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4 ~16 ）
第3章 巴黎五年
§ 26 巴黎远郊农舍
§ 27 民主中国阵线
§ 28 「民主女神号」远航
§ 29 巴黎流亡者社圈
§ 30 联邦中国构想
§ 31 大分裂
§ 32 夏威夷会议
§ 33 以色列之行
§ 26 巴黎远郊农舍
1989年6月23日巴黎时间6时，
巴黎四个会说中文的法国人、瑞士人，马赫雅娜（Marianne Bujard）、燕保罗（Yip Paul）、傅磊（Pierre Fournier）、谭三山（Doan），为帮助“六四”後流亡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爱丽丝协会」（A.L.I.C.E）。後来，增加了白夏（Jean Philippe Beja ）、潘鸣啸（Michel Bonnin）等人。（【註】「爱丽丝协会」是Association de Liaison avec Les Intellectuels Chineis en Exil与『 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联系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89年6月。该协会1990年3月的『介绍』说，协会是非官方的，成员都是义工。到1990年3月，曾接待了69多位难民，其中40多名选择留在法国。「爱丽丝协会」帮助这些人迅速获得难民身份，为难民安排法语学习，为其中的知识分子、学生申请研究或学习的奖学金，申请政府分配的廉租住房。）
协会成员都是「义工」。农舍就是马赫雅娜等人为我们找到的。
吾尔开希、刘燕、李錄、辛卫荣在我们前一、二天已住在农舍。三天后，苏炜从香港来到农舍，加上我们一起从香港来的三个人，共八个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赵紫阳、胡启立被撤去了一切职务，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八个人整整在一起谈了三天，算是「会议」。我们共同结论是，必须振作精神，发出我们的呼声，并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而努力。与我一起到香港和巴黎的学者，他因为要到美国上学，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我们第一个《宣言》主要是他起草的，由法国电台和电视台以吾尔开希和我的名字在7月4日播出。三天会议後，笼罩在农舍的忧郁气氛似乎被驱散了，唱起了歌，高唱「革命样板戏」。不过，我不会唱。
在农舍，後来又来了几个人，有来自上海的两个学生。农舍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公社」，马赫雅娜源源不断地为我们供应食品、啤酒和香烟。农舍里因整日吸烟而烟雾缭绕。
当时，大家同意，对外联系的电话只有一个人可以打，几天後，另一个人也要求做对外联系工作，又过几天，第三人说，他也要参与对外联系。这样，这三人从早到晚不停地与外面打电话，因「保密」需要，其他人都不能过问。半个月下来，马赫雅娜对我们说，电话费已超过2万法郎，相当于4千多美元。
【图26 ·2】1989年7月7日 在巴黎远郊农舍，站立者：自左至右： 崔銘山、甘陽、嚴家祺，蹬坐者自左至右：殷克、辛 衛榮、曹務奇、高臯、李录、劉燕、 吾尔开希、苏炜、李偉傑 7月4日那一天，我们八人在农舍阳光下聚会，讨论未来计划。有一位学生说，「为了中国民主，大家都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但立即遭到两人反对，他们已经联系好了，准备去美国的大学上学和当访问学者。我总结大家意见说，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计划，不能以「民主」的名义要求谁做甚麽。这一点，我後来深有体会。
我们八个人不是什么组织，也不存在谁领导谁，但大家似乎觉得，因为逃亡聚集在一起，八个人是一个「整体」。「未来」难达一致，「现在」做什么事，大家认为，要一致同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两位巴黎学者，一位是程映湘，另一位是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Jean Philippe Beja）。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两三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吾尔开希说，高皋不要去了。我说，程映湘和白夏指明要见高皋。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卫荣留下，辛卫荣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这时，高皋表示，她不去了。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卫荣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7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卫荣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卫荣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卫荣劝回屋内。
当辛卫荣踏进房间，两个学生正在大吵。几分钟後，因吾尔开希突然晕倒，吵闹终于停止。大家忙作一团，抢救吾尔开希。此时，正是7月4日深夜12时。
共产党创建人的女儿
程映湘（1929-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彭述之（1895-1983年）的女儿。1985年，我与王云坤、王沪宁一同到巴黎访问，有几天与王沪宁住在程映湘家。我回到北京，社科院外事局一人找我谈
话，告诉我程映湘的父亲彭述之是托派分子，我不熟悉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没有把外事局对我的谈话当一回事，程映湘和她丈夫访问北京时我与高皋还与他们会见。她对1989年「流亡者」关心超过其他法国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她也是「流亡者」。
彭述之比毛泽东小2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3年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留苏三领袖」。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二把手」。由于彭述之与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後来，陈独秀与彭述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出狱后，彭述之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重整托派组织，1949年上海「解放」前，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不安全，1950年1月彭述之一家5口，从香港动身，到越南西贡的华人区定居下来。由于参加托派的一次会议，与他们同时从香港到西贡的「中国托派同志」刘家良被越南特务拘捕，在监狱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狱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贡还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离开越南。当时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中心。彭述之决定到巴黎，除了当时17岁的大儿子因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20多天船，在1951年6月21日到了法国马赛，6月底到了巴黎。程映湘说，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困难，靠「廉价的家庭手工收入」糊口。1968年，他们在巴黎近郊获得了一间小公寓，在这之后的4年中，彭述之与他的女儿、女婿多次交谈，成了编写《回忆录》上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的基本资料。彭述之的最後11年是在美国洛杉矶渡过的。1972年彭述之夫妇两人到美国定居，受到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同情者不断的资助和友好对待。1983年彭述之在洛杉矶医院逝世，比毛泽东多活了7年。
2016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彭述之回忆录》，上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下卷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托派运动》。两大卷书近1000页。
【图26·4】 2016年香港出版的由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根据彭述之口述合写的著作，2016年香港出版
人生目标
「世界真奇妙，现在才知道」，这是我的导师于光远的名言。1989年刚到巴黎的8个人，看一看8个人现在的各自状况，就可以知道，1989年说「为了中国的民主」，是怎么回事。「中国民主」，是8个人的共同希望，是不是每个人要用自己努力实现的「目标」，只有自己知道。作为人的本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标」，作为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目标」。
在巴黎远郊农舍的这些分歧，微不足道，只是因为发生在我们流亡的最初时刻，难以忘却。从其中几个人早就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都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走着。与我一起出逃的学者1989年後多年在芝加哥大学研读哲学，後来在香港任教授，现在（【註】2020年7月）在北京当研究院院长。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吾尔开希在美国时，闻名全球的艺术家艾未未，当时一名不文，是他在波士顿办公室的雇员。苏炜任教于著名的耶鲁大学，出版了多本著作。高皋在纽约曼哈顿中城Cabrini醫院担任了十年护士。李錄当时特别强调要成立基金会。1996年年，他同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和经济学学士三个学位，他自行創辦了喜玛拉雅基金会，管理風險創投基金及對冲基金，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副手、巴郡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副主席查理•芒格（Charles Thomas Munger），是李錄基金的主要客戶之一。他因向巴郡推介入股中國電池及汽車製造商比亞迪，使巴郡獲得高達12億美元的回報。多年前，据说巴菲特希望李錄成为他的接班人，共同管理巴郡規模高達1000億美元的投資組合， 但李錄沒有此意。不过，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胡锦涛时代去
【图26·6】1992年1月31日在纽约联合国前参加抗议李鹏到联合国集会，前排左起：柴玲、严家祺、李录
北京那次，一定要李錄陪同，北京看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面上，不得不让「禁止入境」的李錄踏上他祖国的土地。我也有自己的「目标」，但当时是为了「避难」，希望尽早回到中国。我来到国外，没有在国外的长期目标，而且认为「六四」会在几年内翻案。这种时间上的错误估计，不仅影响自己和家人，而且对我参与的事业或活动，都有负面的影响。在法国和美国生活，用大部分时间写中文政治评论，30年在报刊上刊登了1200篇文章和一些著作，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这使我到晚年，回顾往事，常常想起「一个人应当这样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样的问题。下面是我在流亡30年後夏天写的一篇《随想录》：
人生目标有抽象目标和具体目标之分。安宁、健康、愉快、幸福是抽象目标。与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相联系的目标是具体目标。一个人在旅行时，需要确定具体目标。当他散步时，在漫游时，在滑翔时，不需要具体目标 。人生目标是对一生或长时期来说的。很多人并不考虑人生的具体目标，而且也无需有这样的目标，随遇而安，高高兴兴的生活就是目标。少数人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形成了具体的人生目标。追求财富、权力、成就、名望、理想都可以形成具体目标。这种具体目标，与这个人的出身、体魄、素质、兴趣、爱好、能力有密切关系，与时代、国家、大环境分不开。
目标有好坏之分。追求真善美爱就是好目标，损人利己、制造灾难都是坏目标。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发明创造、造福人类，都是好目标，有「大爱」就是大的好目标。
很多人有意或无意识地把目标隐藏在心里，目标愈远大，隐藏得愈深，而且以一种无目标的状态中表现出来。愚蠢的野心家目标暴露无遗，在一个帝制衰微的时代，还要掌握绝对权力，『定于一尊』，就成了众矢之的。马斯克在21世纪初，要依靠个人的财富和力量发展航天事业，这种人生目标，是人类的理想，至今没有第二个人。（2020-6-8）
§ 27 民主中国阵线
1989年7月12日，吾尔开希、李录、万润南、沈彤、刘燕和我在凡尔赛门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发表《告各国首脑书》，谴责「六四」大屠杀。这一天，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创立了「中国民主之家」组织。这一组织设立在巴黎市中心，会址是法国圣罗兰公司提供的。成立当天，巴黎市长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1932-2019，後任总统）、文化部长贾克郎、教育部长约塞班、影星尤梦顿、哲学家亨利·勒维（Berhard Henri Levy）出席了开幕式。我们从凡尔赛门赶到会场时，揭幕典礼已经结束，会议仍在进行，气氛非常热烈。
7月14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巴黎举行盛大庆祝。大游行分12个主题，五彩缤纷、乐声喧天。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中国留学生自行车队，拥着一面硕大无比的大鼓，没有声。每位留学生
【图27·1】19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在巴黎协和广场，左起：李录、 沈彤、苏炜、 严家祺、 高皋 、刘宾雁、辛卫荣
在自己胸前写上了「民主自由」四个大字，在大鼓四周写上了「自由平等博爱」六个大字。当游行队伍走过协和广场平台前时，我们都站立了起来。
青年农民培训中心会议
在参加法国大革命庆典後第二天，我们在巴黎的青年农民培训中心召开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未来组织」的座谈会。青年农民培训中心在巴黎的6 Bis Rue Henu ，Baibusse。
会议进行了3天。参加者41人，在法国的有16人：吾尔开希、李录、刘燕、辛卫荣、苏炜、严家其、高皋、甘阳、陈一諮、万润南、陈宣良、马汉骏、蔡崇国、殷克、崔铭山、曹务奇。来自美国的有管惟炎、苏绍智、刘宾雁、陈奎德、吴国光、沈彤、阮铭、李春光、曹天予、林春、胡平、丁学良、李三元、刘永川、谢文，来自西德的有李波。「爱丽丝协会」的马赫雅娜、傅磊、白夏、潘鸣啸参加了会议，「黄雀行动」的发起人岑建勋、香港学联主席林耀强和新到法国的祖慰、徐刚、张锐参加了部分会议。
会议的协调小组由8人组成，这8人是：刘宾雁、阮铭、丁学良、管惟炎、严家其、陈一諮、万润南、吾尔开希。万润南主持会议秘书处，会务组有苏炜、谢文两人。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回顾天安门民主运动、为新成立的组织起名、讨论新组织成立宣言和选举筹备组人员。
7月17日上午，讨论新组织名称，提出的名称主要有：①中国民主联合阵线；②中国争取民主共和阵线；③中国民主同盟；④中国民主联盟。前两个名称太长；后两个已有相应组织存在。最后，在上海创办《思想家》杂志的陈奎德说，可以称为「民主中国阵线」，他一提出，立即无争议通过。
在这次会上，用投票方式选出新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筹备组由7人组成：这7人是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諮、沈彤、李波、岑建勋。陈一諮为召集人，万润南为秘书长。由于陈一諮当时不愿公开自己姓名，岑建勋要回香港，会议决定以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五人名义发表新组织成立的倡议书。7月20日中午召开记者会，发布了《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
【图27·2】1989年7月20日在巴黎记者会上发布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倡议书》
中国不是「共和国」
「中国不是『共和国』」，这是我在流亡中提出的第一个「心因」。接着，提出「重建共和」 。提出中国的共和，也像法国一样，经历了「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阶段。我当时并没有「心因」这一概念，但知道，要改变中国，第一件事，就是要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的、改变中国的观念。
7月23-24日，香港《明报》和台北《中国时报》刊登了《中国并不是「共和国」》一文，这是我到法国後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7月4日，吾尔开希和我在法国电视台共同发表《国殇日周月宣言》时，我在谈话中明确说「中国现在不是共和国」，这篇文章是对这一观点的展开。（【註】《严家其吾尔开希公开谈话全文》，《欧洲日报》1989年7月7日）
【图27·3】1989年7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的嚴家其文章《中国并不是「共和国」》
1989年六四後，世界各地中国留学生组织创办了许多中文报纸杂志，联邦德国留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真言》。7月23日我到波恩，接受《真言》采访时，第一次用了「恐怖主义」一词。我谈到了①「政治学研究」与「从事政治」的区别；②「一个有良好政治的国家大家都不用关心政治」；③即将成立的民阵，不是政党，只将两种人排除在外，一是拥护李鹏政权屠杀的，二是主张「恐怖主义」的；④中国联邦制的前景。（【註】《嚴家祺谈民主与民运》1989年7月23日，联邦德国《真言》创刊号，1989-8-10）
中国的「第一共和」「第二共和」
「民阵」成立前几天，9月15日《欧洲日报》刊出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省思》一文。在法国，自然会知道法国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第四、第五共和。我在这篇文章中把孙中山创建的共和国称为「第一共和」，提出中国需要「重建共和」，建立名副其实的「第二共和国」。写这篇文章时，我希望，在未来中国，「第一共和」「第二共和」，也能像在法国一样称呼国家政体的重大变革。中国的国名，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辛亥革命後，中国的不同时期，不是变革一次，就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
