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殺到，香港即將踏入自我審查、極權以言入罪的時代。最近讀了三本有關中國的書，日後討論這些未來的禁書，不知會否已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在此之前，與讀者分享對三本書的讀後感。（長文慎入）
去年年底，我曾經短遊台灣，在台北信義誠品買了三本差不多放在一起的中文書，都是關於習近平的中國的著作翻譯的中文版：《紅旗警訊》（”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 by George Magnus)、《出賣中國》”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by Minxin Pei 裴敏欣）和《完美的獨裁》（”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y Stein Ringen）。
《出賣中國》作者裴敏欣是著名旅美華人政治學者，本書參考數百宗內地貪腐案例，得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結論，無論是買官文化，至官商勾結，盜取國有資產、官黑合作，甚至於連法院都同流合污，一個貢獻權貴、富人、政權的利益集團，剝削人民以至國家。在沒有民主機制下，打貪除了姿勢和打擊政敵，完全不能改變實際情況甚至最基本的改善人民生活。本書資料搜集充分，任何正常人看到這些貪腐個案的荒唐程度，沒有可能覺得這是個稱職的政權，沒理由覺得這配稱為一個崛起的大國。
《紅旗警訊》作者 George Magnus 是前 UBS 首席經濟師、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以宏觀經濟學角度看中國，特別在債務和人民幣面對的危機方面作深入分析，並從先由銀行出現危機和資本外流說起，分別令債務和人民幣穩定添加壓力，結論是「中國要維持穩定的匯率與外匯儲備使不可能的」，而且本書由2019年初出版至今，書中所指習近平「可以以較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債務陷阱問題，在後武漢肺炎（其實尚未落幕）的世界，情況只會比書中估計更差，不會更好。
Magnus再以幾個其他角度分析，包括人口老化、中美貿易戰等觀察對習政府的壓力，及以「中等所得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理論分析中國可能源轉向衰退的可能性，結論是一個個的「警訊」，使興起中的習政府「陷於險境」。出書至今一年多，Magnus 會有何補充？
在過去一年多的急轉直下形勢之下，網上可以找到 Magnus 於六月二日的文章，指出美國可能採取以「金融戰」這個「核彈」，透過限制銀行甚至香港金管局轉換美元，雖然這個做法會對美英歐的銀行同樣「攬炒」，暫時機會不大，但非不可能；他亦在推特發帖指出：陳茂波說不會改變聯繫匯率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不過，這不是他可以決定的事，甚至北京也不能，是華盛頓手上的「核選項」。
《完美的獨裁》中共黨國的實現
去年在台買的三本中國政治書籍，最近的起心肝讀完，上篇文章介紹了《紅旗警訊》和《出賣中國》，最後一本的《完美的獨裁》（”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y Stein Ringen），我覺得最精彩，最有用！
作者Stein Ringen教授是挪威政治學者，現任於牛津大學，亦為香港大學客席教授。我們身處香港，身為華人，對中國和其政權、國情，無論個人政治立場為何，接觸面多窄多廣，也許總有其當局者迷，本書給我的得着，是教授以系統化的描述，分析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運作。
全書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在於第一句：「中國不僅僅使一個國家（state），更是一個黨國（party-state）。」這想法對我們也許不是第一次聽到，但未必是我們用作考慮中國國情的第一個出發點。黨國除了「一黨專政」，施用獨裁體系，中國黨國特別背負三個幽靈的恐懼回憶：百年屈辱、毛澤東暴行，和蘇聯的崩潰。為了「長治」（久安只是為了服務和達致長治），黨國必須集中權力，追求自我存續和領土完整，雖然要為民眾散發些實惠來鞏固統治，有必要時仍寧願經濟冒上風險。
看著這些分析，特別在今天世界的大環境下，感受必然與若然在2017年本書初版時已經拜讀的可能感受，全然不同，不過，讀下去會發現，情況其實沒有變，教授的論述經得起近年像「過山車」般的國際和中國形勢。不變的是，他指中國是「以剝奪與落後來換取部分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體」。
加上，教授指出中共黨國以意識形態管治的危險，以「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使之漠視真理、事實和道德，當信仰扎下了根，追隨者真的信了意識形態的故事….讓自己屈服於一個使命並成為其擁護者」。從一個角度舉例，香港人不是常常投訴政府這做得錯，那也做不好，但你們不覺得中共黨國提供的論述，更多時候是在說，「公民有義務對國家和黨順從和服務」嗎？這也許是近期中港強烈矛盾的背後衝突之一種表述，加上「升高了（的）民族主義，好戰主義以至侵略挑釁的態度」，顯現出「一個在國內平庸的國家，就要使自己在國外擺出咄咄逼人的架式」。
