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4 ~16 ）
§ 20 胡耀邦下台
科大学潮蔓延中国
「热极生风」。1986年春天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会议和报道，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广泛影响。11月中旬，方励之跑到上海、浙江，在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宁波大学演讲，谈政治改革、谈民主。11月18日，方勵之應邀出席同濟大學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的「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大規模的演講會，近萬人出席。（【註】陳破空：《大上海震撼》，《北京之春》1999年1月1日）
【图20·1】2006年严家祺在纽约曼哈顿陈破空的公司与陈破空合影
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址原来在北京，文革中「戰備疏散」的要求，在1970年搬迁到安徽省合肥市。1986年12月4日，中国科技大学的学校选举委员会在大礼堂召开「民主选举大会」，多位提名候选人和自荐候选人都在会上谈自己的竞选纲领。这时，大家要求副校长方励之上台演讲。
中国的人民代表，县级与县级以下是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的。这里谈的「选举」，是指选举全国各地县级与县级以下基层的人民代表。基层的人民代表，在全中国有几百万人。方励之说：「今天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在科大，的确有了这种民主意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议论也好久了，有很多人说突破口在什么地方？我想在群众。」「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会议，不同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至少在我们科大有了这样的民主意识，也就是这种观念大大地增强了。」这次讲话，最重要的是，方励之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争取得到的，这样的情况今天是明显了，在科大比较民主这样一个环境，大家还是争取得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註】曾慧燕：《中国大陆学潮实录》第6-7页，新报出版部，香港，1989年1月）
「民主选举大会」结束後，同学们聚集在大礼堂内，久久仍不愿散去。有人提议明天上街游行，这时大家响应，决定明天上街游行。12月5日，科大2000多名学生走上合肥市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改革选举人民代表时「候选人由党委包办」的提名制度。由科大发起的学潮，很快蔓延全国。武漢、深圳、上海、昆明、北京、天津、哈尔滨、大连、兰州、郑州、西安、成都、衡阳、扬州、杭州、南京、廣州、长沙、湘潭、重庆20多个城市，150所高校學生的串聯響應，也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学潮。12月19日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各校学生，游行到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学生发出了「反官僚、反特权」、「争民主、争自由」、「实行新闻自由」等口号。上海的示威浪潮，持续五日，最高潮时集结学生三、四万人。到12月底，学潮蔓延到北京。
合肥、上海的学潮，在政改办内引起关注。鲍彤对我说，许多地方发生学潮，你不要参与，也不要和学生联系。有人告诉我，邓力群对我进入政改办有意见，在中央书记处会上，邓力群当着赵紫阳的面说，嚴家其在1979年与「民主墙」一批人有关，北京市公安局有他的材料，他不能参加政改办的工作。赵紫阳当时说：「我提名严家其进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是考虑他是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在学潮席卷上海、北京时，邓力群再次提出我的问题，要把我调回社会科学院。这时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是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也是全国青联常委，在全国青联多次举行会议，我与陶斯亮熟悉。赵紫阳在广东时，长期在陶铸手下工作。有一次，赵紫阳向陶斯亮了解我的情况。陶斯亮在一篇回忆赵紫阳的文章中说：「赵紫阳有时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註】又见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共识网》，2015年2月11日）
【图20·2】2016年5月24日阿波罗新闻网
《赵紫阳探底严家其言论 陶斯亮称其非常单纯》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524/743699.html文章中的陶斯亮照片
鲍彤对我的提示，我是遵守的。在政改办期间，我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及其《增刊》上，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学潮消息，而且，这些消息，无一不是报道「最严重的情况」。如果上海某一大学一天中贴出200张大字报，有一张公开提出「打倒共产党」，199张大字报都是一般批评特权、要求民主自由，那么，《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增刊》就只刊登「打倒共产党」的那份大字报。这份《增刊》，每期只印几十份，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顧会一些元老人物，如果这件事涉及安徽，只给安徽省委书记一份，其他省市的领导人则看不到这份《增刊》1986年12月中下旬的《增刊》，给人的印象是学潮规模及其巨大，全国一片反对共产党的声浪。在这些学潮的报道中，仅有一期提及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提出要召开纪念反右30周年会议。我相信，邓小平正是看了这份《增刊》，在谈到学潮时，提出要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王若望曾多次提出要邓小平退休，邓小平早记住了王若望的名字，就是对许良英没有印象，所以，没有说到许良英。邓小平还说，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外，要把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列出一个名单来。
12月中旬，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學潮情況，提出以疏導為主的方針。12月27日，胡耀邦出席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並講話，重申以疏導為主的方針。同一天，胡喬木、王震、鄧力群、薄一波等人到鄧小平家反映學潮的嚴重性，認為這是胡耀邦姑息和領導無力的結果，認為胡耀邦應對當前的局勢負責。12月30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到他家談話。
1987年1月1日，北京数千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提出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由于《北京日报》12月29日曾发表《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1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焚烧《北京日报》。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八七年一号文件，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黨內生活會」，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姚依林、王鹤寿、胡启立、余秋里、邓力群、胡乔木、习仲勋、朱厚泽等出席，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到会。胡耀邦作了检查，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在会上，批判胡耀邦最激烈、最凶狠的是鄧力群。余秋里第一个发言，主要讲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邓力群第二个发言，他用五個時的發言大肆攻击胡耀邦的作為。邓力群的发言，企图说明，胡耀邦是资产阶自由化的总后台。（【註】参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35－678页，邓力群自己说讲了三个半小时）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说，胡耀邦不懂经济，没有好好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还到处自以为是。趙紫陽也做了发言，说「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赵紫阳说：「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讲党的领制度问题。」赵没有说信的内容。杨尚昆讲到陆铿当面吹捧胡耀邦，进行挑拨离间，贬低邓小平，批评胡耀邦对陆铿的胡言乱语没有抵制。胡耀邦1985年5月10日会见陆铿的谈话录音作为「生活会参考材料之二」印发给与会者。在所謂的生活會上，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指出動用文革式手段逼總書記下台是不正常的、是違反黨的原則的。
1987年1月16日，中国政局发生巨大转折。这一天，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18人、候补委员2人外，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17人、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2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上只通过公报，邓小平不让讨论，只有陈云发言。会议的决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常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
40天後，方励之被撤销科大副校长职务，又过了4天，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被迫下台。
陆铿的《胡耀邦访问记》
胡耀邦下台的潜在原因，是1985年6月1日香港《百姓》杂志刊出了陆铿写的《胡耀邦访问记》，引起了邓小平的不满。1985年5月10日，陆铿到北京中南海访问了胡耀邦。陆铿的身份是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
【图20·3】1986年5月10日 胡耀邦在中南海接受陆铿采访
陆铿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坐过共产党22年牢。1975年，中共全部释放国民党在押人员，陆铿是其中之一，陆铿1978年4月移居香港。胡耀邦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接受陆铿采访，见到陆铿的第一句话是：「请坐！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陆铿表示不以为意，胡耀邦说：「作为我们来讲呢，还是使你受委屈了。」胡耀邦那么善良对待从美国来访的陆铿，陆铿要求录音，胡耀邦也同意了。胡耀邦对陆铿的所有提问，有问必答，而且把自己对胡乔木、邓力群、王震的负面看法，毫不掩饰地向陆铿表述。
陆铿对胡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大人健康的时候，就把军委的工作接过来，由你作军委主席，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到他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你阁下才来做呢？」毫无心机的、单纯善良的胡耀邦回答说「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照顾到军内论资排辈的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了。」
陆铿告辞时，向胡耀邦表示感谢，胡耀邦说：「怎么说感谢呢，历史上我们该你一笔账嘛。」
这次谈话在香港发表後，1985年7月，邓小平找胡启立和乔石说，胡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很不像样子，接着，邓小平又要杨尚昆把胡耀邦与陆铿谈话的记录找来看一看。杨尚昆对赵紫阳说，邓小平看了记录後非常生气。（【註】赵紫阳：《改革历程》，第188页，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09年）
一种被忽视的「强制」——「道义强制」
我与陆铿很熟悉，推动他到北京去的「潜意识」，就是向共产党要还欠债。陆铿1940年畢業於重慶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当过《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二戰期間擔任駐歐洲戰地記者，1949年4月，因辦《天地新聞》被下獄，為于右任、閻錫山所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判刑入獄。陆铿先后坐国共两党监狱22年。1978年4月底赴香港，與胡菊人創辦《百姓》雜誌。从1978年到他去世的30年中，他采访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许多重要人物，他的报道、文章引起广泛注意 。
陆铿不向真正的债务人、那些对他厉害的人要债，而专门向对不欠他债的人、最善良的、对他最好的人要债。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陆铿妻子杨惜珍在22年中，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把他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就像对胡耀邦一样，陆铿为了自己，不顾一切，向对他最好的人杨惜珍要债，娶了比他小24岁的崔蓉芝。
【图20·4】陆铿（右）和嚴家祺， 摄于1995年4月5日
陆铿游走在国共两党的上层、海峡两岸的底层，深知中国社会的一个真理，就是人们总感到孤立无援，不少「大人物」，在那些自己不大了解的人面前，往往会小看自己。这个真理，江湖大佬都知道。陆铿则利用人性的这一弱点，反其道而行之。陆铿出狱後见到蒋纬国，比老友还老友，竟热情拥抱。其实，他们拥抱时，蒋纬国只是对突然遇见的陆铿的突然举动，无法抗拒而已。胡耀邦虽然知道陆铿是被他「放生」到香港的国民党犯人，但陆铿采访胡耀邦时，他那种随意豁达的风格，使胡耀邦弄不清陆铿其人到了海外是何方神圣。只有唐德刚对陆铿最清楚，说他待人率真，是「草莽英雄」、「 口无遮拦的大炮」，「陆铿原来是一文不名的光蛋，食量大如牛，又善自涂拭，有时也高冠厚履，风度翩翩，俨然高干大官也。」（【註】唐德刚是杰出的散文家，他知道陆铿是「穷光蛋」，但称他为「光蛋」。）
陆铿的率真、豁达、豪放，使他所有「负面」行为，没有人会把它当一回事，就像自然界的事物，本来就是如此，你能把它怎么样！陆铿的前妻杨惜珍与陆铿生了五个子女，在陆铿被监禁的22年中，守节抚孤，带着五个孩子，矢志不移，等待陆铿出狱。但陆铿出狱移民美国後不久，为「江南案」帮助江南遗孀崔蓉芝办案奔走，竟然抛弃含辛茹苦的杨惜珍，毅然决然地与崔蓉芝结婚。他觉得非常对不起前妻，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向他前妻和社会上所有不能谅解他的人「忏悔」。唐德刚说：「一个打离婚官司的女人，最容易爱上他的律师」。「陆铿不是贾宝玉。他看来象一个站在佛祖大庙前的门神，但这个门神，在它的粗旷之外，也另有其温暖率真的一面，这是许多美女、才女、有性灵的女人受不了的一面。这也是所到之处，蜂蝶乱飞，能『骗女人』的最大本钱。尤其是那些在情感上四顾无门，真空时期，最需要感情的女人。这样这个具有高度父爱和情爱的大门神就能乘『虚』而入了。」问题是，崔蓉芝明明知道陆铿是一个『穷人』。而且是一个『骗子』，崔蓉芝就甘心受骗，用唐德刚的话说「爱就爱这个『骗』嘛」。
为了了解陆铿如何对待胡耀邦，可以看一下他是如何对他妻子杨惜珍的。1988年8月30日，69岁的陆铿写了一封「陈情信」给杨惜珍。信中说：「45年来，你是以基督的爱心在看顾我，百般忍耐，而我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常常惹祸，用基督的眼光看，也就是『罪性』。我曾向你坦率地说，恐怕一辈子都改不掉了。而你始终信心十足。为什么到晚年还会Fall in Love?（原文是英文，坠入爱河）这与一些痛苦经历有关。总觉得自己受了太多太多的罪和苦，因此，需要抚慰，需要体贴、需要温柔，更需要恢复青春。前三者，从你身上都可以得到，而最後一点，直到我遇见崔蓉芝以後，才有实在的感觉。」「我现在唯一感到抱愧的是对你。罄南山之竹作笔，倾沧海之水作墨，也写不尽你对我的情意。」「8月，我给一个要好朋友写信，谈到我是心境，除了指出一般男士对婚外情只敢偷偷摸摸，不敢勇敢坦陈以外，还跟他说了下面两段话：『惜珍为我作过重大牺牲，我欠她的情债是永远还不完的。好在她现已一心归向耶稣基督，老早产生一种观念，即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归向主，才是最高境界。我的背叛更可促成她精神的升华。而我有一个自私的想法，她既然爱我，看到我在晚年能重享青春之福，放我一马，也是一种基督爱心的体现。』」（【註】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第537-538页，时报文化，台北，1997年）
被共产党坑害的陆铿是这样看待「基督爱心」的。另一个被共产党坑害的人，也把自己的苦难当作「资本」，在大会上，指着许多人说，「我们这个民族，素来是以缺乏虔诚的宗教感为其特征的。但，我从小就听到良心，良心，不能伤天害理，良心呵，这对几代中国人起了很大作用。」「我最後只说一句话，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人们以为，「基督爱心」、「良心」、「道德」，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没有想到陆铿可以用来要求他的妻子让他「在晚年能重享青春之福，放我一马」，而另一个因在中国遭受苦难、被称为「中国良心」的人，可以用「良心」来指责他人没有良心。这就是一种被忽视的「强制」——「道义强制」。（【註】 参见§31大分裂 ）
崔蓉芝是江南的遗孀，江南因为出版《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委托「竹联帮」暗杀。江南案后，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关于江南案的记者会上，陆铿对崔蓉芝一见倾心。1988年陆铿与崔蓉芝，在江南的安葬地黄山「再订终身」。
陆铿说，「我向杨惜珍忏悔，我要为自己活」。直到21世纪初，我才慢慢知道陆铿的家事。陆铿与崔蓉芝结婚後，事实上，为了争钱，为香港、台湾、美国三地写稿，异常辛苦。到他八十岁前后，还要象一个年轻的记者那样赶时间写报道，实际上，一般人不能胜任。有一次陆铿从刘宾雁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到我家，他谈起他的经济情况，为写报道和文章的辛劳，愈来愈觉得不堪负担。他非常感谢香港一家报纸老板，在他每个月文章写少了时，稿酬不减少。他在2000年後有一次在我家说起他写作挣钱，已经不胜负担，而他家招待朋友来访，化费甚多。陆铿说他已写不动文章了。谈起胡耀邦辞职一事，我对陆铿说：「你在中国叫『陆坑』，到了国外叫『坑陆』。」
胡耀邦下台，是邓小平为维护「政治平衡」，对陈云、李先念等所谓「保守派」势力的一种让步，1986年12月全国学潮，使邓小平找到了废黜胡耀邦的藉口。胡耀邦下台後两年，赵紫阳又下台，第二次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六四大屠杀」告终。30多年後的2018年3月11日，中国修改八二宪法，废除了邓小平以来对「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帝制，「最高权力终身制」重新登场。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在一条铁路上前进的火车，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地。陆铿和方励之，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两个「扳道工」。
陆铿「扳道」是在会见胡耀邦後回到香港後发生的。陆铿回港後，准备发表采访文章，胡耀邦知道后曾叫人带话给陆铿，「我不干涉你发表文章，但不是我说的每句话你都要发表。」胡耀邦一片好心会见陆铿，陆铿坚持要把采访的录音，整理成两万多字的长篇文章，全部公开发表在1985年6月1日发行的《百姓》杂志上。