「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过多地为一些名称和象征而争论不休。法国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法国人只是把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名称。法国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创造出『法兰西民国』、『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人民共和国』这么多、似乎是不同『国家』的名称。中国人尽可以为每一次暴力创建的新政权起一个『国名』、换一面『国旗』，但并不能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孙中山缔造了中国的『第一共和国』後，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依靠暴力和战争先後取得了政权，每个政权都把共和主义的原则抛在一边，而建立起军阀或『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註】嚴家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省思》，《欧洲日报》1989年9月15日） 「面对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的现实，中国的前途既不是『复兴第一共和国』，也不是通过『一国两制』的手段用『第二共和国』来取代『第一共和国』，中国的前途在于通过和平的途径，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第三共和国』。 在宪法通过後，人民也将通过选举和投票来决定『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决定由那一个政党执政。」「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将是中国『国家结构』的最好选择。台湾、港澳、西藏等地区和中国大陆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上，带有更多『邦联』的特征。在中国大陆内地其他各个地区的相互关系上，带有更多『联邦』的特征。同今天海峡两岸主导的观念不同的是，『第三共和国』联邦政府只有有限的权力，是由海峡两岸、由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共同授予的，一切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则归组成『第三共和国』的成员享有。在六四大屠杀前，许多大陆和香港人士曾寄希望于『一国两制』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六四大屠杀使号称『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共和国』名存实亡。最近北京通过的香港基本法表明，『一国两制』保障不了『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自由，握有无限权力的中央政府将会把一切合法的抗议宣布为『颠覆行为』。六四大屠杀使愈来愈多的大陆和港澳人士放弃了『一国两制』的幻想。面对这个的现实，唯一的出路是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第三共和国』。四十年来，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任何一方的法律无法施行到对方的区域』，在国际交往中，应相互对等。台湾海峡两岸政府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从事国际交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联邦制』的『第三共和国』前有必要、也应当同时取得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我认为，这种承认，并不是建立联邦制的『第三共和国』的障碍，而可以为联邦制的『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创造条件。」（【註】嚴家祺：《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5月20日）
「 全美学自联」成立大会
我与陈一諮等人在西德波恩参加了全德学生联合会的会议後，7月26日，从法兰克福飞往美国芝加哥。第二天，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諮和我，在芝加哥召开了「民主中国阵线」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
7月28日，第一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召开。全美150个学校，每个学校推选两名代表参加，加上留学加拿大、西欧、澳洲、日本等地的学生组织代表，台湾及海外各种团体的代表、侨界人士和我们一些流亡者，共400多人与会。会议开了3天，成立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
【图27·5】1989年7月28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美学自联」成立大会
【图27·6】1989年7月28日嚴家祺在「全美学自联」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全美学自联」首届正副主席的选举，有两组候选人，一组的刘永川、韩联潮，另一组是丁健、陈兴宇。刘永川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研究生，7月中旬他到巴黎参加过青年农民培训中心会议。韩联潮是耶鲁大学学生。丁健是洛杉矶加大学生。陈兴宇是麦迪逊中国留学生自治会主席。在这次会上，非常重视注意运用「会议程序准则」，动议、临时动议、修正案、暂时搁置案、优先表决这些名词都用上了。看到留学生如此熟练地、有条理地运用这些议事规则时，我十分感动。全美学自联竞选的结果，刘永川、韩联潮以9票多数当选为第一届正副主席。
双开除
1989年7月7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长陈希同6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除了点名赵紫阳、鲍彤和学生领袖王丹等以外，还点名了数十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其中有方励之、李淑娴、于浩成、戈扬、李洪林、苏绍智、温元凯、刘再复、金观涛、李泽厚、刘晓波、严家其、刘锐绍、戴晴、万润南、陈一諮、苏晓康、包遵信、任畹町、王炳章、陈军、曹思源、陈子明等人。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动乱「精英」严家其》。
8月7日，中国政治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撤销嚴家祺常务理事职务。北京东城区还罢免了我人民代表职务。
8月9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出《严家其包遵信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9月2日，北京《光明日报》刊出了《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评嚴家祺的<首脑论>》。
9月21日，《欧洲时报》刊出《严家其们分裂中国的企图决不会得逞》。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作者吴大英、李延明。
中国的公安部6月下旬发布了对我的《通缉令》，後来，巴黎《欧洲时报》刊出了吊销我护照的消息。（【註】《北京市公安局谈对「民阵」的政策，追究嚴家祺等头目的刑事责任》，《欧洲时报》1990年1月11日）
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
9月22日上午，民主中国阵线（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 成立大会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黎塞留阶梯教室（Amphithéâtre Richelieu）举行。这个教室又称「圆形民主自由论坛」。到会代表167人，观察员有200多人。参加会议的除了民阵筹备组几个人外，还有徐刚、陈奎德、远志明、老木、祖慰、老鬼、苏晓康、苏炜、李录、辛卫荣、刘燕、陈军、朱嘉明、丁学良、李春光等人。1982年在美国成立的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王炳章、胡平、徐邦泰。国民党的黄伟成、胡志强、李胜峰、明居正、陈明。民进党 的康宁祥。达赖喇嘛的代表丹增哲佟作为观察员出席大会。法国社会党、荷兰工党、西德基督教民主党、西德社会党、西德绿党、西班牙社会党、法国共和联盟、民主同盟、波兰团结工会、欧洲议会均派代表出席会议。当大会主席陈一諮介绍波兰团结工会代表伊夫蒙丹时，会上掌声雷动，历时数分钟之久。吾尔开希作开幕词後，由大会筹备组秘书长万润南介绍筹备经过及筹备组的工作原则。
【图27·7】1989年9月24日「 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会场一角
【图27·8】前法国总统萨科奇（当时为国会议员，右3）在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上。 安琪摄于1989年9月22日。
民阵成立大会的会幅，在「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中英文下是一幅形象化的FDC图案，一只黄皮肤的手托着一个蔚蓝色的天空，天空中有一颗闪耀的银星。这个图案是由美国威斯康辛的麦迪逊中国留学生自治会主席陈兴宇设计的。黄皮肤的手构成F 字样，表示自由，托着一个闪耀着希望之光的民主D和中国C，FDC则是「民主中国阵线」英文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的缩写。这个「民主中国」还是目标，是理想。总体色彩偏冷，表明中国民主事业是长期的、理性的。在开幕式进行到一半时刻，写着「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的牌匾开始慢慢倾斜。当有人把牌匾重新放正时，万润南正好要结束他讲话。万润南说，刚才民阵的横匾有一边掉下来了，这意味着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是会遇到障碍的。现在拉上去了，这象征中国民主一定会实现。万润南的机智赢得了大会的掌声。
万润南讲话後，由各国各组织来宾讲话。
开幕式後，大会改在巴黎近郊91区的Evry的Novotel 举行。9月23日，经过无数次临时动议、修正案，经过100多次表决，终于通过了民主中国阵线章程。其中一条规定民阵的纲领是：
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政。
9月23日深夜11时45分，大会主席谢文宣布「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掌声雷动。
按照章程，「民阵」主席、副主席由大会直接选举产生。 9月24日，进行选举。经过提名，形成两组候选人，一组候选人是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另一组是许思可与杨建利。我与吾尔开希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理事会、监事会也由选举产生。（【註】「民阵」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是：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諮、苏晓康、廖大文、黄伟成、杨光、杨中美、杨建利、许思可、马大维、李光程、王光秋、李钟洵。监事会成员有：钱达、艾荃、老木、苏炜、远志明、郝一生、岳武、黄雨川、王珞、罗慎平、唐若谷。钱达为监事会主席。）理事分布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香港和台
湾。在第一届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提名万润南为秘书长，得到理事会全票通过。这一天，还通过了《民主中国阵线宣言》，宣言宣告「民主中国阵线的宗旨，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未来中国的前途，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手上，在我们足下，在我们前头。21世纪必定是民主中国的世纪。」
【图27·10】1989年9月巴黎中文报纸对民阵成立的报道图片
民阵成立後的第一年，会员有两千多人。分布在25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荷兰、瑞士成立了「国家分部」。挪威、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成立了联络处。
在民阵会员心目中，是为了继续1989年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在海外公开举起反对派的旗帜。民阵的纲领是：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政。民阵反对暴力革命，行动原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当北京把流亡者宣布为「反革命」时，我多次强调，建立民阵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反对革命」。民阵不是革命组织，中国政治应当从「革命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严家其反对革命》，《明报》1989年8月3日第1版）
民阵作为一个海外组织，除了不断发展组织外，就是扩大民阵在中国大陆和世界上的影响。国内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市民不断遭到逮捕、监禁和判刑，而民阵的许多成员是从国内逃出来的，这种情况，决定了「民阵不在中国国内发展组织」这一做法，民阵也不与国内人士发展组织上的联系。民阵设有大陆方面的委员会，也只是研究、关注大陆问题。在我担任第一届主席期间，主要工作是发展健全组织，通过广泛接触欧美各界人士、通过集会、演讲、在报刊发表文章，揭露六四大屠杀罪行、在海外广泛传播民阵主张。此外，还与法国、欧洲一些组织共同发起或参与了一些活动，如向中国国内Fax活动、参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举办「论坛国际」。由于引人注目，受到广泛报道。
在民阵成立时，我就意识到，民阵要为中国的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回到中国。如果民阵长期只是一个海外组织，我觉得前途茫茫。我只担任一年民阵主席，与此有关。而且，我的妻子也不赞同我长期从事海外民运。我在中国的一些重大决定，不顾及妻子的意见，在国外，我们命运相连，我不得不顾及她十分坚持的意见。
论坛国际
从9月30日到10月9日，我与高皋，以及万润南、李波、汪昊等人到西德访问。这时，处于柏林墙倒塌前夕，当天就有4000至7000名东德难民允许进入西德。10月4日，我们到西柏林，参观了柏林墙。当晚，我们与五、六百位西德留学生一起，以「欢渡中秋」名义聚会，（【註】那一天是农历9月5日，并不是中秋。）向留学生介绍新成立的民阵情况。 第二天，我们会见了西德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Hans Stecken，他本人也是「世界议会联盟」主席，以及西德绿党、社民党、自民党议会外交事务负责人。在以後几天中，我们在7个城市，对侨学界发表了9次公开演讲。（【註】《民阵一年大事记1989年7月15日至1990年5月30日》，《民主中国》1990年8月第3期）与一些组织商量筹备东欧各国反对派组织都参加的「布达佩斯会议」，共同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结束「一党专政」，由波尔基金会秘书长Lukas Beckermann帮助联系匈牙利反对派组织。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欧局势加速变化。匈牙利反对派组织开始忙于参加国内四个月後的大选，推辞了承办「布达佩斯会议」的组织工作。在此期间，民阵单独与波兰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东德的反对派组织取得了联系。1990年1月20日-21日，在民阵巴黎总部召开了「东欧会议」的筹备会议，决定把「东欧会议」称为「东欧与中国走向民主国际研讨会」。1990年2月11日，民阵召开第二次「东欧会议」的筹备会，当时东德最大的反对派组织称为新论坛，也是东欧会议的发起者和筹备者。当时决定，在召开「东欧与中国走向民主国际研讨会」时，同时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称「民主与人权国际论坛」。也可以称为「论坛国际」。当时我的想法是，现在是「民主运动」，也要建立一个「国际」，这就叫「论坛国际」。这次会议後，开始起草「民主与人权国际论坛宣言」。
筹备一次大型国际会议非常复杂，会议正式定名为《转变中的中国与东欧——过去、现在和将来》（East Europe and China in Transi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1990年4月21日至22日，「论坛国际」的研讨会在东柏林举行。参加会议的组织有：波兰团结工会、波兰巴特瑞基金会、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赫尔辛基委员会、七七宪章、苏联的麦茂里亚小组、莫斯科论坛、苏联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社会对话组织、东德新论坛、东德和平与人权促进会、东德民主今日、立陶宛人民阵线、立陶宛民主党、拉脱维亚《Al Tmoda》杂志、中国民主统一大同盟、中国民联、民主中国阵线员。到会代表120人，近90人列席傍听，大约80位记者到会采访。我代表民主中国阵线、 Jens Reich教授代表民主德国新论坛（New Forum）致辞。大会收到了达赖喇嘛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的贺电。
从下午开始，会议分三个会场分别讨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成立「论坛国际」问题，在共产主义前途和民主问题上提出了各种色彩的看法。联邦德国、法国、瑞士、香港、台湾多家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作了报道。这次会议，当时有一些影响。「论坛国际」在4月22日宣布成立，发表了由民阵、东德新论坛、波兰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赫尔辛基委员会等组织共同签署的宣言。但後来没有再召开会议。
後来证明，「论坛国际」，这是一个没有传播力的「心因」。「论坛国际」之所以不能持续，在于这些组织，没有一个需要依靠共同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和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运动」，而民主运动是一个「国内运动」，是在一个国家内争取人民权利、争取选民支持、掌握国家权力、结束专制统治的国内运动。海外民运「只有会员，没有选民」，在海外的大环境下，不存在一个因争取选民选票导致不同派系联合的因素，不同民运组织不同筹款来源，则是民运组织「山头林立」的因素。「论坛国际」结束後，东欧进一部剧变，东欧国家的民主派全力投入国内制宪、组织建设、大选等问题上，原来匈牙利反对派准备与民阵等组织在布达佩斯共同发起「东欧会议」，当匈牙利反对派组织忙于参加国内大选时，这种国际会议，对他们来说，就不重要了。1992年，我在布达佩斯遇到1957年匈牙利事件离开他们祖国、在1992返回匈牙利的流亡者，我们在一起合影，他们说，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了。
【图27·12】1992年摄于布达佩斯，从左1之左4是1957年流亡国外返回匈牙利的流亡者，右1起：祖慰、高皋、严家祺
作为海外民运组织的民阵，虽然无需考虑不存在的国内选举，但民阵面临一年一次的「换届选举」。现在知道，政治团体、政党，不同于国家政权组织，实行民主，政府的权力必须通过选举由人民授予，立法、司法、行政必须相互制衡，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最高行政权权，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任期要受到限制。在两党制、多党制下，政治团体、政党的领袖的任期可以不受限制。「民阵」却不知道在「只有会员，没有选民」的大环境中，自己只是一个跨国的NGO（非政府组织），「民阵」主席、理事可以由定期的选举长期连任，不断的选举，分歧的公开化，也是民阵多次分裂的因素。
【图27·13】1990年8月14日香港和美国朋友到巴黎严家祺家，左起：苏炜、张安麟（几年後成为美国著名钢琴家）、朱耀明、刘千石、岑建勋、张文光、严巗、封从德、严家祺、高皋
【图27·14】1989年8月在洛杉矶西来寺，高皋与大学同班同学蒋定粤（右1）见面
《人民日报》仿制版
1989年时，传真机（Fax 机）尚未普及。当年10月26日，由欧美15家杂志、无国界医生组织、AD 89协会和民阵共同发起「向中国大陆电传自由信息」传真活动，在巴黎《Actuel》（《当代》杂志）展开。（【註】这15家杂志是：荷兰《HP》、丹麦《快讯》、瑞典《Pratt》、意大利《Perlui》、希腊《Klik》、西班牙《Ajo Blanco》、委内瑞拉《Exceso》、巴西《Caos》、葡萄牙《O Independente》、芬兰《City》、比利时《Panorama》、西德《Tempo》、英国《The Face》、美国《Angeles Weekly》、法国《Actuel》。）传真活动前，召开了记者会，我和万润南出席并讲了话。《当代》杂志搜集到中国大陆5000多个传真号码，其中有公司、旅馆、大学、大使馆。传真的文件是民阵的文章《东欧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与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另外，有一份中文和法文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看到这份《人民日报》，当时感到十分惊奇。报头是套红的毛泽东书写的「人民日报」四个字。头版头条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右边报道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三版有《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第四版有《法拉奇再访邓小平》。此外，还有许多新闻、报道、图片。题目、标题、排版是北京的，内容却与标题相反。报头右侧方框内写着：
「本篇《人民日报》仿制版是由一群旅居美国的自由论坛报的华人记者，在波士顿的中国咨询中心要求下，制作完成的。由法国Actuel ，荷兰HP……等杂志社印刷发行。」
10月28日，《欧洲日报》详细报道了26日的「Fax战」活动，《欧洲日报》的大标题是《打破「墙内寂静」，自由讯息电传大陆》。同一天，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刊出了《「民阵」穷极无聊，伪造「人民日报」》。1990年6月4日，我正在伦敦，英国民阵分部与与《呐喊》杂志联合制作了《人民日报》民主版，左侧方框内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头版消息是《反革命头目严家祺抵达伦敦》、《李瑞环点名批李鹏》。
【图27·15】1989年巴黎发行的《人民日报》仿制版
§ 28 「民主女神号」远洋轮船
