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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

胡杰:用令人痛苦的电影挖掘被埋藏的历史

张彦 独立影像IFC

 胡杰

用令人痛苦的电影挖掘被埋藏的历史




电影导演胡杰在丽塔·安德烈蒂导演的纪录片《观察者》一片中。

ICARUS FILMS



20多年来,导演胡杰在中国历史的深海里打捞搜寻,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共产党早期统治的悲惨纪录片。

尽管胡杰在中国知识界和外国学界之外极少为人所知,但6月30日上映的两部影片应该可以提高其作品可见度,让更多人看到他的作品。《星火》——一部经历了多个版本、多次修改和扩充的影片——重构了一群60年前创办地下杂志的年轻人的命运。另一部关于胡杰的纪录片《观察者》(The Observer),来自意大利导演丽塔·安德烈蒂(Rita Andreetti),既是对胡杰导演本人感同身受的刻画,同时也介绍了他的作品。



《观察者》(The Observer)

丽塔·安德烈蒂(Rita Andreetti)

78分钟/彩色
发行时间:2019年


《观察者》(The Observer)预告

(完整影片链接后台回复胡杰)


在当局的一再威胁后,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关闭,政府不会容忍他们放映影片《星火》,这是一部揭露了在大跃进期间侵犯人权行为的纪录片。影展取消的消息在世界引起了反响。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使得政府超越了容忍的边缘?

在远离聚光灯的情况下,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胡杰已成功拍摄了30多部纪录片。《我虽死去》和《寻找林昭的灵魂等电影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以及保留其过去的记忆都至关重要。胡杰被公认为是第一位敢于以未经过滤的方式谈论大饥荒,劳改营和文化大革命的艺术家,尽管他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他仍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历史纪录片制作人。

电影制片人和评论家丽塔·安德雷蒂(Rita Andreetti)敏锐的肖像《观察者》以诗意的摄影形式和揭露性的采访为特色,探讨了胡杰的奉献精神,坚韧和勇气,以及他个人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他不仅创作电影,还通过创作木刻画和绘画,继续为真理而战...但是博物馆,美术馆和电影院是否有勇气展示他的作品?


“尽管他的作品都没有在中国公开放映,但胡杰是他的国家最著名的电影人之一。” 

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纽约书评》



胡杰的电影《星火》重构了60年前一群创办地下杂志的年轻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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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就是挖掘被埋藏的历史,展现它的真实面貌。”62岁的胡杰在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感到,讲述这些故事是我对历史的责任。”

尽管胡杰已经制作了30余部影片,但哪怕在中国他也并不知名,审查是其中一个原因——他的影片从未在中国发行,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难以归类。

胡杰的影片从个人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史的多个关键转折点进行解读,尤其是1950年代对独立思见者的迫害、随后的大饥荒,以及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寻幸存者,发掘罕见的书面材料,创造出一段综合历史,而他本人多以叙述者或评判者的角色在场,鲜明地站在毛泽东时代受害者的这一边。

胡杰几乎所有的电影都给人一种技术极其粗糙的印象。多年来,他使用的是一台破旧的索尼手持摄像机,几乎从不用灯光或多机位——主要是因为他独自工作,但也是为了给人一种真实和探索的感觉,就好像观众与胡杰一道踏上了发现禁忌过往的旅程。

相较之下,像贾樟柯、王兵这些中国独立导演的影片则更容易被外国文艺片观众所理解,也经常出现在各电影节上。

胡杰无师自通,身上有一种公然抗争的精神。他生长在南京,早先在军队宣传部门从事文艺工作,但后来辞去工作,走上了独立艺术家的职业道路。在北京,他来往于艺术家圈子——拍了一部关于影响广泛的圆明园画家村的电影——但后来又回到南京工作,与主流相对隔绝。

1990年代,他拍摄了一系列关于小煤窑矿工、收废品的人等中国底层人群纪录片,手法更加熟练。

他闻名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因为2004年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该片也由伊卡洛斯发行。影片讲述了一名政治犯的故事,她因拒绝承认政治罪行而在1968年被处决。胡杰通过林昭的同学、朋友,尤其是通过她由于墨水不够而用鲜血写就的信件,来梳理她的故事。



《寻找林昭的灵魂》剧照,这部片子让胡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声誉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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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曾为《星火》杂志写过一篇描绘在专制之下争取自由的长诗,这便引出了《星火》的故事。《星火》在2013年首次发行,与胡所有的电影一样,这部片子经历了补充和重剪,而最近又加入了一位大饥荒见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想退休以后再开口。

伊卡洛斯发行的另一部《我虽死去》讲述了教师卞仲耘的故事,她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自己的学生打死。当卞仲耘的丈夫说到为了这一罪行不被遗忘,自己如何拍下妻子遗体的照片时,内容残酷到令人发指。

胡杰的电影发掘见证人和文件,深入事件过程中让人极其痛苦的细节,让一些过去人们一知半解的历史事件得到明晰。胡杰自己也在场,给出他的观点和判断,而这与大部分中国纪录片的模式不相符,大部分纪录片更加偏向沉着、抽离。

“他采用了一些可称为官方风格的手法,比如配旁白,比如道德评说感。”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电影学教授张真说。但他也让人物自己长时间地讲述,让故事自然地铺开。“形成了多种方法的有机组装品,”张真说。



在《我虽死去》中,胡杰讲述了教师卞仲耘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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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于纽约和中国的中国导演、电影策展人朱日坤说,他的电影也许风格简陋,但有吸引力:“他不是很了解纪录片理论,也不是专业出身,甚至还不太知道摄影机上每个按键的功能,但他有一种天分,他的影像很有美感。”

胡杰自己更谦虚。他说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保留长久以来被官方叙事排除在外的历史。

“我不是那种专业的影像作者,所以我不会试图去弄清楚技术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的方式很简单。”

但他说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在当下激起共鸣。他表示,《星火》显示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期——1958年到1961年导致至少30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当中,仍有人能够站出来、表明立场。

“这个故事在今天也有相当的重要性。”胡杰说,“这个国家是专政结构的国家,若没有人敢说出真相,一个错误就会持续很久。”

安德烈蒂说,胡杰对真相的追寻吸引了她。她的丈夫2013年被公司派至南京,她跟随丈夫一起搬来,不久认识了胡杰。

“他的语言和影片的力量,让我无法抗拒。”她在意大利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新冠疫情期间她住在意大利,“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

钱盈为安德烈蒂能够拍到胡杰叫好,因为胡杰很难被摁下来接受采访、谈话。他身处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而对方一不留神他便出城去见人。加上他不用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很难联系上。

“他是沟通起来最难的电影导演之一,”钱盈说,“基本上你必须得在南京才能拍”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

尽管现在外国观众可以看到胡杰的重要作品了,但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要在那里公开放映他的作品很难,钱盈说。

这种严密的审查是在2015年左右开始的,当时她和其他人策划了一个叫做“边缘影像”(Cinema on the Edge)的巡回影展。这一被誉为“审查者无法触及”的系列影展,最终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中国的导演被警告退出影展。最后影展还是举办了,但宣传比预期要小,而国外的场地,尤其是大学,被告知若放映电影将危及他们与中国的合作。

“关系到资源和金钱,”钱盈说。

尽管阻碍重重,包括禁止使用境外资金和切断所有公开放映的可能性,张真教授说,胡杰这样的导演仍在继续工作。

“中国独立电影运动更加集体的形式已经被根除了——比如放映,比如独立影展。”她说,“但依然有人在拍电影,依然有电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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