1985年时，北京驻香港的最高负责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耿飙的女儿名耿燕，担任许家屯社长助理并负责与陆铿联络。5月29日，向陆铿问及能否「先睹为快」，陆铿说可以，耿燕拿到清样后立即报告许家屯。许认为事关重大，即派专人乘飞机将清样送到北京，并电请中共中央办公厅帮助，让来人立即见到胡耀邦，听取胡耀邦在阅读《访问记》後的意见。胡耀邦第二天便阅读了清样，在文字上做了七处修改，专人携稿第三天便回到了香港。
香港新华分社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对外称呼，港澳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面见陆铿，要求文章按胡耀邦的意见改动后发表。陆铿说，《百姓》杂志已经付印，修改已经来不及了。他把胡耀邦信口说出的这句话当作「宝贝」，还专门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胡耀邦访问记》，弄得全世界都认为胡耀邦也要邓小平退休。事实上，胡耀邦没有丝毫反对邓小平的意思，但这么一说，传到邓小平耳朵中，就成了问题。这一件事，对胡耀邦下台起了关键作用，陆铿的《胡耀邦访问记》成了薄一波等人打击胡耀邦的「子弹」。胡耀邦在下台检讨时说，过去不知道陆铿，看了《访问记》，才知道陆铿是个坏人。在美国，用英文写「陆铿」时，是「铿陆」。有一次我笑着对陆铿说，你在大陆被「大陆坑了」，所以叫「陆铿」，离开大陆，就成了「坑陆」，胡耀邦就这样被「坑」了。一个人历经苦难而不倒下，需要坚定信念、坚强性格、坚韧不拔的精神，人们钦佩他们。但有一些在政治上受过苦难的人，往往会把苦难当做自己的特权，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那些没有受过、或少受苦难的人，似乎没有发言权，他们自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这是一种对他人的「道义强制」，对中国儒家传统来说，这种「道义强制」，似乎是一种传统。在儒家文明中，在道德与法律之间，有许多地方缺少明显界线，「道义强制」就会转化为一种无形的「权力」。陆铿对他的朋友，没有一次表现出这种「道义强制」，他为人充满善意、友好大度，崔蓉芝为人也很好，陆铿和崔蓉芝的朋友遍天下，但对他前妻是例外，对善良的胡耀邦要他不公开发表几句被他录音的话，陆铿置之不理。
当然，胡耀邦下台，陆铿事件只是潜在原因。1986年学潮，没有陆铿事件，邓小平也会归罪于胡耀邦。
从上帝的眼光看陆铿向共产党要债，可以说，要到了一部分债，这就是从胡耀邦下台开始，赵紫阳下台、六四大屠杀、共产党在一步一步放弃共产党公有制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像国民党，从而使中国老百姓感到国民党时代的种种好处，看到共产党远比国民党腐败，而且专制独裁。
反自由化运动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同时，中国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自从邓小平提出要开列出一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名单後，邓力群就让他手下一批人，来承担这一工作。1987年1月，这批人的房间就在我们政治改革办公室楼下，为首的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他们专门为《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撰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评论和长篇文章。我们称这个组为「大批判小组」，邓力群经常来这个「大批判小组」。邓力群参加过赵紫阳主持的会议，在社科院就认识我。有一次「政改办」邀请一些人开座谈会，我在楼外大门前等後来宾，这时，邓力群几个人也来到大楼前。他一见到我，还算友好地与我打招呼。我因胡耀邦下台而非常不愿意理睬邓力群。我对他的冷漠态度，与我在一起的人说我没有必要这样做。
邓力群的这个这个「大批判小组」，有人告诉我存放了一、二十个专门的大信封口袋，里面存放着一些被邓力群认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文章和剪报。这个班子，用国内和港台报刊上的言论，编辑了一本《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汇集》，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外，还收集了12人的言论。其中12人是于光远、吴祖光、李洪林、吴明瑜、苏绍智、张显扬、孙长江、王若水、于浩成、严家其、管惟炎、张贤良。（【註】1988年纽约《中国之春》曾全文刊出《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材料》，与邓力群小组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汇集》相差不大。）
【图20·5】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权力与真理》文集， 这就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来源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我在「政改办」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社科院院部向鲍彤提出，要严家其回去谈一次话。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与我谈话，边上有人记录。主要涉及两份材料上的问题，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内刊《零讯》上我的讲话，二是香港《九十年代》1986年第6期的文章。《零讯》上刊登了1986年7月7日我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费孝通是民盟副主席，他主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谈政党的三个特征，有纲领、有组织、为「政治参与」而斗争，还谈到，民主党派不是学术团体，不是「学会」，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化有好处。香港《九十年代》上登出的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邱垂亮教授对我采访的记录。记录中有我一长段关于「人道主义」的话，其中有一句是，因谈及雨果《九三年》小说中保皇党首领营救三个小孩的故事时说：「人道主义在革命之上」。《零讯》和《九十年代》两句话，在1987年「反对自由化运动」时，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
【图20·6】赵复三、陈晓蔷夫妇（左2左3）在美国居住在康州耶鲁大学附近，离我家100英里，我与高皋开车到他家时，高皋（左1）与他们合影，严家祺摄于2006年9月30日。
我与赵复三在文革中就熟悉，1977年，他送给我一本《基督教史纲》大开本的未定稿，书的作者署名是杨真。民主墙时期在我《北京之春》上发表的《现代宗教的秘诀》一文，就是读了赵复三这本书而写的。我与他的谈话，他告诉我要整理成文件报中央，我希望整理好後要核对一下，他答应了。因为没有别的问题，当时我就对他说，希望院部解决住房问题，我与另一位哲学所研究员同在一个单元中，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十分不便。我在政治学所，上一次分配给我在颐和园附近四间的房子，已让给了一位研究员李方了，李方曾是右派分子。我作为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不能与所内人员争住房，希望社科院直接分配给我一个独立的单元。赵复三表示可以考虑。这次谈话後不久，1987年5月，社科院分配给我一套有三间房和一个中厅的住房，我家就搬到东总布胡同第14层楼的住宅内。之所以在这时提出住房问题，原因是我预感自己要倒霉，以後再也没有机会向社科院提出了。而且，当时我知道，赵复三在七、八年前宗教研究所工作时，宗教所行政处在分房时，因疏忽把同一套房子分给了两家。为了不惊动行政处，依靠自己解决。赵复三本人为住房问题，与另一家争夺房间的使用权，在空房子里「背对背席地静坐」很久，互不相让。
我作为「政改办」四位由赵紫阳提名的负责人之一，实际上没有起负责人作用。胡耀邦下台，我意识到，中国不可能进行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在政改办中，我也与被鲍彤称为「秘书长」的陈一諮合不来。赵复三找我谈话後，我不希望因自己影响整个「政改办」，给鲍彤写了一封信，对所谓「自由化」言论作了说明。信中表示，对政治改革抱有希望，作为党员，赞成共产党领导。鲍彤把我的信转给了赵紫阳。後来，我知道，鲍彤在信上「批注」，希望严家其继续留在「政改办」。赵紫阳把这封信「批转」薄一波、胡启立、胡乔木、邓力群、田纪云阅，这样，我就在「政改办」留了下来。
「反对自由化运动」的12个人，最後结局是，王若水、张显扬被开除出共产党，吴祖光被劝退出共产党，苏绍智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于光远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赵紫阳在信上批了一句话，「请小平、陈云、先念、彭真、一波、启立、纪云、乔木、力群、鹤寿阅」。经过传阅，没有人表示意见，于光远的地位和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孙长江是《中国科技报》副总编，在聂荣臻元帅的保护下，没有受到处分。管惟炎被免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务。其他几个人，因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散会时间已到，就没有讨论，不了了之。
赵复三的流亡生活
1987年「反对自由化运动」中找我谈话的赵复三，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後，也成了流亡者。当时，赵复三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执行局执行委员(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率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参加会议。在6月9日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会议谈及「六四」时，作为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赵复三在会议上讨论时，对「六四」屠杀感到震惊、为死难者表示哀悼、赵复三说，中国历史从此要开始重写。会后，赵复三在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门口注意他，他突然感到有危险。因为两天前，中国驻古巴的一位外交人员，因「六四」问题发表意见，就被押送回北京了。6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一次开会，会后赵复三没有回住所，去了在巴黎教钢琴的二女儿家。从此走上了流亡之路。
在流亡法国时，陈一諮谈起赵复三，在西德说他是中国国安部高官。在巴黎时，我为公开为赵复三说好话，几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赵复三的行为，并说他如何对我友好。但赵复三还是受到压力，他离开了巴黎，到了比利时教中文的大女儿家，在欧洲呆了一年多，最后到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翻译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和冯友兰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从俄克拉荷马大学退休后又回到比利时。社科院美国所姚琮说，1999年，孤苦伶仃的赵复三，萌生了进修道院养老的想法。这时，「由美国耶鲁大学的陈晓蔷教授，慧眼识英雄，亲自到欧洲把他领回美国的家，并结为连理。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终于互相有了照应。」陈晓蔷是耶鲁大学图书馆分馆的馆长，是赵复三在半个世纪前的初恋情人。
谈赵复三，也要谈与他十分友好的李慎之和胡乔木。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在李慎之当「右派」前，胡乔木就与李慎之熟悉。胡乔木与邓力群是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挥舞「四项原则」的「左王」，反精神污染、批判人道主义不遗余力，整周扬、王若水毫不留情。 但胡乔木有时还讲人情，会「超越政治」处理与他多年老友的关系。 胡乔木与胡绳、李慎之、赵复三、钱钟书长期保持着友谊。 胡乔木与于光远政见不同，相识共事数十年，也有友谊关系。
我在社科院时，有一次李慎之和我在北京丰泽园会见美国政治学家戴维 · 伊斯顿后回社科院的路上，车开到南池子胡乔木家附近，李慎之说，胡乔木十分孤独，经常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在这一带街道上散步，还会顺手把地上的纸屑捡起来。 胡乔木沉浮政界，非常重视他与胡绳、李慎之、赵复三、钱钟书这些「文人」的友谊。 他感到中国的政治太残酷，无法与政治人物交流思想，「文人」之间还可以有些交流。
【图20·7】1989年「六四」前，赵复三陪同胡乔木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左起赵复三、王冀（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中文组组长）、胡乔木和夫人、女儿
我与高皋到康州赵复三家，赵复三对我们说，六四后不久，在中国一片「反革命暴乱」的声讨声中，胡乔木手书了一幅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大字横卷，托当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转寄给因「六四」 无法回国的赵复三。 所书的是宋词《水调歌头》：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
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
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烩新鲈，斟美酒，起悲歌；
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
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边尘千里，不为挽天河。
回首望霄汉，双泪坠清波。
在这手书后，胡乔木还写了几句：说访美期间，赵曾请他挥毫，这是因赵之请而书。 希望以后还能在北京相见。 最后写上「书赠复三老友」。
赵复三说，胡乔木在毛、邓两朝均沐圣恩，在上书房行走，当然知道「恪尽职守、不得越位」的行动要领。 胡乔木「唯命惟谨，任劳任怨，辛劳终生，而终获冷遇」。「六四」后，胡乔木已不受重用，心情凄凉。 他这幅手书，是他少有的「越位」之笔。
胡乔木去世后，赵复三把这幅手迹看成为胡乔木的「遗物」 ，认为这一「遗物」有助于人们了解胡乔木晚年对「六四」的看法。 赵复三当时在欧洲「漂游」，使他萌生了进修道院养老的想法，想把「胡乔木手卷」送回中国。
1997年后，赵复三在比利时大学城鲁汶居住，常到鲁汶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刊。有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鲁汶大学访问，时间是在邓小平去世后。赵复三见到过去在院部工作的部下何秉孟，这时何秉孟已升任社科院要职。赵复三请他把胡乔木的手卷交给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丁伟志。丁伟志是中国历史学会副长，赵复三希望将来请丁伟志再交给有关图书馆或江苏盐城的胡乔木纪念馆。何秉孟一口答应，但许久以后，赵复三才知道，何秉孟并未把胡乔木的手卷交给丁伟志，也没有通知赵复三，是怎样处置这件事的。赵复三对我说，这件事使他感到非常遗憾，他轻信了何秉孟，使胡乔木的手卷从此下落不明。 他也遗憾当时没有为手卷留下一个照相副本。
我从纽约开车去赵复三家两次，赵复三不用电脑，给我从邮寄了多封信。从他信的笔迹，可以看到他晚年生活的艰难。（见【图20·8】【图20·9】）
【图20·8】2007年，严家祺借给赵复三一本书，上面有许多批注，赵复三影印了前言後记，写了上面的一封信，把书从康州邮寄到纽约还给严家祺。信中第6行第2个字，能够写成这样。【图20·7】是放大的影印件。
【图20·9】2007年赵复三给严家祺信件中的字写成这样，这封信说明赵复三的身体当时已经很差了。
提议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改革开放问题作了一次讲话，肯定了「反自由化」的必要性，同时提出要防止扩大化。5·13讲话後，中国政治空气有所转暖，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提上日程。
「政改办」做的一项工作，是为中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了努力。当时，中央组织部参加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究的几个人，认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只适用于两党制或多党制，「文官」要体现对各个政党「政治中立」。在「反自由化」高潮中，两党制或多党制被视为洪水猛兽。鲍彤和我在与中组部谈话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改变，如11届3中全会前後，比西方国家不同政党的政策差别还大，「事务性公务员」按法律任命，各级行政首长发生变动、政策变动，不影响「事务性公务员」工作的连续性。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要把「公务员」分为「政治性任命」和「按法律任命」两大类。「政治性任命公务员」有任期，与行政首长同时进退。「事务性公务员」没有任期，「按法律任命」，实行「无过失不得免职」原则，但有退休年龄规定。这些思想，为赵紫阳、胡启立、中组部副部长曹志等赞同并熟悉。198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方面的一些法律，开办行政学院，培养行政管理人员。
「政改办」综合五人研讨小组的意见，写出了了一份《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中共13大前的一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除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其他改革方案，都是邓小平讲话的具体化。
§ 21 「人大」议会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担任东城区人民代表和北京市人民代表，这使我对中国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
1986年科大学潮，是从要求改革人民代表的提名制度开始的。这一要求，对科大学生来说是如此强烈，但一般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关键。科大副校长方励之意识到了，起来支持学生，点燃了八六学潮的「星星之火」，邓小平「反自由化」，就是意识到选举的提名制度绝不能被打开缺口，如果提名制度发生改变，中国就会通过和平道路走向民主。然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目标，从来不点明「人民代表的提名制度」。
差额选举与自由提名
选举制度有多个因素组成，包括直接选举的范围、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范围、选区的划分、候选人的提名制度、当选标准、投票办法。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之所以长期保持，与选举制度分不开。在自由投票选举的外衣下，通过对候选人题名的严格控制和分级选举，使99 %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共产党希望的当选人。这是一种高度控制的选举，如果这种选举制度动摇，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只要修改具体的选举法，就可以和平地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然，这种选举制度的改革，还需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中国的民主化，建立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的基础上，这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无关系，邓小平的政治概念是随意创造的，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不要民主。邓小平的政治理想是把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一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社会。
