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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 |
原载《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六》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七》是甘粹专辑：《北大魂》，14万字。
甘粹，中国人民大学调干生，1957年划为右派，与从北大过来的右派林昭一起在资料室劳动，日久生情，相亲相爱。林昭不顾流言蜚语，偏偏与他携手在校园中行走。党组织棒打鸳鸯，将甘粹流放新疆，以为惩罚。甘粹在新疆度过了二十年的艰难岁月，无日不念林昭。当他重返北京时，是寻找到的已是林昭遇难的噩耗。甘粹，是唯一一位林昭自己认可的未婚夫，有林昭挚友苏南新专同学倪竞雄和林昭胞妹彭令范回忆文章为媒证。
《北大魂》凝聚着甘粹的心魄、甘粹的泪血、甘粹对林昭的挚爱、甘粹对林昭的崇仰；更难能可贵的是甘粹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动乱”、“暴乱”、“风波”的亲眼目睹与1957年亲身经历结合起来写，来作史实的记录和对照。《北大魂》和“六四血”揉在了一起。
林昭狱中血墨间书《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14万字最初的整理、辨识、校对、誊录是甘粹做的，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民间流传的完善版本是温州蒋文钦在甘粹的初校本基础上重校重录的。蒋文钦也是林昭北大校友、右友。历史已经铭刻了甘粹、蒋文钦对林昭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纪念。
《北大魂》全文转录了林昭的起诉书和林昭在起诉书上的批注。这一史料刀削斧凿了专制的狰狞、虚弱和林昭的大义凛然。
目录
主编的话…………………………………………………………………3
前言…………………………………………………………………6
1、 从胡耀邦想到林昭的判决书……………………………………… 8
2、 不准记录的“录音报告”…………………………………………10
3、 北京大学近年的两次民主潮………………………………………13
4、 火种来自五四，激情缘于民主……………………………………15
5、 北大鸣放参观记……………………………………………………18
6、 林希翎………………………………………………………………21
7、 人民大学鸣放会……………………………………………………25
8、 林昭追悼会…………………………………………………………26
9、 北大教授的鸣放……………………………………………………30
10、 谭天荣………………………………………………………… 32
11、 胡风不是反革命……………………………………………… 34
12、 “这是为什么？”…………………………………………… 38
13、 思想有如春水………………………………………………… 40
14、 历史不会忘记………………………………………………… 42
15、 对话，好的开端……………………………………………… 43
16、 年轻人天真无邪……………………………………………… 45
17、 瞪着眼睛说瞎话……………………………………………… 47
18、 请愿书和给党中央的信……………………………………… 49
19、 喋血的记忆…………………………………………………… 52
20、 “七十年了……”…………………………………………… 55
21、 阵痛后的昏迷………………………………………………… 53
22、 民主、科学之艰难…………………………………………… 59
23、 从悲愤走向绝望……………………………………………… 61
24、 遐想引向那久远的昨天……………………………………… 63
25、 初生牛犊不怕虎……………………………………………… 65
26、 冷静地审视着一切…………………………………………… 67
27、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69
28、 我们要摸老虎的屁股………………………………………… 71
29、 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 73
30、 十二位学者的紧急呼吁……………………………………… 76
31、 空留遗恨泣同窗……………………………………………… 79
32、 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 82
33、 热血唤不醒冷漠……………………………………………… 85
34、 学生危急！形势危急！国家危急！…………………………111
35、 “怕死不反共产党！”………………………………………113
36、 平凡而伟大的灵魂……………………………………………115
37、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117
38、 手起刀落，殷红的血…………………………………………119
39、 “小平引退，李鹏下台”……………………………………122
40、 平静的一天……………………………………………………124
41、 静坐、游行仍在继续…………………………………………125
42、 “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126
43、 时势逆转，制止动乱…………………………………………130
44、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131
45、 摩托车队被摧垮………………………………………………132
46、 这是无声的反抗………………………………………………133
47、 《新观察》的查封……………………………………………135
48、 马寅初的悲剧…………………………………………………137
49、 我控诉，我抗议………………………………………………139
50、 枪声震慑了人们的心…………………………………………142
51、 《起诉书》的批判……………………………………………143
后 记……………………………………………………………………149
前言
林昭去世已有二十一个年头了。我一直怀念她，永不忘怀。
林昭原是中国大陆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三二年生于苏州。一九四九年苏州解放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林昭就参加了革命，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被分配到《苏州民报》做记者、编辑工作。一九五四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遭到无情打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发表意见，一九六0年又以“反革命分子”罪逮捕，被判刑二十年。在监狱中，林昭拒不低头认罪，用写诗、日记、血书等方式进行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局将她捍卫真理的言行作为反革命罪，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将她枪杀了。一九七九年林昭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宣布她无罪。
历史证实了林昭临刑前留下的遗言：“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记得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分子”改正回到北京，得知林昭平反昭雪的消息，曾与她生前的好友、同学发起筹办了一个追悼会，各地报刊也曾零星地发表了一些有关林昭的报导和追悼文章。当时，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对我说：“你最了解我姐姐，你应该好好写一写我姐姐。”是的，我曾几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悼念文字，却由于悲愤在心头凝聚得太多，反而喷射不出，我写不出一个字。从一九五九年与她别离，我被流放到新疆劳动改造至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在这长达二十年里，朝朝暮暮怀念她，年年岁岁等待着她。心想总有一天会与她重逢相聚。谁知梦断黄昏，她早已碧落黄泉。而我是孤雁南归寻故里，夕阳姑苏啼香丘。追忆林昭，我总觉得她有着一种令人吃惊的魅力和气质。这种魅力和气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坎里。
事隔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爆发了空前盛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首都高等学校的数十万学生进行了示威、罢课、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提出了民主、自由的口号。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近百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以至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娃娃。一些司法专政机关的干部、个别军事院校的干部和战士都参加了。全国各地也有两万多人专程赶来北京声援大学生的绝食，推动了全国民主浪潮的掀起，震动了全世界。
