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一個流放者的故事
作者： 夏偉
原文作者： Orville Schell
譯者： 李斯毅
出版社：允晨文化 / 出版地：台灣
出版日期：2024/08/07
ISBN：9786267494028
叢書系列：經典文學
規格：平裝 / 736頁 / 15 x 21 x 3.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原文作者： Orville Schell
譯者： 李斯毅
出版社：允晨文化 / 出版地：台灣
出版日期：2024/08/07
ISBN：9786267494028
叢書系列：經典文學
規格：平裝 / 736頁 / 15 x 21 x 3.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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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一個流放者的故事》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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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序
如果某人成年之後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撰寫非小說類型的書籍或文章，為什麼他會突然想要改變路線、透過寫作虛構類型的小說來影響他基於實證的作家身分呢？不過，我在幾十年前確實興起了書寫小說的念頭。在發表過大量非小說類型的作品之後，我開始動筆寫下一本以中國為題的歷史小說。這段轉變的過程既不迅速也不容易，而且我仍持續進行中。
我的這段探索過程始於一九五○年代後期，當時我在哈佛大學偶然接觸了中國歷史，便開始將哈佛燕京圖書館當成自習室。在數以萬計的中文書籍、日文書籍和韓文書籍包圍下，我當然不禁好奇：假如我能夠讀懂這些書，這些收納於深具特色的藍色書盒且書盒上附有東方式盒扣的神祕書籍能讓我學到什麼知識？於是我決定學習中國語文。然而當時正值冷戰時期，美國人無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念書，因此我在一九六一年向哈佛大學請假，以在船上打工的方式搭乘挪威貨輪前往臺灣。
我在海上航行好幾個月，中途曾在大溪地、薩摩亞、斐濟、新喀里多尼亞、新幾內亞和馬尼拉等港口停泊，最後才終於抵達臺北。我獲得政府提供的獎學金，金額為每個月新臺幣四百元，然後住進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宿舍，與另外七名室友同住一間寢室。雖然我們的宿舍既沒熱水也沒空調，但我依然感到非常滿足。不久之後我還認識了一位聰明美麗的女孩，她的父親是一名空軍飛行員。接著我甚至受到「反攻大陸青年救國團」的邀約，獲得前往總統府與蔣介石喝茶的機會。不過我沒有太看重這件事，只抱著悠閒的心情騎著我的「金鳳凰」腳踏車赴約。
雖然我很喜歡臺灣，可是在我旅居臺灣期間，我仍十分嚮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毛澤東挑起那場史詩大革命的地方。當時在臺北的少數外國學生中，有一個曾經去過北京的加拿大人，我總是以有如虔誠信徒的眼光看他，彷彿他是實際去過伊斯蘭聖城麥加或西藏拉薩市的聖徒。
在炎熱的夏夜裡，我和室友們有時候會搭乘公車前往基隆的一座可愛的漁村，並且在星空下靜靜地躺在海灘上，利用以電池供電的收音機聆聽臺灣海峽對岸的「共匪廣播」及他們瘋狂的革命進展（這是非法的行為！）當時我並不了解毛澤東的革命究竟有多麼野蠻，因此收聽那些廣播之後只讓我更加渴望親臨現場。
我在臺灣待了將近兩年並且定期報導越戰戰況，接著我回到美國完成哈佛大學的課業。畢業後我在福特基金會找到一份工作，並且被派駐到印尼。然而在「危險年代」期間的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了政變，軍隊推翻蘇卡諾總統的左翼政權並殺害十萬名旅居印尼的華人，我也被迫離開雅加達。但由於我仍夢想著前往中國，於是便決定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中國歷史。