1979年7月，中国颁布了新选举法，与1953年的选举法相比，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范围，从原来的区、公社（乡）、镇，扩大到县一级。就是说，区、公社（乡）、镇、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县以上的「省人民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仍然不由选民直接选出。新选举法规定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註】差额选举是指「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选举，如果「候选人」与「应选人」相同，就是等额选举）我所在的选区由社科院以及附近的企业、机关、街道居民组成，社科院选民占这一选区的大多数。在1979年选举自由提名中，我自己没有努力、没有进行竞选，被很多人自由提名为东城区人民代表候选人，不是「官方候选人」。我以五千余票当选为东城区人民代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之所以被提名和当选，与我在文革中「派性不强」有关，在哲学所一次全所大会上，我公开发言说「学部不存在5·16」，为「学部大院」内许多人所知。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全国发行，「学部机关」用红纸在一号楼的车库上，贴了一条4、5米长的大标语：「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发行」。大字报刚贴好，我当着许多人的面把大标语一张一张撕下，理由是车库上刚刷新油漆，不要在这里张贴。这样做没有引起非议，与我在学部文革中，不分派别对人友好有关。当选人民代表，得到高票，也是同一原因。
担任北京市东城区代表後，我接触到各种职业、各个阶层的人，要与素不相识的人谈话。中国人大代表，分为五级，基层代表是乡镇一级，第二是县一级，第三是非直辖的大城市、直辖市的区、自治州一级，第四是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第五级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简称「市人大代表」，不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由北京市的各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我当区代表时，北京市人大代表名额是900多人，东城区分到几十个「市人大代表」名额。代表候选人的数量可以多于这一分配到的名额，选举法规定，候选人由两种方式产生：
由东城区的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
由东城区人民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
第一种候选人，可以称为「官方候选人」，第二种候选人，是自由提名的候选人。在选乡镇一级人民代表时，所有选民都可以由10人联名推荐候选人，但要选举北京市人大代表时，北京市的选民就不能由10人提名候选人了，必须由区一级的代表，10人联名，提名候选人。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选民、县代表、区代表，都没有权利提名候选人，必须由省一级人大代表，10人联名，才能提名候选人。这样一种候选人提名制度，使县级人大代表，90 %由「官方候选人」当选、省级人大代表，99 %由「官方候选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99.9%由「官方候选人」当选。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代表，也是以类似的方式产生的。这种「官方候选人」的选举制度，使共产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橡皮图章。在政治气候宽松时，因实行「差额选举」，选举领导人时会出现个别几个「官方候选人」落选，但99%以上的「官方候选人」都会当选。
1979年东城区选举人大代表时，我作为候选人，是属于第二种候选人，即自由提名的候选人。大概1983年，我与赵复三被提名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候选人，这时是第一种候选人，即「官方候选人」。同一年，我又被提名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候选人，胡锦涛是这个组织的主席。我被提名，完全是「官方候选人」，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未注意到这个组织的存在。我被提名一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这是谈世界历史上的首脑任期问题的著作，批判专制独裁和终身制对人民的危害。
人大会议「议会化」问题
作为北京市人民代表，我参加了大多数会议，讨论、审议各种提案。人大会议之所以是「橡皮图章」，表现在政治性强的「议案」的投票上，很少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在「非政治议题」上，以及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人大会议上，很多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表示反对。人大会议小组会，很难控制代表的发言。为了控制这种不同意见的表达，人大会议对召开全体会议的议程作非常周密的安排，全国人大安排极其严密。低一级、低两级的人大会议，就不那么严密了。在1989年前，总的说来，人大会议的控制是放松的，代表在「非政治议题」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投反对票。
【图21·1】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严家祺《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第6部分「宪政改革三阶段」，系统地分析了「人大直选」和「人大议会化」问题。
北京市人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相当与「议长」）赵鹏飞主持，他提出，会议要对市花、市树进行表决。市花的「候选花」是月季花和玫瑰花，市树的「候选树」是槐树和侧柏。这一议题是纯粹「非政治议题」，所有代表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当付诸表决时，一位代表提出临时动议：市花、市树应当是一种，建议在考虑好市花、市树後，在下一次北京市人大会议上审议。赵鹏飞提出，请代表们就「赞成在这次会议上审议市花、市树议案」举手，结果是，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赞成，接着，请代表们就「反对在这次会议上审议市花、市树议案」举手，结果是，只有几名代表举手。赵鹏飞宣布在这次会议上进行审议和表决「市花、市树议案」。在进行审议时，那位代表再次发言，指责赵鹏飞违背民主的议事程序，他说，「应当先表决反对在这次会议上审议市花、市树议案」的提案，刚才「先表决赞成在这次会议上审议市花、市树议案」的做法，违背了民主的议事程序。
赵鹏飞听后，立即说，我们这里不搞「民权初步」，哪有这么多程序？赵鹏飞意识到这样说不合适，他摊开手对大会代表说，那怎么办？这时，另一位代表要求发言，他提议，在这次会议上审议市花、市树议案，市花定为月季花、市树定为侧柏。第三位代表提议，市花定为月季、市树定为槐树。接着，第四位，第五位代表提出临时动议。面对这么多动议。赵鹏飞手足无措。最後，临时自定规则审议。在这次会议上，还就春节期间北京市是否禁止放鞭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87年4月，胡耀邦下台不久，正处于开展「反自由化」的高潮中，一位代表对大会一项议案提出修正，要求在文句中把「进一步改革开放」，放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大会对此也进行了表决。这次会议，明显地表明，一个未经过民主训练的会议，也能够像一个真正的议会那样不断提出动议、修正案，对修正案修正。当代表们突破「政治性议题」的限制後，「人民代表大会」就会走向「议会化」，议会民主就可以实现。
全国人大的「三院制」
1987年，为选举7届人大代表，直辖市、各省、各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分别召开各自的「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1987年4月11日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规定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仍然保持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678人的名额；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华侨选举的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仍然和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相同。（【註】《人民日报》1987年4月12日 第2 版）
北京市按全国人大代表分配名额，分配到70名代表名额，在北京市「人大」开会时，大会主席团给每一位代表一份七十名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名单上的七十人，是按选举法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的候选人」，也就的「官方候选人」，其中有彭真、杨尚昆、张友渔，还有一位北京市知名的女英雄周怡。她为了营救一名被人推下地铁轨道的人而自己受伤。
按照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1/5至1/2 ，北京市人大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数十名候选人。1987年这次北京市人大，确定的候选人共105名，其中「官方候选人」，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35名。
在差额选举情况下，如何保障105名候选人中70名「官方候选人」当选，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中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果同时发生下述三种情况：
35名「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全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而70名「官方候选人」中只有35人当选；
如果「官方候选人」中原有的国家领导人如彭真、杨尚昆都落选了；
如果上海、天津和全国大多数省、大多数自治区都像北京市人大会议一样，一半「官方候选人」都落选了。
这时，由上述「三个如果」下选举产生的2678名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全国人大」，可以说，就不再是「橡皮图章」，或就是一个「走向民主的议会」。「三个如果」逐步实现的过程，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的过程。「人大议会化」是中国「渐进民主」的可行途径。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人大」从来没有「议会化」。第一个「 如果」从来没有实现。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的「三院制」密切相关。拿「全国人大」来说，在中国，「全国人大」名义上是一院制的，实际上是一种三院制的代表机构。「全国人大」的第一院由近3000名代表组成，在第一院举行会议时，近3000人只用耳朵与手，听几个人在台上演说，然后参与投票或表决，这是一个只用耳朵不用嘴的「哑巴会议」。
第二院是「蜂窝会议」，即36个「代表团会议」和100多个「代表小组会议」。近3000人分在这些「蜂窝」中，每个人都可以用嘴发言，但不能用手投票表决。即使有一个蜂窝中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反对意见，当天也传不到其他蜂窝中去，其他「蜂窝」的代表只能在第二天《会议简报》上读到。这与在全体大会上听取当时的、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发言完全不同，不同意见和主张可能会在代表大会会引起广泛的、强烈的共鸣，在第二天读《会议简报》，所有的激情就被《简报》抹去。对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对「哑巴会议」的选举和投票结果毫无影响。
第三院是「控制院会议」，就是「主席团会议」和「常务主席会议」，起着指挥、控制「哑巴院」和「蜂窝院」如何运作的作用。
【图21·2】2018年3月，中国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在会场上的情景
「控制院」人数很少，「控制院」本身，实际上受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高度控制。而且，3000名人大代表中的95 % 与控制院的成员根本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加上这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都是由省级代表，在「官方候选人」中选出的。这样的代表机构，实际上不能起「代表人民」的作用。
中国除了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还有一个「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全国政协」），但「全国政协」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起议会「两院制」中「一院」的作用。与世界各国历史上和当代所有议会相比，中国以「一院制」的「全国人大」发挥了「三院制」的作用。议会本来是要全体议员一起议论，当时就可以听到大家的各种意见，中国「蜂窝会议」却使议会分割为36个「大蜂窝」和一百多个「小蜂窝」，这在人类5000年有文字记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发明，是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披上了民主共和外衣後得以延续的重要制度因素。改变这种情况，同时使「全国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无需修改宪法，只要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选举法》就可以了。
由于北京市人大也是「三院制」，第二院「蜂窝会议」有20多个「蜂窝」，70名「官方候选人」中，有大部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知名人物，而35名「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几乎都只在一、两个「蜂窝」中为人所知，也就是说，只有5 %至10%的选举人（即市代表），知道这些候选人，因为没有竞选，没有让选举人知道他们情况的途径，这些候选人，一般不会选上。在我作为选举人（市代表）参加的1987年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张友渔获得最高票，彭真、杨尚昆均少了100余张票。由于选举人（市代表）有900多人，彭真、杨尚昆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地铁救人的女英雄周怡，是「官方候选人」，她只获得200余张票，因而落选。这次选举，70名「官方候选人」中69人当选，一名「非官方候选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控制各级人大，保持一党专政的制度因素之一。
怎样促使「官方候选人」落选
在1983年至1988年五年中，社科院在北京市人大有两名代表，一是我，二是赵复三。我积极承担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责任，参加了每一次市人大的会议。赵复三在五年中，一次也没有参加北京市人大的会议。1988年，赵复三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官方候选人」，而我仍然是东城区人大代表的「自由联合提名的候选人」。1988年赵复三与我都没有连任市代表，赵复三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而我当选为区代表。赵复三的当选，是党的安排，我的当选，是人民的安排。一年後，在上帝的安排下，我们两人在同一个月成为在法国的流亡者。1989年在巴黎，我打电话给他，希望见面一谈，他拒绝见我。十多年後，在上帝的安排下，我们终于友好会面。（【註】见§20）
1988年，北京市人大举行「换届选举」。这时，我既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又是东城区人大代表。在东城区人大主席团提出的市人大代表「官方候选人」名单上，我见到了社科院一位「局长」被列入名单。在东城区人大会议的「建国门小组会议」上，我提出这位「局长」不适合当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理由。第二天，社科院党委和人事局派了两个人来到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建国门小组会上，向代表们介绍了这位「局长」的情况，并陈述了社科院党委和人事局推荐这位「局长」当人大代表候选人的理由。由于社科院党委介入，我就向正在召开会议的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陈述我本人的看法。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决定，把社科院党委的意见和我的意见同时向东城区全体人民代表传达。结果，这位社科院「局长」，作为社科院党委推荐的「官方候选人」，因票数不到一半而落选。
在中国，一个人与本单位的党委抗衡，而且反对本单位院部的「局长」作市人大代表候选人，这种事，做了对自己是有害处的。这一事件只能说明，省一级的人民代表的「官方候选人」一旦被提名，很难阻止他们当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阻止个别人当选还是可能的。198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13次代表大会，邓力群是在中央委員的「官方候选人」。在差額選舉中，邓力群落選了。緊接著，邓力群又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落選。除了邓力群在胡耀邦下台中恶名昭彰外，李锐个人在揭露邓力群在延安时代的劣迹也起了重要作用。
§22 三访美国
1987年11月2日，赵紫阳在中共13大上当选为总书记。5天後，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政治改革办公室」全体成员，当天晚上，温家宝代表中央办公厅宴请了我们。「政改办」的工作宣告结束。
会见里根总统
1988年1月，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學教授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邀请我到密西根大学当访问学者。1982年我是从巴西路过美国，这次到美国 ，才可以说是第一次访问美国。平静的校园生活无须叙述，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是，李侃如与奥克逊伯格是好朋友，有一次到奥克逊伯格家，打开冰箱，奥克逊伯格教我怎样生吃豆芽菜，一点一点介绍美国怎样过日子。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李侃如和奥克逊伯格为人随和，二是因为在中国从来不生吃蔬菜。後来我才知道，与奥克逊伯格共事，都要让他三分。
（【註】在吉米·卡特政府時期，奥克逊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 1938-2001）與布热金斯基（Brzezińsk 1928-）一同主導了美國對中國的建交談判。）
【图22·1】嚴家祺和李侃如（右）1988摄于北京东总布胡同嚴家祺家中，右边 照片摄于1995年
自左至右高皋、Carol Lee Hamrin、 嚴家祺。1988年2月2日，在Carol Lee Hamrin的安排下，
会见了里根总统。
2月4日，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Carol Lee Hamrin安排下，我到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参加了总统祈祷早餐会。在早餐会前，在我与日本、索马里、斐济的几个人，会见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先行离开，参加葛培里（William Franklin Graham 1918－2018）牧师主持的二十几个美国人的祈祷仪式。当客厅内传出里根等人高唱着的圣歌时，我与日本、索马里、斐济的几个人从另一扇门进入了早餐会大厅。当我来到餐桌前就坐後，里根、南希和葛培里才进入早餐会大厅。
参加早餐会的人很多，大概有1000余人。早餐会是一个演讲会，还有白人、黑人歌唱家演唱。气氛热烈、愉快。
葛培里牧师的妻子鲁斯·格拉姆生于中国江苏淮阴，早餐会後与我交谈了近一小时。原来Carol Lee Hamrin是葛培里牧师的助手，她会说中文，陪同我会见葛培里。这是我第一次与基督教牧师谈话，葛培里当年已有70岁，他谦逊、友好、平易近人，改变了我以往的宗教偏见，我开始注意到，在科学、政治、经济外面，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就是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尊重、信任和爱的世界。在回到中国後，我给香港《大公报》以《尊重、信任和爱的哲学》为题，写了一篇会见葛培里的文章，把几十年前的舊事永久保存下来。（【註】香港《大公报》1988年3月21日，《中国文化报》1988年3月30日）