1990年，有一艘命名为「民主女神号」的远洋轮船，曾经从法国西海岸的开到台湾基隆港，目的是在台湾海峡向中国大陆进行广播，打破中国大陆的新闻封锁。这一行动是法国《当代》杂志记者克里斯多夫·尼克（Christophe Nick）与《目光》新闻社的摄影记者马尼耶想出来的。今天，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能筹集到足够资金，在技术上有可行性，就可以从「想象」、「幻想」变成「现实」。现代技术上的许多重大发明，许多奇异建筑和异想天开的事，都是这样实现的。
【图28·1】1990年6月4日「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停泊在台湾港口。克里斯多夫•尼克、《欧洲日报》社长杜怡之、民阵代表许天方、电台专家伊夫海松和专聘律师经过多次讨论，1989年11月底拟出一份「中国之船」项目和「可行性分析报告」。民阵理事会通过了「中国之船」项目後，由民阵理事黄伟成负责筹款。黄伟成是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和侨务委员，他抱着中国大陆民主化的理想，为民阵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迅速筹集到了「中国之船」项目民阵负担的一部分费用。马树礼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理事长，也是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他把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视为己任，当黄伟成向他提出支持「民主女神号」计划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样，就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中国电视公司、《中国时报》三家共同提供了40万美元的费用。
1990年初，欧亚美三大洲19家新闻媒体单位和民阵在法国正式注册成立了「中国之船协会」，「协会」有章程、律师、财务等去具体规定，法国《当代》杂志社主管「中国之船协会」的财务。杜怡之任「中国之船协会」主席、克里斯多夫•尼克和民阵代表许天方任副主席。
【图28·2】1990年5月，严家祺与巴黎《欧洲日报》发行人王效兰（左）在《中国之船》协会合影
在法国拉荷榭港（La Rochelle）海洋博物馆帮助下，购得了一艘刚停航半年的英国海洋物理探测船。这艘船是1963年建造的，船长270英尺，1200吨，载重为1190吨。买到手後，这艘船就从英国豪尔（Hull）港驶到法国拉荷榭港。
1990年3月7日，「民主女神号」在拉荷榭港举行命名典礼。民阵副主席吾尔开希和法国影星尤蒙顿（Yues Montand ）共同主持了典礼。按法国传统，由三位女士主持下水掷瓶典礼。这三位是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女负责人、台北《民生报》发行人王效兰和一位女留学生。三时正，民主女神号在拉荷榭港拉起响笛。万润南、祖慰、王克平、远志明许多人参加了典礼。我当时在夏威夷，没有能参加。
民主女神号启航前，法国NOVA电台制作了100多小时节目，吾尔开希和我、万润南、刚逃抵法国的柴玲都录制了节目。美国「六四之声」也支播了30多小时的节目。民主女神号船上安装了除电台发射器外的所有广播设备。
之所以在启航时没有安装电台发射器，有两个原因：① 台湾购买电视发射器的价格比法国便宜3/4；② 在1万多海里的航程中，高温、潮湿和恶劣的海洋条件对电台发射器有不良影响。然而，当时没有人考虑到，「民主女神号」到台湾时，买不到电台发射器。
1990年3月18日「民主女神号」正式启航，船上有一位比利时华人，是《联合报》临时征召登船采访的记者丘彦明，其余11都是法国人。「民主女神号」经西班牙、葡萄牙，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经苏伊士运河、红海，进入印度洋。5月2日抵新加坡。5月10日，即「民主女神号」海上航程的第54天，接近台湾海域。「民主女神号」向台湾基隆港提出申请，要求在基隆港靠港补给。
台北政府发言人新闻局长邵玉铭发表了对「民主女神号」的三点原则：
⦁ 「民主女神号」如以规定申请进港，将准予入港并给予补给；
⦁ 政府从未介入「民主女神号」的一切活动；
⦁ 在公海上未经许可的广播，违反国际法和有关国际公约，政府将不支持此种行为。（【註】丘彦明：《民主女神号航海日志》，第29页，台湾联合报社，台北，1990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制定并开放签署，1989年时还没有生效，直到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 。《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以制止从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中国之船协会」的律师、法国人米涅尔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尚未生效，「民主女神号」在公海上对中国大陆广播的法律依据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北京一再援引这一未生效的公约，指「从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是非法行为，而台湾不支持「从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另外，《国际电讯联盟公约》反对旨在商业行为的「扰乱国际频率分布」的广播。「中国之船协会」的另一位律师布鲁东说：「民主女神号」的广播不是商业行为，也不涉及「扰乱国际频率分布」问题，是国际法许可的行为。「中国之船协会」律师不论怎样援引《世界人权宣言》，最根本的是「民主女神号」到了目的地，没有电台发射器，没有进行广播的能力。【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制定并开放签署，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签署并批准国有160个国家，中国、法国是签署并批准国，美国至今未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受台湾《联合报》邀请，同时也是为了欢迎民主女神号，我第一次去台湾。飞往台湾飞机的航班是戴高乐机场荷兰航空公司KLM 1990年5月6日上午9：15，在Terminal-1起飞。在这前一天，我得知儿子嚴巗将要在5月6日早晨7：30从香港来到巴黎，香港刘千石陪同严巗来。飞机在戴高乐机场降落，但在Terminal-2出站。当我在Terminal-2见到刘千石和嚴巗半过小时後，高兴又感激，很快转到Terminal-1候机大厅。5月7日中午，我到达台北。
【图28·3】1990年5月7日 王惕吾（前排左3）宴请严家祺前合影，後排左起王震邦、王丽美、王必成、王必立，前排右1王效兰
《联合报》在台北郊区建造了一个非常精美的苏州园林——「南苑」。第二天，我住进了南苑。在南苑，王惕吾与我进行了友好谈话，陪同王惕吾来的还有王震邦、王丽美、周玉蔻几位编辑和记者。第三天，在南苑，会见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劳思光、陈其南、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夫妇。後来，分别会见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国民党的海工会主任章孝严等人。
5月13日，当「民主女神号」驶进基隆港时，受到数以千计的民众的欢迎，但台北官方不允许我与许天方登船。正是同一天，杨尚昆在北京表示强烈反对「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要求台湾当局停止支持。新华社称「民主女神号」是「海盗广播船」。《民主女神号航海日志》1990年5月13日记载：「民主女神号于上午8时许徐徐驶进基隆港时，南荣国中乐队奏起『七蛟龙』乐曲，欢迎民主女神号，揭开欢迎序幕，雄壮的鼓乐声，替基隆港区增添不少热闹气氛。」「基隆市各界原本热闹的欢迎场面，因为港警所不准民阵主席严家其及『中国之船』协会副主席许天方登轮，甚至不准他们进入港区，而使欢迎仪式有点乱。最後，港警所答应严家其和许天方进入港区，在岸边隔着船舷向船上人员致意。10时20分结束了码头上的欢迎仪式後，所有船员、严家其、许天方以及58天全程随船采访的本报特约记者丘彦明一行赴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召开记者会，会场百余位记者，加上热情涌进想一睹民主女神号人员风采的基隆市民，记者会场面壮观且热烈。」（【註】丘彦明：《民主女神号航海日志》，第32页，台湾联合报社，台北，1990年）
【图28·4】「民主女神号」记者会，前排自左至右：杜怡之、许天方、严家祺、两位法国律师
丘彦明在《民主女神号航海日志》1990年5月13日记载，「军方有关人士今天指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在基隆港停泊、等待补给期间，国军基于我方海域安全，将派海空军机、舰在附近海域巡逻。一旦民主女神号驶入公海，国防部官员表示，她的安危必须自行负责，我军原来就没有护航义务，也不会派机、舰在附近海域巡逻。」（【註】丘彦明：《民主女神号航海日志》，第33页，台湾联合报社，台北，1990年）
《联合报》记者从北京报道说，北京不会用武力击沉「民主女神号」，但不排除在公海上逮捕「民主女神号」人员。三天後，我与许天方、杜怡之搭乘交通船到基隆港外港锚地登上了「民主女神号」。
「民主女神号」完全没有实现在公海对中国大陆进行广播，最根本的原因是船上没有电台发射器。在「民主女神号」启航时，没有装上电台发射器，「中国之船协会」副主席许天方5月18日在台北记者会上说，当时是怕电台发射器「承受不了海洋中惊涛骇浪的冲击」，而台北方面原来是同意买给「民主女神号」 电台发射器的，但最后反悔了。许天方说：「我们从法国运进了所需的一切设备，就是因为这部发射器阻扰了整个计划。使我最不能谅解的，是一位负责跟我接触的人，从来没有肯定的告诉我，那些支援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一直对我说，他仍在设法寻求。」（【註】丘彦明：《民主女神号航海日志》，第330页，台湾联合报社，台北，1990年）台北政府发言人新闻局长邵玉铭在同一天说：「如果民主女神号在法国先装好设备，政府不支持，也不会去阻止。」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与天安门前的「民主女神像」似乎命运相同。1989年5月30日中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民主女神像」舉行獻花與揭幕禮时，尽管已经实行戒严，天安门民主运动仍然处于高潮中，但在5天後，被戒嚴部隊推倒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大西洋航行到台湾时，作为海外民主运动，也处于高潮中，就在1990年5月13日，当我都获知「民主女神号」没有电台发射器，根本就不能广播时，我就感到民阵作为一个海外组织前途存在问题。1990年5月25日，法国「中国之船协会」发表「终止广播计划」的声明，决定把「民主女神号」当作一艘货轮拍卖。三年後的1993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合并大会时，我满怀希望，就像「民主女神号」到达基隆港时的心情一样，要看到全球民运组织的大联合，没有想到，合并大会中早就埋下了大分裂的种子。「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失败後召开的二届民阵会议上，我决定不连任主席。
「民主女神号」後，我注意到「民主女神号」经过的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都非常狭窄，许多处不到12海里，但都是国际水道。我从这时开始注意研究国际海洋法，2006年在香港出版了《霸权论》一书，其中许多章节是谈海洋战略的。
在这次到台湾，在台湾停留的13天中，《联合报》刊登了我写的《20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中国时报》发表了《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註】《20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刊1990年5月11日。《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刊5月12日。）
在「民主女神号」驶进基隆港那一天晚上，我與民進黨立法委員朱高正進行了「一百分鐘大辯論」，第二天和後來，台灣許多報紙作了報道。 與朱高正「大辯論」後的第二天，我拜會了德高望重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1907-2000年）。
【图28·5】严家祺会见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左） 
【图28·6】1990年严家祺在台湾会见 《联合报》总编辑张作锦（左1）和 《民生报》发行人王效兰（右1）
在台湾，马树礼（1909-2006年）举行了十多人参加的一个隆重宴会，欢迎我到台湾。我对他和台湾对民主女神号的支持表示感谢。1949年後长期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我完全不了解国民党或传统中国招待客人的礼节，对参加宴会的其他人的身份地位一无所知，我只能凭自己当时感觉作出反应。坐在我一侧的是赵自齐，这样的安排，使我知道他是国民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赵自齐邀请我第二天吃饭，我欣然答应。原来，赵自齐还请了二十余人，举行一次隆重的欢迎宴会。到场的人，大部分是初次见面。我收到一个一个人的名片，上面都有「反共」字样，其中一位是世界青年反共联盟中华民国分会主席郁慕明，因为他名字特别，而且是「世界青年反共」，我记住了他。四十年在大陆接受的教育，使我对「反共」概念非常敏感。我在接受到名片的那一分钟，立即就想到文革中哲学研究所大门外墙上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大标题是「把反共老手潘梓年揪出来」。这些大字报是哲学
社会科学部的「大批判指挥部」写的，可能我所在的一派，也有人写过类似的大字报，我当时完全没有参与，而且对一位高龄老共产党，被扣上「反共老手」，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一天，宴请我的人，这时我才知道，赵自齐是「世界反共联盟总会」理事长。民阵的纲领
【图28·8】1990年在民主女神号船上，左起严家祺、吴孟武、高皋、《聯合報》歐陽元美
是「结束一党专政」，与「反共」概念有所区别。成立民阵，就是要回到大陆，建立一个多党制的社会。我对中国大陆的估计是，一般民众在1990年那个时代，是不易接受「反共」概念而接受「结束一党专政」的。在多次记者采访中，我明确说，民主中国阵线是为了实现「结束一党专政」的目标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宴会过程
中，赵自齐要我讲话，我就直截了当说，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张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而不用「反共」口号。对中国大陆来说，应通过和平方式推进「非共产主义化」。在一个「非共产主义化」的中国，即使「非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也容许一个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共产党的存在。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建议台湾也采用「非共产主义化」的口号，「世界反共联盟」和「亚洲反共联盟」最好改为「自由民主联盟」。宴会举行前，我知道赵自齐是「反共联盟」的理事长，但不知道「反共联盟」下面还有「中华民国总会」之类的机构。後来我才知道，「亚洲反共联盟」是1954年由蒋介石、李承晚等倡导下成立的。1967年定名为「世界反共联盟」。我毫无顾忌的讲话，没有影响宴会的气氛。
1990年7月23日至7月25日，世界反共联盟在布鲁塞尔召开第22届世界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世界反共联盟理事会，在17名理事中，以12名理事的赞成票通过了提案，「世界反共联盟」改名为「世界自由民主联盟」。赵自齐是「世盟」和「世亚盟」中华民国总会理事长，他邀请我和高皋到布鲁塞尔在王宫前的观礼台上看比利时国庆阅兵，并在世盟主办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赵自齐告诉我，世盟的改名，是根据我在台北那次宴会上的建议作出的。当赵自齐在世盟理事会上提出议案後，受到以色列、韩国等四国理事强烈反对，但最後以多数票通过改名。（【註】为世盟改名的情况，我写进了《台湾的新闻自由和作秀》一文，这篇文章收进了光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同根同心台湾情》一书中。这与十年後赖树明为赵自齐写的传记一书同一事件有不同。）
这次到台湾，我还会见了余纪忠、梁永章、马英九、胡志强、宋楚瑜、章孝嚴、邵玉铭、许信良、吴孟武等人。离开台湾的一天，《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为我举行宴会。1990年5月20日，我回到巴黎。高皋和嚴巗到机场接我。在我离开巴黎的一天，嚴巗刚刚从香港来到法国。
【图28·9】1990年 马英九（右1）和严家祺（左2）
【图28·10】1990年，严家祺会见蒋纬国（右1）
我在巴黎五年，到台湾4次。在这以後，又到台湾3次。1990年8月，企业家吴孟武在台南创办「民主女神号纪念馆」，我与高皋应邀到台南参加了揭幕式，到佛光山会见了星云大师，在台北会见了赵自齐、马英九、沈君山、马树礼、蒋纬国等人。
【图28·13】1990年8月吴孟武（前排左2）陪同严家祺高皋到台湾佛光山拜会星云大师
1991年6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召开「大陆工作研讨会」，我从巴黎到台北参加会议，香港中文大学的张鑫、《潮流》杂志的丁望、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当时担任民阵理事长的朱嘉明应邀参加会议。1992年11月，联经出版社、时报出版社和正中书局出版我的三部著作《联邦中国构想》、《第三共和》、《理解政治之路——政治多么简单》，参加「两岸经贸关系」方面的研讨会，第4次来到台湾。4次访问，我认识和结交了许多台湾朋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总裁王荣文，在1989年前为出版《首脑论》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就到过北京，并到我家，我们早就认识。到台北时，我也到远流拜访了他。
【图28·16】1990年5月台北，自左至右严家祺、高皋、锺蕾妮（现任全球華人紀念抗日協會秘書長）
【图28·17】1998年9月8日，翁松燃（左1）、严家祺、 高英茂（左4）在台湾民进党总部会见秘书长邱义仁
§ 29 巴黎流亡者社圈
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如果经过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可以划分为「第一人生」、「第二人生」、「第三人生」。一般来说，退休是一个人「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的分界线，也有人不退休，只有一个人生。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三个「社圈」。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构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学、同事、朋友、熟人购成「第二社圈」。人生还有「第三社圈」，这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路间接接触和了解自己的人。一个人的一生，在一般情况下，三个社圈会发生变动，然而是连续的，即使移居异国他乡，原来熟悉的人，当他回到旧地时还能见面。但我发现，当我与我妻子在一个荒岛上待了一晚，我原来的「第二社圈」绝大部分消失了，留下的是只熟悉几个人的「流亡者社圈」。这是我的「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交叉重合的地方。
我的「第一社圈」
我的人生分界线不是退休，1989年6月18日，我和妻子高皋在大亚湾荒岛上的时刻，就是我「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的分界线。原来以为到香港後，不要很久就可以回北京，当6月22日离开香港去巴黎时，知道几年中是回不了中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把儿子嚴巗从北京接到巴黎。在北京，我的「第一社圈」就是妻子和儿子，到巴黎後，儿子在北京，家庭分离了。我14岁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到夏溪镇上高中，离开北京，也使我无法见到父亲和兄弟姐妹。
1986年1月27日，我的母亲在常州第2医院去世，在去世前，我回常州看望了母亲。从我到夏溪上高中离家开始，母亲已在常州做纺织工人了，我回卜弋桥看望父亲，总要到常州看望母亲。我母亲与姨妈龚逸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中，我只留下她辛苦工作的记忆和见面高兴的样子。还有我的祖母，在我小时候，对我的关怀超过了母亲，以致我总是梦见祖母。
嚴巗在北京与外婆住在一起。「六四」後，要把嚴巗从北京接到巴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一要给嚴巗的外婆传递信息，要让嚴巗的外婆完全相信，见她的人是可靠的，是我与高皋委托他去的。
嚴巗离开北京前一天上午，一位冒着危险到北京的香港人与嚴巗和外婆见面，说要带嚴巗到外地住几天，第二天下午2：00就离开北京。见面後，与外婆同车到北京火车站。嚴巗外婆《吴光南日记》中记载：「见面後，偕同车北京站，他买票，我径返家。下午与嚴巗去王府井，在全聚德吃烤鸭。数十元，不算贵。」「1990年4月28日，早晨按时起身，嚴巗未去学校，他很兴奋激动。炖鸡汤。去买桔子。丢掉钥匙。中午高回在此吃饭，下午打一会麻将。乘的士去车站，高回作伴。回时已7时多。心中很不平静。」（【註】引自《吴光南日记》）