这次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最为空前、壮观的。我看到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巨幅标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听到学生们喊出“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的口号，我激动得眼泪盈眶。这些使我想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情景，想到了林昭。我脑中突然受到了神的启示，一下全明白了。林昭的神奇魅力和气质，不正是这种充满摒旧图新的“五四”精神吗？林昭坚持真理、顽强斗争、至死不悔，不正是表现了北大一种独俱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的结晶，是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北大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和作用。林昭曾在《沿着五四的道路》一首诗中写道：“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飚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为何如此？大约是母校有一种精神，或如说有一股“魂”，在强烈地牵系着学子的缕缕情思吧！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北大魂。
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刷得更加鲜明！北大魂——林昭，一直蕴藏在我的灵魂里，唤起我很多回忆，震憾着我的心。我记下这些，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善良的人们，我们应当进一步去思考、认识社会的现实和人生的意义。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终究会以原来的面貌出现，显露出原形。历史不是依据人们的愿望，而是依据事物的真相作出裁决。人们可以从这一束手稿中，去追寻、认识这个和那个叫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深重的年代。让我们愉快地和过去诀别，不让历史重演，在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努力前进，去拼搏，去创造，求得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到来。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从胡耀邦想到林昭的判决书
1989年4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清晨七时五十六分，受人敬重的胡耀邦这个曾任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总书记永远闭上了双眼，过早地去世了。
胡耀邦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嫉恶如仇、勇敢无畏的赤子之心，却永远为人们所敬仰。使我最为钦佩和感动的是：胡耀邦以他的远见卓识、惊人的气魄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的各种各样“牛鬼蛇神”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一九五七年五十万名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分子平反；为一九五九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主富农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正确的决定。在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中的精英，使亿万人们解脱了精神的枷锁，轻装投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他开创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往事不堪回首。胡耀邦的逝世使我又一次想起林昭的事……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回到北京，我曾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部门打听林昭的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负责此事的人士说，林昭的右派是属于错划，改正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她又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因反革命罪判了刑，这得由上海市人民法院甄别处理。这事拖了将近一年，最后我找到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才得知林昭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是被枪毙的！真使我吃惊，悲痛万分。整整一个晚上，彭令范给我讲述了她姐姐的情况，并拿出一分法院的判决书，上面打印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苏苏州市人，原北京大学学生。
林昭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经本院覆查查明：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患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一九六五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一九六八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处以极刑，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 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一六号两次判决。
二、 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О年八月二十二日
象林昭这样惨遭冤狱杀害的事，能够得到改正、平反昭雪，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与胡耀邦领导的拨乱反正的魄力和胆略分不开的。他冲破重重阻力，为平反冤假错案，为解救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付出毕生心血，而被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关入牛棚、惨遭迫害的成千上万的老干部、科学家、知识分子而呕心沥血为之昭雪，永远为人们所敬仰。胡耀邦的逝世，惊天动地，人们为之哭泣。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贴出大字报《赞耀邦——并致另一些人》，表达了学生们的哀思，颂扬了他那亲切的话语、高尚的品德和对真理的执意追求精神永存大地，“耀邦精神不死！”
暮春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好似人们为耀邦的去世洒下的泪水。
在夜雨茫茫中，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自称政法干部，捧着一只直径约十公分左右的小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把花圈系在北侧的保护链上，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就走了。这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第一个花圈。
晚上，二十时四十分，又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送来了一个直径约一公尺的花圈。花圈上挽联写着：“真正的共产党领袖”。落款为忠诚于您的战士顾宝忠、康华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
二十一时三十分，电影出版社的三个人，每人拿着一朵小白花来到纪念碑前，将白花系在保护的铁链上。
二十二时十分，又有七们自称是共青团中央的人，把七朵小白花和一条黑纱系在保护链上就走了。
二十三时五十五分，四个男青年拿着一张约一公尺见方的大白纸，上写“耀邦永在，耀邦活着”，挂在纪念碑北侧的铁链上。站岗的哨兵问其姓名，四个人摇了摇头就走了。
雨，仍旧淅淅沥沥地下着、下着……
2、不准記录的“录音报告”
1989年4月16日（星期日）
今天上午八时左右，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后，悼念胡耀邦的人一个接一个来到纪念碑前。
十时三十分，两位男女青年拿着一张大白纸来到纪念碑的北侧台阶上，展开后写道：“痛悼青年知己耀邦”，落款：交通大学学生。
十时三十五分，在纪念碑的北侧铁护链的铁墩上挂了一朵小白花，花上用钢笔写着一幅挽联。上联为：献给耀邦同志。左联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右联为：中国改革的旗帜！
十时四十分，在纪念碑南侧的台阶上，有人在上面放了一张白纸。上书：献给胡公仙逝和未他的未竞之业，千年封建根，万载中华祸！
十三时十分，在纪念碑北侧的台阶上，有一家四口人献的花圈，直径约一公尺。上写：向敬爱的胡耀邦同志致敬。
十三时三十五分，两名男青年抬着一个花圈来到纪念碑前，上写：“英名永存”，深切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他们将花圈放好就走了。
十五时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四位学生送来了一个花圈，放下就走了……
十五时四十分左右，一位三十多岁自称政法干部的男同志，送来了一个直径约三十公分的花圈，花圈中央贴着从报纸上剪下的胡耀邦像，挽联为：为了改革奋不顾身。
今天，群众到纪念碑送花圈八个，挽联十一幅，条幅三条，白花一朵。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胡耀邦的去世感到惋惜和悲痛。