【图22·2】会见里根总统（左）和葛培里牧师（右）1988年2月4日摄于华盛顿希尔顿饭店
回到中国後，葛培里牧师给我寄来了一本大型相册，里面有他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布道的照片，有几十张他在万人体育场作演讲、布道的照片。我从来不知道布道会可以由上万人参加。1988年4月，他到中国访问时，我听了他两次演讲，一次在社会科学院，一次在北京崇文门基督教教堂，但只有几十人参加。这次陪同他到中国访问的有许牧世、谭天钧夫妇。许牧世不是牧师，而是《圣经》的中文最新版本译者。後来在纽约，我与妻子高皋参加了许牧世的多次演讲会和基督教夏令营的活动。
铭刻心中的「心因」不会消失
1988年3月，香港《大公报》庆祝复刊44周年，邀请费孝通、刘心武、钱伟长和我参加报庆活动。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我与刘心武一起作了一次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如何富强起来》。演讲的中心点是谈「人治」、「法治」与「人性」的关系。这篇演讲，全文发表在3月17日《大公报》上，所以，30多年後，还能够找到。2020年，翰蘆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全球财富论》一书，我在为这本书写後记时，最後处写了一句话，今天发现居然与30多年前《中国如何富强起来》中的一句话类同。对我来说，《大公报》演说早就忘却，现在写回忆录，看到这句话，使我认识到，一个人的「心因」，是铭刻在心中的，一般记忆会忘却，「心因」却不会消失。
这句话是：「真理本身是朴素的，是能为人们理解的。我不相信一整套非常复杂而无法为人们了解的办法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的富强要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创造，如果中国人无法了解自己可以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无法了解使自己不断富裕起来的道路，我想，中国是不会富强起来的。」（【註】嚴家其：《中国如何富强起来），香港《大公报》，1988年3月7日》
《全球财富论》的最後一句话是：「大道至简，平凡生活——伟大的真理通常是简简单单的，淳朴的生活通常是平平凡凡的。心是愿望，脑是理性——勇于探索、寻求真理、理解一切，随心自在，按自己的愿望生活，这就是人生的最大财富。」
「真理本身是朴素的，是能为人们理解的」，比较这两段话：「真理」、「理解」是相同的。「朴素」近于「简单」。
在这次演讲中，我谈到了「市场经济」，「中国的富强不仅仅有赖于实行法治和建设民主政治，而且有赖于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就具有这种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自动调节机制。在一个人们之间可以贸易的经济中，通过市场进行自由交换能产生一种对贸易双方来说最满意的结果。」（【註】引自严家其：《我的思想自传》，第97-98页，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
【图22·3】1988年3月严家其在《大公报》报庆作演讲《中国如何富强起来》，
左1是《人民文学》总编辑刘心武、左2是《大公报》总编辑李侠文
第二次访问美国
1988年9月至10月，我第二次访问美国。这次访问是美国新闻署邀请的，我可以提出计划，随意在美国许多地区旅行，一位留学生郝雨凡为我开车。我访问美国的目标是，延续当年3月在《大公报》的演讲，了解美国富强的道路，所以，我访问美国的计划中，要求到美国贫穷落后的地方看一看，美国新闻署安排我去田纳西州的Jellico。还有一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政治学会访美代表团，团长是李慎之，其他成员有胡其安、邱晓、王云坤、王沪宁。时隔几十年，我已回忆不出当时的许多事情，在这个访美代表团中，王沪宁当时就在美国，是临时加进去的。王沪宁在爱荷华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我到爱荷华时，接到王沪宁电话，说爱荷华大学有一种床，床垫灌满水，只要愿意，
就可以用这种床睡觉，他说10月1日晚还有留学生的活动。这样，我与郝雨凡就去了。那一天到礼堂，王沪宁介绍台湾作家季季与我认识。季季原名李瑞月，她在台湾《中国时报》担任時報文化副總編輯，我谈起《光明日报》1978年已经发表《三个法庭》，她说台湾人不知道，可以在台湾刊登。这样就在台湾《中国时报》上连载了3天。季季在台湾是很知名的作家，二十年後，我才知道，她家庭不幸。季季自己在她自傳性質的著作《行走的樹》裡說，她丈夫是當年台湾的名作家，但她後來發現丈夫真的是共諜。解嚴後某天，一個滄桑憔悴、滿臉病容的女人到她家找他丈夫借錢。原來那女人也是共諜，混在遷台人群中來台，被命令在基隆觀察軍艦和軍事活動。（【註】参见《维基百科》季季）
离开爱荷华大学後，我与王沪宁、郝雨凡参加了李慎之的访美代表团。我们在亚特兰大在何达威家作客。何达威的父亲何柱国是国民党将军，1949年後在北京进入政协。何达威家很大，房屋後面的一片树林。何达威还请了一些朋友，当时照了许多照片。1992年到亚特兰大又见到何达威，得到了一张李慎之的访美代表团在亚特兰大何达威家作客的照片。
这次到美国，我还随李慎之访问了波士顿附近的普利茅斯移民村（Plymoth Plantation）。普利茅斯村濒临大西洋，离村庄不远，停泊着一艘「五月花号」船只，是按原样复制的。李慎之是副院长，他就像一个解说员一样，对我一人耐心地讲解「五月花号」和美国早期的历史。李慎之特别说，从欧洲来美洲大陆的这些人都是流亡者，他们遭受宗教和意识形态迫害。在登陆前，订立了一个清教徒内部的自治公约——「五月花号公约」。公约体现两大原则：人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有义务遵守多数人作出的决定。1620年还没有美国，公约的精神是属于全人类的，这种精神，就是民主精神。我觉得，李慎之很愿意向我谈这些观念。其他人或者是不需要他介绍，或者不敢于接近李慎之，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听他高谈阔论。我站「普利茅斯岩」傍伫立，看到欧洲新移民到美洲时，他们一无所有，面对的是一片荒野，身後则是汪洋大海。美国从无到有，美国富裕强大，美国安宁自信，正是「五月花号精神」结出的硕果。
第二次访问美国，使我确信，「五月花号精神」就是哥伦布精神，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是美国富强的根源。
第三次访问美国
1988年11月，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召开「民主与社会公正：东西方比较」国际会议。为参加会议，我第一次踏上风光秀丽的夏威夷。中国参加会议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历史学家庞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鄭杭生和湖北大学教授冯天瑜。我在会上作了《民主和社会公正：政府职能的比较分析》的发言。（【註】这篇发言稿刊登在《广州研究》1988年7月号上）
【图22·5】前排自左至右：郭颖颐、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庞朴，
后排：嚴家祺、冯天瑜、邵东方，摄于1988年 夏威夷大学
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主任郭颖颐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学生邵东方，见到成中英、唐德刚许多美国教授。现在邵东方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
1988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除到美国外，还到了日本、荷兰、香港。在美国，我在哈佛大学会见了亨廷顿教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会见了黎安友教授，还到哈德逊河畔他家，见到了他的妻子维特克。文革後期维特克在中国多次会见江青，写了《江青同志》一书。
【图22·6】哈佛大学 廷顿教授 和严家祺，摄于1988年
1988年，除了三次访问美国外，在中国，我出版了两本书，一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权力与真理》，二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我的思想自传》。
【图22·7】1988年出版《我的思想自传》时在香港演讲
§23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1949年後的北京，经历了两次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在民众参与的规模上、对民众镇压的残酷性上、所造成的影响和後果的严重性上，远比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大得多。现在已经出版了数十本记实著作，在这里，在谈及事件大背景下，主要回忆我本人参与的活动和今天的思考，这只是整个事件中的沧海一粟。
关于时局的对话
1988年11月在北京西郊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教授，《经济学周报》记者高瑜，要我与温元凯就时局问题做一次对话。温元凯说，中国改革正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原地待命，二是开倒车，三是朝前走。要警惕「非理性政治行为」，这种「非理性政治行为将导致中国出现完全的倒退」。
听到温元凯谈警惕「非理性政治行为」，我的反应是要防止「非程序权力更迭」。「我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的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确立起来的，党的最高领导层要共同对全党负责。集体领导体制是共同责任的体制，而不是文革式的两条路线斗争体制。中国不再容许像文革一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人们认为中国现在处在危机之中，就和这种认识有关系。」「不容许一些人不负责任，随便地采取一些政治行动，而不是言论，造成中国政治上的动荡。面对困难、挫折或危机，要有正视困难和错误的勇气，而不要把困难或某些失误变为一种权力斗争的藉口。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仍没有消除文革式权力斗争的因素，弄不好就会重蹈覆辙。」（【註】《嚴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北京《经济学周报》1988年12月4日，12月11日，高瑜记录整理）
我与温元凯对话中，提到了要防止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长期停滞」或倒退阶段。温元凯说，「出现这样的停滞时期比改革的失败还要严重。」（【註】同上）
1988年对话时，我们两人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从未意识到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有政策分歧，而且认为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最有力的执行者。然而，1989年六四大屠杀後，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攻击我与温元凯对话是配合「倒邓保赵」风。陈希同引用我的话，断章取义说：
「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的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容许像文革一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註】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人民日报》1989年7月30日）
我的讲话，实际上并无影响，陈希同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一讲话与鲍彤联系起来，而且要加害于高瑜。我逃亡到国外後才知道，在「六四」大屠杀前，参与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知识分子都没有遭到逮捕，只有鲍彤和高瑜遭到了逮捕和监禁。1989年6月3日早晨，高瑜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拘捕。
【图23·1】1988年，高瑜、林豆豆（林彪的女儿）在严家祺家 合影，前排左起高皋、林豆豆、高瑜，後排：李南友、严家祺、 李南友的儿子
到1989年初，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济有了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对改革中的危机，很多人都有预感，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发生一场几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当时，经济改革中面临一个最大问题是，改革向何处去？要不要全面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能不能使经济全面市场化？由于胡耀邦下台和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谁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我为上海王元化主办的《新启蒙》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谈访问美国的感想，题目是《普利茅斯岩的启示》：「不少中国人，包括领导人，对今天中国改革的巨轮，究竟要驶向何方，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只盲目航行的船来说，所有方向的风都是逆风』，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新启蒙》杂志第1期在1988年创刊，到1989年4月，共出了4期。第5、6期已经编好，被勒令停刊。（【註】严家其：《普利茅斯岩的启示》，《新启蒙》杂志1989年第6期。【图23·1】是第3、4期的封面和第5期、第6期的目录）
【图23·2】《新启蒙》杂志第3、4期的封面和第4、5、6期的目录。上图右边
第5期目录《论民主并无东西方之分》和第6期 最後一篇《普利茅斯岩
的启示》，是严家祺写的文章
《4 · 26社论》
1989年4月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北京的办公楼，召开了一次由外部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当时北京一片平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们轻声谈话，胡德平要我到他家去，与他父亲谈谈。就在这时，胡德平被急事叫走。後来，我才知道，这天上午，胡耀邦突然不适，被送医院抢救。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当晚8时，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一位署名顾保忠的人献上了一个小花圈，北京大学出现了悼念胡耀邦的挽联、标语、大小字报有80多份，有一张大字报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倒君主专制，建立民主政治」。（【註】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14-15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从4月16日起，数以万计的人来到广场悼念，人们为胡耀邦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受到的冤屈鸣不平。4月18日，北京大学千余人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把「中国魂」大字横幅搭在纪念碑上。数百名静坐学生要求全国人大常委领导人接见，并提出7条要求。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主张，要求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图23·3】1989年4月18日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纪念胡耀邦的花圈和标语
从 4月18日晚11时起至19日，有2000人学生和市民从天安门广场到新华门前静坐，不断呼喊「李鹏出来对话」，最後被驱散。19日这一天，在《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策划下，在文化部会议室举行了缅怀追思胡耀邦的座谈会，会议有《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胡德平首先讲话。他代表全家致辞：「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族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我们希望这次悼念活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在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下渡过。」
胡德平讲到「祥和」一词，我当时有一种不祥之感。几天来，天安门广场重演了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的情景。特别是，长期以来，到1989年，我从来也没有听到一个人在会议上用「祥和」一词，使人感到突然。就在我们开会的当天，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向对峙的警察喊话时，围观的人群纷纷涌来，前排的学生被挤向警察。这在当时被官方说成是「冲击新华门」的行为。
德平讲完後，提前离开了会场。李昌、韶华、于光远、李锐、冯兰瑞、吴明瑜、吴江、秦川、于浩成、苏绍智、戴晴、吴象、童大林、潘维明、孙长江、胡绩伟、张显扬、张郎郎、陈子明等发言。戴晴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快70年了，所有总书记，从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到邓小平、胡耀邦，下场都不好。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後担任总书记，是在一天内被拿掉的，而胡耀邦「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而且被迫地作违心检讨。」（【註】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于光远发言时，谈了邓力群的一则笑话，邓力群在1987年初用面对胡耀邦，用五個小時的發言大肆攻击胡耀邦。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过程中，邓力群的表现可以说猖狂之极。胡耀邦逝世後，纽约《中报》记者李春光用电话采访了邓力群。他居然说，「他和耀邦之间的友情一向很深，耀邦死了以後更加怀念他。」邓力群还对李春光说：「你在耀邦逝世的时候想到我，使我非常感动。」
我发言说，天安门广场大规模悼念活动，同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有关。在对比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情况後，我说，希望公安部的人，不要镇压悼念活动，不到重蹈1976年的覆辙。有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解放军不会镇压人民。「现在人民的愿望很简单，耀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要正确评价，否则问题还会产生。」（【註】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
4月2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王丹在北大三角地的「民主沙龙」宣布建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成员有丁小平、杨涛、王丹、杨丹涛、熊焱、封从德、常劲。4月23日，北京21所高校数十名代表在圆明园开会，成立「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周勇军任主任，委员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藏凯。（【註】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33、51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我与高皋接到胡德平给我们的入场券。赵紫阳致悼词後，85岁的邓小平第一个走到胡耀邦遗体前告别。追悼会结束後，在大门口，数以万计的学生静坐在大会堂前。参加追悼会的人群纷纷散去，我与高皋一直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下午1点左右，三位学生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口长达20分钟。