一九七五年我終於和一群同樣對毛澤東深感興趣的美國年輕人一起抵達北京。這支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名稱頗拗口！）所促成的「青年勞動團」先到山西省的大寨村模範大隊「工作」，接著又到上海電機廠「工作」。那個時候毛澤東依舊在位，文化大革命也依舊掌握主導大權。當時北京還只有一幢高樓（北京飯店的新大樓），而且毛澤東所指稱的「廣大民眾」在看到外國人時依舊目瞪口呆。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終於可以來到北京。不過我也驚訝地發現：雖然我會說一些中文也了解基本的中國文化，但身為美國人的我還是完全無法融入封閉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與我在臺灣所經歷的一切截然不同，讓我覺得自己彷彿進入一個文化全然不同的世界。
儘管中國說了很多關於「中美友誼」的陳腔濫調，但我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難與中國人民建立起連結，並且因此深感困惑。我在中國所接觸到的一切都經過精心安排，充滿了儀式感，很少看見出於自發性的情感。我旅居臺灣時很容易交到朋友，可是我在中國交不到朋友。離開中國時，我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
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人類的某些特質應該是四海皆通的，例如無論是哪個地方的人，都會渴望與他人自由自在地互動。然而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人們這方面的衝動會被徹底壓抑──尤其是在中國人想與外國人互動時。因此，在我們那趟旅程中，完全無法與當地人培養出任何具有意義的「友誼」。 我離開中國的時候，還因為無法打入這個與世隔絕的國家而滿心困惑。
當我嘗試在《紐約客》雜誌發表這段經歷時，這種印象又更加強化了，而且我難以為這段經歷注入活力，因為我們只是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拜訪一個又一個給人虛假印象的村莊，那些村莊全都是為了讓人覺得毛澤東的革命看起來比實際上更成功而設計出來的，這就是殘酷的真相。當我再次重讀自己寫出的內容時，才意識到我在這個重要面向上搞錯了問題的核心。
當時我開始思忖要如何才能成功地穿透澳洲漢學家白傑明後來形容的「無形的精神共和國」（the invisible republic of the spirit）。雖然我無法精確描述自己錯過了什麼，但我知道我錯過的部分與人類及社會經驗中那些難以捉摸的部分有關。那些部分無法透過經濟、政治、外交政策或軍事戰略來加以表達，只能透過人類行為中更加內化的形式才能迄及，例如友誼、愛情、宗教信仰、音樂、藝術、哲學、心理學和文學。儘管我對那些領域十分著迷，但我知道學術界就和新聞業一樣，那些領域好比非常危險的沼澤，只有「嚴肅認真」的學者與作家才會冒險涉足其中。
一九八六年，我與一名來自北京的女子結婚，我和中國的關係也因此有了宛如煉金術般的變化。我與我決心想要了解及解釋的中國，兩者之間原本隔著一層的無法穿透的薄膜，但突然之間這層薄膜變得可以穿透了。就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有一股開始創作《故鄉》的衝動。我目空一切地展開這項計畫，以為只需要花一、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然而從撰寫非小說類型的書籍過渡到創作小說，這段歷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困難許多。我花了三十五年的時間依舊未能完成這件大事。
我們這種撰寫非小說類型書籍的作家，所學的是討論思想、分析政治問題及拼湊別人的敘述。但由於我們書寫的人物並非我們創造出來的，我們沒有辦法無緣無故地讓他們說出引人入勝的話語，也沒有辦法讓他們創造出宣洩情感的能力，我們只能被他們困於現實之中。然而在創作小說的時候，作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杜撰一切。作家掌握著角色的所有權，我們能以各種方式操縱角色。自由創造角色、為角色注入生命、透過角色發聲，這些對於習慣盡可能精確闡述現實世界及其人物的我而言非常陌生，不過也令我深感興奮。這對我來說是一項艱鉅的新挑戰。
