 《5·16协定》
§ 39 9·11事件
§ 40 《霸权论》
§ 41 从人性分析政治
§ 42 普遍进化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 34 哥伦比亚大学
1994年1月，从巴黎到纽约，是我又一「人生转折」。在这之前，我曾经多次到过纽约。最早一次是1982年，那年夏天，我与胡其安、陈为典、马加瑞去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年会，回北京途中曾在纽约停留。
访问大风景村
1988年，我在纽约见过黎安友。黎安友家住纽约上州哈德逊河畔大风景村（Grand View），离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黎安友开车带我到他家作客，我见到了他妻子维特克和他们的女儿。女儿大概七、八岁。维特克是《红都女皇》一书作者。《红都女皇》是台湾起的书名，原书名是《江青同志》。维特克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会一些中文，教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和日本史。她最有兴趣的就是谈江青。1972年她会见江青时，当时报纸说她是副教授，她说实际上是助教授，到1978年才升为正教授。在黎安友家村子一边，是宽达三公里的哈德逊河，就像大湖一般，一座雄伟的大桥（Tappan Zee Bridge）飞架两岸。大风景村住房很分散，只有100人家。黎安友家是一栋三层高的住宅，进入室内，发现是六层。原来，房子建在河边斜坡上，楼房一侧比另一侧高出半层。维特克的「业余工作」是从事环境保护，担任「保卫哈德逊河联合会」主席。这个联合会是维特克在1985年发起成立的。上州大风景村（Grand View）离纽约近，景色秀丽优美，许多人想着这里建造房舍，开发商想着这里建造大公寓楼。「保卫哈德逊河联合会」的主旨是反对在哈德逊河畔建造「超级规模」的建筑物。维特克说：「我们代表人民起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村政府，我觉得就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的当年动员湖南农民一样。」由于联合会的反对，政府在大风景村附近哈德逊河上建造第二座大桥的计划已经放弃。（【註】引自1988年《严家祺访问<江青同志>作者》，《中国当代名人录（第五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8年 ）
我因为认识黎安友，1993年他要我参加他和马丁主持的「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为期一年。後来，《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让联合报基金会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延长了我一年的研究工作。这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在这期间，我妻子高皋参加纽约护士培训班，经过考试，得到了纽约护士证书和针灸医生证书。
1994年1月9日，我来到纽约，到机场接机的是张刚和他360度摄影室的三位同事，还有纽约《世界日报》发行人王友兰，她是《欧洲日报》老板王效兰的妹妹。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晚点了8个小时。他们在大雪天等候我近10个小时，这是我无法忘记的一件事。
我与高皋住在曼哈顿119街的Butler Hall，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离大楼几公尺，就是著名的Morning Side 公园。从Butler Hall到公园，要沿着向下的石头阶梯往下，有二层楼高，这个公园就是纽约黑人居住地哈林区与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白人区的分界线。1988年我曾经步行漫游哈林区，见到Morning Side 公园，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哈林区一片萧条。我急急忙忙走了半小时，才回到了哥大。所以，後来，我多次进入Morning Side 公园，终于弄清楚了情况。
「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
1月19日，「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第一次讲座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举行。宪法专家路易斯·亨肯（Louis Henkin）教授主讲，黎安友主持。
到1994年，我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已30年，时间愈久，我愈感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武林高手」，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只要稍一交手，武术高低就显露出来了。当然，专业领域相距太远，是不会交手的。武术高低表现在动作在时间、空间、速度、力量极细微的差别上，学术高低表现在概念和概念相互关系，无限细分能力的差别上。当一个人能够在所有相同中看出不同，在所有不同中发现相同时，这个人，在一特定学术领域中，就是「武林高手」。
北京的张友渔、台湾的胡佛、香港的翁松燃、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亨肯都是宪法学领域的「武林高手」。亨肯说，现在世界上的宪法有各种各样，有描述性的、宣言性的，有的宪法有纲领和计划。这里讲的宪法，是指要执行的宪法。宪法本身也有合法性问题，谁起草宪法，谁有权作出决定由谁起草，这是宪法的政治泉源问题。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政府和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的行为要符合宪法，否则，没有宪政。宪法不一定要成文的，英国有大宪章、人权法案，但没有成文宪法。英国的宪政精神是刻在脑子里的。亨肯这些话，都是有关宪法的常识。共产党有各种「纲领」，但共产党不知道「宪法无需『总纲领』」。我写《宪法无需『总纲领』》（【註】《宪法无需“总纲领”》，纽约《明报》1999年3月9日，《新闻自由导报》1999年3月12日），就是出自亨肯的讲话。