4月23日下午，就在全国到处发生悼念、请愿、抗议愈来愈扩大的情况下，赵紫阳乘火车赴朝鲜访问。赵紫阳这一走，当天晚上，杨尚昆建议李鹏主动找邓小平请示，杨尚昆说他也一同去。（【註】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转引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4卷第4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4月24日上午，李鹏分别找了姚依林、万里、宋平，谈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下午，据李鹏说，万里建议，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策。因为赵紫阳赴朝鲜访问前把主持常委会的权力，交给了李鹏，李鹏决定在晚上8：00召开常委碰头会，并扩大有关人参加。参加是人有：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三为政治局常委，其他人有杨尚昆、万里，书记处的芮杏文、闫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李鹏在他的《六四日记》中说：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常委会散会时已是晚上11：30 。（【註】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第66页，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
当晚，李鹏接到邓小平秘书王瑞林电话，要李鹏和杨尚昆在明天上午10：00到邓小平家谈话。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记载了邓小平谈话的要点。邓小平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场动乱。」动乱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这场动乱，有後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报刊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要坚决调离。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註】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第66-70页，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
上午李鹏到邓小平家，下午3：00李鹏又召集常委碰头会，传达邓小平上午讲话，杨尚昆在会上证明，李鹏传达的邓小平讲话内容是「准确无误的」。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禁止非法游行示威」，「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社论说，当前出现的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人民日报》4·26社论激怒了北京高校学生，4月27日，北京市十余万学生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环城大游行。游行队伍极有纪律，赢得了百万北京市民的夹道欢迎。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根据邓小平4月25日上午关于《世界经济导报》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了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4月28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上海市委决定派驻「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对导报接管和整顿。
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缅怀追思胡耀邦座谈会结束後，钦本立希望「把整个会议能够报导出来」。「根据张伟国回忆：在这个会上有比较尖锐的言论，其中两个人的言论比较突出。一个是严家其的，他认为共产党的权力更替都是非程序化的，讲白了就是宫廷政变，没有按照一个正常的程序进行。另一个讲得比较激烈的是戴晴，认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从陈独秀到胡耀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她就从另外一面印证了严家其提出的中国没有确实的权力更替程序，所以，这样的悲剧不断地重演。」（【註】《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载http://www.epochtimes.com/gb/3/5/30/n321216p.htm，转引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4卷第31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在六四大屠杀後，《人民日报》在8月19日刊出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一文，作者署名为「忻华实」。这篇文章说：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也是为了爱护《导报》，建议删节数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内容。但钦本立坚持不肯删节这些反对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语句。当领导同志追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发表这些内容时，他一语道破天机：『我就是要邓小平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我与戴晴的发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放大，变成了钦本立罪状。当钦本立被定罪後又变成了赵紫阳的罪状，赵紫阳被隔离审查时期，王任重把审查赵紫阳的30个问题的材料给赵紫阳。这份材料的题目是《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其中第3个问题是：
「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纲领。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准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後，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5月11日，他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註】转引自赵紫阳：《改革历程》，第81页，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09年）
《人民日报》在1989年8月19日发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时，我在法国，当时没有互联网，也看不到《人民日报》，根本不知道戴晴和我在一次会议上发发言，会被当作打击《导报》的藉口。直到六四大屠杀20年後，在赵紫阳《改革历程》出版後，才知道赵紫阳对《导报》的谈话。邓小平、李鹏在1989年，就是这样，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蓄意放大。可以说，在1989年4月19日《导报》和《新观察》召开胡耀邦追思会时，邓小平、李鹏以及北京的陈希同，就到处寻找打击赵紫阳的藉口了。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几天中，看一看李鹏的活动，看一看李鹏一个一个会见了那么多人，就可以知道，在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时，李鹏通过他传达邓小平与他和杨尚昆的谈话，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把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控制住了，就是支持赵紫阳的胡启立，他们也知道邓小平对学潮、对《导报》的态度，在中央，只有赵紫阳一个人，不知道这些情况。赵紫阳的失败，与他在最紧要的时刻，也就是北京和全国学潮刚开始爆发的一个星期中，陷入了「朝鲜泥坑」而不能自拔。当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时，他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在共产党的中央，他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中国政治从来是小圈子政治，中国政治从来就是拉帮结派，而且是拉实力帮、结实力派，赵紫阳却与费孝通这样「有名望无实力」的人拉帮结派，向「闷声发大财」的江泽民表示，对《导报》，「我不管这事」。1989年5月，当全中国人民对赵紫阳寄于希望、而且中国的新闻界、知识分子愿意遵从党的最高领导赵紫阳的指示而行动时，没有人知道赵紫阳在中央处于「孤家寡人」的状态。
【图23·4】2009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改革历程》
2009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赵紫阳的录音谈话《改革历程》一书。这本书中说：1990年6月21日，处理赵紫阳专案的审查组长王任重把审查赵紫阳的30条问题文件交给赵紫阳。其中第30条是：「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陈一咨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抗议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钦本立停职的消息传出的这天上午，科学院一位从未主动与我联系的老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要我就钦本立被停职事件起草一份抗议信。我略有犹豫。这位老人的口气像命令一样，我还是很快回答：「你起草，我跟着你签名」。我表示，不了解整个情况，由我来起草会写不好。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不是常写文章讲民主吗？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出来，你讲民主不是假的吗？」他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起草，你第一个签名，我也签名。」在这样的问题上，就是在文革中，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喜欢像这样对待人的人。但当我听到他说「你讲民主不是假的吗」，我产生了一种屈辱感，答应起草了。
这一分钟，决定了我的命运。在这一分钟前，我虽然写作出版谈「非程序更迭」的《首脑论》，虽然接受高瑜采访谈「非程序更迭」、虽然在戈扬、张伟国发起的会上谈不要重蹈天安门事件的覆辙、虽然公开表示支持学生，但我没有主动公开点名批评大权在握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位老人这样说话的口气使我不高兴，但我还是听命于他，就写了一份声明。正是这份声明，推动我后来参加了多次签名。因为在中国，签十次名与签一次名是一样的。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後，主动起草了一份声明。我的人生大转折就从这里开始。
有人说，一个从不与你联系的人，突然与你联系，打一个招呼，问候你，表示想起你来了，这是正常的；但如果突然与你联系，还要你按他的意思去做、去行动，对你来说，一定不会是好事。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从来不会以这种方式表现。
上面这一段话是否成立，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即使不是好事，一般也不会太严重，按这个「突然者」的意思做，只要自己觉得可以，对自己有些不好，也没有关系。
科学院的这位老人因为1957年说了一些不赞同「反右」的话被哲学所开除，我看他从1975年开始，于光远如何帮助他一步步走出苦难。我知道，这位老人长期受苦受难，当他处境好转後，曾经以对我同样的做法对待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的柳树滋、要求科学院一位物理学专家按他的要求签名。所以，我一直在潜意识中避开他。在美国，也有一个人受尽苦难，他对人的方式也是这样，有一个人问我怎么办，我说，对你不喜欢的人，可以远离他，不要与他争论。你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谈到久经苦难的保罗如何对人。
波普尔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多年後，王军涛到布鲁克林我家聚谈。我谈到，大家有民主的共同理念，一个人不能以「民主」的名义要求别人这样那样。我与所有志同道合朋友之间的交往，从来没有把「民主」，也没有把「革命」、「理想」、「道德」、「正义」放在嘴上，要求对方做什么。
抗议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可以说义正词严，签名者还有包遵信、苏绍智、张显扬、吴祖光、于浩成等30多人，《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今天，《人民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
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职务，这种做法，违反中国共产党党政分开的根本原则，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
中共上海市委某负责人说，《导报》439期所刊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内容，将会加剧某些动乱因素，这是对座谈会参加者的严重毁谤。
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界经济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他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宪法第35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桩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
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应对毁谤4月19日座谈会参加者，进行公开的赔礼道歉，保障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保障新闻自由。（【註】《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见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87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5 · 16声明》
走出这一步，第二步也就自动了。4月29日，我接受荷兰鹿特丹《商业报》和西德《南德意志报》记者采访。在谈到4月27日大游行时，我说「邓小平时代开始结束」。
【图23·5】1989年5月的天安门广场
5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召集座谈会。共产党的统战部长闫明复出席了会议。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在会上批评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扩大事态的做法。我在会上说，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不在国务院中担任什么职务，他在4月25日指责学生动乱的讲话是不对的。4·27大游行，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结束。邓小平「反自由化」、「价格改革闯关」的讲话，都造成了全国性的混乱。在当时气氛下，批评邓小平的发言，没有人感到惊奇。会议结束时，只有闫明复用缓和的声调表示不同意对邓小平的批评。这些讲话早已过去，因当时留下文字记录，所以，信息没有消失。
5月4日，北京高校数万名学生在数十万民众夹道欢迎下，顺利会师天安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要求进一步民主。李洪林起草了一份温和的《五四倡议书》，于浩成、李南友和我都签了名。
5月13日北京高校近3000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在学生绝食前，《老井》作者郑义起草了一份《五月声明》。5月12日晚，郑义、赵瑜、柯云路、苏晓康、老鬼、张伯笠等人在团结湖公园附近集会，商讨首都知识界游行事。会後，郑义、赵瑜、苏晓康、老鬼来到我家谈《五月声明》。我提了修改意见，建议改称《5 ·16声明》，使邓小平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5·16通知》，也可以引起人们对这一声明的注意和重视。
据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记载，《5·16声明》的签名者达210多人。其中有巴金、艾青、冯至、吴祖湘、季羡林、王瑶、严文井、杨宪益、叶君健、汪曾祺、李泽厚、刘再复、李陀。
5月14日，在学生绝食运动的第二天，戴晴邀请12位作家、学者在《光明日报》举行座谈会。会上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呼吁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同学生代表对话，同时呼吁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并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接受这些要求，我们将和学生一起斗争。（【註】12人是李洪林、于浩成、李泽厚、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严家其、戴晴、苏晓康、麦天枢、李陀。《呼吁书》刊《光明日报》1989年5月15日）
《呼吁书》写好後，我们12人一同前往统战部，会见学生代表。当时，北京高校「对话团」正在和闫明复、李铁映对话。在统战部大院内，挤满了学生。这时，一位年轻人大声叫「谁是严家其？」我站了出来，那位年轻人是吾尔开希，要我随他到会议室会见「对话团」学生代表。在会议室，我见到了沈彤、项小吉等数十名学生。闫明复、李铁映刚离开会场，我与他们谈了12人共同的态度。接着吾尔开希和我一同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其他11人就这样与我分开了。
【图23·6】左图：吾尔开希（左）和严家祺（右），1989年7月在巴黎
在天安门广场，当吾尔开希和我进入人群时，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响彻广场，席地而坐的人群迅速起立让开了一条通道，我们两人刚走过，通道迅速闭合。这使我想起一种场景，就像在大海中行走，海水自动分开又迅速闭合一样。吾尔开希向人群招手，我只是随行者。这种体会，使我感受到历史前进时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穿过广场，我与吾尔开希边走边谈，从天安门步行到东总部胡同我家。我妻子为吾尔开希做了热汤，喝完就睡着了。上高中的儿子严严早已睡着，不知道吾尔开希来到我家。深夜12时後，在统战部工作的陶斯亮来电话说，赵紫阳可能要来广场会见学生。这样，我与吾尔开希又赶回广场。
北京知识界大游行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数十万学生、工人、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这一天上午，学生成立了绝食指挥部。柴玲任总指挥，李录、封从德、张伯笠任副总指挥。下午，北京知识界发起了一次大游行，到广场後，大家推举郑义、徐刚、包遵信和我与学生绝食代表会见，并发表讲话。参加游行的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研究所、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国政法大学200多个单位的教授、研究员、专家、博士生，近2万人参加。（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173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时间愈长，愈引起北京市民的担心。学生只有两项要求得到政府同意，就立即停止绝食。这两项要求是：