【图29·1】嚴巗和他的外婆吴光南在北京，1989年9月24日
嚴巗从来不喜欢写作和记事，但在一本活页夹的一页纸上，保留着他离开中国时几天的行程。嚴巗写着：
「1990.4.26 17天 -50天」
「1990.4.28 离京 4.30到广州 5.1早5：00坐船 7：00到港」
「1990.5.4看《秦俑》去Peak 5.5Am 清水湾 下午7：50起飞」
「1990.5.6上午7：00到巴黎」
我因早预订在1990年5月6日上午从巴黎飞台北，这天早晨，在机场见到了嚴巗和陪同他来巴黎的香港朋友刘千石。见面半个小时後，就转到另一个登机口上飞机了。5月20日从台湾回巴黎，嚴巗和高皋到机场迎接我，总不谈自己经历的儿子，後来也没有谈他离开中国的行程。但《吴光南日记》中有一些嚴巗离开北京後的记录。
「1990年4月30日小雨」
「1990年5月1日晴 五一劳动节未庆祝，一天平淡过去，心中挂念嚴巗平安，吉凶未卜。上午杨虹回来，说已被石油学院录取为研究生，放下一桩心事。放中午来电话报告平安，傍晚张闽英来告，严巗已到达，有电话。嚴巗平安到达大洋彼岸，放下心头重石。吉人天象。」
「中午高皋来电话问嚴巗是否到程育那里，因她昨天有电话来，已平安到达程育处。」（【註】在北京记日记，担心被抄家取走，用「程育」两字代表香港，因「程育」是吴光南同事，当时在香港。）
在巴黎，有一个为外国留学生和学者服务的机构「大学巴黎地区服务中心」Le Centre régional des œuvres universitaires et scolaires，简称C.R.O.U.S。这个服务中心是法国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和研究部下属的公共机构。从1989年9月起，经香港来到巴黎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爱丽丝协会」（A.L.I.C.E）的帮助下，其中28人获得了上大学或研究的奖助金。「爱丽丝协会」1990年3月公布的一份资料说，28人的名额在当时来说「符合有资格的申请人的数目，不幸的是，其後就不再有足够的奖学金去资助新来的难民，至于下一学年的奖助金的名额也可能比这一年少。」1989年8月29 日，Mariance BUJARD 陪同我与高皋到C.R.O.U.S（6，rue Jean Calvin）5樓辦理了申请手續，得到C.R.O.U.S研究资助，包括付房租和生活费用。我作为民阵主席，参与民运，不会把民运经费用于私人用途。
嚴巗到巴黎後，全家团聚，高皋一面学法语，一面写三卷本的《後文革史》，嚴巗开始学法语。
巴黎流亡者社圈
「六四」後半年内到达巴黎的流亡者有60-70人。特鲁桑库尔（Troussencourt）农舍住了十多个人後就住不下了，一些人自己找住处，一些人住难民营。
在北京时，闫淮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89年8月初到法国，直到《欧洲日报》9月19日发表闫淮的长篇文章时，我才知道闫淮到法国这件事。报道说有一个「中共高干，自愿流亡法国」。《欧洲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我的旗帜上写的是理性和良知》，引人注目。闫淮说：「我所有的亲人都是党员，父母、岳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四人党龄累绩起来，超过220年。我长期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出国前，任中国康华龙升公司总经理。」「作为个人，应该说是既无远虑，又无近忧，平心而论，共产党待我不薄，对得起我。但我为什么会放弃政治特权，高官厚禄、舒适的工作、优裕的生活？为什么要抛弃尽管与我政见不同，但毕竟是骨肉情深的亲人？为什么肯离别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的中华国土和中华人民？又为什么能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做了没有国籍、漂泊不定的流亡者呢？」
「六四大屠杀事件，使我的一切想法都破灭了，于是决定毅然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从体制内走至体制外，于7月21日走出了国境，再也不回去了。」
闫淮的声明在巴黎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9年11月25日，民阵法国分部召开成立大会，闫淮和许天方竞选，闫淮当选为法国分部主席。
天安门广场纠察队长张伦、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宣传部长刘卫国（老木）逃亡到法国，《欧洲日报》作了报道。《欧洲日报》还刊出了刘再复夫妇、远志明、祖慰、苏晓康、徐刚、安琪、胡承伟、岳武、蔡崇国等人的报道和文章。
新华社巴黎分社的吴葆璋六四後主动离开了新华社，通过考试进入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他努力下，创办了法国国际电台的中文部，与王鲁、陈彦、闫鹏等人一起做中文广播。
巴黎流亡者除来自北京的外，还有来自上海、深圳、山东、甘肃的，大多数人互不相识，但流亡经历把大家连在一起，形成巴黎中国人的一个「新社圈」。
巴黎的市容非常美丽，塞纳河横穿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侧是卢浮宫。从卢浮宫往西，一条笔直的街道——香榭丽舍大道直通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一排排数百年式样完全不变的古典建筑、现代化的新凯旋门、科学城，构成了巴黎特有的风景。在1989年那个时代，巴黎的大多数住房又舊又小又贵。当年法国「全国经济研究统计中心」（INSEE）出版的一期《时髦的大巴黎区》中指出：
【图29·5】1989年7月在枫丹白露 前排左起：刘再复、徐刚、严家祺、李录、曹天宇，「巴黎的房屋一般都很小，而且通常不合舒适条件，其中80 %的房屋都在3房以下，另有1/4的房屋没有厕所和其他卫生设备。」（法新社1989年10月30日巴黎电，参见《欧洲日报》1989年11月1-2日）巴黎房屋大多数属私人所有，少数房屋所有权属于市政府，有合法身份、低收入者可以申请，但要排队等候。六四後到法国的流亡者，许多人住在难民营中，少数人由爱丽丝协会帮助，临时住在一些私人的空房子里。我们在中国习惯了「上级」安排，在巴黎的流亡者，没有一个人有「上级」，但我们大多数人还一直等待着「上级」分配住房。
民阵总部秘书处。是租用的公寓的一个单元，设在巴黎17区Faraday路10号，离凯旋门不远。民阵成立後，总部办公室成了流亡者的聚会中心。
一个人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的「三个社圈」都发生了变化。除个别人外，都不会说法语。没有工作，看不清自己的前途。我儿子来到巴黎，使我的「第一社圈」与北京时一样，但「第二社圈」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北京，我的「第二社圈」主要是社科院的同事、老同学、老朋友。到巴黎，是一个变动的流亡者群体和许多突然进入社圈的人。熟悉的人易于相处，而且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但许多不熟悉的人，当在一起时，我常常不知道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有一天早晨，我接到电话，打电话是山东人，电话说了名字，说他是在山东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我不认识，打电话的人说：「我现在在戴高乐机场，你现在来接我。」我犹豫了一下，答应去接他。问题是，我不会法语，不知道巴黎怎样乘地铁或叫出租车。在请人帮助下，把山东人接到难民营安置了下来。他说，他反对「六四」大屠杀，到法国要写小说。我问他，你研究政治学，怎么会写小说？他说，他带了多本小说，看了就会写。1990年，因民主女神号到台湾，山东人要我把他一本小说带到台湾出版。我不知道怎样拒绝，把小说带到了台湾，交给了一家出版社。他的小说出版了，但几年後，他回到了山东。
【图29·6】自左至右：祖慰、高皋、法国友人、辛卫荣、封从德、李子修、严家祺、张伯笠、白梦， 1991年7月13日摄于巴黎严家祺家
台湾《联合报》给民阵捐款，我与万润南代表民阵接受，在《欧洲日报》上刊登了接受捐款的照片。几天後，有两个人到我家借钱，要办企业，这次说了「不」，我告诉他们，捐款属于民阵，民阵负责人不能动用这些钱用于私人。他看到我家连家具都很少，就此告别。
林希翎流亡生活充满苦难，与她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忽视家庭有关。她18岁的儿子当他面跳楼自杀，孩子临终前说：「妈妈，救救我」。她把母亲送到巴黎郊区的老人院，这个老人院没有可以与她母亲谈话的中国人。林希翎打电话到巴黎，要我与高皋去看望她母亲，我们当然遵命，看望了她母亲，按她要求办事。在巴黎，她还与我谈了复杂的财务纠纷。2007年8月14日，林希翎离开纽约回巴黎前，纽约7-8个人与她聚餐，欢送她回巴黎，其中一个人给她带来一篇采访她的排版校样，林希翎在聚餐中，许多时间一面吃饭，一面修改稿子，无心与大家好好谈话。吃完饭，说要把稿子送给编辑部。我与高皋就开车与她一起到编辑部。开车时，她突然感到气短。半年後，林希翎从巴黎又来纽约，我与徐水良去医院看望她，临时来了一位记者，作了很长时间录像采访，然後，与我们聊天谈话。
在巴黎，我们既受到欢迎，又受到不明原因的批评指责。民阵成立前，有几位「六四」前就定居巴黎的知识分子约请我与吾尔开希叙谈。我们准时到达谈话地点。从开始谈话到结束，我始终弄不清对方的身份和他们的情况。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不了解西方社会，不知道在国外生活不容易。我们没有争论，只是倾听他们批评、抱怨，有时，态度十分严厉，像「审判」一样。我的感觉是，我们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1990年1月20日，民阵在巴黎红宝石餐厅举办民主问题座谈会。我与万润南、民阵法国的一位理事、法国分部主席闫淮作为民阵方面的成员参加，到会的还有「六四」前到法国的流亡者、高棉华侨、法国中华会馆的负责人、旅居法国的知识分子、记者等，座谈会开了四个小时，主要是对民阵工作进行了批评。有一位留学生说，民阵总部秘书处工作人员工资（津贴）太高，「你们打工去吧，你们什么都明白了。不仅你们在国外没有打工经验，而且在国内也没有。我在国内杠了十年包，而你们民阵办公室工作人员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在办公室坐着，每月拿钱。」另一位熟悉北京驻欧洲某国使馆大使工资情况的人，把民阵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资与大使对比。我与万润南只是静听批评，没有解释，四个小时下来，才了解民阵在巴黎侨学界的印象。三天後，万润南召开秘书处会议，考虑到红宝石餐厅会议对民阵的批评，决定秘书处工作人员工资每人降低1000法郎。民阵总部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编制和津贴标准是民阵理事会在1989年12月9日理事会会议上通过的。在海外民运中，普通会员没有任何津贴，只有付出，而在民阵总部秘书处聘用的全职工作的人员，是从总部开支中领取工资或津贴的。民阵成立大会宏大的规模和隆重的场面，会场的租金和会议代表的机票、旅馆费用，耗资巨大，巴黎侨学界都看在眼里，民阵总部有一段时间聘用较多人，批评就接踵而来。在海外新闻自由的条件下，任何民运组织，一旦账目有一项出现问题，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就成了众矢之的。
当然，在巴黎，我们更多的是受到巴黎华人、留学生的关心、帮助、支持。这些华人，有来自大陆、台湾、香港，还有来自东南亚的华侨。王效兰是《欧洲日报》发行人，我多次参加她主办的活动。刘志侠是法国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作家，他常请各方人士到宽敞和有後院的家聚餐聊天，我也借此认识了更多人。高棉华侨林恬安、罗合，红宝石老板鲁念华都是我在巴黎认识的朋友。邓丽君也住在巴黎，她多次请我全家吃饭聊天。
【图29·9】前排左起：鲁念华、张伦夫妇、严家祺、安琪、侯晓天、高皋 、许天方，
【图29·12】左起：艾迪特·柯瑞松（Édith Cresson，1991-1992任法国总理）、严家祺、胡成伟、高皋，1993年1月12日
【图29·14】前排自左起：高皋、邓丽君、朱笕立、Dr.Lien Nguyen 后排左起赵公辉、温仲柏、严家祺、 陈凯音、林云、霍丽萍、邓丽君男友 摄于巴黎1993年6月21日
【图29·15】左起严家祺、邓丽君、高皋、嚴巗，摄于巴黎1993年9月18日
【图29·16】1993年严家祺与吴元黎、张伟国在包柏漪家中，严家祺与包柏漪合影，她丈夫溫斯頓·羅德（Winston Lord）1972年与尼克森一起访问中国，1985年-1989年初任美國駐華大使，後任美國助理國務卿。
伦敦会见方励之
「六四」大屠杀後，逃离中国的道路形形色色，大多数人通过香港逃到国外，少数人通过东南亚逃到国外，还有许多「六四」前就在国外的人，宣布不回中国了，只有方励之夫妇选择了躲进美国驻华大使馆，而且在六四事件翌日就进去了。直到1989年11月10日，按北京的说法，鄧小平提出，在方勵之夫婦保證出國後不從事任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美國承諾不利用方勵之夫婦從事反共活動的前提下，方勵之夫婦可以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第三國去。
1990年6月25日，方勵之、李淑娴夫婦离开中国，到了英国。在方励之离开中国四十余天後，1990年8月10日，我与高皋乘火车从巴黎到达伦敦。第二天，在剑桥大学会见了方励之、李淑娴。方励之办公室不大，一面全是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校园草地上放牧的马儿在来回走动。这次会见，是《中国时报》记者江素惠安排我们「对话」。
这正是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一年、要进行换届选举的前三个月。我在担任民阵主席时，就公开表示，只任一年。方勵之来到国外，由他领导民阵、担任主席，是众望所归。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源头，就是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对方励之说，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之船是方励之启动的，「你是第一推动力」，我们都踏上了你这艘船。现在，海外民运组织，山头很多，需要联合。海外民运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须修补後才能向前行驶。只有你方励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运。大家在船上，现在你方励之不能置之不顾，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方励之的回答是，他不愿被称为「民运分子」，他要成为活跃的人权分子，他将继续呼吁释放大陆的政治犯。他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暂不介入任何组织。在江素惠结束采访并离开後，我留下来与方励之继续谈话，我希望方励之接替我担任「民主中国阵线」 下一届主席，我告诉他，在自由选举中，他当选没有问题。方励之坚决不同意，他说，管惟炎可以做「民阵」下届主席候选人。
8月15日，因为管惟炎到了伦敦，我与万润南、陈一谘一同去伦敦会见管惟炎和方励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导专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中国最早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他在低温和超导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学潮时，他与方励之分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方励之因推动学潮而被开除党籍、撤去副校长职务。管惟炎虽然没有推动学潮，也糊里糊涂地被撤去了校长职务。
【图29·18】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8月13日《方励之严家其对谈》
当时的情况是，万润南想竞选下一届「民阵」主席，陈一谘坚决反对，而陈一谘自己又不出来竞选。我在出任「民阵」第一届主席时，就表示不连任。如果方励之与万润南担任主席、副主席，我觉得可以平衡陈一谘对万润南的意见。我们三人到伦敦与方励之谈话时，管惟炎还没有到场。方励之说，管惟炎民主素养好，在中国有影响，没有被通缉，如果中国形势发生变化，管惟炎最适宜与北京对话，所以让管惟炎担任「民阵」主席最合适。陈一谘表示赞成。我请万润南表态，万润南说，要听听管惟炎本人意见後再说。从这时开始，陈一谘与万润南就当着方励之面开始争吵。陈一谘说，他反对万润南出任「民阵」主席，万润南过去一年担任「民阵」秘书长期间，独断专行。如果万润南竞选「民阵」主席，他就要在大会上把万润南的问题一件件讲出来。万润南说，你要讲现在就可以讲。陈一谘就开始一一列举万润南的问题，越说越激动，声称如果万润南任主席，「民阵」三分之二的人都会退出。万润南就陈一谘提出的问题一一做解释。我一言不发，方励之没有诧异表情，安静地听着。我们四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管惟炎来了。
管惟炎听了方励之要他出任「民阵」主席的话後说，他马上要到德国一科研机构工作三个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属在国内，他担任主席，耽心对他们有不好结果。我与陈一谘说，这两个问题都好办，只要管惟炎答应下来，具体问题不难解决。管惟炎没有说话。这时方励之说：「我了解老管，他不做声，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太不行。」 方励之大声说：「行了！」
我听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说「不太行」，而是说「太不行」。管惟炎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是一位信任方励之、顺着方励之的人。
万润南说要留下来与管惟炎「长谈」，在我们离开方励之办公室时，陈一谘以警告口吻对万润南说：「你应该顾全大局。现在，你如果退一步就柳暗花明，如果进一步就会山穷水尽。」 我在《首脑论》一书中，探讨了政治「小圈子」争夺权力的斗争。我发现，「民阵」这样一个海外政治组织，竟然也有这么严重的权力争夺问题。当没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裁判者」时，在权力争夺时，只要一个人「心理」上处于弱势，怕另一个人，失败就注定了，但不怕对方，也不一定胜利。陈一谘对万润南毫不客气、咄咄逼人，但万润南并不怕陈一谘。
告别方励之、管惟炎，我与陈一谘连夜从伦敦回巴黎。晚上10时乘上火车，我只是确信去加莱方向就会到巴黎，几经换车，竟到了英国南部海边黑斯廷斯。晚上火车没有人查票，陈一谘随着我一次一次换车，到巴黎已是第二天上午9时了，多乘了整整4个小时。
方励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待过很短时间，後来，管惟炎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又兼任美国的「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主席。方励之到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兼任纽约「中国人权」主席。 这两个基金会，规模很大。2006年时「中国人权」设在纽约帝国大厦。前一个在1992年因在廖大文问题上的分歧而分崩离析，彻底瓦解。後一个因刘青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方励之退出了这个基金会。
方励之长期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到达退休年龄後，他没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在炎热天气下，有时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烧，严重咳嗽，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他留在亚利桑那大学附近，主要时间还是用在天体物理学上。在美国期间，方励之主要投身于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使他退休後也不愿离开亚利桑那，这也许是他患上「亚利桑那山谷热」的原因。
方励之一生可以划分为两阶段，1989年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大峡谷」。在中国期间，他是一位科学家，但热衷于政治。方励之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他的行动，成了1986年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因邓小平听信薄一波、邓力群，加上共产党「内参」大大夸大了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严重性，致使邓小平废黜了他一手提拔的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方励之又成了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李鹏、陈希同的恶意挑拨和传言蒙蔽了邓小平头脑，致使邓小平又一次废黜了新任不久的总书记赵紫阳。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对天体物理学的投入远远地在中国政治以上，科学压倒了方励之的政治。如果方励之得了「亚利桑那山谷热」病後早些離開亚利桑那，也許他的病會好轉，但為了留在亚利桑那，他為天体物理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往往一、两件事就可以成为他的「标记」。爱因斯坦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他一生的「标记」还是相对论。「六四」後，方励之夫妇躲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时间长达一年，这成了方励之的「标记」，这一「标记」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忽视。