這個黨是怎樣煉成的？在權力上層層操控軍、政以至人民生活、工作的每一部分，連系統性的貪腐都可說是管治治的一環，「通過高層腐敗而崛起的是一種經濟軍閥主義」，要分享權力或甚是經濟、金錢利益的，就要不惜成本入黨，而其他十個人中的九個人，就可能要面對全面監控，少數反抗的，甚至要面對無盡的迫害。不過，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改善下，加上全面管治的操控，「好在人民當中創造心甘情願的順從或默許」。
不過，如果國家能為人民提供好處、福利，也許也是個不錯的交易吧，中國不是也常常自誇為多少億人民提供溫飽、脫貧嗎？然而，教授的分析，是中國實際是個對中收入和窮人高稅收、低福利的地獄，而對富人、大企業包括國企卻是低稅甚至方便途稅的天堂，「沉重的稅務負擔被不公平地分配」。他問：「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會像中國這樣，除非是全由盜賊統治的國家，擁有一本對窮人的負擔累進但對富人的稅率累退的賬戶？」
就以戶籍制度起說，農村人口即使能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戶口仍是農村，他的權利和福利，都是屬於農村一族，有人說，等同印度人的世襲階級制度，在中國，只不過是黨代替了宗教的角色。若說西方國家或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是「人生而平等」，在中共黨國下根本沒有這個概念，在國家制度下，人根本不平等；故此，對農村、城市人口也好，對宗教、不同種族人民的不同統治手段，老實說，就算是消失中的所謂「一國兩制」，本質都是沒有不平等權利。而這些不平等的存廢，都是為了黨的絕對管治服務。
教授說，「中國使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以上說的稅收只是最容易量化的一環：從正式的稅收，國家取去了國民收入的 25-30%，再加上各種經濟體內部的預算外收入和隱藏性抽取，包括透過各種收費、徵地補償的壓價和扣取、工資被壓低、就連儲蓄在銀行都被壓低息和利息課徵 20% 的稅，還有賄賂、國家彩票，甚至黨費、工會社團的徵費，全都納入黨國，結果花去了中國人民真實收入的 55-67%！
因此，他說，中國的「公共收入與支出就是一個典型高收入國家的水準，所以，從稅收的角度來看，中國遠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是媲美高稅收的發達國家」，不過，黨國卻福利欠奉，由基本社會保障至失業補助，水平都遠低於發達國家，連醫療服務也是「看病貴，看病難」，這些高取抽取的社會資源去了哪裡？就是黨國的維穩機器，否則，由公安至武警到城管，甚至網絡審查員至五毛水軍，用什麼養他們？
所以，黨國把一切都投資進全面管治，「在榨取和稅收上比誰都強」，但在財政和行政能力上，卻是個「低度發達的國家」，有賴吸納同化經濟和知識中產人士作「各階級合作」，不為所有人民真正福祉服務（從此才真正明白鄧小平「黑貓白貓」論的真義！），教授得出的其中一個結論是，中國一直因其經濟發展而被「過分高估」，使個「在力量上有點虛張聲勢，並以有組織的犯罪氾濫為代價來維持穩定的國家」。
然而，指出了這麼多的問題甚至對前景不確定的因素，本書於最終討論對未來這「中國模式」的展望，教授指出「沉著穩定」（大致保持現況和軌跡）、「滅亡」、「烏托邦」（成為社會主義天堂）、「民主」及「完美法西斯主義國家」五個可能，他卻說了最後一個的「完美獨裁」為最高度可能的選項，其次為第一個的「沉著穩定」，而「烏托邦」和轉為「民主」都極低可能，這卻不難理解，始終為人民牟最大利益，由始至終不是黨國的目的。至於倒台、「滅亡」，教授「不列為高度可能」，排在五個場景的中間。
經過武漢肺炎和現在才剛開始的新中西冷戰，教授的分析會否有所調整，未有機會請教。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中提及八九六四的歷史一課，他將事件視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關口」，當「政治開放的一個可能性堅決地關閉了」，於是，「希望本身被屠殺了，一夜之間，唯一剩下的現實就是遷就獨裁體制」，加上由後八九六四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所代表，相信中國在改革開放下將會「中產愛自由」、中國政權會「發財立品」的這一套，全盤錯誤之餘，放過了一個面臨垮台最大危機的黨國，讓其重新「韜光養晦」，重整獨裁操控。
今天，大概可算是八九後下一個關口，但情況與前經已大不同：中國國力尤其經濟比三十一年前強得多，當年全國內對黨國施政和貪腐的強烈不滿，變成今日除了香港、新疆等地的反抗，全國所見卻是盲目民族主義和強烈對黨的認同，至少表面如此，雖然，即使未來無論是特朗普或拜登執政，國際社會都不會走克林頓的「放虎歸山」路線，但除非出現如前所述，在《紅旗警訊》書中描述中國的債務等金融危機以至泡沫爆破，除非它們真的發生，引來骨牌效應，否則，黨國的「中國夢」不會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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