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改革是一个"世界末日"

改革意识形态，总是给人"历史终结"的感觉，你想不出来，如果不讲改革，这个世界咋办。超出改革，乌黑一团。也就是说，改革意识形态，实际上许诺了终局解决，不再有文革，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暴死，而且前头不远的将来，有幸福和平等着你。如果没有让革命进入，那么改革这样永远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改革是一个"世界末日"，无限长度的最后一天。

有一次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厉以宁说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这是一种软绵绵的温水，让你泡浸在里面，很傻很天真，当政治灾难来了，降临到你鼻子上来，你还以为是蚊子咬了你一口没事。

去年厉以宁在接受强国论访谈时说，"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是对的，改革还没有完呢，并不是说改革到现在为止了。总之，真理找到了，你们很快就要富裕起来，尽管你们现在承受改革阵痛，奄奄一息，但是你们在遥远的将来猴年马月，会发大财的，很幸福的。

"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是对的"，这里体现出来断代史的渴望。至少在文革之后，或者改革初期，你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对立，意志上泾渭分明，恶狠狠地不要过去的时间，积极渴望憧憬未来。对黑暗迫害的恐惧，和对光明前途的渴望，搅合一起，并且受到逐日点滴进步的强化，你可以看到，每取得一步成就，就进一步强化了对文革的厌恶和恐惧。对文革的厌恶和恐惧，进一步迫使人们进一步认同改革，越加增加对光明前途的渴望。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见图）时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文革与改革之间，有一种越来越远的鸿沟。然而，这种鸿沟是意识形态上的，心理上，是一种新纪元的社会想象。在意识形态的下面，文革与改革是一种延续，这不仅仅是是一种路径依赖，而且对改革来说，是一种宿命。前后三十年并非断代史，而是联系在一起。改革仅仅是一个经济文革。去文革化，不过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搏斗，取代在政治中的搏斗，去敌我之分，和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恢复日常性。 改革意识形态如果要独立出来成为"真理"，要断代，似乎要依赖于临门一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临门一脚没有完成，都是空想资本主义。断代史的渴望，持续的新纪元冲动，都靠进化论支撑。可是从民国奠基以降，政治层面不仅不是进化的，而且是退化的。是共和国和共和精神不断堕落和腐败的历史。

文革带有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放到现代性的途径来看，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自我克服。当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对付贵族，民主宪政是其共同目标。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特殊方式。当资产阶级掌权之后，就开始排斥镇压无产阶级。于是有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成为断代史，资本主义利用话语霸权，把自己等同于共同目标，而把社会主义诬蔑为共同目标。社会主义被迫，很配合把共同目标完全送给资本主义，另起炉灶全力反抗。另起炉灶全力反抗，不过是在诗外作诗内的功夫，名义上另起炉灶，实际上还是共同目标的进一步完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所以社会主义的反抗，完全可以不用另起炉灶，而可以把共同目标夺过来，指责资本主义背叛。另起炉灶或者共同目标夺过来，都可以走宪政道路，包括议会和武装斗争。不要以为另起炉灶加上武装斗争，就超出民主宪政的共同目标，那仅仅是意志的幻象，一种恍恍惚惚的梦，并不是真实。类似猴子捞月，另起炉灶仅仅是"要"另起炉灶，除了这种渴望之外，就没有另起炉灶的真实内容，筹划。也就是一种无果花，水中望月，雾里看花。

对政治和历史问题，进行道德批判，必然带来的两极问题。例如改革右派为了反对毛的赞美化，提出完全否定。从官方反对个人崇拜，进入否定，更进一步，而且打入深渊，一无是处。然后新左派为了批判改革右派的极端性，走入另外一种极端性。而改革中新左派的产生，是改革右派内部对右派这种极端的反动，但是却被贴上标签为左派。

50年代的或文革中的走资派，处于左派的磁场中，但是共同享有极端的思维方式。作为对改革右派的批判，那么就处在改革右派的磁场中，享有同样极端的思维方式。如此延续下来。出路在于抛弃道德批评。谈论公共政策，不宜从道德上批判，即使说有政治立场，这是一种客观的判断，从行为推出结果。而道德批判只能走向敌对，不能对话。

理想层面，新左派的乌托邦是一种美好价值，但是却无法制度化。体现出来的批判，是一种挑毛病，而不是一种建构，而给对方在镜子中美容。例如对直接民主的诉求，当然不应该被否定，虽然无法制度化，但是可以在哲学里面或者宗教里面包裹着，就像考古或者保护动物一样，保留其可能性。一步走毕其功于一役，社会主义的失败代价惨重前车可鉴，还是两步走可靠些。

新左派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但是其政治立场方面，却很成问题。威权主义并不能成为第三条出路。它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就像搞建筑的脚手架，并不是一种方向。是现在的一种处境或困境，而不是将来的位置，并不是价值本身，而是过，即使延续上十年，也是暂时的，要消亡的，还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也就是手段本身绝对不能成为目的，目的是将来的，而手段是临时的，暂时的，而本身不能价值化，加以赞美，可以用来给自己辩护。必须把目的带入，等待时机成熟就抛弃手段，这样必须把威权主义当作一种必要的恶，当作无可奈何的选择，必须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才能存在，不辩护或者说得不好，就立马被要求滚蛋。

把文革改革作为断代史，改革虽然还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是在改革的意识形态里面，是要即将消失的。就像马克思说，国家即将要消失。所以很多改革右派宣布，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个结论是非常不可靠的。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和新纪元冲动的幻觉里面，而且根本掩盖了"改革就是专制推动的"这一真相。专制推动，并不为了消灭专制，而是维持。所以就这一层面而言，改革右派就是睁眼瞎，除了表达了其极其深刻的权力意志和渴望之外，其他啥也没有说明。

《邓小平年谱》中说，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就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0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忆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9亿多人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我的理解，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共同富裕，一层是专政。在邓小平的阐述中，专政是工具，而共同富裕是目的。当然比毛泽东，是下降了一层。作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民族，国家元首恐怕很难避免，从政治下跌到经济。从民族国家道德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以后，可以作为精神支撑的事情就是获取财产。如果不让他们获得财产，那他们还干什么？所以他们必须发展经济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改革开放后，一些高级党政官员去美国，看到资本主义才是富裕美好的，精神崩溃了，因为他们原来深深相信的，竟然是荒唐无比的谎言。社会主义在一方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这些人获得特权，不被人民妒嫉，看起来像是没有集中，例如毛泽东的稿费，就没有左派指责他，就像皇帝三宫六院数千佳丽归于一身，古代就是没有人质疑，反腐败问题不在于腐败的程度，而在于人民眼里，腐败的人有没有权力腐败，改革后大部分官员没有权力腐败，而腐败了，于是人民痛恨他们）手中，同时另一方面，是越加贫困，折磨、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社会主义，才是特权的，官僚的，腐败的，请看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古巴朝鲜，都是"垃圾堆"。

所以改革右派以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这种对立。就原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原初目的，也是共同富裕，而不是现在歪曲的这样。资本主义的富裕与改革的共同富裕，邓小平与改革右派没有区别。就专政而言，二者不同，右翼要很快结束专政，而邓小平要很慢结束专政。极端右翼不要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继承者要不要共同富裕不好说。

搞社会主义被当成灾难，是因为专政已经是一切灾难的源头。社会主义就被等于专政，而资本主义被等于不要共同富裕。我认为，不能把单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专政，应该同情地理解共同富裕的成分，把这个成分留下来，抽掉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