為了展開這種蛻變，我甚至不得不拋棄許多舊有的習慣，例如採訪、蒐集剪報並嚴謹確認事實。更重要的是，我還必須學著放棄以說教的方式解釋一切的衝動，試著以「呈現」而非「描述」的方式寫出這個故事。但由於習慣難改，我經常覺得自己宛如嘗試逃離自己的影子。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編輯及重新編輯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我有朝一日可能會寫出來的小說。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只是想弄清楚自己究竟希望這部小說裡的角色可以說些什麼並且代表什麼。
這部小說的兩名主角，我先設定了一位出生於北京基督徒家庭的古典鋼琴家，並將他取名為李同書。我以我在臺北的中文老師的名字來為他命名，那位老師也是出生於北京。書中的主角李同書於一九四○年代後期前往舊金山音樂學院深造，並且在那裡與一名華裔美國小提琴家薇薇安‧奈特結婚，接著他們夫婦二人於一九五○年返回北京，生下一個兒子，取名為李文德，又名小李。不幸的是，薇薇安必須返回美國照顧她病危的父親，後來又因為麥卡錫時代設下的旅行限制而無法返回中國。中國共產黨將西方古典音樂視為資產階級的毒藥，也把李氏父子視為叛黨之徒，失去了母親的小李及失去了妻子的李同書都只能獨自面對毛澤東的革命。
身為熱愛古典音樂並且演奏過古典音樂之人，我感性的一面使我對李氏父子深表同情。這兩個與我同樣感性的角色在動盪不安的中國身陷危險，相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李同書被貼上「反革命」標籤之後，在紅衛兵的集會中遭人以切肉刀砍傷了雙手。李同書與他的兒子小李接著都被流放，小李被流放到位於青藏高原的青海。十年之後，小李回到了北京，卻發現他的父親已經變成一個支離破碎的老人。在李同書因為癌症而痛苦地死去後，小李一心想逃到中美鴻溝的另一端，渴望著探索美國。他在舊金山待了幾年，最後又回到北京，發現鄧小平正在改造中國，而他自己也被意想不到的情愛所改變。
當我努力將自己重塑為虛構小說的敘述者時，我所面對的挑戰是創造出富有同情心的角色，然後再將角色置入毛澤東那場非虛構的革命中，同時又不讓他們被我畢生研究及記錄的歷史敘述所淹沒。當我把他們丟入那場漩渦時，他們仍堅信自己與朋友、愛人、原則、藝術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是聖潔崇高的，這種信念使他們與周遭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他們被迫同時生活在兩個無法調和的世界中：一個是以毛澤東革命為代表的外部政治世界，那個世界的目的是以暴力重塑中國社會與世界秩序；另一個是以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為代表的內在精神世界，這個世界試著以音樂和宗教提醒人們生命的有限以及對良善的需求，進而撫慰人們的靈魂深處。
我一邊將巴哈與毛澤東兩人截然不同的使命所產生的衝突加以戲劇化，一邊聆聽我的妻子講述她在中國那個殘酷時代成長的經歷。我也許是將故事說出來的人，但我的妻子就是這個故事本身。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妻子、母親、朋友，也是我此生的摯愛。她究竟如何從中國的這場風暴中走出來，我實在難以想像。
令人悲傷的是，在我這段漫長的小說之旅即將結束及這部小說即將出版之前，我的妻子去世了。為數不多的安慰之一，是這個故事在諸多面向而言依舊是她的故事，即使是由我將故事說出來。因此，我將這本書獻給她。當然，這個故事也是數以億計的其他中國人的故事，他們也曾被迫在這部小說所敘述的歷史時期經歷過苦痛。
感謝允晨文化的發行人廖志峰，這部小說的中文版即將在臺灣出版。然而，為什麼在臺灣生活的人們需要閱讀這個發生於上世紀在臺灣海峽對岸的故事呢？因為對於享受臺灣民主的人們而言，盡可能清楚理解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曾是什麼模樣及可能會是什麼模樣，在此時此刻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毛澤東早就已經過世了；是的，恐怖的反右運動、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經成為歷史。但是這些並不代表歷史的悲劇也已經永遠消失。歷史就像一種怪誕但可預測的迴力棒，當我們想像自己已經完全擺脫其不友善的束縛時，它又會再次向我們飛來。中國長期紛亂的歷史在其王朝時代的過去及奉行列寧主義的現在留下了一個基因印記，這個印記在未來很長一段的時間內將會繼續重現。中華民國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功擺脫中國過去的地心吸力，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若要證明這項事實，就得看看習近平怎麼做。倘若「與祖國統一」真的實現了，我很難想像臺灣人民會覺得舒服自在。