昨天夜里我睡得很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林昭，她笑着向我走来。我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记得一九五七年我们离别的时候，我曾对她说过不要硬碰，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却回答道：“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是的，林昭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强烈，是她突出性格表现，巨大的耐力使她敢于迎接艰难险阻。林昭性格刚烈，从不接受任何失败，遭到了挫折，她将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变态反应，而后她会从零开始，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重新奔向前方。她选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那么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她的前进，去开创自己的信念之路。
在现在的大学生中一定有不少象林昭这样的人。绝对意识和强烈的欲望在他们的心中翻腾，并经常把他们带到一个激情茫然的忧郁世界。恰恰在这里，他们会感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和乐趣。他们的内心深处经历着神秘主义骚动，一旦有了时机从自我折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令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出现了《哭耀邦》的大字报，中央民族学院有人贴出标语，上面写着：“不该去的去了，该死却没有死。”
晚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大约有二、三千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集合，悼念胡耀邦同志。在集会上，学生们散发了向政府提出七条要求的传单。其具体内容是：
一、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
二、 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界。
三、 公开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家产及收入。
四、 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运动，为在这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
五、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六、 修改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项规定，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七、 正确评价学生和市民的这次自发的悼念请愿活动，并要求新闻媒介予以公正报导。
看了大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思绪把我带回到一九五七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反右运动无情地打击了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宣布的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及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毒草”，其实质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持不同意见者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残酷进攻和残暴的迫害，导致了中国政策自由化时期的结束。反右运动的背景是百花齐放与整风运动。百花齐放的方针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三月十二日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这两个讲话中，再次确认党要忠实地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且批评了有些人认为这一方针会导致全国性的骚乱的看法。他甚至为过去的花卉稀少感到遗憾，并请人们畅所欲言。他还告诫说，切不可用粗暴的、强迫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以及宣布党中央决定该年就要在党内进行一场整风运动。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批评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中的三种错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各省市的党委宣传部分头作了两个讲话的传达，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帮助党整风。
一九五七年春，人民大学大礼堂挤得满满的，门口还有人把守，一一清查进去的人，并一反常例地宣布了严格纪律：“只许恭听，不准记录。”原来是播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对大学生来说还十分新鲜，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讲话。毛泽东的讲话真是奥妙，耐人寻味，十分鼓动人心。大礼堂静悄悄，没有人闲聊、咳嗽，大家都专心致志的在听着。广播器里播出毛泽东的原音：
……汉阳中学学生上街，上街有什么不好；这也许是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办法，让他们清醒一下也是好的。不这样，怎能把官僚主义烧掉！……
……有人反对提王蒙到团中央，据说就因为他写过那么一篇小说。说这种人怎能进团中央。我就不服，写得很好嘛，谁说在中央的所在地不会有官僚主义……
我心里明白，毛泽东说的那一篇小说是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流沙河是有才华的，他的《草木篇》写得不错呀，有人说是毒草，我看不是；是不是毒草不能你说了算，可以讨论嘛……
……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在许多问题上他是主观主义的，他就否认社会主义有人民内部矛盾……
从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神圣不可冒犯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斯大林。诸如此类的内容实在很多很多，多么富于煽动的魅力，当场就有人被撩得热泪盈眶。
到了后来，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报纸上才正式发表了这个讲话的书面文件。一看，丈二各尚摸不着头脑。公开的书面“讲话”文字和原来的“讲话”录音原话对照起来，简直面目全非；讲话中的那许许多多富于煽动性的生动内容都不见了，却另外加上六条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根据这六条标准，被删掉了的那些生动内容，都该列入毒草的范畴；而这六条标准，同时也是划分“右派”的主要依据。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不准记录”的意图原来在此，奥妙非常，耐人寻味啊！
在“讲话”录音传达以后，约莫一个月左右手，各地党委号召用革命精神来“帮助党整风”，全面铺开“鸣放”，一连一、两个月，纷纷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座谈会中心只有一个：向党和领导提意见。事先，领导动员说：“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担心讲错了会当右派。如果你不是右派，怎么说也不会是右派；如果你是右派，不开口也始终是右派！”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只要领导要把你打成“右派”，你不开口或是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都逃脱不了你的“右派”命运。“右派”的罪状，固然不少是在“鸣放”中针对党或领导提出的意见、批评被说成是攻击；但更多的是被刻意引申，甚至蓄意歪曲了的平日言行，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一棍子把你打成右派。
…………
想到过去，再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学生游行、示威、请愿，心中暗暗感觉到：难道历史又会重演吗？不！不会。现在已是八十年代了，过去悲痛的历史人们不会忘却，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想念共产党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吧！
3、北京大学近年的两次民主潮
1989年4月17日（星期一）
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送花圈的照片。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纷纷自发地举行了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贴出了题为《快讯》的大字报，声称“北大、清华等二十多所在京院校均掀起了反对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的浪潮，以悼念胡耀邦。”中国人民大学也贴出了“几条建议”的大字报，用醒目的大字写着：“挽联、花圈都送向天安门广场集中；联合成立首都各高校治丧委员会；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工作；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各个学校写的挽联和大字报的内容已经渐渐从个人哀悼转为政治化，要求民主、批评当权者的政治改革。口号越来越多，哀悼之思一夜之间转化为气愤之情。