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什么动乱；
要求政府和学生代表对话，并通过电视直接播放。
从5月16日起，成百上千名学生相继晕倒，除闫明复外，没有一位党和政府领导人能站出来讲一句话，理睬一下学生「停止绝食的两项要求」。在5月16日这一天，急救车的呼叫声响遍北京。到5月16日中午，学生绝食72小时，几乎所有北京市民都了解到，问题的症结是邓小平。因为《4·26社论》是根据邓小平意见写的，只要邓小平不改口，任何人都不能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72小时的绝食，无数急救车的呼叫，百万民众的游行示威，都不能打动铁石心肠的邓小平。这时，人们认识到，邓小平是一位残忍的、没有人性的独裁者。他为了他讲过的话的不可更改性，数以千计的学生一个一个晕倒，邓小平无动于衷。5月16日，游行队伍高举「中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老人政治必须结束」、「总理总理，总是不理，如若不理，别当总理」等大幅标语，人们到处在痛骂邓小平、李鹏，有人喊着「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就在5月16日这一天下午6时，闫明复来到天安门广场，通过扩音器劝导学生停止绝食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未来是你们的，改革要靠你们继续下去，你们没有权利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们的要求的达到。」「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你们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证明了你们的决心。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地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话不相信的话，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与你们一起回到学校去。」（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190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闫明复当时不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而且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广场、面对学生讲「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许多学生听到了，但并没有当一回事。在戒严前，在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只有闫明复在天安门广场这样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一个月後，被免去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
【图23·7】1989年5月13日天安门广场绝食开始时的学生
《5 · 17宣言》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晤。下午，赵紫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按理说，这是中苏两个执政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会见，但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他与邓小平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自从1978年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13届1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189-190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後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註】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6卷第22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6日晚，我在家中听完赵紫阳讲话後第一个反应是，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4·26社论把学生运动定为「动乱」而不能更正，完全是邓小平掌握独裁权力的结果。我满怀悲愤。十多年来，我写过一篇又一篇有关「皇权与皇位」、「王朝循环」、「社会君主制」、「社会共和国」的文章，不能直言当前中国政治制度，既然赵紫阳都这样讲了，我觉得有责任有必要明确地把多年来的想法表达出来。在1982年5月讨论宪法草案时，《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对「军权」与「最高国家行政权」分开，这种「模式完全不足取」的意见。（【註】见严家其：《从长远观点看宪法》，《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既然已经在《导报》问题上公开批评过上海市委，既然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签名和游行，现在面对数以千计学生绝食100小时，生命垂危，有必要说服学生立即停止绝食，不能再拖延下去。我立即就起草了一份声明。因为5月16日有了一个《5·16声明》，所以把新起草的声明称为《5·17宣言》。起草《宣言》时，想到的是，既然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既然全中国的舆论都站在学生一边，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大屠杀，感到有责任表明态度。
《5·17宣言》是这样写的：
「从5月13日下午2时起，3000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100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700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面要求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图23·9】《5·17宣言》及签名，见《天安门1989》第325页，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9年，部分签名笔迹无法辨认。
「清王朝已灭亡78年了，但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斗争後，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100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後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註】《5·17宣言》，香港《明报》1989年5月18日，签名者有：严家其、包遵信、杨鲁军、李南友、赵瑜、张伯笠、郑义、徐刚、王兆军、徐星、柯云路、苏炜、孙树兴、李立克、王建农、王鲁湘、远志明、何怀宏、靳城、甘阳。签名名单见《天安门1989》第325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9年，部分签名笔迹无法辨认。）
【图23·10】1989年5月17日的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17日，广场上急救中心救护绝食学生
【图23·11】1989年5月16日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和医务人员
5月17日，北京市的游行规模更为巨大。张万舒在《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中说：「今天，首都各界声援学生绝食的游行队伍据估计超过200万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人声鼎沸、水泄不通。随着救护车的频繁鸣笛声，明显感到群众对党中央和政府的怨气不断上升。」（【註】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195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游行队伍中许多标语明显针对邓小平，如「蜀民盼小平归故里」、「共和国不要『太后』」、「小平，人民告诉你石头在哪里」、「中苏比赛：85：58」（【註】85：58是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年龄）「老杨诚宝贵，老邓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的游行队伍打出了「要廉政，不要『帘政』」的标语，将数百顶拍摄《垂帘听政》时用的清朝帽顶带有红穗的伞形帽，戴在头上，引起沿途市民会意的笑声。这一天，巴金、冰心、夏衍、钱钟书等文艺界人士联名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和学生直接对话，各民主党派、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妇联、中国文联等也发表紧急呼吁和公开信。
5月18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已救治在绝食中晕倒的学生达3500多人次，有些学生是第二次、第三次送到医院急救。这一天，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先後到协和医院探望因绝食昏迷而送医的学生，但他们就是不能当学生的面说一句「学运不是动乱」。这一天，北京市游行的人数达200万人以上，全国近30个城市爆发响应北京的示威活动。天安门前出现大批要邓小平下台的标语。
每天游行示威使市民精疲力竭，在广场的学生因绝食身体越来越差。面对这样没有人性的政府，人们普遍认为，不必再把绝食坚持下去了。知识界的许多朋友来到东总布胡同我家，希望我能和学生沟通。我和于浩成、李洪林等人去过广场多次，我们并不知道那几位学生最有影响力，他们也不认识我们。而且，因他们每天接见的人很多，会张冠李戴，把我们没有说过的话记成了我们说的话，加以扩散。「1989年5月17日晚饭後，我与李洪林、于浩成、高皋，从天气预报中得知将要下雨。
【图23·12】1989年5月17日在天安门广场，图中从右到左：张伯笠、高皋、李洪林、严家其。纽约《中国之春》1994年6月号严家其致《中国之春》的信件，要求更正张伯笠在1994年3-4月合刊上《从绝食到复食》一文中有关严家其在1989年5月17日深夜在广场与张伯笠谈话内容的报道，特别说明，当天严家其根本没有说「邓小平已经下台」这样的话。
我们希望找一个台阶，劝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5月18日凌晨一时半左右，我们四人（没有包遵信），在广场会见张伯笠、郭海峰时，劝学生爱护身体，停止绝食。我记得当时说，现在你们的绝食已得到北京市民的广泛声援，可以公开宣布，绝食斗争已取得辉煌成果，你们可以发表一篇绝食胜利的宣言或声明，清理广场，返回学校。在这次谈话前，我虽然起草过谴责邓小平独裁和批评老人政治的声明，但从未听到『邓小平下台』的传闻，当然不可能向张伯笠谈『邓已下台』之类的话。直到六四，我也未听到一次『邓小平下台』的传闻。今年二月（指1994年），李洪林在美国和我通电话时，我谈起张伯笠回忆录中这件事，李洪林明确说，当时劝学生离开广场，谁也没有提起邓小平是否下台这件事。」（【註】纽约《中国之春》1994年6月号，第98页读者来信）
5月19日，赵紫阳到广场探视学生，含泪劝学生停止绝食。
【图23·13】1989年5月19日 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赵紫阳对学生们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是好意，想让我们国家好。你们提出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赵紫阳这时来到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话，实际上是向学生、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政治上已经失败。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回到北京的，在4月30日到5月19日，这近20天时间中，他作为总书记，完全有权力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或临时中央全会，并建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但他一次也没有做。邓小平虽然是军委主席，但邓小平不能阻止这些会议的召开。直到5月16日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後，晚上10：00，赵紫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杨尚昆、薄一波。杨尚昆、薄一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赵紫阳已经失去优势的会议上，他第一次向政治局常委提出改变《4·26社论》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要求。赵紫阳要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但李鹏、杨尚昆不同意。分歧仅仅在于，是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还是「爱国行动」？李鹏在他的《六四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不同意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认为这与小平讲的动乱相违背，最後导致打倒邓小平。（【註】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第130-131页，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由于存在分歧会议没有结论，会开到凌晨2：00就散了。
在1989年胡耀邦去世後，中共最高层有严重政治分歧，在赵紫阳能够召集政治局全体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情况下，只要掌握多数，仍然可以行使总书记的权力。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早有先例。1957年6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向赫鲁晓夫展開猛烈的批評和圍攻，赫鲁晓夫成了少数。三天後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 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成了少数，并被指控為「反黨集團」。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中成了少数，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掌握了最高权力。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党的主席、军委主席，也是因为他成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然而，赵紫阳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扭转局势。
5月19日这一天，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三个研究所和一个学会，发表了《关于事局的六点声明》。晚上10：00，在北京西郊翠微路解放军总後勤部礼堂召开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讲话，会上宣布了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的决策，赵紫阳拒绝参加会议。5月20日，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从当天上午10：00开始实施。从这时开始到6月3日晚大屠杀前，学生和市民抗争的目标是，反对戒严，罢免李鹏。
七位上将联名反对军队进城
5月20日後，大批军队开进北京市内。北京市民不理会戒严令，涌上各条街道，以大卡车、公共汽车为路障，阻挡军车和军队进城。5月21日这一天，罗点点和高瑜找了解放军7位上将中的一位，取得了他们反对军队进城的联名信件。这7位上将是张爱萍、肖克、叶飞、杨得志、宋时轮、陈再道、李聚奎。
联名信如下：
「北京戒严总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张爱萍、肖克、叶飞、杨得志、宋时轮、陈再道、李聚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没有发表。这样，这封信印成传单在天安门广场散发，7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罗点点是罗瑞卿大将的女儿，当时是海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联系许多军队将领，得到张爱萍等7位上将响应。事後，罗点点和高瑜被捕。除了7位上将外，王平上将也单独上书，反对戒严。
胡绩伟发起提案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委托，四通公司的曹思源在促成全国人大联署提案，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到5月23日，参加胡绩伟发起的提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联署人数达到了五十人左右。这一天，北京百万人游行，是5月20日发布戒严令以来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横幅口号集中地要求李鹏下台。5月25日，我与包遵信在广场散发了《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问题——兼告李鹏书》，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并把文章交给了记者。（【註】香港《明报》第二天1989年5月26日发表）
【图23·14】香港《明报》1989年5月26日刊出，这是六四後在香港看到的报样
5月20日後，到处听到北京许多地方军队进城的消息。陈一諮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有危险，要避一避。哲学所同事告诉我，在西山军队放映的录像中，里面有我的镜头，让我要小心些。在东总布胡同安静的住宅中，偶而有危险的感觉，当一出家门，来到长安街时，感到十分安全。当置身于天安门广场时，所有人都反对戒严，支持学生，不仅没有丝毫危险感，而且感到民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写反对戒严的文章，在天安门广场交给记者和散发时，觉得是尽了一份责任。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一样，仍然是独裁者掌握最高权力的时代，但与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不同在于，共产党还有一个政治局、一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出访加拿大期间，公开肯定天安门学生爱国热情、指出「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时，（【註】1989年5月21日万里在多伦多600多华人在假日酒店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引自《六四中的万里》，《文学城》网站论坛，20018年11月18日）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发起的提案联署人数达到了50人左右时，当张爱萍、肖克等7上将公开反对戒严时，邓小平决定用暴力来撕毁「共和国」的面纱，撕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面纱，用坦克和机枪、用大屠杀向全中国表明，中国政治是传统的帝王专制政治，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会不能召开，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武力镇压。赵紫阳没有掌握军队，把希望寄托在民众抗议运动和万里身上，在政治局常委会的「小群体」中只有胡启立一个支持者的情况下，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公开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作为一个政治家，赵紫阳没有用智慧寻找出路，而是放弃努力，走上了一条寻求「悲壮失败」的道路。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