今天在中国，许多人都谈宪政。清朝末期和国民党时期，中国曾大谈宪政。1949年後，就销声匿迹了。1989年後多年，中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情况，当时在巴黎，没有互联网，知道很少。1994年、1995年，黎安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中国和宪政」研究项目，通过一些参与者在中国国内的介绍，中国国内对宪政问题就愈来愈关注了。在黎安友的宪政讲座上，我就宪政和联邦制问题作过两次演讲。在我的推动下，21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夏威夷、旧金山举办了三次「联邦中国宪法和中国和平统一模式研究」方面的会议，创办了《中国宪政》不定期刊物，张伟国任主编。《中国宪政》前后出版了7期，出版费用是纽约印刷厂老板、「保钓老将」陈宪中资助的，陈宪中提供了纸张、打字、印刷、装订。
《新宪政运动》
在1994年至1995年《争鸣》杂志上，连载了我写的《新宪政运动》，这篇文章一次性刊登在张伟国主编的《中国宪政》上。
文章开头说，「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在这变革中，有一个运动正在中国大陆静悄悄地兴起，现在还只是轻声细语，它将逐渐提高自己的声音，当它通过各种大众媒介传遍中国时，这个运动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起来，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台湾、香港、澳门到西藏，它不需要依靠暴力和强制，而仅仅借助于人的信念和理性，就足以实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就是『新宪政运动』。在计划经济消亡、公有制走向解体的今天，中国大陆原有的行政控制和思想控制日益失灵，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四处泛滥，贪婪成了自由的代名词，人们并不更多考虑明天，短期行为充斥中国大陆。人们普遍担心，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导致普遍的、严重的社会混乱，而混乱的后果，或者是军事管制，或者是走向战争和中国的解体。新宪政运动的基本信念是，一个国家，不论地域多么广阔，不论人口多么众多，不论已经出现多么严重的社会混乱，通过理性的探索和分析，通过广泛的讨论和辩论，人们总能找到一种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这个国家可以创造出一种充分保障人民自由和权利并长期稳定的、持久的社会秩序。新宪政运动相信，社会的进步除了要依靠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还要依靠政治变革来实现。新宪政运动不是革命运动，它不赞成借助于暴力来实现变革，而主张有秩序、有步骤的渐进变革。中国和世界历史表明，依靠暴力和暴力革命创造人类新生活的做法，无一不把人民引向灾难。宪政运动不相信『全面的社会变革』能在短期内实现，而主张依靠合乎宪法的步骤、依靠政府的更迭或政府政策的改变来逐步地实现社会变革。」（【註】《新宪政运动》，香港《争鸣》杂志1994年12 月，1995年1月，《中国宪政》1995年第4期。）
【图34·6】张伟国主编的《中国宪政》，右图是1996年远流出版社 出版的《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一书封面
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一书，这是在《新宪政运动》一文基础上写出来的。
《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一书，其中第3章《现行中国大陆体制离宪政有多远》，探讨了中国选举候选人提名的「官方候选人」制度。
「程序强制」
中国今天没有民主，并不是中华文明不需要民主，或中国人素质低下。中国有党的代表大会、有人民代表大会，有选举制度，有这些民主形式，之所以没有民主，是因为中国在政治制度中实行「程序强制」，这种「程序强制」的最根本表现就是产生候选人的「官方候选人」制度。
「程序」有多种形式，其中有三种常见形式：①制造物品的程序；②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程序；③互联网程序。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业品的制造，尤其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的程序，工业产品才可能有高质量。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都知道，在发生法律纠纷时，必须严格遵循法规定的程序。选举、开会，事实上也有程序问题。就像同样的原料，程序不同，制成品不同一样，选举、会议程序不同，由会议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在人类历史上，用选举办法选举产生皇帝，在欧洲、中国早就有过。（【註】参见「选举君主制」，严家祺：《国家首脑终身制》，第45-47页，Thinker出版社，2018年，香港）专制独裁可以通过选举形成，依靠的就是「程序强制」，而选举中「程序强制」的核心就是「官方候选人」制度。（【註】参见严家祺：《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第55-92页，远流出版社，台北，1996年 。严家祺：《国家首脑终身制》，第163-172页，Thinker出版社，2018年，香港）