同昨天相比，今天到广场送花圈的人骤然增多……
八时三十分，纪念碑前就添了一个没有落款的花圈，直径约一公尺多。在挽联的右联上写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联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十一时十分，在纪念碑北侧的台阶上，新华社对外采访室一名记者和清华大学的十几名大学生和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女大学生，在谈论对胡耀邦的看法，看起来谈得很投机。
中午刮起了大风，不少花圈被刮倒。执勤的哨兵及时将花圈扶正，端放在碑基上。不少游人拥在碑前观看挽联。
十四时三十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十多名研究生结队来到纪念碑献花圈。同时，北京师范大学的二十多名学生也送来了一个花圈，上写：师大痛悼耀邦千古。
十六时左右，第一支有五百人左右的悼念队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领头的打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旗子。“耀邦长存”的挽匾和一个两公尺高的大花圈很醒目，花圈中央一个“奠”字。这支游行队伍沿着人民大会堂、正阳门和革命博物馆绕场一周，尾随围观者达两千多人。将近十七时，这支游行队伍排列到纪念碑前。他们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激昂地呼喊着：“民主万岁，以法治国！”这是自胡耀邦去世以来的第一支游行队伍。
入夜后，纪念碑已封闭。突然有八十名大学生骑自行车来到广场，要上纪念碑最高台阶上，经过执勤哨兵的解释、劝阻，他们也不再坚持了。
深夜，北京大学一千多名学生，抬着一个大花圈，来到纪念碑前，一边呼喊“打倒寄生虫”等口号，一边游行。他们献上花圈后，成群结队的开始演讲。
大字报的风涌出现，成群结队的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在广场上发表演说，呼喊着口号。
一九五七年春，未名湖滨的政治气候，还是春寒乍敛、轻雷隐隐的惊蛰时分。可是，不到几天功夫，百花一夜齐放，而动力的源泉却是生气勃勃的年轻学生。
自从党号召整风以来，北京大学的同学时时刻刻都在关心这个运动的开展。在那个年代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希望帮助党来洗涤尘垢。他们都迫切希望北大党委会能大胆放手，让大家来参加整风运动。起初，党委对同学们的要求似乎估计不足，一直慢条斯理地按着既定的步骤进行，即首先只在党内的负责干部中进行整风，学生和一般教员中的党员的整风则拟推迟到暑假中再进行，以免耽误了同学们的学业。但是，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却自动地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北大的整风运动了。第一张批评性质的大字报于五月十九日清晨出现在大膳厅的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这建议在同学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了出来。许多人都认为言路大开，主民气氛突增，为几年来所未见的好现象，是对北大领导的一副治病救人的清凉剂。
可是，就在当晚举行的团员大会上，某党委当众说：贴大字报不禁止，不过这并不是好形式。这番话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第二天清晨，同学们在大膳厅及附近宿舍的墙壁上，就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般贴满了形形色色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
这里有尖锐的杂文、短评，有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短诗，也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讽刺之能事的对联与漫画。
大字报揭露了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和一般同学之间隔着一道藩蓠。也批评了一些具体措施。大家都认为在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过有人认为应干脆取消，或改为选修，有人却主张仍应必修，但要好好改造教学。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应当加强是大家几乎都一致强调的，但有些人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而另些人则认为绝对不能取消。不少专业的同学要求学校给予应有的重视，明确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有的则对在入学时硬行分配专业表示反对；同学们还普遍要求，扩大选修和旁听范围……等等。
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围着大膳厅及附近楼房的墙壁在看大字报，就在墙根前或是宿舍里，教室的过道或是湖边的草地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自由鸣放的风气顿时弥漫全校。二十日晚，党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指出目前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则是提意见的有效方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希望大家能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协助党向三害作斗争。
大字报在北大更加活跃起来了。大膳厅周围所有可利用的墙壁和立面都贴满了大字报。这儿出现了“民主墙”，那边增壁了“自由园地”，“民主论坛”，有个人属名的，有几人合出的，也有班、系学生会主办的。据一位同学的统计，截止二十二日晚，已贴出了五百多份大字报。
它们所争论的范围极其广泛。绝大多数大字报是真情流露肺腑之言，对整风很有帮助，但也有人认为有些是趁机发泄私愤的。有的大字报说，这里置杂有毒草，要求把毒草拔掉；但也有人认为毒草何足为俱，倘要把毒草拔除则连香花也会遭秧。争论的用语极其尖锐，提名道姓，毫不容情。有些人担心学生可能闹得过火了。绝大多数认为这是杞人之忧，正象翦伯赞教授所说的：同学们从前有意见没讲出来，直到今天才讲，所以情绪上有些激昂是可以理解的。大字报就象是一家里面的人说话，没有什么可怕的，应该大放大鸣。马寅初老校长也认为大家在大字报上畅所欲言是好现象。
就在这时候，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纷纷展开了。在大膳厅前的广场上，就象是英国的海德公园一样，成千的同学在倾听一场接一场的激烈辩论。学生从下午五时到十时是辩论时间，专门辟了两个教室和在广场上搭起讲台，装上播音器供辩论之用。校刊、播音台、黑板报也都刊载同学们争鸣的论点和情况。
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八千多颗年轻的心炽烈地燃烧起来了。他们本着爱护党和崇高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意愿，毫不妥协地向“三害”作斗争。他们的畅所欲言，鼓励了不少参加整风的教员们也勇气百倍地站起来揭发学校领导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大大地推动了北大的整风运动。
4、火种来自五四，激情缘于民主
1989年4月18日（星期二）
大字报、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象狂风骤雨，搅得满天星斗都涌动了。大学生们行动起来了，在大学的校园里，到处是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大家都无心上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说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说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详说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贴出了《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取消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传》，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还提出“打倒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学潮迅猛发展。游行、集会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声势越来越大，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校园，走上了街头，到天安门广场示威，政治口号越来越明确。
今天凌晨，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发表演讲，提出学生游行请愿的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清晨，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的同学都拥到人民大会堂前，呼喊着口号，提出要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学生们扯起一条长七公尺，宽约二公尺的白布横幅在纪念碑上，上面写着“中国魂”三个字。