5月22日，戒严後两天，在建国门社科院大楼12层政治学所会议室，我主持召开一次会议。由于从天安门广场离社科院大楼不远，会议未拟议题，消息一传出，人们不请自到，有一些是外地来访者。会上，大家对李鹏5月20日颁布戒严令进行了猛烈的评击。这次会议原来准备发起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但几位学者认为成立组织一定会遭到镇压，明确表示不赞成，并好意劝阻我不要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我未坚持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从这一天开始，政治学所会议室成了人们自由集会场所。「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就多次在政治学所会议室召开。
5月23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还是成立了，由90余位知识界人士发起。5月24日晚，知识界联合会的两位发言人王鲁湘、远志明，在广场纪念碑下举行记者会，宣布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我和包遵信两人被推为总召集人。六四大屠杀後，6月13日的新聞播報稱，北京市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14號通告，《通告》聲明，「首都知識界聯合會」與其他三個在民運期間成立的民間組織「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又指这些組織參與了「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否則，將拘捕並從嚴懲處。《通告》所說的頭頭，就是指我與包遵信。《人民日报》北京1989年８月９日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机关纪委日前分别作出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图23·15】1989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2天）刊出嚴家其和包遵信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1989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上是这样写的：「严家其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包遵信为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定指出，严家其、包遵信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参与煽动和组织策划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严、包二人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完全丧失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条件。按照国家和院有关规定，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纪委在给政治学研究所党总支、历史研究所党委关于开除严家其、包遵信党籍决定的报告批复中说，大量事实表明，严家其、包遵信进行了一系列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罪恶活动，已经完全背叛了党。根据党章和中纪委有关文件的规定，经院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党籍。」（【註】《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5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宣告成立，召集人为包遵信、王丹。联席会议主要由陈子明、王军涛发起筹组。5月24日，天安门广场数万学生召开了「保卫首都誓师大会」，王丹宣布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柴玲帶領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宣誓。柴玲任总指挥，王丹、张伯笠、封从德、李录任副总指挥。5月26日，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成立，韩东方、沈银汉、张晋力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专业博士生李进进组成常委会。5月27日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北京工自联、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外省赴京高自联等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
图右：王丹（左一）宣布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成立。他旁边是老木（中）和刘苏里（右1）
据报道，5月27日，香港近30萬人則參與在跑马地马场舉辦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5月28日，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岛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動。
§ 24 六四之夜
6月2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师大周报前主编高新、台湾作曲家侯德健、四通公司周舵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我走上纪念碑台阶看刘晓波他们，正好遇到张伯笠。他说正在筹办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出任校长，希望我了担任名誉校长。明天晚将举行开学典礼。
【图24·1】1989年6月3日的北京长安街
黑夜正在慢慢降临
6月3日下午，香港《百姓》杂志记者张结凤、包美玲前来东总布胡同我家，要我谈对赵紫阳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话的看法，以及对学运的看法。我的回答是：
「赵紫阳的讲话并不是泄露了党内机密，这应向中国共产党全党公布的。共产党的党章是党的最高准则，但党章以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东西，那就是邓小平！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顾委，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但居然凌驾在党中央和政治局之上，而全体党员都不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如果国家要搞好，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公开，并按照宪法办事。现在，看了党章不能解释党内斗争，看了宪法不能了解中国政治，问题就出在这里。」
【图24·2】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门广场，左严家其、右高皋
6月3日的黑夜正在慢慢降临，而我全然不知，当时，在张结凤的录音采访时，我说：「中国民主曙光就在前头」，「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有危险，看来李鹏政府是暂时的。」（【註】张结凤访问，包美玲记录：《严家其弹劾独裁政治》1989年6月3日，《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94期）
我们正在谈话，接到电话，采访未完，就赶去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上7时，我们全家在收看电视新闻时获知：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宣布：「根据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命令，为制止日趋发展的动乱，尽快恢复首都秩序，执行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官兵，于今日将奉命进驻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各个执勤位置。」戒严部队指挥部要求市民留在家中，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共场所去。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公布「留在家中」的时限，难道一直「留在家中」？看电视时，传来了远处的嘈杂声，从14层楼的阳台望去，建国门立交桥处聚集了数以千计的人群，阻挡军车进城。
屠城场面，惊心动魄
当我们一到建国门立交桥，就把戒严部队「留在家中」的告诫忘光了。在人群中不仅不感到危险，而且只感到民众的巨大力量。数以千百计的人站在一列列军车前，使军车根本无法开动。晚上10时回到家中，就接到赵瑜电话，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正在举行开学典礼，要我立即去广场。
【图24·3】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门高潮，右起张伯笠、严家其
不到20分钟，我和高皋就骑自行车到了天安门广场。
在到广场前，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载，柴玲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致贺词，马少方、老木、赵瑜分别代表大学生、联席会议、作家致贺词。到会场後，张伯笠宣布我担任民主大学名誉校长，并讲第一课。我讲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概念的涵义，讲了要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李鹏签署的戒严令，罢免李鹏。讲了大约45分钟。（【註】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9卷，第74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2019年）後来有人告诉我，在演讲时，远处已有枪声。这时的广场依然是人的海洋，广场民主大学帐篷处聚集了数千人。演讲完後无法挤出人群，高皋说，在广场待一个晚上也很好。我说要回家，一晚在广场，明天就没法工作了。这样，有人就把帐篷的线拆开，我们就从帐篷後面的隙缝中离开了人群的包围。北京体育学院的两名学生要送我们回家，到历史博物馆附近，一切都很正常，毫无危险，让他们回去了。自己骑车回到了东总部胡同家中。
回到家中一个多小时，突然听到四处枪声大作，我站到阳台上，看到建国门立交桥上开动着坦克和军车，机枪闪光四处扫射。望长安街、天安门方向看，到处都是闪光，机枪声愈来愈密集，又传来了坦克的隆隆声。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一个自称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居然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对待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人们。我们悲愤交加、心痛欲裂。
我无处可去，没有想到要离开北京。当时把两个放满照片、笔记本、纪念品的破旧木箱，与高皋一起从14楼抬到楼道最高层，听到楼道顶层有悉悉索索的响声，就停了下来，估计是有人睡在走道。这时，不得不抬着木箱回到家中。这时，已是6月4日凌晨，我们接到了从香港、东京、美国、澳大利亚来的电话，知道国外电视上正在播放中国军队屠杀人民的画面。
这天一大清早，從天安門廣場出來的同事，32後的今天，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胡杰、李培华、吴清，一路步行来到我家，讲述他们亲见的屠城场面，他们认为我有被亂槍隨意槍殺的危險，如果只是逮捕，现在还可以不離開北京。这时，我决定一人离开北京，也让他们把两个木箱抬走。
6月4日清晨，在高皋和胡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火车站。正是在6月4日清晨，离中南海南门，也就是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发生了坦克辗人的惨案。
戒严部队有几十万军人，进城的军队动用坦克和机枪，据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记述，6月4日早晨，「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着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快速地追辗过来。」「11名学生当场惨死于坦克之下，另有许多学生受伤，其中有两名学生被轧断双腿。」「经过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丁子霖女士多年艰辛的查寻，目前已经寻找到六部口坦克轧人惨案的死难者5人，受伤者9人。」（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第496页，真相出版社，美国，2007年）
方政是当时被轧断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後来写道：「当我们刚拐上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顷刻间，一团直径大约2-3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到了，我便赶紧抱起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于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的护栏。一眨眼，这时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就势滚到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和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送到积水潭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双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註】《方政的证词》1999年2月21日，转引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9卷第148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2019年）
新华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万舒，2009年出版的《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最後说：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说，整个六四事件死亡727人，军队14人，学生和群众713人，每一具尸体都经他检验过。（【註】《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461页，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镇压：6月3-4日》一节中说：1989年6月4日，「军队在这一天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当时邓小平已84岁，他没有去街头会见示威学生，也没有插手中共每天作出的反应，但是他身居幕后，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 （【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533页，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在决定向天安门派出武装部队时有任何迟疑。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夜里11点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90发子弹的AK-47自动步枪。」「解放军的卡车和装甲车也开始全速前进，压过任何敢于挡路的人。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了大约四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大约四英里的路程。」（【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559页、562页，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六四」死伤人数，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中说：「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300人到2600人之间，有数千人受伤。……当时在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据外国武官的估计以及来自北京所有11所大医院的数据报告说，这些医院中至少有478人死亡，920人受伤。」（【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564页，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图24·4】左图「六四」前丁子霖、蒋培坤和他们的儿子蒋捷连，1989年6月4日蒋捷连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遭槍殺。右图是2019年 天安门母亲群体新年聚会。
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的丁子霖，她17歲兒子蔣捷連在六四當晚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11點多戒嚴部隊強行突進至木樨地，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遭槍殺。中彈後對同伴說：「你們快跑！我可能中彈了！」隨即倒下。子彈從後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市兒童醫院搶救無效身亡。丁子霖極其悲痛，聯合其他死難者的家長，组成了「天安门母亲」组织，要求政府還其公道，她们搜集到一個經過核實的六四死難者名單。这一名單，到2019年为202人。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了「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她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地带受枪伤，之后在同仁医院医治无效，两天后离世。她说：「实际死亡的人数肯定大大多于我们统计的202位。我丈夫去世当时同一个木板车拉来的就有六七个都死了，还有一个煤炭部的送到同仁医院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他是煤炭部的，之後，便去世了。但是，除了我丈夫之外，其他的六七个死去的人都不在统计名单上，所以，这202个人的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尤维洁说：「我觉得政府完全知道六四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个答案只有在六四事件获得解决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我们也反复要求政府公布真相，真相就包括六四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不仅仅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权利，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权利，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知道在六四期间被解放军打死中国人究竟有多少！」
【图24·5】1989年6月4日早晨北京六部口惨案现场
在六四大屠杀後，北京和全国进行了大規模逮捕行動，撤除反对六四大屠杀的政府官員職務。據北京市委辦公廳编辑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市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所谓「暴亂」的疑犯。有市民因為僅僅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就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的監禁。在清查运动中，我所在的单位社科院政治学所，由于反对六四时期解放军对人民开枪和不承认自己在天安门事件中有什么错误，我的同事周移山、胡杰、李培华、陈小雅、杨百揆、陈兆刚被开除了公职。