如果虛構小說就像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小說家阿爾貝‧卡謬所說的：「虛構小說是一種謊言，透過這種謊言，我們說出真相」，而且如果他說得沒錯，或許我的妻子的經歷與《故鄉》這部小說就是一種真相，我們透過這種真相構建出一個多世紀來毛澤東革命及中國大陸人民遭受之各種不人道待遇的謊言。
我的這段探索過程始於一九五○年代後期，當時我在哈佛大學偶然接觸了中國歷史，便開始將哈佛燕京圖書館當成自習室。在數以萬計的中文書籍、日文書籍和韓文書籍包圍下，我當然不禁好奇：假如我能夠讀懂這些書，這些收納於深具特色的藍色書盒且書盒上附有東方式盒扣的神祕書籍能讓我學到什麼知識？於是我決定學習中國語文。然而當時正值冷戰時期，美國人無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念書，因此我在一九六一年向哈佛大學請假，以在船上打工的方式搭乘挪威貨輪前往臺灣。
我在海上航行好幾個月，中途曾在大溪地、薩摩亞、斐濟、新喀里多尼亞、新幾內亞和馬尼拉等港口停泊，最後才終於抵達臺北。我獲得政府提供的獎學金，金額為每個月新臺幣四百元，然後住進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宿舍，與另外七名室友同住一間寢室。雖然我們的宿舍既沒熱水也沒空調，但我依然感到非常滿足。不久之後我還認識了一位聰明美麗的女孩，她的父親是一名空軍飛行員。接著我甚至受到「反攻大陸青年救國團」的邀約，獲得前往總統府與蔣介石喝茶的機會。不過我沒有太看重這件事，只抱著悠閒的心情騎著我的「金鳳凰」腳踏車赴約。
雖然我很喜歡臺灣，可是在我旅居臺灣期間，我仍十分嚮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毛澤東挑起那場史詩大革命的地方。當時在臺北的少數外國學生中，有一個曾經去過北京的加拿大人，我總是以有如虔誠信徒的眼光看他，彷彿他是實際去過伊斯蘭聖城麥加或西藏拉薩市的聖徒。
在炎熱的夏夜裡，我和室友們有時候會搭乘公車前往基隆的一座可愛的漁村，並且在星空下靜靜地躺在海灘上，利用以電池供電的收音機聆聽臺灣海峽對岸的「共匪廣播」及他們瘋狂的革命進展（這是非法的行為！）當時我並不了解毛澤東的革命究竟有多麼野蠻，因此收聽那些廣播之後只讓我更加渴望親臨現場。
我在臺灣待了將近兩年並且定期報導越戰戰況，接著我回到美國完成哈佛大學的課業。畢業後我在福特基金會找到一份工作，並且被派駐到印尼。然而在「危險年代」期間的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了政變，軍隊推翻蘇卡諾總統的左翼政權並殺害十萬名旅居印尼的華人，我也被迫離開雅加達。但由於我仍夢想著前往中國，於是便決定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中國歷史。
一九七五年我終於和一群同樣對毛澤東深感興趣的美國年輕人一起抵達北京。這支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名稱頗拗口！）所促成的「青年勞動團」先到山西省的大寨村模範大隊「工作」，接著又到上海電機廠「工作」。那個時候毛澤東依舊在位，文化大革命也依舊掌握主導大權。當時北京還只有一幢高樓（北京飯店的新大樓），而且毛澤東所指稱的「廣大民眾」在看到外國人時依舊目瞪口呆。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終於可以來到北京。不過我也驚訝地發現：雖然我會說一些中文也了解基本的中國文化，但身為美國人的我還是完全無法融入封閉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與我在臺灣所經歷的一切截然不同，讓我覺得自己彷彿進入一個文化全然不同的世界。