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关键是产生候选人的「官方候选人」制度。这是一种「程序强制」，在邓小平推行党政分开、改革开放时期有大幅度松动。在今天中国制度下，只要做到一点，就可以强化「程序强制」，就是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权、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和主席总理等提名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就行了。
2018年中共19大以来中国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通过选举过程的「程序强制」——「官方候选人」制度形成的。网络日志有一篇以「 小思」名义发表的文章，谈《胡春华失常的原因》，对这一问题作了分析。过去谈一个人「失常」，人们想到的是「精神失常」。胡春华失常，是指胡春华没有进入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文章说：「中共去年（2016年）2月起成立了『十九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亲任组长。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捉队厮杀，分别与57人进行个别面谈，一个个认真考察。谈话对象包括现任中共领导、中央军委委员和其他老同志。这个过程包括面试和征求意见（在老同志那里）。因此今年『十九大』提拔的每一个干部都受到习近平直接介入，是他鲜血凝成的革命结晶。实际上是他亲自考核、审核并钦定。特别是关键人选，习更是呕心沥血，日以继夜，把材料从头看到尾，仔细推敲。面试时特别认真，察言观色，一字一句在册。说了错话，使错了眼色，可能都是一个问题。因为选择领导人的接班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颜色，是百年大计，必须谨慎而行。大约有一百人非常关键，比如政治局常委人员、25名政治局委员、中共军队领导人、国务院主要成员、最高立法机构和人大的选拔，今次采取了大革新的选拔机制。回顾毛泽东时代，『自我报名，群众推荐，大家讨论，领导批准』。而现在基本上成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其好处是最高领导人有真正权利，绝对的控制。……胡春华入常失败的真实原因解析表明：他不是外表和能力，而是内在功夫和素质。一句话，他就失误在面试。……因此习选择人时，伟大目标要明确，随机应变能力要强。将来才能以我党目的诉求为宗旨，刻苦追求，艰苦奋斗。这些似乎在胡春华身上不突出。因此，结论他几乎是一个完人但不是一个帅才。习觉得他不可能有大用，至少在目前。……胡春华还有希望，不过越来越渺茫。真正的才子正在崛起，王沪宁、栗战书、赵乐际、陈敏尔都有可能。此外，说不定还有更年轻的黑马脱颖而出也未可知。」（小思：《这才是胡春华失常的原因 》，2017年11月2日， https://blog.creaders.net/u/5780/）
这一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英文版，是由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教授，以及在他的博士研究生邵东方、杜小亚参与下翻译成英语的。1996年4月，高皋和我到夏威夷参加了发行仪式。
上图左1是郭颖颐教授，前左2是孙穗芳（孙中山的孙女）
1996年4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十年史》英文版《Turbulent Decade》，我与高皋应邀前往檀香山（Honolulu）参加新书首发式。这是我第三次檀香山之行，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檀香山的企业家张少炯，开车带着我、高皋、张伟国等七、八个人游览了全岛。张少炯的家在山顶上，在宽敞的阳台上，看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面向大海，喝酒聊天，才知道什么叫心胸开阔，才明白什么叫无限美好。几天後，孙穗芳请我们到她家，是一栋高楼，从她家也可以看到太平洋。进入她家，看到一个装饰得非常精美的园形玻璃门，这是1990年8月28日她看着太阳下山，看到天空的景色，画下来後仿制在家中的。这是「天门」。（见【图36·8】）
【图34·8】孙穗芳是孙中山的孙女，这是1996年4月16日严家祺和高皋在她家，当时给在照片後写下的一段话，作为留念。照片上的门，就是孙穗芳自己绘图，请人制作的「天门」。
孙穗芳、郭颖颐
【图34·11】1996年4月1日，前排许倬云，後排郭颖颐、严家祺、高皋，许倬云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
【图34·12】参与《文革十年史》英文版翻译工作的郭颖颐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邵东方和他妻子杜小亚，与严家祺高皋合影，摄于2015年1月 。这时邵东方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
【图34·13】自左至右严家祺、谢选骏、《文革十年史》日文版监译辻康吾，在布鲁克林聚谈，由于谢选骏的联系，使我认识了日本的辻康吾先生。摄于1995年
2002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共产党總書記。2003年3月，按1982年宪法规定，江泽民不再连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在这一最高权力更迭前後，在香港和纽约的中文报刊上，我发表了有关中国未来宪政改革的文章，提出了宪政改革的步骤和四项目标。这四项目标是：①总统-内阁制；②邦联式联邦制；③多党制；④常任文官制。我当时意识到在胡锦涛时代，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最高权力更迭之际，发表这些文章，有助于传播宪政改革的理念。（参见严家祺：《中国宪政改革的四项目标》，纽约《世界周刊》2002年10月13日，香港《信报》2002年10月31日）
【图34·14】纽约《世界周刊》和香港《信报》的有关中国宪政改革目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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