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哲人李澤厚

（作者臉書）

【按：李澤厚並沒有「落葉歸根」，而是終老美國科羅拉多；劉賓雁去世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同仁，曾向普大申請為他在校園豎一墓碑未果，後被允許將骨灰盒置於普大東亞系葛思特圖書館內，殊為榮耀，因為這是胡適當年親建的中文圖書館，可惜劉太太朱洪年邁回中國之際，一併取走了骨灰盒，這裡的價值分殊，便人云亦云矣。我只提供這兩個細節，補充下引余杰之文。前幾日還有一事涉及余杰另一本書《當代英雄》第一卷，事緣嚴家祺給我打電話，稱他讀過此書中所寫康正果，方知遙在1978年他曾轉遞康的申訴材料，而使其獲得「落實政策」，如此才有今日之詩人兼文評家康正果，我也告訴他，康正果1994年到耶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直至退休，一直想面謝嚴家棋而未果，兩人至今未曾謀面。這些都是關於文人流亡的故事。】

2021年11月3日，哲學家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逝世，享年91歲。李澤厚與余英時同庚，亦得年九十一高壽，均在2021年辭世，一個走在夏天，一個走在冬天，豈非奇事！但是坊間對兩位大師，又是褒貶立見，我只能說，代溝好深，然而非議李澤厚「告別革命」的人，要么對中國近現代史還陌生，要么渴望「革命」而茫然於共產黨這場革命，基本上對「革命」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澤厚對中國和中共，從來沒有抱過希望，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剛剛吃飽飯。我在《屠龍年代》第二章『燥龍』中曾寫到當年那個焦躁的中國，清醒者無幾人，李澤厚恰是其中一個：

『如果沒有韋石之變或當時的北伐，太平天國革命本可成功。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使光緒是另外一個人，戊戌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千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迴，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國盡可揮戈直下北京，但仍脫不掉農民戰爭歷史規律的制約，而終於沒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這一規律所支配，是眼界狹隘，滿足即得勝利，停滯、腐化、分裂、爭權奪利等等封建的東西必然浮現的結果。譚嗣同不去找袁世凱，袁世凱不去告密，情況確乎將有不同，但改良派軟弱無力，最終只好依靠封建勢力，而封建反動派決不會輕易容許變法改良，在新舊勢力懸殊的關鍵時刻，「有維新之名」的政客、軍閥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麼迷人的歷史玄機！大概就是這些文字，誘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訪李澤厚 。那是他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裡寫的一段文字。八〇代的人，常常並不迷戀思想，而是醉心「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

在那個時代，我們不是也會這樣問嗎：如果羅斯福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不是一個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國或許不會江山變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勘不是被胡宗南嚴令調開，他就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那麼中國就出不了一個「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廬山的「美廬」，如果毛澤東那天沒有熬夜，而跟一早來訪的彭德懷見面並懇談，也許「廬山會議」繼續「反冒進」而不是突變為「反右傾」，中國就不會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載林彪、如果林豆豆沒有向周恩來報告，則林彪也許不會倉皇出逃，那麼後來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時代」，連同「天安門學運」、「六四屠殺」、「中國盛世」都將一筆勾銷……。

我當然知道，其實李澤厚並不在乎這些「如果」，他只是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結論：「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這是他的所謂必然與偶然的辯證法。這個必然，在黑格爾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是「客觀歷史規律」；在李澤厚，則指明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就從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他在稍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又提出中國近現代根本沒有自由主義發展的空間，其緣故都是經濟太落後、社會未發育；總之，「經濟基礎」決定其他。

六四後他的「告別革命」說，令民間輿論大嘩，他辭世後，我倒可以說一點與世俗不同的看法：

——李澤厚選擇終老美國，而不是鄉梓，為什麼人們看不到這別有意味之點？1997年底，當時李泽厚在费城Swarthmore學院訪問，週末一家人过来普林斯頓，我陪他们去看房子，他说他考虑在海外渡晚年的问题，选定要在东岸落脚，觉得普林斯顿比较合适；他有一个很乖的儿子，搞电脑的，可以在这里找工作，陪着父母；他选落脚地是要离火车站近，回中国方便；

——八九學潮中，五月十四日閻明復經戴晴找十一個知識份子去紀念碑下勸學生，是我去拉來李澤厚，事後他跟我說∶「你們都沒影兒了，偌大一個廣場，我怎麼回家呀？沒轍只好找個開摩托的，掏五塊錢給他，載我回家」；

——六四屠殺後我逃到香港，經巴黎轉去普林斯頓，九一年傅莉攜子出國來聚，遞一張字條給我：「救救李公」，那是李澤厚的學生托她捎給我的；我馬上聯絡林毓生教授，因六四前威斯康辛大學已經邀請他來訪問，於是大學有一封教授聯名信遞進白宮，呼籲老布什要北京放行李澤厚，他不久來美，曾在多所大學教書，後靠近兒子定居科羅拉多；

——李澤厚在中國，不僅有美學專論，也有哲學論著，更兼思想史學說，他說「毛澤東的身影覆蓋、支配了整整一代人」，那麼他自己呢？這不是我能論斷的，有待後人論說。

有一次跟林毓生通话，他说鲁迅曾想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未成，按鲁迅的划分，四代是康梁一代、五四一代﹙胡适﹚、五四学生一代，即傅斯年他们，还有诸如梁漱暝，也包括毛泽东，再下来就是二十年代出生、抗战读大学的那一代，他举例如殷海光﹙金岳霖的学生﹚。他说，四代之下，第五代就该是余英时、李泽厚他们了，第六代即「文革」一代，第七代即「天安门一代」。我说每一代的情形都很复杂，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比如徐志摩，我写了三篇文章﹙王赓、林徽因、赛珍珠﹚才知道其中许多隐晦的细节，要写他，至少得弄清楚两个问题：清末民初江南世家子弟的生活环境，以及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生活。他说，"你也不要考虑得太多，拖得太久，拣熟悉的写起来"。然而後來我沒寫成中國「七代知識分子」，頗覺辜負於林先生，到這裡寫八九中的「七鬍子」，其中李澤厚已算「第五代」，那些「鬍子們」擺進「林毓生序列」中不知道該算第幾代了，但是總算告慰於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