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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0日星期五

蘇暁康:哲人李澤厚

(作者臉書)

【按:李澤厚並沒有「落葉歸根」,而是終老美國科羅拉多;劉賓雁去世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同仁,曾向普大申請為他在校園豎一墓碑未果,後被允許將骨灰盒置於普大東亞系葛思特圖書館內,殊為榮耀,因為這是胡適當年親建的中文圖書館,可惜劉太太朱洪年邁回中國之際,一併取走了骨灰盒,這裡的價值分殊,便人云亦云矣。我只提供這兩個細節,補充下引余杰之文。前幾日還有一事涉及余杰另一本書《當代英雄》第一卷,事緣嚴家祺給我打電話,稱他讀過此書中所寫康正果,方知遙在1978年他曾轉遞康的申訴材料,而使其獲得「落實政策」,如此才有今日之詩人兼文評家康正果,我也告訴他,康正果1994年到耶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直至退休,一直想面謝嚴家棋而未果,兩人至今未曾謀面。這些都是關於文人流亡的故事。】

2021年11月3日,哲學家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逝世,享年91歲。李澤厚與余英時同庚,亦得年九十一高壽,均在2021年辭世,一個走在夏天,一個走在冬天,豈非奇事!但是坊間對兩位大師,又是褒貶立見,我只能說,代溝好深,然而非議李澤厚「告別革命」的人,要么對中國近現代史還陌生,要么渴望「革命」而茫然於共產黨這場革命,基本上對「革命」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澤厚對中國和中共,從來沒有抱過希望,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剛剛吃飽飯。我在《屠龍年代》第二章『燥龍』中曾寫到當年那個焦躁的中國,清醒者無幾人,李澤厚恰是其中一個:
『如果沒有韋石之變或當時的北伐,太平天國革命本可成功。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使光緒是另外一個人,戊戌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千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迴,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國盡可揮戈直下北京,但仍脫不掉農民戰爭歷史規律的制約,而終於沒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這一規律所支配,是眼界狹隘,滿足即得勝利,停滯、腐化、分裂、爭權奪利等等封建的東西必然浮現的結果。譚嗣同不去找袁世凱,袁世凱不去告密,情況確乎將有不同,但改良派軟弱無力,最終只好依靠封建勢力,而封建反動派決不會輕易容許變法改良,在新舊勢力懸殊的關鍵時刻,「有維新之名」的政客、軍閥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麼迷人的歷史玄機!大概就是這些文字,誘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訪李澤厚 。那是他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裡寫的一段文字。八〇代的人,常常並不迷戀思想,而是醉心「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
在那個時代,我們不是也會這樣問嗎:如果羅斯福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不是一個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國或許不會江山變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勘不是被胡宗南嚴令調開,他就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那麼中國就出不了一個「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廬山的「美廬」,如果毛澤東那天沒有熬夜,而跟一早來訪的彭德懷見面並懇談,也許「廬山會議」繼續「反冒進」而不是突變為「反右傾」,中國就不會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載林彪、如果林豆豆沒有向周恩來報告,則林彪也許不會倉皇出逃,那麼後來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時代」,連同「天安門學運」、「六四屠殺」、「中國盛世」都將一筆勾銷……。
我當然知道,其實李澤厚並不在乎這些「如果」,他只是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結論:「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這是他的所謂必然與偶然的辯證法。這個必然,在黑格爾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是「客觀歷史規律」;在李澤厚,則指明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就從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他在稍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又提出中國近現代根本沒有自由主義發展的空間,其緣故都是經濟太落後、社會未發育;總之,「經濟基礎」決定其他。
六四後他的「告別革命」說,令民間輿論大嘩,他辭世後,我倒可以說一點與世俗不同的看法:
——李澤厚選擇終老美國,而不是鄉梓,為什麼人們看不到這別有意味之點?1997年底,當時李泽厚在费城Swarthmore學院訪問,週末一家人过来普林斯頓,我陪他们去看房子,他说他考虑在海外渡晚年的问题,选定要在东岸落脚,觉得普林斯顿比较合适;他有一个很乖的儿子,搞电脑的,可以在这里找工作,陪着父母;他选落脚地是要离火车站近,回中国方便;
——八九學潮中,五月十四日閻明復經戴晴找十一個知識份子去紀念碑下勸學生,是我去拉來李澤厚,事後他跟我說∶「你們都沒影兒了,偌大一個廣場,我怎麼回家呀?沒轍只好找個開摩托的,掏五塊錢給他,載我回家」;
——六四屠殺後我逃到香港,經巴黎轉去普林斯頓,九一年傅莉攜子出國來聚,遞一張字條給我:「救救李公」,那是李澤厚的學生托她捎給我的;我馬上聯絡林毓生教授,因六四前威斯康辛大學已經邀請他來訪問,於是大學有一封教授聯名信遞進白宮,呼籲老布什要北京放行李澤厚,他不久來美,曾在多所大學教書,後靠近兒子定居科羅拉多;
——李澤厚在中國,不僅有美學專論,也有哲學論著,更兼思想史學說,他說「毛澤東的身影覆蓋、支配了整整一代人」,那麼他自己呢?這不是我能論斷的,有待後人論說。
有一次跟林毓生通话,他说鲁迅曾想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未成,按鲁迅的划分,四代是康梁一代、五四一代﹙胡适﹚、五四学生一代,即傅斯年他们,还有诸如梁漱暝,也包括毛泽东,再下来就是二十年代出生、抗战读大学的那一代,他举例如殷海光﹙金岳霖的学生﹚。他说,四代之下,第五代就该是余英时、李泽厚他们了,第六代即「文革」一代,第七代即「天安门一代」。我说每一代的情形都很复杂,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比如徐志摩,我写了三篇文章﹙王赓、林徽因、赛珍珠﹚才知道其中许多隐晦的细节,要写他,至少得弄清楚两个问题:清末民初江南世家子弟的生活环境,以及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生活。他说,"你也不要考虑得太多,拖得太久,拣熟悉的写起来"。然而後來我沒寫成中國「七代知識分子」,頗覺辜負於林先生,到這裡寫八九中的「七鬍子」,其中李澤厚已算「第五代」,那些「鬍子們」擺進「林毓生序列」中不知道該算第幾代了,但是總算告慰於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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