儘管中國說了很多關於「中美友誼」的陳腔濫調，但我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難與中國人民建立起連結，並且因此深感困惑。我在中國所接觸到的一切都經過精心安排，充滿了儀式感，很少看見出於自發性的情感。我旅居臺灣時很容易交到朋友，可是我在中國交不到朋友。離開中國時，我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
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人類的某些特質應該是四海皆通的，例如無論是哪個地方的人，都會渴望與他人自由自在地互動。然而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人們這方面的衝動會被徹底壓抑──尤其是在中國人想與外國人互動時。因此，在我們那趟旅程中，完全無法與當地人培養出任何具有意義的「友誼」。 我離開中國的時候，還因為無法打入這個與世隔絕的國家而滿心困惑。
當我嘗試在《紐約客》雜誌發表這段經歷時，這種印象又更加強化了，而且我難以為這段經歷注入活力，因為我們只是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拜訪一個又一個給人虛假印象的村莊，那些村莊全都是為了讓人覺得毛澤東的革命看起來比實際上更成功而設計出來的，這就是殘酷的真相。當我再次重讀自己寫出的內容時，才意識到我在這個重要面向上搞錯了問題的核心。
當時我開始思忖要如何才能成功地穿透澳洲漢學家白傑明後來形容的「無形的精神共和國」（the invisible republic of the spirit）。雖然我無法精確描述自己錯過了什麼，但我知道我錯過的部分與人類及社會經驗中那些難以捉摸的部分有關。那些部分無法透過經濟、政治、外交政策或軍事戰略來加以表達，只能透過人類行為中更加內化的形式才能迄及，例如友誼、愛情、宗教信仰、音樂、藝術、哲學、心理學和文學。儘管我對那些領域十分著迷，但我知道學術界就和新聞業一樣，那些領域好比非常危險的沼澤，只有「嚴肅認真」的學者與作家才會冒險涉足其中。
一九八六年，我與一名來自北京的女子結婚，我和中國的關係也因此有了宛如煉金術般的變化。我與我決心想要了解及解釋的中國，兩者之間原本隔著一層的無法穿透的薄膜，但突然之間這層薄膜變得可以穿透了。就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有一股開始創作《故鄉》的衝動。我目空一切地展開這項計畫，以為只需要花一、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然而從撰寫非小說類型的書籍過渡到創作小說，這段歷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困難許多。我花了三十五年的時間依舊未能完成這件大事。
我們這種撰寫非小說類型書籍的作家，所學的是討論思想、分析政治問題及拼湊別人的敘述。但由於我們書寫的人物並非我們創造出來的，我們沒有辦法無緣無故地讓他們說出引人入勝的話語，也沒有辦法讓他們創造出宣洩情感的能力，我們只能被他們困於現實之中。然而在創作小說的時候，作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杜撰一切。作家掌握著角色的所有權，我們能以各種方式操縱角色。自由創造角色、為角色注入生命、透過角色發聲，這些對於習慣盡可能精確闡述現實世界及其人物的我而言非常陌生，不過也令我深感興奮。這對我來說是一項艱鉅的新挑戰。
為了展開這種蛻變，我甚至不得不拋棄許多舊有的習慣，例如採訪、蒐集剪報並嚴謹確認事實。更重要的是，我還必須學著放棄以說教的方式解釋一切的衝動，試著以「呈現」而非「描述」的方式寫出這個故事。但由於習慣難改，我經常覺得自己宛如嘗試逃離自己的影子。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編輯及重新編輯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我有朝一日可能會寫出來的小說。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只是想弄清楚自己究竟希望這部小說裡的角色可以說些什麼並且代表什麼。
這部小說的兩名主角，我先設定了一位出生於北京基督徒家庭的古典鋼琴家，並將他取名為李同書。我以我在臺北的中文老師的名字來為他命名，那位老師也是出生於北京。書中的主角李同書於一九四○年代後期前往舊金山音樂學院深造，並且在那裡與一名華裔美國小提琴家薇薇安‧奈特結婚，接著他們夫婦二人於一九五○年返回北京，生下一個兒子，取名為李文德，又名小李。不幸的是，薇薇安必須返回美國照顧她病危的父親，後來又因為麥卡錫時代設下的旅行限制而無法返回中國。中國共產黨將西方古典音樂視為資產階級的毒藥，也把李氏父子視為叛黨之徒，失去了母親的小李及失去了妻子的李同書都只能獨自面對毛澤東的革命。