上午十时许，清华大学的数百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纪念碑送来了一个花圈。接着送花圈的人越来越多。过了中午，到广场的学生不断增多。下午十四时四十分，一群机关干部送来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国家物价局全体团员敬献。这是政府部门送来的第一个花圈。十六时十分，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学生，整着队伍打着旗帜进入了广场。过了十五分钟，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抬着大花圈来到广场。还有其他高等学校的上千名学生也陆陆续续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高呼：“李鹏总理，你在哪里？要求对话，为何不理！”“李鹏，出来！出来，李鹏！”
晚上十九点五十分，人大常委会才委派了全国人大代表陈希平、刘延东、宋世雄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从学生代表郭海峰、李京津二人手里接过了《十点示威要求》和《七点要求》的请愿书。学生代表提出要委员长出面对话的要求，而这三位人大代表却推托说，请委员长出面要有一定的程序，并劝告学生退离天安门广场。学生们不肯退出，并高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夜里，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除了呼喊口号外，学生们举行了集会。有的演讲，有的发传单，还有的朗颂即兴创作的诗歌。
一九五七年五月，当“民主墙”刚出现于北大时，就贴出了一首《是时候了！》的短诗。它立刻在同学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很多人认为这首诗反映了校园内大部分年轻人共有的心情，鼓舞了大家向学校里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斗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首诗过于偏激，基调不健康，把整风的目的和“五四”运动时所反对的对象混淆，因而是不利于整风的开展的。于是有人写了“朋友，把时候搞错了”的大字报来反驳，有人贴出“拔掉这根毒草”的标语。但不管怎样，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围着这首诗，用小本子把它抄下来。
是 时 候 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 沈泽宜 张元勋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有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的照耀！
我们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蓠。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辫！
今天，我要歌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根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和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激烈的争论开始了。作者沈泽宜、张元勋（北大诗社负责人）亲自端了板凳，在北大新兴的“海德公园”捍卫自己诗的论点。他们说，“沉重的琴弦”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生活在“三害”泛滥的环境中，青年的心境是会有沉重之感的。“人世的藩蓠”“阳光下的阴暗”也是事实上存在的。“火种来自五四”这名话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所继承的是“五四”革命和民主的传统，我们不单要用这火炬向封建主义作斗争，也要用来摧毁“三害”
“是时候了！”的作者在辩论中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许多原来反对它和怀疑它的人，也认为这首诗对北大整风的开展起了肯定的作用。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北大诗人的桂冠，应授予“是时候了！”的作者。
5、北大鳴放参观记
1989年4月19日（星期三）
新华门是北京市中南海的正门，又称国府门。它坐落在西长安街上，东接天安门，西邻六部口，庄严肃穆，崇高神圣。门前有国旗迎风飘展，门西边有雄狮巍然耸立。新华门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是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昨天晚上十一时左右，就在这个地方静坐的大学生约有二千多人冲击了新华门。他们围聚在新华门前，堵塞了长安街的交通，呼喊着“李鹏出来！“的口号，每隔半小时向新华门冲击一次，一直到今天凌晨四时二十分。北京市政府在现场广播了通告，指出冲击党政机关违法的，是法制不能允许的，这已不是正常的悼念活动。要求在场的人群离开现场。清晨五时许，在工作人员和值勤武装警察的干预和疏导下，围聚在新华门前的人才逐渐散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一大早，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西侧浮雕上出现了标语：“求救，今早在新华门有学生被抓！”在纪念碑东侧，贴有一首诗：“英灵不散，六神不安，回首顾盼，再搬三山”。北京中医学院一百余名学生送来了一个特大的花圈；同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近二百人抬着一幅约两公尺高的胡光邦巨幅画像来到广场，学生们抬着画像在广场游行一周后，放在纪念碑最高的台阶上。紧接着，北京理工大学二百余人也来了，他们把一幅五公尺长的大横幅系在纪念碑上。学生越来越多，围观的市民也很多，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沸腾起来了。
今天，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开宣布废除“官方”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立了学生自己的组织，推选出王丹、封从德、熊炎等七人组成的“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中午，首都高等学校的学生及市民约二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胡耀邦同志。花圈、挽联、哀乐和人潮将这座巨碑包围。下午二点左右，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一幅宽二公尺，高三公尺
的胡耀邦遗像被送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面第一平台，巨幅画像两边书写着“何处招魂，中央美院敬挽。”巨幅画像安放在纪念碑镌刻的“永垂不朽”大字的下方。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人头，数不清的黄色皮肤，数不清的黑眼睛，都朝向一个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胡耀帮的遗像，高唱着国际歌。这雄厚、庄严的歌声震荡着广场，广场激荡中华民族的良知。
我看到如此雄伟、壮观的场面，一方面欣喜若狂，另一方面也感到有点“吃惊”。记得在一九五七年我曾有过一次这样的“吃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会，曾组织同学们去北京大学“参观”和取经。那一天，我抱着好奇地心情去了，下面一段文字是当时写下的，题目是“北大参观记”
触目惊心——控诉！
在风平浪静的人民大学生活惯了的我，刚跨进北京大学，迎面一阵疾风吹得我摇摆了一下。走进北京大学大门还不到二十步，迎面贴着一张快报，上面写着：“昨晚在X室举行控诉会，控诉人当场痛哭失声！今晚X时在X室继续控诉会！”这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条件反射”，我不安地问二位陪我们参观的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党支部书记）“什么？控诉？控诉谁？控诉党吗？”谁知他俩根本不当一回事似的回答：“不，控诉‘三害’。走吧！这没有什么，精彩的还在里面呢”
879张大字报
二位同志对于“控诉会”用“精彩”这样褒扬的词不达意来描写，我是有点愤然的。可是，那时候已经不容我想得太多，在面前展开的情景，已经是叫我目瞪口呆了。北京大学是一所中国较大的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是上万人的。在大饭厅和众多的教室前后那一大片墙壁上和墙报栏上，已经都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大字报、漫画、诗歌……四天内已经贴出了八百七十九张大字报。令人吃惊的是大字报的内容。在大字报上，有这样的口号：“胡风不是反革命，重新审讯胡风。”还有许多共产党员是爬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级等话的文章。
这是对党员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二位同学大概看出我的思想有点混乱了，说道：“等一下再仔细看吧，现在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给你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坐下后，他们就谈开了。他们说：“外面都在说北大的整风搞乱了。前几天，我们也觉得搞乱了。实际上，是有点乱。可是，我们觉得这次运动，对我们党的整风起的是积极作用，却不是‘乱’所能否定的。”谈起乱，我当然很关心，就问他们到底乱到什么程度。他们笑着说：“提起出‘乱子’还和你们人民大学有些关系。你们学校法律系不是有一个林希翎吗？她过去被中国青年报粗暴地批评过，说她的灵魂已经腐烂等等。虽然后来她作了检讨，她心里难免仍然存在怨气。前几天，她到我们这里来，有人请她讲话，她就很激动地在群众大会上批评了共产党。其中，还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什么党内大部分高级干部对百家争鸣思想想不通，毛主席作报告时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干部退出会场等等。那天，听林希翎讲话的人中有不少党团员，听到这些毫无根据的话，以及胡风不是反革命等言论，沉不住气了，不许林希翎再讲下去，把她轰下了台，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但仍有不少同学却支持林希翎，坚持要求林希翎讲下去。这时，秩序乱了。乱中有人打了三位同学（未查出谁打的）。这样，在整风中就造成了党和群众的新的隔膜。不过，党看到了这个问题，加强了教育。教育党员不要用轰和压的办法去阻碍群众发表意见的积极性，坚持说服的办法。我错了，我承认错误；你错了，我批评。这样，整风便进行得比较好了。”谈到这里，二位北大的同学很感慨地接着说道：“整风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严重的考验，稍不警惕就会用宗派主义的情绪去压制群众的意见。也有可能在风浪中站不稳立场的。有一位党员过去当过政治教员，最近却对胡风是否反革命分子都怀疑起来了。”