方励之1958年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我在1959年进入科大当学生。我是放弃自然科学，希望把政治与科学相结合起来，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而方励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励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学之上。 方励之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把政治和科学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过来。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1990年8月，我如果当时知道方勵之夫婦离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条件，也就是北京说的所谓「保證出國後不從事任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美國承諾不利用方勵之夫婦從事反共活動」，我就不会两次去伦敦劝说方励之担任民阵主席。我後来知道，人的行为受「目标」支配，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全家在一起平平安安生活，也是「目标」。有的人不仅有「当下目标」，而且有「长期目标」、还有自以为是的「目标」。流亡者中有一个人写评论追求「点击率」，老婆离婚，几千篇文章的「点击率」达到3万万以上。
方励之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是李洁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与一位军事问题专家赵晓薇在华盛顿会见过李洁明。老布什与李洁明经历相同，老布什在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後来成了美国总统，而李洁明也加入过中央情报局和任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方励之时说，「六四」後一天，「方励之夫妇紧张地窝在使馆官邸里又黑又暗的一间储藏室，并且是躲在里面一片行李箱墙之后， 初尝此后十三个月的幽居生活滋味。」 他们怕「中方冲进美国大使馆，架走方励之」，因而用尽各种办法保护方励之。他们也制定了「必要时得把方励之夫妇偷运出大使馆」的多种计划。但「方励之抵达伦敦之后，这位我们辛苦保护的人，开始接受NBC新闻采访，方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 李洁明说：「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突然勇敢地抨击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我觉得，李洁明的「长远目标」是当美国总统，遇到方励之，就从此断了他总统之路，因此怪罪于方励之，而且他把所有流亡者看作与方励之一样，根本不肖与这类人谈话。
巴黎五年，除了参与民阵的活动外，还参加了许多学术性研讨会，到过许多法国朋友家中作客，许多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朋友在巴黎，我见到了他们。
【图29·19】严家祺、高皋（左4、5）在巴黎与台湾影星林青霞（左1）、王效兰（左6）合影，左2、3是范曾夫妇，摄于1991年6月10日
【图29·20】1992年6月4日 严家祺和邓丽君参加巴黎的六四抗议活动，照片上的日期是1995年一家杂志封面刊登照片的日期
《一江春水向西流》
对巴黎流亡者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从事民运，而是如何有一个谋生的职业。如果不会说法语，就只能在中国人开的商店做工。新流亡者与老流亡者林希翎一样，部分人刚到法国得到两三年资助，如果一直不能回国，就要打工谋生。张伦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後，当上了大学教授，而诗人老木，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流落街头，在法国渡过了近20年艰难生活後，由他的弟弟接回了中国。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高行健，他的画和书，在台湾、欧洲虽然广受欢迎，但也要依靠写作、绘画维生。
老木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民阵民联合并大会导致大分裂前，老木是民阵监事会的监事，与一位在巴黎留学的台湾女学生恋爱同居，多次在《欧洲日报》上发表他新创作的诗。
巴黎，你疯了，我还活着。
在中国找不到中国，
就像在巴黎找不到巴黎，
但是在1989年我找到了1789年的雨。（【註】这四句诗作者不是老木，而是香港作家廖伟棠2009年以老木的口吻所作长诗中的头四句，暗示了老木的疯癫状态。此时的老木已经因为精神失常在巴黎街头流浪十多年。引自2020年12月16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广播《从流亡到流浪：六四诗人老木的归途》。）
还有一首诗，我只记住一句话：人生就是乘地铁，从黑暗中来，走向黑暗。这两首诗，就像预言一样，我离开巴黎後多年，听说老木因台湾女友离他而去，一人经常在地铁里流浪。
【图29·21】2020年国自由亚洲电台网路图片《老木》
1993年海外民运的大分裂後，纽约没有民阵、也没有民联阵的组织，除了参加悼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外，我不参与纽约民联的活动。在纽约，有几次见到民联的创始人王炳章，总是一人走来走去，我才想到，王炳章和我都是海外民运大分裂後，被民联、民阵抛出的「碎片」。王炳章对我十分友好，我也以友好态度对他。居住布鲁克林的一位朋友陈钢，他要了解「甲骨文中的基督教含义」，我请王炳章到我家来，向陈刚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可以听听。易改随王炳章同来，王炳章为陈钢讲解了近两小时。晚上12点，高皋从曼哈顿的医院乘地铁回到家，大家聚谈到深夜3：00才离去。王炳章说，有一位医生，收入很高，有人向他推销墓碑，说早买会便宜多少多少，医生买下了墓地墓碑。这位医生对王炳章说，他工作辛苦，没有兴趣，感到活着就是一天一天向墓地走去。王炳章说，他活着，做自己愿做的事，活得很有意义。他虽然拿下医学博士学位，从事民运，是他的愿望，他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时，高皋接着说，谁不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去工作，靠什么生活？面对高皋12点下班回家，我撇开了这个话题。在离开前十多分钟，王炳章未作答和未再说话，气氛尴尬。王炳章对我从来十分友好，我为当时没有轻松地「解围」而深感遗憾。几年後，王炳章在越南邊境附近，遭中國國安部與越南公安部人員綁架至一艘往中國的船上，在中國領土上遭公安逮捕。2003年2月，廣東省深圳市法院以莫须有的「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和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的罪名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2013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田秋堇向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質詢此事，國安局公開回覆，從未運用大陸人士王炳章及彭明先生從事情報工作。」（【註】《维基百科》）而 且，王炳章也没有任何「組織領導恐怖組織」是事实。每想到王炳章的无尽苦难，感到万分心痛。
2017年11月17日，在华盛顿圣经博物馆举行「王炳章獄中祈禱與新書發布儀式」。网路上的地点是在圣经博物馆的C-700。这天一早，我乘公共汽车和地铁，2个小时来到华盛顿市内的圣经博物馆。这一天正是圣经博物馆第一天开放日。博物馆是一栋神圣威严、气势非凡的建筑，有六层楼高，我到博物馆时，室内已有数百人了，人人服装端庄整洁，都要经过安全检查。大楼内有很多展区，还有专门的会议，但没有人知道今天要召开一次与王炳章有关的祈祷会。我询问了多人，都不知道C-700会议室在什么地方。最后在圣经博物馆人员的陪同下，在3大道403号，又一次办理了带有我新拍摄的照片的证件，才容许进入403号大楼，步行了很长的路，来到了C-700房间。这是一个宽敞的、散放着许多纸匣的房间，好像是临时仓库。后来，终于知道，有中国人参加的一个会议在圣经博物馆门外举行。我因腿关节炎，很少能参加活动。在圣经博物馆内步行了近半小时，我已经走不动了，室内高温使我满身大汗。当我来到人群处，站立在博物馆门前的凛冽的寒风中，我又感到一阵阵寒冷，更感受到博物馆内外气氛的强烈对比。当我看到魏京生、王军涛、王丹、夏业良时，我才知道，今天的会议，就在神圣威严的圣经博物馆门外举行。为了表达我们所有参加街头会议的人的心声，这些人就从旧金山、纽约和华盛顿郊区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了。
【图29·24】2017年11月17日，在华盛顿圣经博物馆前，举行「王炳章獄中祈禱與新書發布儀式」。 左1，来自旧金山的吴倩，左3起魏京生、严家祺、王丹
寒风中，我想到2000年前的基督，不就是为了我们人类美好的前途，被当时的统治者釘死在十字架上吗？难道基督徒王炳章为了中国的民主，被判无期徒刑後就一定要釘死在监狱中吗？在魏京生讲话後，我也作了讲话。参加今天会议，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已经被关押15年、身患重病的70岁的王炳章，保外就医，回到加拿大他家人身边。像王炳章保外就医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取决于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习近平。在今天习近平时代，保外就医的条件要承认错误，否则就不批准。刘晓波不肯认错，就死在狱中。王炳章是基督徒，也不会认错，难道中国要制造第二个刘晓波吗？我在讲话中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他的妻子江青被判无期徒刑，王炳章也被判无期徒刑。中国因政见不同，用如此严酷的手段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派。这是旧时代的、古代的政治。魏京生在近40年前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倡导新时代的政治，就是政治要现代化。中国要走向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这不是什么「民运人士的纲领」，而是整个中国政治发展的纲领。
无条件释放身患重病、已关押15年、70岁的王炳章，就是要使中国政治不再重滔「伟大领袖」妻子江青的覆辙、不再重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覆辙，就是体现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体现人道主义伟大精神的好事。我希望上面的话，能够通过在圣经博物馆寒风凛冽的门外、一群体会到中国政治苦难的同胞的声音，要求为了人性、为了人道主义，能够通过我在八十年代十分熟悉的王沪宁，传到习近平耳朵中。我说，作为政治家，好事要一件一件做。
海外民运分子每一个人都有一部不同的历史，加在一起，是一部完整的《一江春水向西流》。王炳章无期徒刑监禁在中国，老木在巴看黎地铁中流浪。民运大分裂後，很多民运人士既不会创业，也不会打工，而互相攻击。知名华裔女导演兼制片人、纽约大学电影系系主任崔明慧(Christine Choy)来我家，谈起拍摄有关流亡者的电影，我建议她制作的电影片名可以起为《一江春水向西流》。
在海外民运40年历史中，王炳章、魏京生、王军涛、杨建利以及许多天安门学生，全力投入民主运动。他们热爱中国、有大无畏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民阵成立时，我心目中的民阵，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延续，是海外的和平抗议运动，是为了通过海外舆论推动「六四」翻案。我家经济因妻子在医院工作而没有问题，但我仍然要每年写稿为挣钱尽力。我总以为几年後可以回到中国，自认为自己能发挥最好作用的方式，就是从不停息地在香港、巴黎、纽约，也在台湾发表文章，写出著作。《联邦中国构想》和後来的著作，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图29·25】崔明慧（C hristine Choy）是著名华裔女导演 兼制片 、纽约大学电影系系主任、1989年曾以《谁杀了陈果仁？》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2019年12月7日，她和她的几位助手来严家祺家，左2是王丹。 § 30 联邦中国构想
1989年6月22日，我在离开香港时，写了一封《逃亡公开信》，交给香港记者，公开信上写的日期是6月24日，这一天，我已经离开了中国。公开信最後处说：「我希望，在未来中国，在公审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以後，中国要制定出一部长期稳定的宪法，以从根本上消除今天这样的政治灾难。把三权分立、联邦制、军队的非政治化、国家化作为宪法的根本原则，以法治代替人治，最终地结束有几千年历史的王朝循环。人民的血不会白流。民主潮流，汹涌澎湃，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光明。」（【註】香港《明报》1989年6月26日第一版《严家其过港写下公开信》）
邓小平前的「一国两制」
我在中国大陆写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因逃亡到国外，而全部丢失，现在也回忆不起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谈用联邦制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问题的。我从其他地方看到，在1981年10月28日「中国自然辩证法成立大会」上，我在谈「自然辩证法王国」时，就说这个「王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把「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行政学」说成的这个联邦制王国「联邦成员国」。（参见：严家其：《自然辩证法王国》，中国自然辩证法成立大会《简报》第20期，1981年10月29日）
当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用「一国两制」来统一中国时，我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自然会想到研究各种和平统一的途径。从俄国史中知道，「一国两制」并不是邓小平的独创，我开始研究联邦制问题。早在16世纪，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1530-1584年）就在俄罗斯实行了「一国两制」。伊凡四世在掌握绝对权力後，开始还自我约束，到后期20多年中，变得无所顾忌，冷酷残暴、随意肆行。他在34岁时，为自己创设了「一国两制」，称为「奥普奇尼纳」（Oprichnina），这是一个特别、例外、完全由沙皇一人自行管束的特辖地区。这一实行「一国两制」的沙皇特辖区，开始时只有莫斯科王宫和一些小镇，後来扩大到俄国全部领土的近三分之一。1581年他51岁时，在一次大发雷霆中失手杀死了继承人伊凡太子，伊凡四世也被称为伊凡雷帝。1986年，邓榕来建国门政治学所见我，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把1982年出版的《国家政体》一书送给了她，她说要给她父亲邓小平看。我提倡在联邦制下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还以为是在社科院从事政治学研究为中国和平统一做好事，没有想到引来了邓小平不高兴。1989年3月，香港《九十年代》月刊说：「严家其引起中共高层不快的言论，主 要是他在香港提到与台湾统一可考虑采取『联邦制』的方式。这一说法，被认为是违反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先是邓小平说，严家其比刘宾雁还要坏；继而，在谈到苏绍智问题的时候，邓小平表示，苏绍智不处理，严家其要注意。」（见【图30·1】）
1989年7月29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1989年10月，藏人阿沛·晋美在《联邦制与西藏》一文中说：「8月3日，严家其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演讲时又进一步阐明，民主中国阵线『计划努力促使未来中国成立联邦体制，以解决香港、西藏、台湾问题』。他认为，『未来中国必须实行联邦制度，才能使不同体制的个别区域重新与大陆结合』，他认为，联邦制适合于香港、西藏及台湾。」（【註】阿沛·晋美在《联邦制与西藏》，《西藏论坛》第3页，1989年10月）
1989年12月4日，我在巴黎16区的St James Clule Hotal会见了达赖喇嘛，民阵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陈一諮、陈力川、兰东、宋黎明，藏人参加着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驻苏黎世大使等人。会见亲切友好，我们对达赖喇嘛流亡30年的艰难和毅力表示敬意。在会见後发表的新闻公报中，严家其向达赖喇嘛表示，他相信「西藏问题在一个以民主、和平及互利方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基础上得到解决。」
1990年5月12日，因民主女神号访问台湾时，《中国时报》刊出了《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第三共和」就是「联邦中国」。
邦联式联邦
1990年9月下旬，民阵第二次代表大会，万润南当选主席。在这之後，我还到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在法国，开始把我在《逃亡公开信》中的理念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联邦中国构想》。
《联邦中国构想》共10章，第一章谈「联邦中国构想的历史」。「建立联邦中国的构想，并非始于今日，可以说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一个世纪中，这一构想，曾在两个时期中广为传播，发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个时期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後；第二个时期是在袁世凯军事独裁和北洋军阀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1980年代以来的时期。
这本书在1992年4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同时，台湾由联经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我注意到在中文媒体中，对运用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结构、政府形式这些概念，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与中国共产党官方有意混肴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有直接关系。在中国大陆，只能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探讨联邦制问题，就是禁忌。所以，在1991年写这本书时，要用「比较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制度」的方法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
《联邦中国构想》这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邦联式联邦」。「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一种形式，邦联不是国际交往的主体。邦联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邦联没有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邦联在成员国之间建有『邦联议会』或『首脑会议』。邦联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各自均有立法、外交、军事、行政、财政方面的全权。美国在组成联邦前曾组成邦联。在历史上，1291-1848年瑞士建立了邦联，1579-1595荷兰联省共和国也是邦联。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都是国际交往中的主体，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国家权力的纵向划分上。在单一制国家，无论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都是有中央政府授予的，中央政府在必要时可按一定程序收回授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对联邦制国家来说，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不是固有的，而是由成员邦共同授予的。在联邦制下，联邦、成员邦的权力由宪法界定。」（严家其：《联邦中国构想》第38-39页，《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
