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凯：只有暴民才能终结暴政

4月19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5名城管与一名小贩，就占道经营问题发生冲突。此时，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冲突过程，但此举被城管发现。据目击者称，城管立即上前呵斥抢夺手机，并殴打该路人，以致其受伤吐血。

随后，事态的发展急速逆转。被城管激怒的围观人群，迅速聚集，反过来围住殴打这5名城管。根据网络上传的一张照片，聚集者估计至少有数千人，在照片视图的中央位置，一群人正在掀翻一辆据说是赶来救治受伤城管的救护车。

每逢类似事情发生之后，中国的网络言论观点，几乎必然要分成激烈对立的两派。一派为民众的暴力抗争鼓掌叫好，而另一派则强烈谴责民众使用暴力，并且一贯地将这种群体暴力行为，与历史上的红卫兵义和团挂钩，进行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抨击。值得一提的是，谴责派并非是简单地代表政府立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间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态度。这种针对"暴民"行为的民间立场的分裂现象，在台湾"太阳花"学运事件上，也有过充分的体现。

谴责暴民的"理中客"们（这部分人常以理性、中立、客观自居，由此得名），除过他们的主观偏好与语言修辞的成分之外，更在于他们坚信"暴民与暴政共生一体"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暴政产生暴民，暴民反过来又促生暴政，两者形成一种鸡生蛋、蛋孵鸡的死锁逻辑。于是，相当多的理中客们，或许他们并非是专制的铁杆拥护者，但在这种逻辑观念的引导之下，很自然地将对暴政的一腔愤怒，投射到对暴民的口诛笔伐中去。

但这种暴政暴民的共生逻辑，如果勉强说不上错误的话，也是非常肤浅的认识。历史上，秦始皇收尽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为的是断绝民众的武装反抗能力；满清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为的是根除汉人的反满意识。无论是分析其动机，还是考察其后果，暴政并不是制造暴民，而是制造无数的对统治者俯首帖耳的奴民。暴政与奴民，才是真正的一对政治共生体。

但是，暴政终究不能永存。而当暴政越来越临近灭亡，统治者就越来越倚重毫无掩饰的暴力镇压，支配与反抗的博弈，也就因此越来越趋于血腥化。正因为暴力是暴政唯一能听懂的语言，所以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历史上的暴政，最终都在暴民的反扑中惨烈结束。

由历史所归纳出的事实不难看出，并非是暴政制造了暴民，而是只有暴民，才能终结暴政。否则，按照暴政自身的意志，由其所制造的无数奴民，将会无限延续暴政的统治。所以，暴民不是暴政的产物，恰恰相反，暴民才是暴政的天敌。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对于暴民的道德谴责，也毫无意义。自由观念的核心，在于个体权利的天然正当。而当权利失去保障之际，法律也形同虚设之时，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个体将被迫进入到放弃秩序的"战争状态"，不得不诉诸暴力，来扞卫个体的自由。当暴政横行时，暴民就是义务，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拥有的观点。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暴民所带来的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很显然，暴民未必能有效控制暴力，他们所带来的外部性，例如对其他非相关人员的伤害，也无法完全排除。这一点，正是诸多理中客们，谴责暴民的另一个原因所在。暴民所导致的失序风险，也就是所谓的天下大乱，极不符合理中客们的品味。

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更能追问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原点：他或她所追求的，到底是真正的自由，还是廉价自由包装之下的专制利维坦。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权利的平等之中。而如果某种社会秩序，所导致的是严重的自由缺失，那么甚至还不如取消这种秩序，其结果反而更为公平。尽管这样一来，必然会导致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混乱，但每一个人，在享受权利与承担风险方面，却会因此而面对等同的概率。换言之，被剥夺自由的群体，有权利选择进入"战争状​​态"，诉诸暴力去实现自身的权利救赎，而让这种无序状态的风险，由整个社会来平等分摊。这种混沌无序，未必被每个人所喜，但其公平程度，却肯定好过暴政统治下的有序的专制社会。比之于专制的有序，无序恰恰是另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正义的状态。

对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即便是极度厌恶因暴力抗争而导致的社会失序，却也不能冒用自由之名，对暴民进行谴责。这是自由主义的逻辑自洽。专制下的扭曲自由，必然缺失公平；在专制之下偏好自由甚于公平，必然会滑向威权专制的利维坦主义。遗憾的是，从目前的网络争论来看，在国内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主流自由派，大部分人还停留在谴责暴民的程度。时至今日，这一自称自由主义群体的观念水平与逻辑能力，仍然如此低劣，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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