真理愈辩愈明
听了这一番话，我心中仍旧存在着一个大疑团。我问道：“你说情况比较正常了，那么为什么大字报上的反动言论那么多呢？”他们答道：“我们边看边谈吧！”在壁报栏上，我看到一篇用毕业论文体裁和口气写的文章，内容是“介绍升官发财的途径”，什么“先要坚持做几年积极分子，吃点苦，党的话句句奉为金科玉律，向党报告群众的落后思想……这样就可以入党。入党以后，就可以步步高升、平步青云，享有一切特权……。”这当然是歪曲了党。我正想说话，二位北大的同学说道：“你再看看旁边的文章吧！”我仔细一看，旁边有好几篇批判这篇文章的大字报，用许多事实粉碎了这篇文章的言论根据。我又看了不少大字报，发现大部分显然是错误的言论都遭到批判；有些理论性的问题，大小字报在墙壁上互相热烈地争论着。这些都给了我一个印象：只要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互相说服的办法，真理是经受得起考验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一个临时露天辩论会
墙报、大字报尽管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但当我看到一群同学在墙报边忽然举行辩论会来，我就立刻被辩论会吸引过去了。在那堵墙前，据说已经辩论过几次了，那是几个自称“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同学的讲台。那天，“黑恩学派”的一位代表，表示中国的民主不符合人民的要求，中国的民主不好。有人也站上几条凳子搭成的台子上去，反驳“黑恩学派”的代表，要他回答：“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比较，谁更民主。”“黑恩学派”代表回答道：“现在官方的宣传，说美国是‘假民主’，而我们中国就连这虚假的民主都没有，这是不能比较的。”有人抓这一点质问道：“不能比较，那来好，那来坏？”并举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些事实来驳斥“黑恩学派”“黑恩学派”的人也不示弱，也列举了美国的两党制进行了反驳。
搞得好还是搞糟了
虽然我们在北京大学只转了一圈，三个多小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看到通知栏上，晚上还有演讲会、控诉会、辩论会的通知。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又是那么丰富多彩，我们又怎么看得过来呢！我们只能再请二位陪同我们参观的北大同学讲一讲。
我问道：“你们觉得整风中出现的哪些形式最好？”他们答道：“很难说，同样一个形式用得好就好，用得不好就会产生副作用。”比方说吧！你们看到的有些漫画，对官僚主义揭露得那么深刻，可是有画了一幅这样的漫画，把林希翎画成一贯道的点传师。手里摇着迷魂钟。用这种人身攻击的办法，就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思想上的对抗，造成新的不团结。再说控诉会吧！这个名称不恰当，也有人在会上把许多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事情来瞎控诉。可是，用严肃态度对待整风的同学，却在控诉会上揭发了许多三害的事实，对帮助整风有很大帮助。总而言之，只要党是积极去领导整风，不压制民主，也不听任错误思想泛滥，而是正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形式都有助于整风。
我们又足足谈了二个多小时，到晚上七点钟时，因为他们要去开会，我们只得告别回中国人民大学了。在回校的路上，我想北京大学是搞好了还是搞糟了呢？我觉得很难说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糟。他们是乱过一阵的，可是当党正确地把整风领导起来时，民主空气真正发展起来了，思想真正解放了，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百家争鸣中发展。我想总的说起来，北京大学没有搞糟，北京大学不愧有着“五四”的民主传统，他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想中国人民大学以稳步前进自傲，我们也的确没有“乱”的现象。可是，我们的脚步，却已经确实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必须赶上去。
6、林希翎
1989年4月20日（星期四）
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细雨霏霏，有两所高等学校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手持血衣，声泪俱下地向人们诉说着当日凌晨，警察在新华门前毒打学生的悲惨事件。全北京高等学校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声讨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
消息传来：昨夜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和群众达二千多人，要求国家领导人出来对话。今天零点左右，新华门前出现大批军警，他们强力驱散群众。大部分学生、群众被驱赶至新华门两侧的长安街上，新华门前仅留下二百名学生围坐在门前，坚持不走。三点多钟，当局对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播放了最后通牒：“少数知识分子在闹事，围观群众、记者在二十分钟内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并劝其静坐的学生离开。同时强力驱赶外国记者。到四点二十分左右，首都部分高等学校的教师和领导被派来认领本校学生。限定十分钟后一切“余人”全部离开新华门。这时，在新华门前仅剩下二百余名静坐的学生和近千名防暴警察。忽然一声令下，军警们疯了一般，冲向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学生。高喊着“打死他们！”“往死里打！”铜头皮带抽向文弱的学生。训练有素的武功，强加于年轻人的躯体上。原来秩序井然的学生队伍，一下没有了宁静。哭喊声、骂声、被打得惨叫和打人的狂啸混杂在一起。三、四个警察围住一个学生一顿毒打，鞋子打飞了、头发被揪下、衣服被撕破。两三个警察架着一个被打伤的学生扔上一辆已塞满人的公共汽车。被扔进车中的人有的抗议；有的发怒了，“文明”的警察又冲上去把骂娘的人揪了下来，又是一顿打。被毒打的学生狂喊乱叫，长安街宁静的黎明被打破了，到处回荡着同学们的叫骂：“机器！”“走狗！”“打倒法西斯！”并有人打碎了公共汽车的后窗玻璃。这时，一位靠近中门的女学生高喊道：“打倒共产党！”四名警察迅速跑过来，要将她拉下车抓走，车上的学生一轰而上，将她拉到车厢里保护起来。另一些学生则挤到车门口，又推又打，阻击警察上车。车门很小，加上众多的学生堵住车门，警察根本无法上车，只好放弃。最后，公共汽车载着哭声、载着失落的心，载着无限悲哀和愁怅往远去了，留下的是一片令人哀伤的阴影笼罩着这寂寞无声的冷清的新华门。
上午，在纪念碑和天安门广场的灯杆上，在全市的立交桥的墙壁上，在全市所有主要的交通大道上，到处都贴着“四.二Ο血案”的传单。传单上写道：警察在新华门前打人，不光打了学生，还打了妇女和小孩。有的传单甚至还说：“一千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北京市人民议论纷纷，沸沸扬扬。下午，一群大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执勤的武警战士时，都怒目相视，有的向武警吐唾味，骂警察是政府的走狗。有的还高高举起拳头，喊叫道：要向武警讨还血债。
真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这传来的消息可靠吗？正当人们犹豫、怀疑、思考的时候，得到了官方的报导，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是这样宣布的：“四月二十日，发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围聚在新华门前的一些人在拂晓前由值勤警察送上大型交通汽车回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曾发生互相推拉和撕打的现象。有人就造谣，‘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编造了所谓‘四
.二Ο惨案’。与此同时，又制造什么警车轧死师范大学学生的谣言，引起了许多不明真相学生们的同情和愤怒。”这份官方的公告中，也承认了有“互相推拉和撕打的现象”。
是的，谣言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的祸害是一些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官方”睁着眼睛说瞎话、制造出来的“谎言”，就显得更为狠毒、无情叫人心寒了。
一九五七年春的鸣放活动中，林希翎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自由论坛上，发表过六次演讲。演讲的内容涉及面较广，从中共当时的政策，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弊病，几乎都发表了不同的政见。当时，不少人说她有一个“思想体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全面向党进攻”。因为她的这些演讲我都没有去听，人云亦云，也曾感到疑惑。有一次就问林昭：“你认不认识林希翎？她到你们北京大学演讲说了些什么？”林昭笑了笑，说道：“我认识她，可她却不认识我，因为我仅仅是一个听众。”随着拿出日记本，说道：“我的日记上记得有，你自己看吧！”