英联邦，不是联邦，是一个国家的共同体（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中文翻译为英联邦，就习惯沿用下去了。
「邦联」与「联邦」如此不同，建立「邦联式联邦」的关键在于，把成员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紧密成员邦」，另一类是「松散成员邦」。在「松散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上，带有「邦联」的特征。《联邦中国构想》提出了几种划分这两类成员邦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把台湾、香港、澳门、新疆、西藏、内蒙的蒙族聚居区等归入「松散成员邦」一类。（严家其：《联邦中国构想》第45-50页，《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
这本书的序言最後说：「历史潮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世界性的非共产主义潮流，迟早要席卷中国大陆。历史是人的活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并不是注定的，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离不开人的倡导。」「中国向何处去？需要我们千千万万中国人来探讨，十余亿个解除了束缚的大脑，一定能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往光明和幸福的道路。《联邦中国构想》，不过是为未来中国提供的一种可能选择。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人们对未来中国前途的进一步关注和探讨。」「在《联邦中国构想》付印时，我特别要说明的是，联邦制远远的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联邦制只是为未来中国的国家结构提供一种合理的、可能的选择。中国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联邦制也好，多党制也好，都只能解决未来中国某一方面的问题。中国的进步、发展、繁荣还要依靠健全的法律秩序、良好的议会政治、有效的行政管理、公正的社会政策，依靠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亿万中国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实现。1991年11月20日」
1992年前後，我出版了多本著作，有两本文章汇集《走向民主政治》、《未来中国的选择——第三共和》。《首脑论》出版了日文、韩国文版、1989年前在中国写的文章，有杨大利汇编并翻译为英文出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88年出版的《思想自传》。因为有这些书，现在的回忆录才得以完成。
§ 31 大分裂
聚合与分裂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社团的合并与分裂、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如果，站在地球上空观察，就会知道，这是一定条件下的自然现象。社团、政党、教会等非经济组织，有共同目标的社会运动，有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就是几个创始人之间的严重分歧，往往会造成组织、社会运动的分裂和瓦解。
1989年「民主中国阵线」筹备组，是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的，由7人组成。这7人是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諮、沈彤、李波、岑建勋。陈一諮为召集人，万润南为秘书长。由于陈一諮当时不愿公开自己姓名，岑建勋要回香港，会议决定以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五人名义发表新组织成立的倡议书。
民阵成立後，刘宾雁没有担任民阵职务，陈一諮只是一个普通理事。1993年的大分裂，主要是刘宾雁、陈一諮、XXX几个人，依靠他们在民阵会员中的影响力，把一个筹备多年的民阵、民联合并大会，向两个方向撕裂的结果。75岁的王若望只是不明情况卷了进去，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当然，大分裂还有其他原因。
民阵会员分布在世界各地，一届理事有15人，在法国的理事5人、其余10人在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监事会11人，也分布在许多国家。这样的理事会、监事会，开一次会，要办签证、乘飞机，十分困难。当时没有互联网，一届理事会的後半年，有重要事情，就只能通讯表决。
民阵章程规定，只要认同民阵纲领、承认民阵章程、自愿报名、经理事会授权机构接受後就可以成为民阵会员。民阵内部实行派别公开化原则。民阵不是流亡政府，而是一个松散的、动摇一党专政的独立政治力量。 为了保持会员之间的联系，从民阵成立四个月起，秘书处每半个月编印一期《会员通讯》。民阵第一年共编印了15期。民阵的重要文件、理事会决定、民阵的主要活动、监事会决定、财务收支，都公布在会员通信上。《会员通讯》并不保密，参加民阵的会员，不经过任何政治审查。民阵这样做，同民阵章程、理事会，包括我本人，当时对「民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认为民阵内部事务的公开化、财务收支的公开化，有助于监督民阵总部的工作。在民阵内部发生争论後，《会员通讯》上刊登了多篇主张《派别公开化》的文章。
民阵会员遍布世界各地，组织的松散性和章程规定「派别公开化」，加上对民主的片面理解，给民阵後来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问题，而且成了民阵分裂的因素。
陈一諮和万润南之争
民阵成立後，民阵秘书处作为民阵的常设机构，必须处理各种临时出现的各种具体事务，万润南作为秘书长每天在办公室上班，全力投入工作。民阵主席，按章程，主要是对外代表民阵，对内主持理事会工作，我可以对秘书处工作提出建议，如果一定要秘书处执行，就必须通过理事会作出决议。我的工作除了主持理事会外，就是通过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演讲，发表文章，扩大民阵在社会上的影响。这种做法，避免了介入各种矛盾和纠纷。实际上，有些矛盾是不能回避的，需要介入，需要明确指出一些人的问题，但我没有完全做到。在後来海外民运的多次矛盾和纠纷中，1993年我介入了，无济于事，1993年後，在海外民运的多次纠纷中，我不担任顾问、理事、名誉主席等头衔，采取了不介入态度。
1990年6月20日民阵《会员通讯》刊登了《民阵秘书长万润南访问记》。万润南说：「我完全不同意民阵公信力下降的说法。」「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在短短的半年里做这么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有许多都是得到称赞和支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千万不要不做事情却是公信力最高，做了事情反而公信力要下降，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不会有人做事情。我在大陆时对这一点就深有体会，中国的事情很难做，关键是做事情的人太少，往往是一个人做事情，两个人在傍边议论，四个人要告状，十个人来调查，一百个人围着看热闹，平均117个人就你一个人在做事情。我原来以为在海外中国人当中，特别是受了许多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当中，情况会好一点，可惜变化并不大，本质上还是一样，只是换了一些西方民主的名词而已。如果中国一直是这样，中国就不会有希望；海外民运是这样，海外民运也不会有希望。所以，我非常非常不同意民阵公信力下降的说法，什么原因？没有原因。因为不是这种情况。」（【註】新闻自由导报驻巴黎记者安琪：《民阵秘书长万润南访问记》，《新闻自由导报》1990年6月10日。《会员通讯》转载自《明报》月刊）
万润南作为秘书长，做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没有万润南做事，民阵就只出现在报纸上。我早声明下一届不连任民阵主席。万润南要起来竞选民阵主席，而在民阵中不做具体事情的陈一諮，坚决反对万润南当主席，朱嘉明也要竞选主席。万润南说的「一个人做事情，两个人在傍边议论」，实际上是两个人当面严厉批评和争吵。「十个人来调查，一百个人围着看热闹」，并非夸大。
在陈一諮当方励之面严厉批评万润南前，据陈一諮接受安琪采访时说，1990年2月10日夜里，「我（陈一諮）和万润南进行过一次交谈，我坦率地说：老万，你人很聪明，也想做事情，这一点我很赞成，但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以为只有你行，别人都不行，那些独裁者从来都认为只有自己行别人不行，最後才变成独裁者的。我认为你有三个弱点，第一，你是貌似宽厚，心实妒刻，武大郎开店。第二，你搞的政治小动作太多，成不了大气候。第三，你在秘书处的运作完全是一种独裁模式。」（【註】安琪：《陈一諮谈「万陈之争」》，香港《开放》杂志1990年9月）
在陈一諮、万润南当方励之面发生争吵後24天，也就是民阵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万润南决意竞选民阵主席前14天，民阵内部争论首次在巴黎《欧洲日报》上公开了。1990年9月8日至10日，《欧洲日报》刊出了记者戚久采访陈一諮的报道，题目是《民阵二大前夕政见面面观之一》。9月11日，刊出了戚久对万润南的采访《海外民运需超然独立》。到9月22日，民阵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欧洲日报》还在刊登民阵内部争论的文章。
陈一諮对万润南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万润南作为秘书长「实质上独揽大权」，「用家族企业的管理体制是典型的独裁制。」（戚久：《民阵二大前夕政见面面观之1》，《欧洲日报》1990年9月8-10日）
在陈一諮批评万润南後的采访发表後的第二天，《欧洲日报》发表了戚久对万润南的采访。万润南为竞选主席提出的四条基本策略：「对顽固派给出路，对改革派要配合，对地方派要鼓励，对民心要组织。」我当时读了感到这四句话完全做不到，戚久在报道中也指出，这四句话需要「有一个艰巨的大前提——民阵要形成一股可观的实力才真有攻心的『份量』，民阵还必须建立起与这四派能直接或间接沟通的管道，才能鞭长所及。」（戚久：《民阵二大前夕政见面面观之2》，《欧洲日报》1990年9月11日）
万润南并未「独揽大权」，没有用「家族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民阵，但我不赞成「四条基本策略」的说法，我认为「民阵是这样的组织，它是动摇中国大陆一党专政，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要为今后在中国迈向政治多元化，建立反对党进行理论上组织上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因此，它是一个学习民主和培养反对党的大学校。」「民阵不是『流亡政府』，不能用『流亡政府』的身份对内对外说一些假大空的话。」（戚久：《民阵二大前夕政见面面观之7》，《欧洲日报》1990年9月18日）
戚久报导说，陈一諮在民阵成立後一月，即1989年10月就开始筹组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990年4月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5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召开第一届董事会。陈一諮是民阵筹备组召集人，当时他不愿公开自己姓名，没有说自己要竞选民阵主席，也没有人推荐他出来竞选。民阵成立後，我与万润南留在巴黎，他去了美国，并准备长期在美国普林斯顿留下。当陈一諮在民阵成立後，就不断批评万润南，但我要维护民阵这个组织，我并不希望民阵在批评中垮掉。但陈一諮批评万润南，与我的区别在于，陈放弃了他筹组的民阵，从民阵成立不久开始，他就已经全力投入《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建。陈一諮是民阵理事，在民阵会员中也有影响力，民阵和民运的大分裂，从陈一諮与万润南的公开争吵开始。
陈一諮在民阵中，作为一个理事，在民阵事务的决定上，影响力有限。他到美国後，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一人独揽大权的研究中心。万润南当秘书长是我提名的，我与他共同合作，才能有助于民阵的发展。在对陈一諮的专横跋扈，在「陈万之争」中，我在情感上是站在万润南一边的。但在造成民运大分裂的「廖大文和基金会问题」上，在理智上，完全不赞成万润南对刘宾雁的支持态度。刘宾雁与陈一諮一样，是民阵的发起人，民阵成立後，刘宾雁与民阵没有关系。有人告诉我，刘宾雁说，「严家祺为什么这么出名？」
正是一个陈一諮，包括另外一个人，一个刘宾雁，两股相反的力量，依靠他们的影响力，在1993年华盛顿DC的合并大会上，把不知情又倔强的王若望推出来，演出了海外民运大分裂的节目。
万润南采访发表後两天，《欧洲日报》刊出了戚久对民阵秘书处负责「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务的许天方的采访。许天方说，「民阵秘书长在谈到一年来政绩时，必提「民主女神号」，这不仅有掠美之嫌，而且在指导思想上重利轻义。当去年法国三位记者提出「民主女神号」构思找民阵商谈合作事项时，秘书长内部定调为『出名可以，出钱没有，以虚对实。』当中外人士进行了四个月的夜以继日的努力实实在在搞出一条「民主女神号」举行启航仪式时，秘书长突然由虚名求事利。问：『许天方，你能给我赚回多少钱？』许天方说他听了十分难过。」戚久说：「许天方对万润南竞选民阵主席的最大忧虑是，把办企业的盈利原则作为政治运作的指导思想，那就抽取了民主运动的灵魂了。」（戚久：《民阵二大前夕政见面面观之4》，《欧洲日报》1990年9月13日）
戚久对民运的连续报道，把民阵内争完全公开化了。在法国大环境中，即使想掩饰民阵内部矛盾，是不可能的。戚久的文章，连续刊出9篇，到第9篇发表时，民阵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了。一个组织的分裂和瓦解，往往起源于两、三个核心人物的矛盾和分歧。
【随想录·民主的含义】民主是一个团体，按照多数人预定的程序和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策的一种机制，如果这个团体是航行在大海中是一艘船的所有人员，当他们自愿来到这艘船上时，这艘船如何航行，是无需民主的。一个企业，也是一个团体，企业董事会不能有所有人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产生，CEO（首席执行官）的执行权的高度集中的。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政府如何产生，就有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这种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人民权利受到保障的政治制度。在党政分离的条件下，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是否实行民主，则是这个政党或这个团体自己规定的事。在民主政治下，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的个人，他的任期和任期届数，都需要严格限制，但对政党、社会团体来说，只要有公开、公平、自由的选举，任期可以限制，也可以不受限制。每一个政党、每一个团体都要按法律规定成立，自己的秘密，无需公开化。
第1排左起：明居正、胡平、白夏、马赫雅娜、法国人、张文光、严家祺、戈扬、伍凡
民阵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旧金山开了三天会，修改了章程，不再设秘书长，万润南和许思可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朱嘉明任理事长，我当选为理事。
诺瓦托会议
民阵从成立开始，许多人就认为，应当有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的民运有组织。在民阵成立後四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首届「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民阵、民联组织上合并的意向。（【註】《民阵民联联合声明》，《中国之春》1990年3月）後来，又有两次会议通过两组织合并的决定和方案。1992年1月25日至26日，民联的联盟委员会和民阵的理事会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诺瓦托市（Novato）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达成两组织合并协议。会议成立了一个8人的联合工作委员会，下设章程文件组、筹款财务组、代表资格审查和合并大会会务组。会议还通过了双方财务存底控制提案，保证在合并前双方财务不得有赤字，以免造成合并後新组织的负担。（【註】《民阵民联旧金山联席会议公报》，《中国之春》1992年3月，又见香港《百姓》半月刊文章《民联民阵议定合并》，1992年2月16日）
民联、民阵联席会议结束後，在诺瓦托市召开了一次200人参加的民运团体负责人圆桌会议，会议由我主持，发言人临时举手要求讲话，我一个个直呼其名，请他们讲话。很多人奇怪我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实际上，长住旧金山的杨建利坐在我边上，每当有人举手时，他就把举手人姓名写在纸上告诉我。
【图31·1】1992年1月31日纽约联合国前哈马绍广场，严家祺在抗议李鹏诺瓦托会议後五天，为抗议李鹏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上举行了声讨李鹏的大示威。这次大示威的集会由全美香港华人联合会会长吴锦祥和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主持。参加示威的有数千名华人和留学生，人们头绕红带，手牵黑气球，示威长达3小时。包柏漪、王炳章、陈一諮、朱嘉明、于大海、柴玲、李录、丁元和我作了讲话。然后，举行公审李鹏大会。「民主女神」站在高台上向李鹏提出控诉，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生、八九学运时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任「法官」，李兰菊、白梦、柴玲为证人，曾被捕入狱的姚勇战，双手戴上了手铐上台作证。所有示威者出任陪审团，李鹏也有一位辩护律师。在联合国前的公审大会历数李鹏罪行，陪审团一致议定李鹏有罪。这时，李鹏正坐在公审大会不远处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会场内。
海外民运对六四大屠杀这样的示威抗议活动很多，大家齐心合力，在全世界造成了广泛影响。但在民运组织内部，不断地发生大大小小的的矛盾和争端，在媒体不发达时代，没有多少人看到这种内争，媒体放大、加剧了内争。
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事件
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是在1989年11月在华盛顿成立的。基金会的最早创办人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张信，他的英语即时翻译能力和英语之流利，给人印象深刻。在全美学自联成立後不久，筹备基金会的计划就提出来了，最早以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諮、胡平、刘永川、李录七人名义筹办。
1989年下半年是东欧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期。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2月25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并枪决，12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选举哈维尔当总统。1990年3月初，刘宾雁（1925-2005年）到布拉格，会唔了哈维尔总统。「在那次谈话後，他突然要研究东欧，专门化了一个多月时间，读了大量有关捷克的书。他在来信中说道：『自己深感东欧经验于我们十分重要。』」（慧生：《刘宾雁为什么不参加「民阵」》，香港《百姓》1996年10月16日，第226期）
1990年4月10日至14日，基金会筹备会议在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海滩召开，筹备委员增加了刘宾雁、方励之、管惟炎、柴玲、韩联潮、项小吉为委员。刘宾雁任筹备委员会主任。1990年4月26日，基金会的理事会选举管惟炎为主席，柴玲为副主席，方励之为名誉主席，廖大文被任命为执行主席，张信自己主动辞去基金会内职务，担任顾问。扩大後基金会的理事有18人，除了我、万润南、管惟炎几个人在欧洲外，其他人都在美国各地，开一次理事会很难。廖大文是香港大学讲师，她担任基金会执行主席一年多後，1991年9月初回香港大学，解除她在香港大学的教职合同，准备全心全意全力投入基金会的工作。
【图31·4】廖大文、严笑梅（後排右起）。 前排左起张伯笠、XX、李柱铭、陈一諮、张伟国、严家祺、徐邦泰，摄于1993年12月5日，华盛顿DC
廖大文手下有两名工作人员，周七月和柯瑞婷。廖大文说，周七月是带出六四後被捕人员名单到美国，获得她信任而到基金会工作的，柯瑞婷是廖大文回香港前十多天，1991年8月13日开始在基金会工作。就在廖大文回香港时，她的办公室这两位雇员查基金会的账目，认为基金会的账目有问题。1991年10月16日，基金会部分理事在刘宾雁家召开理事会，作出了成立工作组，主持调查基金会财务事宜，并负责基金会正常运行，而基金会主席管惟炎没有参加会议。