§25 在大亚湾荒岛上
离开北京时，我带了六部书和换洗衣服，在中国南方住下。离开东总布胡同家时是6月4日早晨，我虽然听胡杰、李培华、吴清他们讲述一路看到的情景，但完全想象不到用坦克轧人、机枪扫射的严重情况，我以为，在中国农村躲避一个月後，就可以重回北京。回北京後，大概会被开除党籍，受到批判。在文革中，即使被逮捕监禁，还会回到原单位工作。所以，从来没有想到因政治原因开除公职这样的事。
除了这六部书外，我在北京的5000册以上的藏书、文革原始资料、民主墙原始资料、全部照相册、衣服和全部家具，都不知去向。我在离开中国前，始终怀着回北京的想法，当时没有让儿子严巗随着我们去香港，就是想到严巗要升高中三年级，而且我们几个月就可以从香港回北京。
这六部书是：《比较经济体制》、《比较经济体制学》、《比较经济制度》、《现代经济学》、《论民主》、《正义论》。这六部书中四部是经济学，一部是政治学，一部是伦理学。（【註】这6部书是：①纽伯格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4；②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1988；③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④J·哈维：《现代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⑤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这六部书从北京带到上海，从上海带到广州，由救助我的林道群从广州带到香港，然後，这些书从香港带到法国和美国。这是唯一中国留给我的物品。在我心目中，不仅希望了解民主政治，而且希望掌握比较经济体制的知识，离开中国30年後，才写好并出版了《全球财富论》一书。
住在农村，看不到报纸，每天安心读随身带的书。有几次到井边洗衣，引起了邻居的好奇。每天吃现成的饭菜，我帮不了忙，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临近的一个城市，给北京打电话，希望高皋也来农村，这样可以帮助主人家做饭，也可以洗衣时两人一起去。
6月6日，高皋在临时离开北京东总布家时，听到电话声，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中的人说，希望严家其立即到香港避难。高皋知道了打电话的人的名字，也没有记下电话号码，没有回答是否要去香港。6月7日晚上，高皋和嚴巗来到南方农村。
「老鬼」的问候
在农村，虽然看不到报纸，但从广播和电视中可以知道北京的情况。
6月5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逃往美国驻北京使馆避难。
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原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民众有2000余人受伤，军队有5000余人受伤，死亡人数初步统计为300多人，另有400多名军人失踪。
6月6日晚，民众截堵火车，火车未减速，当场辗死6人。
6月8日，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第10号通告，宣布「高自联」、「工自联」是非法组织，其头头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自首，否则「依法缉拿归案，从严从严惩处。
大概6月8日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通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周鋒鎖、熊焱、郑旭光的消息，电视上有21名学生的画面。第2天，又看到通缉「工自联」头头韩东方、贺力力、刘强的画面。
6月4日以後的一周内，北京进行了大搜捕。新华社6月10日消息说，6月4日以来已逮捕400余人。
6月8日後，每天收看电视新闻，连续多天，并没有通缉知识分子消息。到6月11日，公安机关发出通缉方励之、李淑娴的通告。6月12日傍晚，在收听美国之音时，偶而听到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消息，消息说，杨尚昆提出要把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捉拿归案，并把这三人处死。後来，知道6月11日香港《明报》6月11日第一版刊出类似消息，说杨尚昆领导一个「六一小组」，制订了一个名单，要把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用一切手段将他们捉拿归案。」（见【图25·1】）
【图25·1】1989年6月11日香港《明报》
当时，我并不太相信台北的广播，但开始意识到危险。第二天早晨7时，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14号通告，宣布「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等为「非法组织」。通告说，「上述非法组织，参与了在首都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登记、投案自首。」「对拒不登记、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註】《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14号通告》，《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第一版）
正当公安机关全力通缉我的时候，一些朋友不怕危险来到东总部胡同，高皋曾见到他们。
有一天老鬼来到我家门口，在门下塞进一张纸条：
「家其，我来看你，祝你平安。老鬼」
当时我已在中国南部农村躲藏了起来，老鬼是一位作家，是《青春之歌》作家杨沫的儿子，六四後，公安机关多次到我家搜查，对老鬼有危险。在农村听到老鬼写给我的纸条时，我为老鬼的诚挚和憨厚、为友情感到宽慰，又为老鬼的安危担心。
听到「戒严部队指挥部14号通告」後，我决定逃亡。
为了躲避追捕，开始时没有想到香港。有几个选择：到人烟稀少的山区暂住；与一个工程队联系，到工程队工作，随着工程队在各地奔波；当高皋说起她离开北京时接到香港电话时，感到到香港还是最好的选择，去年（指1988年）到香港3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与香港联系，要到城市的电话总局才能打电话。我打好电话走出大门，见到于光远老师和陪同他的张旭之。于光远当年74岁，他在作乡镇企业调查，六四後知道北京不安全，就没有回去，当时住这个城市的白荡旅馆。我们住干面胡同时，于光远来过我家，这是我、高皋最後一次与他见面。我还以为，到香港後不久就可以回到北京，这次偶遇，成了永别。于光远2013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我的人生，十年、二十年有一次转折。引导我第一次转折的是我舅父龚浩成的同学陈怀志，他把我从江苏引向了北京。引导我第二次转折的是于光远，他把我从自然科学引向了社会科学。引导我第3次转折的人，我在1986年後20年中，我一直以为是鲍彤，以为是他把我从社科院引向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办公室，20年後，有一个人突然从北京到纽约来告诉我，此人不是鲍彤，这使我在整整两天的时间中，没有想通，感到些微悲哀。正是这个我从来想不到的人，推荐我到赵紫阳那里，把我引向了第二人生——30年还看不到头的、漫长的流亡岁月。在我最後见到于光远时，又迎来了一位使我人生发生大转折的人，在这天後两天，他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香港的林道群。
从上海到广州
我的舅父龚浩成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在1989年时，我与他没有任何联系，到上海也没有找他。就像在北京时，我没有与鲍彤有任何联系，也没有通过电话。我在上海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中，用高价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我知道当时已开始通缉我了，出广州站时，我让高皋一人先出站，我等到最後，一手端着一大茶杯水，另一手摇着一把破旧的芭蕉扇，一条裤管卷到膝盖上，一条裤管垂到膝盖下，摇摇晃晃走出检票口，居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顺利出了车站，在约定点地方，见到了来自香港的林道群。
林道群和他的朋友李志华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接我和高皋的。珠海一家珠宝公司总经理怀德，是当年越南战争中打到谅山市的两个坦克团其中一个团的团长，因营救吾尔开希，被国安部盯上，他的外甥李侬被捕、自己不得不流亡法国。香港罗海星参与了「六四」後救助大陆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在營救人时失手被捕，被判5年監禁。林道群、李志华在广州时受到跟踪，险象丛生。幸而他们一次一次换乘计程车，机智地躲过了危险。
在廣州，我听林道群、李志华兩位朋友說, 我們本來要在6月17日偷渡去香港的，這一天，廣州黃埔港突然出現16條封鎖線。第二天，也是6月18日，他們再替我們安排好，至於他們怎麼安排的， 至今一點也不知道。我與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輕同事，一行三人，從廣州出發，前往海邊，準備偷渡香港。我們同行的是兩輛車，前一輛是「探路車」，我們坐後一輛。經過東莞、樟木頭，在一家旅館門前停下，我抬頭一看，門上寫著「閱港旅館」四個大字。我們下車後，進入了另一輛新開來的車，更換了司機。一個多小時後，在澳頭海邊停下。
在大亚湾荒岛上
从广州到澳头海边，大概开了四个小时左右。有一位穿着黄色雨衣的人，手里拿着一条烟，带我们三个「偷渡客」步行到海滩，上了一条快艇，当他把那条烟丢向岸上时，没有人说话，快艇就乘风破浪飞速前进，我们的衣服从外到里全部湿透，海水非常咸，蒙住了眼镜。一个小时左右，穿黄衣的人与我们三人登上了一个海岛。我这时才注意到，黄衣人并没有驾驶快艇，还有另一名船工是驾驶员。
到荒岛上後，黄衣人告诉我荒岛上没有野兽，我就开始四处察看。在沙滩后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岛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有一处有一个山洞，附近有水坑，里面是淡水。往远处看去，可以见到几个小岛、灯塔。黄衣人告诉我，荒岛叫「簕格仔岛」，远处的灯光就是大亚湾核电站工地。
下午7时半，黄衣人与船工开快艇回澳头，说是拿晚饭给我们。这样，在大亚湾荒岛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偷渡客」。
1989年6月18日，正是农历5月15日，在寂静荒岛上看月亮，分外明亮。晚上12时左右，黄衣人和船工又来到荒岛上，带来了盒饭。荒岛上十分安静，突然，一艘船向荒岛驶来，我们下意识中感到是警察来了。黄衣人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气大声叫对方立即上岸，结果，那艘船掉转头来迅速离去。当一切沉寂下来後，涨潮声愈来愈响，我们就在月光下，坐在沙滩上，面对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们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马力船。前面还有几艘船探路，我们不时听到几艘船之间的电话联系的呼叫声。
在大陆与香港水域分界处，我们所乘的大马力船与香港方面失去了联系，无法接通电话。船停在水面上颠簸不已。当一艘船从远处驶过时，船工耽心香港水兵会看到我们，要我们平卧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湿，而且还有一薄层水。我们遵命平卧着，透过甲板一条很长、很宽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随着船只的晃动，我觉得胃在翻动。后来我从报道中知道，曾经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钉死，没有那条「缺口」与外界相通，因为「偷渡客」很多，非常拥挤地聚在一起，时间过长，大部分人就会就在甲板下闷死了。
1989年6月19日，就在我们偷渡进入香港的当天，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发布了《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规定》。规定海关工作人员执行缉拿任务时，非开枪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为时，可以开枪射击。规定自发布日起执行。我们偷渡香港，船上没有武器，也没有走私货物，但在海面停留时，船工要求我们三人把随身带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里不留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纸张和电话号码。如果我们被捕，就说是随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与高皋迫于无奈，把我们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则不然，他说他带着到美国一大学读学位的文件，绝不能沉下海底，由于他坚持，他的行李没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带到香港。
我无法从开车的司机、快艇驾驶员、船工那里了解到甚么情况，一路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我们，不关心我们是谁，只是把我们看作「偷渡客」而已。
6月19日上午8时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学所的苏炜前来迎接，由法国驻香港副领事开车，把我们带到一處豪宅住了下来。但苏炜和我们不知道住宅的主人是谁，是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我想与高皋一同到香港街道上看看，住处的人说，你们是「偷渡」来香港的，上街就会被警察查问，就可能被押回大陆。
从香港到巴黎
我們到香港的第二天，林道群陪同香港一位朋友來看我們，還給我帶來了6部書，并送给我1000美元。第3天，四通公司老闆萬潤南來看望我們，他是6月6日到香港開會的，原定6月24日回北京，但從6月19日起，北京機場、深圳車站和許多地方都張貼了一份《七人通緝令》，其中有萬潤南和我，還有包遵信、陳一諮、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這樣，他就回不去了。
大亚湾海水把我们的衣服打涩了，到住处，有人搬来三箱衣服让我们换。有一天，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人和他女友，就像在電視連續劇中看到的「大佬」一般，來到住處。聽他談話，感到他是安排我们到香港的重要人物， 後来知道他就是香港家喻戶曉的影視大亨向華勝。向華勝談話的時候問了一些問題。我们已经换上了香港的服装，问我们「穿的衣服是否合适」，你們不要穿着大陸衣服在香港，人家會看出你們是從大陸來的，要穿上香港衣服。
（图25·3）严家祺、高皋到香港第二天，林道群（中）到他们住地看望，当时的衣服都 是房主临时找到的，偷渡时已把全部随身衣服沉下海底，身上的衣服全部被海水打湿。
（图25·4）李志华(右1)和严家祺（右2）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94年3月20日
我以为到香港就像到广州一样，在香港躲避几个月就可以回北京。儿子在北京上高中，为了不让他中断学业，因此，没有带儿子一同逃亡。没有想到，我们到香港的第4天，6月22日，香港《明报》头版头条刊出了《乔石李鹏觊觎总书记，杨李力主处死严家其》的报道。这一天上午10时，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把我们三位「偷渡客」带到港英政治处的一个机构。我们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必须到其他国家去，法国政府欢迎我们三人去法国。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在港英政治处，当时就照他们的安排，我们三人改了姓名，换上了一身他们要我们穿的衣服。我改名为「朱丰」、高皋改名为「白芳」，另一位社科院同事改名为「史英」，口语称「阿丰」、「阿芳」、「阿英」。港英政治处的警察将带着我们三个「假警察」在机场「执勤」，我们每人手里拿一个「对讲机」，做四处巡视的样子。经过一个单向转动门、一个铁门，就到了机场。所谓「执勤」，不过是从港英政治处去机场登机前的一路上，如果有人询问或要检查，要求我们摆出的姿态。实际上，一路十分顺利，我们并没有扮演警察，我们三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偷渡客」，想装成「警察」，也神气不起来，只是装作大摇大摆的样子而已。
（圖25·6）香港《明報》1989年6月22日第1版文章
下午7时左右，我们三人在机场等候时，听到广播中刘宾雁在香港说，严家祺现在在香港，在一安全处，这是比刘宾雁本人安全还要安全的地方。在听到刘宾雁广播讲话後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人乘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印度新德里停留後，飞往巴黎。我的登机证上的名字是Yip Paul，后来我知道，这是法国一位精通中文的外交官的名字，曾任法国驻北京公使。
30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清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全过程。香港《前哨》月刊总编辑刘达文在2012年出版的《黄雀行动》一书中，有谈到我「逃亡」的一节，刘达文说：「如今写黄雀行动，许多过程已支离破碎，许多记忆已被历史湮灭。严家祺的逃亡就是一个谜。」「我也想解开这个谜，也无能为力。」 刘达文说：「严格来讲，六哥（陈达钲）与岑建勋、邓光荣和高世昌在尖沙咀香港酒店聚首，标志着『黄雀行动』正式启动。在此之前，吾尔开希、严家祺、怀德已逃亡成功。」但我後来知道，陈达钲在「黄雀行动」前就参与了救我们的行动。「黄雀行动」的名字是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所起。「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说，这是根据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首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而起名。岑建勋、刘千石、朱耀明是「黄雀行动」的组织者，陈达钲（六哥）指挥成功地营救了133人，其中70多位是陈达钲对弟弟陈达钳（七哥）亲自到内地安排营救的。（【註】刘达文：《黄雀行动》，第37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图25·7】2006年9月23日 司徒华（右）与 严家祺在旧金山参加会议
【图25·9】 2007年 「黄雀行动」筹划者岑建勋（左）到纽约与 严家祺
【图25·10】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左1）与陈詠智（左2）在美国与严家祺、高皋聊天
【图25·11】香港前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与严家祺闲谈，摄于美国 马里兰
双开除
1989年7月7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长陈希同6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除了点名赵紫阳、鲍彤和学生领袖王丹等以外，还点名了数十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其中有方励之、李淑娴、于浩成、戈扬、李洪林、苏绍智、温元凯、刘再复、金观涛、李泽厚、刘晓波、严家其、刘锐绍、戴晴、万润南、陈一諮、苏晓康、包遵信、任畹町、王炳章、陈军、曹思源、陈子明等人。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动乱「精英」严家其》。
8月7日，中国政治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撤销嚴家祺常务理事职务。北京东城区还罢免了我人民代表职务。
8月9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出《严家其包遵信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9月2日，北京《光明日报》刊出了《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评嚴家祺的<首脑论>》。
9月21日，《欧洲时报》刊出《严家其们分裂中国的企图决不会得逞》。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
中国的公安部不仅通缉我，巴黎《欧洲时报》刊出了吊销我护照的消息。（【註】《北京市公安局谈对「民阵」的政策，追究嚴家祺等头目的刑事责任》，《欧洲时报》1989年1
政治理论》
人生转折，渡过难关，要有「贵人相助」。我也开始相信命运。我多年来知道，直接策划、安排我们三人逃亡还有其他人，我知道陪同我们从广州到海边的是香港朋友林道群和李志华两位，感觉到他们另有联系，但这些人30多年来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没有人公开谈参与救助我们一事。我会永远记着司徒华、陈达钲、陈达钳、岑建勋、刘千石、朱耀明、何俊仁，以及林道群、李志华，没有他们无私的营救，我一定是与包遵信一样，被捕监禁。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