林昭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是这样写林希翎的：
林希翎，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姑娘，今天来到我们学校参加三千人的辩论会，发表了许多令人吃惊、羡佩、高妙的言论。她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她讲了一会儿，脱掉外衣，露出白色的水手上装，头上翘着两只白蝴蝶结，一口气讲了十三个问题。她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同意，有的高级干部还中途退席。因此，中央最近就要“收”了……一切统治者都有共性和局限性，一旦执政就要镇压人民……我们现在过的不是真正人的生活。她认为整风是改良，我们不要改良！要作根本的改革。林希翎的讲话把未名湖的风浪推向了高潮。有人反对她，说她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性言论。但也有人称赞她，甚至高喊“林希翎万岁！”说什么“我愿和美丽的林希翎携手前进”。总之，她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成为大家谈话、辩论的中心。
林希翎的确是一个相当“泼”的姑娘，尽管她的讲话、措词比较尖刻，情绪偏激，有些地方说得太过份，不够严肃。但我认为她的心是善良的，是有着一股对于黑暗和丑恶的憎恨，以及对于美好社会生活追求的热情，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特性。人类的心灵应当一代比一代美好，正是依靠这种美好的心灵，我们才能够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当然，我们年轻人是狂热的，不成熟。但是，在生活的浪涛中，我们会成熟起来。现在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开展自由争论，全面揭露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睡梦中苏醒过来，根除三害，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成为方志敏烈士所说的“到处都是活泼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苦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智慧代替了愚昧，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亡之悲哀，明媚的花园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林昭在这天日记的后面，还录了林希翎在辩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五月二十三日辩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官僚气太重。北大到底是北大，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荒谬的。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
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的百分之一！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文艺创作中公式化要领很严重。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胡风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如绿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总之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胡风的问题假使发生在斯大林问题揭发后，或波匈事件后，提出整风的今天，就不会那样处理。当时太粗暴了。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也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四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根据谭副检察长的话，胡风能算反革命吗？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一、明知错了，不承认；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听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有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干部不同意，当时有一些高级干部还退席了。
胡风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矛盾是会转化的，如果逼上梁山的话。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在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让他当中央委员，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赫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这多么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个间谍就是赫鲁晓夫自己！
“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朗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卖给十一级以上的干部看。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了几章，苏联看到以后还质问我们，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知道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我看到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这一定是中央布置的，但是这还叫人民代表检查什么呢？
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法国则不会。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知道有很多人愿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
北大是放了，但我对整风还是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现实生活中的百分之一，别看报纸上天天登了很多问题可是都是上层民主人士揭发的，这些人年纪大，很世故，他们讲的材料很少，不够我们研究的。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
北大这样做，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汉、南京等地到处学生都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导，这是封锁新闻；而我们说错了一句话，他们就可能钻空子、抓小辫子，我们应该警惕啊！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须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我这样讲，并不害怕，我的朋友经常对我说：小鬼，我们都要给你送牢饭了，虽是笑话，也有可能，你们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关系！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是发发个人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人的生活。
7、人民大学鸣放会
1989年4月21日（星期五）
血是热的，青年人的血更是火热的。“四.二Ο”新华门事件的种种传言，极大地震怒了大学生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成千上万的学生，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走向天安门广场为民请愿。响亮的口号声震荡着整个北京城。“悼念胡耀邦，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抗议新华门‘四.二Ο’血案，清算法西斯罪行！”“警察殴打学生，严惩元凶！”北京的街道上，一队队示威游行的队伍打着校旗，举着花圈，高喊着口号走过。有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有北京钢铁学院的，有北京工业学院的。还有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是从天津赶来的南开大学赴京请愿团。沿途群众夹道鼓掌表示敬意，有的送水，有的递黄瓜、葡萄。还有的市民举着“平平安安回家来！”的横幅，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和声援。学生们高呼“理解万岁！”“人民万岁！”相互鼓掌致意。数万名学生在天安门汇集成了一片愤怒的海洋。
今天送花圈游行的人更多了。上午，有一千多人在毛主席纪念堂东侧游行。十一时，中国新闻学院上百人抬着花圈和横幅来到广场，他们爬到纪念碑最高的基座上，把花圈和横幅挂在上边，不断地呼喊着口号。紧接着，中国财贸学院百余人也来了，在纪念碑前高唱《国际歌》。下午三时三十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有三千多人，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声称要瞻仰胡耀邦遗容。