1992年3月11日，揭露廖大文账目有问题的周七月回北京近3个月，这时他在北京写了一封信，通过一位在香港的朋友，在《开放》杂志上发表了。这封信说：1991年9月，「华盛顿的基金会的一位美国姑娘（指柯瑞婷）发现基金会账目明显有问题，于是循章向理事会反映。与账目有关的几位领袖级人物马上认定是我挑出的，因为我是中央派来破坏基金会的特务」；「这些可怜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肮脏，毫不迟疑地采用了中国式的首选手段。于是，我又一次被私下定为特务。」「这些尚没有取得政权的个别领袖和精英们，为了自己的小面子或私利已经在玩政治恐怖了。他们喜欢的是民主还是专政？」（【註】《周七月致友人的信》，香港《开放》杂志1992年11月）
我在巴黎接到美国电话要理事签名，我在不了解情况下签了名。当我两天後了解了情况，发了一封信给管惟炎放弃了签名。我对成立工作组问题改变了态度，就被「陈国栋」定为「三种人」中的「第二种人」。看到这篇文章，不知道「陈国栋」是谁，但两位赞同这篇文章的人，很快就说出了「陈国栋」的真名，原来是XXX（「陈国栋」是一个好人，只是当时像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陈国栋」说的「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民运队伍中有廖大文、XXX、李录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破坏规矩、为所欲为。」
第二种人是「民运队伍中有严家其这样的人，他们在处理事情时缺乏判断力和洞察力，在看到有人破坏规矩时又大和稀泥，甘当破坏社会规矩的社会基础。」
第三种人是「民运队伍中有管惟炎这样的人，他们挂了名却不幹事，结果造成误事。」
这个化名为「陈国栋」的人，在这篇文章中说：「基金会今后怎么办？有人建议，基金会干脆解散算了。我为这不失为一种方案。」（【註】陈国栋：《民运为何断了财源——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的三种人》，香港《开放》1992年4月） 明明是XXX的「陈国栋」说「XXX代表民联和《中国之春》杂志社直接向国会基金会提出申请。今年3月底，国会基金会批准了民联的申请。1993年1月，管惟炎刚刚辞去基金会主席职务时，刘宾雁主办的《中国观察》创刊了。据《前哨》的采访文章说，刘宾雁夫妇两人都为《中国观察》工作，「由于稿费支出相当大既要给作者稿费，也要给翻译者稿费，为了节约稿费，朱洪（刘宾雁妻子）就把新闻部分接了下来，占全部刊物的3/8 。」刘宾雁说，在中国学社中「我是二万四，这在美国并不算多，而且我们学社里拿二万四的还有几个。」（【註】安琪：《刘宾雁的苦衷》，香港《前哨》1994年3月）
现在时过境迁，30年过去了，结局影响了许多人的后半生：
⦁ 廖大文1991年9月初回香港要辞去香港大学教职，为了完全投入基金会的工作，被仅仅新到基金会只有半个月的美国女孩柯瑞婷查出账目中一些问题，柯瑞婷和周七月没有向基金会主席管惟炎报告，而向基金会的一个理事XXX报告，XXX就向刘宾雁和其他几个理事说了。然后，在刘宾雁家作出了「派三人工作组」调查，并暂时主持基金会日常工作的决定。这时，基金会主席管惟炎不知道。
⦁ 廖大文已把两位雇员周七月和柯瑞婷解雇，廖大文在香港时，请朱嘉明、李录两位理事，要两位雇员离开基金会办公室。周七月在一个多月後回到了中国。
⦁ 为周七月和柯瑞婷说话的XXX，在1991年11月20日、12月8日、12月11日连写三封信给美国国会民主基金会（NED），1991年12月12日，NED决定「暂停给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拨款。接着，XXX代表XXX、刘宾雁为他新创办的、依靠邮寄发行仅仅几百份的刊物《中国观察》向NED申请资助。而且都得到资助。
⦁ 结局是，经过多年调查，核实账目，据参与最後阶段查账的张郎郎说，廖大文没有任何贪污问题。但在这以前多年，廖大文已经辞职了，管惟炎也在1992年12月辞职。
刘宾雁在1993年1月的合并大会上讲了几十个「良心」，说：「我最後只说一句话，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良心讲完，合并大会以「大分裂」告终。
1992年3月，XXX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民阵问题一箩筐》一文，其中提及民阵内部问题，以及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近半年中发生的纠纷。我读了这篇文章，同意他说纠纷的「要害是争夺对该基金会的控制」。我印象中XXX既不是民阵、也不是民联成员，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民阵内部这么多事情，而且介入这种争论。有一天我、陈一諮与他在一起时，XXX要我写文章表示态度，我感到反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此人。
围绕着基金会和民阵争端，这样的文章在一年时间内，在香港的《九十年代》、《争鸣》、《开放》、《前哨》、《动向》、美国出版的《中国之春》和其他报刊上刊登了30余篇。特别是刘宾雁和管惟炎之间展开了争论。
管惟炎和刘宾雁之争
1992年8月，廖大文离开了基金会，管惟炎还是基金会主席。刘宾雁在香港《动向》杂志上发表了《民运的悲哀》一文。这篇文章谈了三点：
①廖大文有严重问题，刘宾雁文章提及的有廖大文机票、电话费重复报销、私人生活用品当做办公用品报销等；
②基金会主席管惟炎挂名不管事，「盖上主席管惟炎印章发给理事的函件，传达的往往就是执行主席（廖大文）的旨意」；
③「每一个民运分子要遵守起码的道德要求，不准说谎，不准颠倒是非，加害于人；不准把黑社会的一套带到民运中来……倘若在这样起码的要求上还不能达到共识，倘若民运组织连自己内部的是非都无力判断和解决，那还要这种民运组织做什么呢？还要海外民运做什么呢？」（【註】刘宾雁：《民运的悲哀》，香港《动向》杂志1992年8月）
时隔30多年，现在知道，廖大文没有任何贪污问题，她在香港大学有教职，辞去教职做基金会工作不是为了挣工资，而是为了做好基金会的工作。但30年前，刘宾雁等几个人，就认定廖大文有严重问题，基金会的最後结局是，廖大文离开了基金会，管惟炎辞去了基金会主席职务，基金会彻底瓦解。
1992年12月，管惟炎在香港《前哨》月刊上刊登了《刘宾雁加入丑化民运行列？》一文。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批评民运十分正常。刘宾雁为了标榜自己「道德观」和「独立性」，不是批评民运，而是为了在媒体上获取声誉，用「良心」来要求他人。管惟炎说，刘宾雁在基金会只是一个理事，「民运祖师爷被屈居为区区理事，看来才是问题之源。现在刘先生终于出来『理』事了，他对基金会公开发难，在他看来是彻底摧毁基金会的时候到来了。今年早些时候有人以化名（当然是为了避免『承担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在《开放》杂志上发文，诬蔑严家祺和我是『第三种人』，读了刘文对我的指责，才知道原来这是刘宾雁先生的意思。」（【註】所谓「第三种人」是指「甘当破坏规矩者的社会基础」。）管惟炎说，刘宾雁不仅伤害「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而且要解散「中国未来学社」，打击伤害《新闻自由导报》。管惟炎说：「1990年初少数人在波士顿成立了“中国未来学社“，我和苏绍智先生被推举主持社务，似乎没有发生什么『经济问题』或『玩弄政治』的情事，刘先生还是退出了，并建议解散该组织。刘先生对《新闻自由导报》的打击和伤害也是人所共知的。……办了《新闻自由导报》这份海外民运报纸，不知什么地方未听从刘先生的旨意，竟遭恶毒攻击。」
「道义强制」为大分裂拉开序幕
1989年，刘宾雁是民阵的最早发起人，也是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筹备组主任，民阵成立後，他不加入民阵；基金会成立後，他没有当选主席。他为这两个组织付出了很大的热情，最後，在他《民运的悲哀》声中，竭尽全力，对基金会的执行主席廖大文进行了不停的「道德审判」，摧毁了基金会。在1993年合并大会召开时，进一步撕开了基金会的裂痕，在大会开幕式上，刘宾雁提出「中国人配不配有自由？」他要大家「真正辨明哪些是伪君子，哪些是真小人」，并宣布「二十四小时内可能会公布一个最大的丑闻」。
我在前面第29节谈陆铿时说：「一个人历经苦难而不倒下，需要坚定信念、坚强性格、坚韧不拔的精神，人们钦佩他们。但有一些在政治上受过苦难的人，往往会把苦难当做自己要求他人追随他的『资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那些没有受过、或少受苦难的人，似乎没有发言权，他们本人不容批评。这是一种『道义强制』，对中国儒家传统来说，这种『道义强制』，似乎是一种传统。在儒家文明中，在道德与法律之间，有许多地方缺少明显界线，『道义强制』就会转化为一种无形的『权力』。陆铿用他受苦受难，要求几十年同样受苦受难的妻子，但对他的所有朋友，从来充满善意，友好待人，陆铿朋友遍天下。刘宾雁也历经苦难，但他与陆铿不同，在1993年，他一连讲了几十个「良心」，就把筹备了多年的合并大会摧毁了。这使我看到了刘宾雁「良心」的巨大力量。
刘宾雁在开幕式上说：「中国人能够聚集在一个地方集会、说话、结社，很难得。也许我们不能不面对的，是我们在有了自由後仍然很难说话。我来之前，我太太再三叮嘱我，不要说话，为什么呢？说真话很难，说公道话更难，三年来民运的历史已证明了。我不愿意说这话，但事实摆在我面前，中国人配不配有自由？中国人中的菁英起码大学毕业了，配不配享受自由？」「两年多以前，在民阵二大说了几句话，结果被人诬指为替万润南拉了选票。1992年民运内部发生了几件丑闻，一个最大的丑闻，24小时内可能会公布出来。在国内用中国老百姓公布出来的血汗钱来为共产党付学费，在海外，我们要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台湾纳税人的钱，继续付学费。我刚才说的一宗更大的丑闻，本来可以避免。事情爆发于1991年9月，从10月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不断作出努力，防止事端扩大，寻求一个合理的体面的解决，但是一次一次地失败。结果，所有出来说话的人不是诬指为特务，就是野心家。我现在想得起来的名字……也许我是最後一个。呵！还有……」
30年前，刘宾雁这样说话时的前提是，「一个最大的丑闻，24小时内可能会公布出来」 。24小时过去後，没有公布，30年过去後，也没有公布。刘宾雁在两个组织合并大会开幕式上的长篇讲话，就是建立在存在这个「最大的丑闻」之上的，下面的讲话，每一句都充满良心，都显现正义，都能够激发起听众主持正义的热情，但并不存在这个「最大的丑闻」。
刘宾雁说：「试问，导致这种现实的人有没有一点良心上的自责？现在事态发展到我们要在国际上出丑。美国人会想，我们为什么支持你们民运？原因在什么地方 ? 原因在于没有压力，没有谴责，没有社会舆论。在国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在海外，我们不能理解。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如何面对自由？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花了十天时间，我从来没有这样卖力过；我的文章初稿发到《中国之春》，一个小时之内就落入很多人手里，对我施加压力，这些人应该想一想，你们这样做对不对？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有没有一点责任？两种对待自由的态度，一种是自由地说话，一种是自由地不说话，自由地不说话的人在我们中间占了多数。明哲保身，息事宁人，首先『宁』的是自己。我绝对要谴责这种精神状态，很难设想，两年以後的中国，如果多数人采取这种态度，而自由地说话的人是谁？正好是那些造谣、毁谤、玩弄阴谋诡计、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压力，到今天，到这个小时为止，到此刻为止，我不想谴责任何人，我要指出这个现象。今天早晨一位从欧洲来的朋友跟我说，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海外流亡组织，都没有形成一个较大的力量。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但又不同意他的观点。没有一个国家在海外有3000万侨民（一说华侨在海外已达5000万），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经受如此大的苦难。我们自相残杀，至少将近一个世纪；而我们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这种自我毁灭，也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中国的形势短期内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回去将怎样面对太平洋彼岸的故乡父老？我最後只说一句话，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刘宾雁被称为中国的良心，就是这么来的。
这里他的「良心」，第一建筑在廖大文有严重问题上，「一个最大的丑闻，24小时内可能会公布出来」；第二 建筑在他绝对要谴责那种「自由地不说话」「这种精神状态」。刘宾雁说：「自由地不说话的人在我们中间占了多数。明哲保身，息事宁人，首先『宁』的是自己。我绝对要谴责这种精神状态」。
接着，刘宾雁还是在谈他的「良心」。「我们这个民族，素来是以缺乏虔诚的宗教感为其特征的。但，我从小就听到良心，良心，不能伤天害理，良心呵，这对几代中国人起了很大作用。」
我从来以为，「良心」、「道德」，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没有想到可以用来要求别人。出生于奥地利的思想家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刘宾雁在这次讲话中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我们的良知充分动员起来，我们这个会很可能在海外是最後一次召开了，下次的会很可能在国内召开。」「我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良知充分动员起来，我们要真正辨明哪些是伪君子，哪些是真小人，把我们真正信得过的人选进领导班子里。」
有一点，刘宾雁没有说错，1993年民运的合并大会，「我们这个会很可能在海外是最後一次召开了」。1993年的会议，在其后30年中，成了「在海外是最後一次召开」的、规模大的民运联合的会议。刘宾雁借廖大文和基金会事件，在1993年的「中国民联」和「中国民阵」的合并大会开幕式上的长篇演讲，为这次会议的大分裂拉开了序幕。如果说，方励之是1986年和1989年中国两次民主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那么可以说，刘宾雁是1989年後，基金会和民阵这两个民运组织的「第一摧毁力」。
在中国，1989年我有勇气说邓小平独裁；在刘宾雁以「中国的良心」面目出现时，在国外，我却没有批评刘宾雁的动力，就是到30年後今天，是否要在回忆录里谈对刘宾雁的看法，我还有犹豫。在我近80岁时，时过境迁，为了理解「人性三要素」、理解「什么是政治」，谈一谈「管惟炎和刘宾雁之争」，也许对人们有所启发。
刘宾雁「24小时内公布最大丑闻」，是因为方励之要在24小时内赶来会场，以「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名誉主席的身份主持一次基金会的理事会，对廖大文的问题宣布一个结论。方励之在24小时内来了，理事会也开了，但没有「公布最大丑闻」。基金会瘫痪後，它的账目经过审查，廖大文没有贪污问题，也没有公布什么「最大丑闻」。刘宾雁在1989年後，在海外竭尽全力捣毁了管惟炎领导基金会後，又捣毁了1993年海外民运的大联合会议。
这又使我想到《圣经》哥林多前书对「爱」的一段话，有爱的人，久经苦难，仍然善良。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不合理的事，不求私利，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
王若望发表竞选演讲後退出会场
1993年的大联合以大分裂收场，刘宾雁拉开了序幕，高潮是王若望在发表竞选主席演讲後退出会场。
刘宾雁要求民运分子「不准说谎，不准颠倒是非，加害于人。」实际上，刘宾雁这篇文章就在没有审查清楚廖大文账目的情况下，认定廖大文有严重问题，这已经在「加害于人」了，而且，在刘宾雁这篇文章发表後几个月，当民阵和民联召开大联合会议时，基金会冲突中的裂痕，已经扩大到参加合并大会的许多代表中，终于在合并大会中爆发新的冲突，海外民运发生了公开的大分裂，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民联、民阵合并，新组织的诞生，最根本的标志是大会是否合法地通过了新组织的章程。所谓合法，是指这次会议的代表产生、会议召开、会议程序、会议表决办法、表决过程等，是否得到两个组织极大多数人认可。
合并大会开幕前一个月，联合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印发了一本《民联、民阵联合代表大会章程草案汇编》，有不同人提出的11份完整草案。1992年12月27日，联合工作委员会电话会议以表决方式通过了一份《新组织章程通过办法》。这个《新组织章程通过办法》，在代表大会上，又进行了修改。大会先对11份章程草案进行「整体投票」，选出一份草案来後，再对这份草案，逐条审议修正。
1993年1月31日，经过漫长的辩论和无数次表决，通过了新组织章程。这天下午，大会通过「民联」和「民阵」两个组织合并後新组织名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这时，会场掌声雷动，新组织宣告诞生。
从1993年1月29日合并大会开幕以来，在竞选主席前的两天半中，与会代表参加了会议，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表决，事实上都承认这次会议是合法的。在这两天半後的下午，在章程通过和新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後，与会代表都承认「中国民主联合阵线」，这时，原有的「民联」和「民阵」两个组织就不存在了。
新组织成立後，1月31日下午进行选举。
新组织章程规定，设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主席、副主席分别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选举前，大会主席团确认了五位主席候选人，他们是：王若望、胡平、岳武、徐邦泰、华夏子。被确认的副主席候选人是：万润南、汪岷、张伯笠、马大维、杨建利、钱达。
应当说，11位主席、副主席候选人，他们都是自愿报名出来竞选的，当他们报名和被确认为候选人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竞选的是「中国民主联合阵线」领导人，都承认这一新组织的存在。1月31日下午竞选刚开始，就发生了一场突变。
1992年，王若望（1918-2001年）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以訪問學者身份从中国来到美国。他参加了这次合并大会，原定与民联的联盟委员会主任徐邦泰作为他的副手，搭档竞选主席、副主席。但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选举规则，主席、副主席分别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分开竞选。现在，徐邦泰决定竞选主席。王若望认为，徐邦泰「违反当初诺言」、「背信弃义」，在发表演说并听完另四位「主席竞选者」演说後，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王若望在大会上说：「去年9月，我自大陆来到旧金山，徐邦泰、万润南和陆铿一致推举我出来整合民运，报名参加主席竞选，主催我上马的是徐邦泰。直至华府开幕的第二天，徐还是信誓旦旦向我保证支持我当选主席。幸而严先生文中讲出了徐邦泰在去年11月31日给『联合委员会』的报名信。『在目前竞选方式不变的情况下，我报名竞选副主席，如果选举方式有变化，我不排斥竞选主席。』（【註】）王若望所指的这篇文章是《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五大争论》，刊巴黎《欧洲日报》1993年3月3日至4日」从这封信本身倒让人们看出徐邦泰一开始在表面上推举我竞选主席。而在背後则一直在打自己当主席的算盘，一方面在背後则传播丑化王某的语言。」
王若望说：「我知道，我投身民运是不合适的，首先我很陌生，我来的时候是一个客人，我到现在也还是大会贵宾。我怎么办？我亲自到世界各国游历，考察民运组织的情况。因此，我有了发言权，我要讲，我不会做官僚主义，请诸位放心。到美国以後，我创议三条最低政治纲领，我这里不重复了，後来我又加了一条，使它更加完美。我看我们民运针对的矛头要集中于北京当局，而不是针对自己。自从我在旧金山从飞机上下来时候，我就讲了一段话，我说，我是从大陆来的，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一点『小毛泽东』。我是资深的共产党员，恐怕『小毛泽东』比较顽固。这是我的坦率，应该说也是对我的严厉要求。我不希望到美国出洋相。实际上我碰到的三件、四件、甚至更多件『小毛泽东』向我这个『老毛泽东』泼污水、各种进攻，我实在受不了。我进行了细心的思考，虽然这种思考对我是很痛苦的，但我还是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在欺人太甚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做出一件对我来说非常无可奈何的决定，我宣布退出竞选。」在五位「主席竞选者」演说结束後，王若望退出会场。
《百姓》半月刊报道说：「在王若望退出会场的一霎那，有四十多人蜂拥而出，整个会场好像爆炸了似的，继胡平、岳武宣布退出竞选主席以後，马大维、钱达宣布退出竞选副主席，万润南虽未宣布退出竞选，但他却跟着王若望离场了。只听扩音喇叭里吼叫着：『民阵洛杉矶支部退出！』『民阵纽省支部退出!』『瑞士分会退出!』『日本民联分部……』『原民阵理事会欧洲地区召集人和德国代表退出本次会议。』」
「主席团宣布说：『收到一个字条，王若望先生马上就要回到会场。』会场报以热烈掌声。这时只见原来退出会场的代表，经过劝说也回来了一批。但王若望却不见。他拒绝柴玲和李录三番五次敦促他回到会场的要求。」（【註】《百姓》记者海涛：《民联民阵两大组织合并现场观察：陷入共产文化的迷魂阵中》，《百姓》半月刊1993年2月6日）
大会由主席团主持，发生退场事件，主席团的决定至关重要。由于3人退出主席团，大会主席团由11人变为8人。8人主席团紧急磋商，决定大会继续进行。
