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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0日星期二

林安梧:余英时虽是钱穆的学生,但骨子里头是胡适

林安梧 历史的冰与火 2024年08月19日


林安梧教授答"有关余英时现象"的反思

 来源 | 人生月刊


记者问: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今(2021)年8月1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后,这一段时间引发了很多有关余英时先生的各种报导及评论。其中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现象有如何的评论?有人说这是一个"余英时现象",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议?


林安梧教授答:我与余英时先生见过几次面,他是我们上一辈的学人。记忆比较深的,我在一九九三年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他的研究室谈过一个下午,记得那天是金春峰先生带我去拜访他的。谈论了不少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论题,还有对于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还有"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论题。


后来,1995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由马来亚大学暨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举办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得相遇。那一次,算是较为高端的小型的中华汉学会议,许多著名的学问家都去了。李泽厚、成中英、杜维明、陈鼓应,还有吉隆坡的陈徽治、新加坡的苏新鋈,我与刘笑敢算是年轻一辈的。


还有几次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我与他虽认识,但没有太多交往。倒是他有许多学生是我的老友,像黄进兴兄、王汎森兄、林富士兄都是,还有著名的武汉学人唐翼明兄也是。余先生的过世,令人不舍。我在八月五日,随即发了一个悼念的嵌名对联。


余英时先生的过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他引发的讨论很多,您用"余英时现象"来概括这情形,这是恰当的。我现在先放开我对他的悼念,单就这现象来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前辈先生的最大敬意,就是针对问题,深切地提出讨论。我是秉持这样的立场来说的。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了。当然,慢慢地,出现很多有佩服的地方,也有不佩服的地方。我觉得余英时仙逝之后,现在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可以作成所谓"余英时现象"来讨论,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现象,批评他的有,称赞他的有,这足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观察。


余英时基本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非常重视一个文化现象后头所隐含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样态,精神史、文化心理史的考察,我是相当有兴趣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读过余英时先生讲"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文章,当时心里震动,眼睛一亮。但是,闭目沉思之后,随即觉得他的提法有意思,但却有问题。这问题在哪呢?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地抓到那个更深刻问题根荄。譬如他说:儒家的主智论,道家的反智论,儒学的法家化,就形成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的传统,这只是一个表象的概括,这里还没有进到那个更根荄的问题。


我那时年纪很轻,出生之犊不畏虎,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只处理了一半,我就把这篇文章写成了一个学习报告,在戴琏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作业报告里。后来发展成一篇文章,其实当时已经写成文章了,就在《鹅湖月刊》第51期刊登,当时主编是曾昭旭先生,这篇文章被列为第一篇。


我也很感恩曾老师居然把一个大四刚毕业的学生的学期末的报告,作为这个刊物的第一篇文章。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环绕先秦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的试探与考察》。这题目不小了,但是,我其实只拿先秦儒道二家,就儒跟道来说,儒家大概主要取自《论》《孟》《学》《庸》,但主要是《论》《孟》,还有《荀子》,道家取自《老子》为多。


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要点出这里面有一个纠结,叫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就是说儒学有主智这一面,但也有超智这一面。而主智跟超智这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而又如何走向反智,这内在有一个理序要把它揪出来。


大体说来,就是我的问题跟余先生的问题,表象上看很接近,但是骨子里头处理方式很不同,我觉得思想史概括得太简单了。当然,思想史也可以更深入,我觉得思想史更深入,就进到这个文化心理史或者精神史的层面,这样思想史才够深刻。当时有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部分是后来我会去处理"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我去处理"道的错置"的问题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出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台湾幼狮出版公司,1996年),另外一本就是《道的错置: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结》(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这个其实是由于余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当然,我觉得余先生对我来说是有贡献的,因为他让我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后头我还读了徐复观先生的文章,也读了张佛泉的文章,当然很重要(的是)读了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书,像《政道与治道》。但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强调一定要铉进去那个核心性的问题。


我就认为,余先生这辈子做的学问,基本上是找了很多资料,但是他跟胡适之是很接近的。跟胡适之接近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们误认有一种很简单的科学方法,这科学方法,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概括进去,我就能抓到问题了,之后我就能作出论断了。


至于这论断能否真正准确,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地方,不只是史才,也不只是史识的问题,这里牵涉一个史道的问题(历史之道)。余先生我认为有史才、有史识,但是他对历史之道,就不如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他没有进到、穿透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这一点需要检讨的。


所以,余先生其实他骨子里头是胡适先生,他基本上是胡适先生的,也就是他是"五四"的产儿。这"五四"的产儿是站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观点,而认为这是整个现代文明进步的很重要的核心。这当然是现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点呈现出来的果,但是原因不在这儿,原因有更复杂的。


它也可能某个部分是因,因为因果它是连贯在一块的,所以自由、民主、人权是现代化之果,而不是现代化之因。而胡适之先生他们基本上把它当成现代化之因,所以认为只要追求了自由、人权、民主,也就能现代化了。错了,这是现代化之果,不是现代化之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批评的所谓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论点。


没有想到余先生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温情脉脉的,也有一些理解了——他是钱宾四先生(钱穆)的学生,但是他其实钦佩的、欣赏的统统是胡适之。他在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20年后,在2011年纪念胡适之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又接受了一个访问,访问者是《东方早报》,而标题是"余英时: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不认为胡适之是20世纪在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认为他是20世纪在华人圈子里影响力蛮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功,是过,这是要检讨的,不是那么正面的,这问题是很多的。


我常开玩笑,我说胡适自己改了名字了,他原来不叫胡适,他因为受到进化论影响,讲"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所以就改成胡适,字适之,胡适之。开个玩笑,(说也奇怪),胡适之,这名字刚好是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符谶。这三个字(就是指)不知道往哪边去嘛,胡适之,这是个谶语。


胡适之,不知道往哪边去。不知道往哪边去,那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华人的一个意识的危机啊!你胡适之也是在这个意识危机底下的状态啊!你只拿着民主、自由、人权,这是一个现代化之果,是在洋人、白种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的结果,它不是原因啊,你以为它是原因吗?这就是你搞错了!


所以,余先生对胡适的理解,我认为仍然是以一个白种人,是以西方现代化思考的核心点所讨论下的,是以西方的话语权为核心来思考的,是一个浅薄的理性主义者、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是借用牟宗三先生来批评胡适之的话来说的,胡适之以及尊崇他的余英时先生,现在仍然在华人世界还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检讨的文化现象啊!


(清和 整理)

附錄 


敬悼  余英時先生嵌名輓聯 


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

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 


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

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辛丑仲夏驚聞歷史學家 余英時先生於八月一日僊逝,哲人其萎,老成凋謝,思昔憶往,新亞諸儒,賓四、宗三、君毅、復觀諸先生俱已作古。英時先生者,賓四先生之弟子也,新亞出身之大學問家也。彼嘗言爲學其所重者客觀之學問,而非求道也。每聞及此,感慨咨嗟,公今遠行,鑲嵌名字,外語揉之,作爲輓聯,虔誠祝禱。


後學 林安梧敬輓 

   八月五日



作者简介:林安梧,哲学家、宗教学家。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先后担任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暨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元亨书院创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学者及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山东大学易学及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院长。
师从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中极具创造力的思想家。林安梧尤为关注儒学的现代适应性问题,近年来更深研哲学治疗学之可能,曾以普通话及闽南语开讲《四书》《道德经》《易经》《金刚经》等,推动民间书院讲学之风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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