身為熱愛古典音樂並且演奏過古典音樂之人，我感性的一面使我對李氏父子深表同情。這兩個與我同樣感性的角色在動盪不安的中國身陷危險，相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李同書被貼上「反革命」標籤之後，在紅衛兵的集會中遭人以切肉刀砍傷了雙手。李同書與他的兒子小李接著都被流放，小李被流放到位於青藏高原的青海。十年之後，小李回到了北京，卻發現他的父親已經變成一個支離破碎的老人。在李同書因為癌症而痛苦地死去後，小李一心想逃到中美鴻溝的另一端，渴望著探索美國。他在舊金山待了幾年，最後又回到北京，發現鄧小平正在改造中國，而他自己也被意想不到的情愛所改變。
當我努力將自己重塑為虛構小說的敘述者時，我所面對的挑戰是創造出富有同情心的角色，然後再將角色置入毛澤東那場非虛構的革命中，同時又不讓他們被我畢生研究及記錄的歷史敘述所淹沒。當我把他們丟入那場漩渦時，他們仍堅信自己與朋友、愛人、原則、藝術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是聖潔崇高的，這種信念使他們與周遭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他們被迫同時生活在兩個無法調和的世界中：一個是以毛澤東革命為代表的外部政治世界，那個世界的目的是以暴力重塑中國社會與世界秩序；另一個是以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為代表的內在精神世界，這個世界試著以音樂和宗教提醒人們生命的有限以及對良善的需求，進而撫慰人們的靈魂深處。
我一邊將巴哈與毛澤東兩人截然不同的使命所產生的衝突加以戲劇化，一邊聆聽我的妻子講述她在中國那個殘酷時代成長的經歷。我也許是將故事說出來的人，但我的妻子就是這個故事本身。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妻子、母親、朋友，也是我此生的摯愛。她究竟如何從中國的這場風暴中走出來，我實在難以想像。
令人悲傷的是，在我這段漫長的小說之旅即將結束及這部小說即將出版之前，我的妻子去世了。為數不多的安慰之一，是這個故事在諸多面向而言依舊是她的故事，即使是由我將故事說出來。因此，我將這本書獻給她。當然，這個故事也是數以億計的其他中國人的故事，他們也曾被迫在這部小說所敘述的歷史時期經歷過苦痛。
感謝允晨文化的發行人廖志峰，這部小說的中文版即將在臺灣出版。然而，為什麼在臺灣生活的人們需要閱讀這個發生於上世紀在臺灣海峽對岸的故事呢？因為對於享受臺灣民主的人們而言，盡可能清楚理解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曾是什麼模樣及可能會是什麼模樣，在此時此刻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毛澤東早就已經過世了；是的，恐怖的反右運動、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經成為歷史。但是這些並不代表歷史的悲劇也已經永遠消失。歷史就像一種怪誕但可預測的迴力棒，當我們想像自己已經完全擺脫其不友善的束縛時，它又會再次向我們飛來。中國長期紛亂的歷史在其王朝時代的過去及奉行列寧主義的現在留下了一個基因印記，這個印記在未來很長一段的時間內將會繼續重現。中華民國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功擺脫中國過去的地心吸力，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若要證明這項事實，就得看看習近平怎麼做。倘若「與祖國統一」真的實現了，我很難想像臺灣人民會覺得舒服自在。
如果虛構小說就像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小說家阿爾貝‧卡謬所說的：「虛構小說是一種謊言，透過這種謊言，我們說出真相」，而且如果他說得沒錯，或許我的妻子的經歷與《故鄉》這部小說就是一種真相，我們透過這種真相構建出一個多世紀來毛澤東革命及中國大陸人民遭受之各種不人道待遇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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