在王若望退场前，到会代表为132名，王若望退场後，还有117位代表留在会场，实际退场代表只有15人。退场时，许多记者也跟着王若望离开会场拍摄退场镜头，一时间，场内人不时进出，闪光灯亮个不停。我当时感到有四、五十人离开会场。当比利时代表钱海鹏返回会场时，另一名代表上去抱住了他，两个小伙子相拥痛哭。钱达是副主席竞选人，他宣布退出竞选，但回到了自己座位上，全场一片掌声。
于大海是大会主席团召集人。他在後来发表的《联合大会後的几点想法》一文中写道：「这次民联民阵联合大会上出现了许多不愉快的场面令许多代表失声痛哭。但作为大会主席团的召集人，我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之重大。我对徐邦泰一帮人的作法是不满的，但我感到，我们需要顾全的是一个比主席竞选更大的大局，那就是民联民阵联合工作的完成。当时，民联、民阵已宣布解体，如果联合不能完成，海外民运会出现中断，民运的旗帜会消失，而那种情况如果出现，我们的责任就太大了。所以，我当时以最大的自我克制和王光秋等人在一起，坚持将大会主持了下去。」（【註】《百姓》记者海涛：《民联民阵两大组织合并现场观察：陷入共产文化的迷魂阵中》，《百姓》半月刊1993年2月6日）
选举时实发选票117张，主席竞选者只有两人。开票的结果，徐邦泰得票77票，华夏子得5票。17位代表投了弃权票。大会执行主席王光秋声音颤抖地宣布徐邦泰当选。说完竟面对全场代表伏在主席台上痛哭。
副主席有3人退出竞选，其中两人退出会场。剩下的3名候选人张伯笠以一票之多领先汪岷，因而，杨建利、张伯笠当选副主席。
在主席、副主席就职演说之後，新当选的主席、副主席联合提议，聘请王若望为新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名誉主席」。王光秋表示这一提议可以作为代表大会提议，大会热烈鼓掌。我站起来要求发言，获得同意。在徐邦泰决定竞选主席时，王若望作为「名誉主席」，是一个很好选择，但他退场後就不一样了。我说：「当王若望退场而使大会受到严重挫折後，我决不赞同这样的人出来担任新组织的名誉主席。当王若望跨出大会会场门坎时，王若望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这表明，「并不是任何不赞成共产主义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义者。」（【註】引自严家祺：《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五大争论》，刊巴黎《欧洲日报》1993年3月3日至4日」）
大会主席的裁决是，鉴于章程上没有规定设「名誉主席」，所以本届不设「名誉主席」。
合并大会後20天，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倡议召开「全球中国人权和民运团体联席会议」。（【註】）《关于召集人权和民运团体联席会议的倡议》，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883年4月）这一会议于1993年5月在洛杉矶召开。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中国民主党筹委会」。（【註】）《组党倡议书》，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883年4月）
1993年民联、民阵合并的结果，至少形成了5个组织，即「民联」、「民阵」、「民联阵」、「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中国民主党」。「民联」、「民阵」是解散後重组的，「民联阵」是合并大会产生的，「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是王若望为召集人的组织、「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由王若望等3人组成。
1993年後民运大分裂後几年内，我不愿接近王若望，也不愿接近刘宾雁。由于我没有把对刘宾雁的看法表示出来，他见到我时，还是表现友好，时过境迁，刘宾雁、王若望都已去世，回首往事，怀着平静的心，把内心的看法写出来，不会影响事件的变化，不会使当事人不高兴了。1997年我已经从巴黎到了纽约，又一次见到王若望时，与他交谈，我把政治在一边，对他说，在93年会上对他这么大年纪的人，说了「重话」是不应该的。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与成子良到医院看望他时，我又一次向他表示说「重话」不应该，说得太重了，但我没有说自己的话是错误的。
1993年的合并大会是在基金会纠纷的裂痕中召开的，王若望在75岁时，误入与他无关的基金会裂痕。纵览他的一生，他还是与三代独裁者毛邓江不屈斗争一生。我参加了王若望追悼会。
1993年海外民运的大分裂，是中国共产党乐意见到的。「六四」大屠杀使中国没有正义，笼罩在黑暗中，邓小平「一切向钱看」弥漫全国，中国成了一党专政的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正义、社会公正丧失殆尽。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性」，在任何大变革时期，当舊势力中充斥黑暗和腐败时，人们总是对动摇、反对舊势力的力量，寄以希望，用一种高尚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全部人类史早以说明，「人性」三要素存在于所有人中，中世纪欧洲揭露教士黑暗腐败的许多人文学者，在道德上与他们批评的教士一样腐败，当然也有明显的例外。（【註】参见：威尔·杜兰：《文艺复兴》第725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北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历史就是在这种曲折中前进的。
由于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邓小平死后，江泽民、胡锦涛的更替，在一定程度上还缓和了中国专制政治的矛盾和冲突，习近平取消1982年宪法这一规定，传统中国的帝制死灰复燃，为中国大变革拉开了序幕。在未来中国大变革时期，太阳下没有新事，舊戏将穿着新的服装重演。
§ 32 夏威夷会议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成立後，我没有担任职务，只是一个会员。「民联阵」的活动很少。1993年开始，我较多地投入「联邦中国宪法」的研究。这一想法，是从1992年《联邦中国构想》出版时提出的。巴黎的《欧洲日报》在1992年9月中旬作了报道。
合并大会结束後的第二天，在旧金山，我找了多年前在旧金山就认识的刘凯申。刘凯申是台湾人，是旧金山政府部门的环保专家，他关心中国大陆民主和两岸关系问题，是美国21世纪基金会负责人。我与他商定召开一次「联邦中国宪法研究第一次会议」计划，决定在当年7月在夏威夷召开，由我负责编辑《联邦中国宪法研究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通讯》。
这一份《通讯》，在2月到6月内编印了5期，分送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在这几个月中，其中一些人分章起草了《联邦中国宪法草案》，另一些人对这一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编到第5期，就有了一个章节之间不协调的《草案》。当时有传真机，在夏威夷会议召开前，会议参加者都收到了一份《非大一统、非分裂式中国宪法分章草案汇编》。
用编印多期《筹备工作通讯》方式草拟宪法草案，这一想法起源于「合并大会」前成立的「章程小组」。提交给合并大会的章程有11中不同版本，其中一些版本就是靠「章程小组」内部的传真、通讯草拟出来的。
为了筹备夏威夷会议，我作为会议筹备人员，写信邀请藏人阿沛·晋美参加会议。当时流亡藏人与汉人很少接触，1989年12月在巴黎我拜会达赖喇嘛，是民阵与流亡藏人的最早会见。一般流亡藏人对参加我们的活动还是小心翼翼的。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代表是Lodi Gyari。阿沛·晋美与Lodi Gyari作了商谈後，在5月21日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阿沛·晋美来信说：1946年，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当时，西藏政府向英、美、中三个同盟国派遣了祝贺二次大战胜利的祝贺团，南京政府要求祝贺团在召开「国大」时赶到南京，等代表团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立即邀请他们参加「国大」，代表团盛情难却，就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谁知一参加，又是制宪，又是立法，又是选举，国民党政府连哄带骗，祝贺团想躲也躲不过去。当时，国民党政府还从青海和当时的西康省找了些藏人，再加上拉萨政府的祝贺团，这就算是参加「国大」制宪的西藏代表团。……1954年，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西藏已「和平解放」，达赖喇嘛想不来也不行，于是，「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註】见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问题白皮书》）
「由于这两次教训均出在参加中国的制宪上，一次欺骗、一次被迫，西藏人对和中国人一起参加制宪活动极为敏感，其他活动可以一起参加，唯独参加制宪是一个禁区。」
阿沛·晋美在信还说：「今天的情况已和40年前不一样了，将来中国无论变成联邦或邦联，都将对西藏前途发生重大影响……我个人认为，西藏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以某种形式参与这一过程中，并将自己的主张明确地提出来，报告，由于历史的教训过于惨重，绝大多数人对于将来会不会再次被人利用仍怀有很重的戒备心理。」
夏威夷会议只是一个未来中国宪法研讨会，不是什么「制宪会议」，会议的名称是「中国统一模式和宪法结构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9日至11日在夏威夷的檀香山（Honolulu）召开。参加会议的人有，美国的吴元黎、刘凯申、黄默、杨建利、赵穗生、吴国光、郭颖颐、张伟国、伍颖超、徐邦泰、曾复文，欧洲的廖燃和我，日本的张作人，香港的翁松燃、张鑫，台湾的胡佛、朱云汉、明居正。吴元黎是美国21世纪基金会董事长、刘凯申是会长。
【图32·1】1993年7月的夏威夷会议，前排左起：廖燃、严家祺、郭颖颐、胡佛、吴元黎、张鑫、翁松燃、黄默、 刘凯申。後排：伍颖超、张伟国、杨建利、徐邦泰、明居正、吴国光、赵穗生、朱云汉、张作人。这次会议开了三天，大部分发言都根据录音整理了出来，刊登在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联邦中国宪法研究通讯》第1期和第2期上。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明确了三点：
⦁ 起草宪法，要经过反复讨论，对重要问题要形成共识。
⦁ 宪法并不是由几个人制造出来的，宪法出于生长而非出于制造。
⦁ 宪法的文字不能有许多人来写，要由一位法学专家执笔。胡佛教授说，中华民国制宪，一直到《五五宪章》最後都是一位专家起草。
对未来中国宪法，会议形成了三个基本观点，即要起草一部「有现实基础的理想宪法」、「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宪法」、「有总统制特征的内阁制宪法」。（严家祺：《草拟「联邦中国宪法」的第一次会议》，《欧洲日报》1993年7月21日）
会议就宪法草案讨论了两天，刘凯申、廖燃、吴国光、张作人、杨建利和我根据会上讨论意见整理出一份《联邦中国宪法草案》，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的张鑫审定，打印了出来。由于这样有很多人执笔的宪法草案，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胡佛认为不能发表，交大家分头研究，留待下一次会议讨论。
【图32·3】1993年7月9日，夏威夷会议第一天，严家祺与邵东方（左），当时，邵东方是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的博士研究生。
§ 33 以色列之行
1993年，我收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的邀请信，准备在1994年1月去美国。我想到中东一些国家看一看，因为法国离中东比美国近得多，决定在去美国前，参加去以色列、埃及的旅游团。
1993年9月26日至10月2日，我与高皋参加了巴黎的一个旅行团，访问了以色列。从巴黎到以色列，只有4小时航程。在以色列，飞机降落在Ben Gurion机场，这里位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之间。第一天，我们住在大海滩旅馆（Grand Beach Hotel），第二天一早，我们的旅行团就沿着以色列中部的沙漠地带直往以色列最南端开去。沙漠中骄阳似火，一片荒芜，一条平坦的公路直伸远方。下午5时，我们到达红海边的一个城市埃拉特（Eilat）。埃特拉周围有许多山，看上去带有明显的红色。
到红海就想起《圣经》中有一段关于红海的记述。根據《出埃及記》記載，當摩西（Moses）面臨前有紅海阻撓、後有法老王追兵的困境時，向上帝禱告，結果連夜強風吹拂後，紅海竟一分為二，露出一條道路供猶太人通行。尾隨其後的埃及士兵追到半路時，海水又恢復原狀，將他們淹沒。我们到红海边已是傍晚，天色已黑，海滩上的人很少，高皋陪我前去。我毫不犹豫地跳进红海，游泳了半个小时。第二天一早，6点钟天已大亮，我又赶到红海游泳，红海周围的山还是红的。由于上午8点要离开埃拉特，山的颜色，只是傍晚和早晨的景象。
【图33·1】高皋在红海边的埃特拉（Eilat）的红色的山前，严家祺1993年9月27日摄
死海漂浮时的「不死挣扎」
9月28日中午，我们来到Neve Zohor小镇。这个小镇就在死海边上。死海是一个大盐池，含盐量比一般海水高6倍，死海边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个盐柱。海边的污泥则发出阵阵臭味。死海的水与油一样黏滑，躺在海面，双手和双脚总被水抬起，要舒适地躺在水面，腰不能弯。如果要在死海中改换姿势，乱动一番，虽然总浮在水面，不是「垂死挣扎」，但觉得是一种「不死挣扎」。死海浮力过大，直立很困难，根本无法在死海中游泳，就这样，我和高皋在死海中漂浮了半小时。
从死海中出来，开车一小时，到达著名的Masada遗迹。到Masada山顶，发现是一个「古代世界」。
当天傍晚，我们来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行程的第四天。我们参观了Knesseth 前的巨型烛台、二战犹太人的纪念地 Yad Vashem。我们到了《圣经》上讲到的锡安山（Mt. Zion），参观了耶稣“最后晚餐”的所在地。当天下午，我们驱车前往伯利恒（Bethlehem），来到了耶稣诞生地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进入一个入口很小的洞穴内。洞穴长十余米，宽三、四米，一边的大理石圣坛镶着一颗14角的「伯利恒之星」，这就是耶稣诞生的具体位置。我蹬了下来，高皋给我照了一张照片。
「悲哀之路」
伯利恒在耶路撒冷旧城以南七公里。第五天，我们才参观耶路撒冷旧城。耶路撒冷全城分旧城、新城两部分。东部是旧城，旧城的北部、西部、南部扩展为现代化的新城。旧城的东南角，是圣殿山，里面建有伊斯兰教的岩石圆顶寺（Dome of the Rock ）和艾格撒清真寺（Mosque of the El Aqsa ）。圣殿山是旧城中由围墙围起来的圣地，圣殿山西南方的围墙，就是公元七十年原来犹太人的神殿遭败破坏後留下来的一部分围墙，这就是著名的「哭墙」（Wailing Wall）。
我们先到旧城外的克西马尼花园（Garden of Gethsemane），这是耶稣经常默想和祷告的地方，园中有8棵橄榄树，据说这8棵树从耶稣时代活到了现代。克西马尼花园一角就是苦恼教堂（Church of Agony ），祭坛前的岩石是耶稣被犹大出卖後度过最後一夜的地方。接着，我们就沿着耶稣临死前走过的「悲哀之路」（Via Dolorosa），一直走到耶稣的死亡地——现在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 ）。
「悲哀之路」的起点是罗马总督彼拉多（Birat）审判耶稣的地方，离旧城东墙的狮子门不远，终点就是现在圣墓教堂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到这段路共分十四「站」，前9「站」都在路上。每一「站」，是指当时耶稣走路时出现的种种事故，包括跌倒之类的事。後5「站」则在圣墓教堂内。我们沿着「悲哀之路」走时，看到很多热闹的集市，叫卖各种纪念品。我注意到，耶稣走过的路，跨越了阿拉伯人区和基督教区。走过「悲哀之路」，我突然看到了耶稣的崇高形象：他并不因受过苦难而高傲，也没有因对抗黑暗就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是一个曾经与我们的「前人」生活在一起的人，而他全部言行成了「後人」的指路明灯。
在耶路撒冷，可以明显地感到犹太人区与阿拉伯人区的不同，但没有紧张、冲突的气氛，耶路撒冷一片平静。
离开耶路撒冷後，我们去拿撒勒（Nazareth），这是耶稣幼年生活的地方。在拿撒勒，我们参观了「受胎告知教堂」（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 ）。在以色列，我们很多时间都沿着耶稣走过的路走。汽车从加利利海附近翻越高山，来到地中海边，在Shavei Zion 停留了一晚，又回到特拉维夫，仍然住进大海滩旅馆。由于大海滩旅馆就在地中海边上，我两次进入地中海游泳。
特拉维夫附近的旧雅法（Old Jaffa），完全是中世纪阿拉伯风光，似乎进入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那是名副其实的「中世纪」。在古董店和画廊後面，不知道算是「胡同」，还是「通道」，在里面步行，如同置身在迷宫中。
【图33·3】1993年10月严家祺与以色列孩子在一起
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开始我开始关注中东问题，在美国宣布波斯湾战争停火的一天写了《如何建立战後中东的和平与秩序？》一文（【註】台湾《中时晚报》1991年3月 1日。）以色列之行，使我写巴以冲突的文章有了一些感性印象。2000年7月3日，巴勒斯坦宣布9月13日独立建国，首都定在耶路撒冷，但当时耶路撒冷大部分地区为以色列控制。这时，我就开始发表了一连串中东问题的评论。7月7日，我在《「陆地群岛」建国难》一文中，指明3天後即将举行的戴维营会谈可能会发生根本冲突（【註】《“陆地群岛”建国难》，洛杉矶《中国日报》2000年7月7日）。7月25日，因耶路撒冷归属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戴维营会谈宣告失败。7月26日，就在戴维营会谈破裂後一天，我在《巴以和平的关键：一城两国》一文中，分析了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耶路撒冷国际治理」的「不可行性」，提出「耶路撒冷西城归以色列、东城归巴勒斯坦国」的方案。（【註】《巴以和平的关键：一城两国》，香港《信报》2000年7月29日）。8月8日，香港《信报》刊出了我写的《耶路撒冷的「神圣分界线」》一文，我提出，以色列、巴勒斯坦国在耶路撒冷的「新分界线」应定在「从大马士革门到哭墙」，这条「新分界线」以东，可以称为「新东城」，有阿拉伯人聚居区，有伊斯兰教的岩石圆顶寺。这条「新分界线」以西，可以称为「新西城」，包括圣墓教堂、犹太教、基督教地区。《圣经》上讲到的锡安山也包括在「新西城」内（见图33·4）。
【图33·5】耶路撒冷的分界线
在《耶路撒冷的「神圣分界线」》一文中，我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争论发表意见，以色列不能独占耶路撒冷。从穆罕默德时代以来，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有1000多年的影响。伊斯兰教的岩石圆顶寺必须属于巴勒斯坦国；同样，巴勒斯坦国也不能独占耶路撒冷整个旧城，因为哭墙、锡安山与犹太民族无法分离，巴勒斯坦国如果占有哭墙，那就会听到犹太人连绵不断的哭声，永无宁日。我把这条分界线称为「神圣分界线」。「当『一城两国』变为现实时，人们会发现，这条分界线隐含着两大意义：第一，基督教的圣地散落在『分界线』的两侧，表明基督教跨越了民族和国家，基督徒无国界。第二，由于这条『分界线』永远不能完全划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它表明，这两大宗教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伊斯兰教的圣殿岩石圆顶寺建造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神圣的岩石上，表明伊斯兰教存在着犹太教基础。」
在这篇文章最後说：「只有『一城两国』，才能使巴以冲突获得最终解决。」（【註】《耶路撒冷的“神圣分界线”》，香港《信报》2000年8月8日）。
民族主义有理
法国近5年的生活，使我确信自己不仅是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想到以色列人一定要在他们古老的土地上重建家园，达赖喇嘛流亡几十年一定要回到西藏，就知道民族主义为什么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1998年8月香港《前哨》刊登了《前哨》记者安琪的专访《民族主义有理》。我在专访的最後表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
当然，数学物理出身，也使我成为一个全球主义者，相信存在普遍人性、信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我看到人类社会与白蚁社会、蚂蚁社会、蜜蜂社会不同，人类社会在发展出权利平等的同时，行使权利的「能力」在事实上是永远不平等的，人不是作布朗运动的个体，人类社会不是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个体的群聚，而是存在权力差距、由「能力悬殊」的个体组成的，人类行为包含大量的动物行为，这种信念，使我在流亡岁月中，不仅关心政治，而且注意学习经济学、金融学、社会生物学和关注全球问题，以「千纪」的时间尺度，主张建立全球联邦、建立全球总账本、发行全球单一货币、建设全球工程。
【图33·6】1998年香港《前哨》月刊刊登了《前哨》记 安琪对严家祺的专访《民族主义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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