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市民。从傍晚到午夜，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一队队一群群，唱着《国际歌》，喊着“自由万岁”等口号，浩浩荡荡涌向广场。有的还叫喊道：“我们一直坐到明天，看他们怎么来请走我们！”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为了保证明天上午追悼大会的安全，晚上八时要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实际上，已不可能了，确实无法清了，被激愤的人民是谁也赶不走了的。学生们怒吼了！面对着这惊心动魄的壮观场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办公大楼外面的墙壁上，贴出了四十七位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名流的签名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公开信中写道：“近日来，北京高校学生通过多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在于耀邦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学生们的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困境，收拾民心，共渡难关，提供了一些根本性的良策。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学生们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对话，不能置之不理。”参加签名的有：严家其、吴祖湘、李泽厚、包道远、北岛、宗璞、戴晴、谢冕、苏晓康、郑义等四十七人。
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忧国忧民。表现在他们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所作出来的特殊贡献。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不正是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抱着善良的愿望给党提出了一些批语和建议吗！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某大学鸣放会上气氛活跃，大家坦率地发言十分扣人心弦。
葛佩琦老师首先发言论，他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时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目前物资供应紧张，是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是过去穿草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衣服的党员和干部。说句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筹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喂猪所造成的。”
新闻系一位老教授邵祖平听了感慨万分，接着发言，他说：“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邵祖平这位老先生，稍微停下喝了一口水，又接着滔滔不绝的讲道：“现在群众在鸣放中还有顾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反映了八年‘民主’制度的结果，群众对‘祸从口出’有深刻体会。串个门，说句话，就要被写进‘材料’中，群众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已经颇感生疏了。二，群众对共产党说的话不敢相信怕打击报复。如果群众对党不信任，总有一天党会灭亡的。群众为什么不敢相信共产党呢？这是共产党八年教育的结果，使人不敢说话了。八年来和党来往中，群众深深感到共产党‘善变’，遇事能灵活运用，讲利害多，讲信义少。这从党的政策和党员的言行都能看出。‘民无信不立’，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处的。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是会垮台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财贸系的讲师王德周也谈道：“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他说：“人民大学是党员第一、团员第二、民主党派第三，群众最差，把群众划在圈外。现在党员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以上这两多两少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受得了吗？老百姓与党的距离是远的。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鸣放会上的这些发言，后来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罪行”。一大批教师和学生都被打成“右派”，受到了人世间从未有过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生活上的、肉体上的大磨难，有不少人被折磨含恨死去。谁之罪？谁又说得清楚呢！
8、林昭追悼会
1989年4月22日（星期六）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凌晨零时五十分，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通过新华门前。学生们高呼：“新华门前，警察打人！”“报界宣传，全是骗人！”“通报全国，严惩凶手！”“打倒官倒，清除腐败！”“自由、民主万岁！”
凌晨二时，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学生队伍陆陆续续到达了天安门广场。此时，天凉风寒，学生和人民群众汇集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同时推举出数名学生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两条要求：保证学生安全，有秩序地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并要求报纸就其不公正的报道，公开赔礼道歉；又重申学生们游行请愿的“七条”要求。可是，当局不予理睬。同学们群情激愤，高唱国际歌和国歌，口号声响成一片。各个高等学校的横幅、标语、旗帜排列成一排，挥动着示威。其中“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新闻要说真话！”“民主万岁！”最为醒目，激动人心。
黎明，度过不眠之夜的天安门广场迎来了第一缕晨曦。
六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鲜红的国旗迎照着满天霞光冉冉升起。三名武警战士把巨大的五星红旗升到杆顶后，又缓缓地降到旗杆中。全体学生面对着五星红旗肃立，高唱国歌，呼喊：“祖国万岁！”“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平台上，摆放着连日来人们送的画像，以及花圈和挽联。有好几万名大学生在此已经等待了十来个小时了，他们有还坐在地上，有的站起来伸腰舞胳膊。队伍中还有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从外地赶来的部分学生。
七时三十分，忍受了一夜干渴和饥饿的数万名学生面对着人民大会堂，秩序井然的静坐着，根本无人理会，政府当局无动于衷。庄严、高大的人民大会堂好像是一蹲沉睡了多年未醒巨兽，对在它身旁成千上万的学生视而不见，静静地躺卧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大地上。
八时十分，学生们高举着“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的条幅打头，从人民大会堂前走过。接着是中国政法大学画的三公尺见方的胡耀邦同志遗像，上缘搭着黑纱。其后是书写着宪法的大牌子，上面写着：“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剥夺人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后面条幅，上面写着：“新闻要讲真话！！！”“不畏强暴！反官僚反暴力！”“为死者哀，再送耀邦一程，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游行示威肃穆、悲壮。
八时五十分，按照追悼大会的警卫措施，要对广场清场，因为人太多，已不可能了。政府当局命令武警部队从广场西端南北位一道警戒线，防止人群靠近人民大会堂。执勤武警战士列队从北向南跑去，前头刚到人民大会堂前，全被人群冲散了。拉线不成，武警战士们又赶快收拢，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设人墙，战士们一排排手挽手，足有十来层，紧贴着学生队伍前沿，背对着学生而坐。而三公尺之外，又有二、三千人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对着学生队伍而坐，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
十时许，闲置了多年的广场上的扩音器响了，追悼会开始了。国歌声震荡着整个广场，肃立在广场上的数万人跟着放音器同声唱了起来，场面十分悲壮。在这种气氛中，广场上的秩序井然。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内顺利进行，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竞没有广场上成千上万学生痛悼胡耀邦同志的一个镜头，报纸对学生的沉痛悼念、请愿活动只字未提。
在广场上的大学生提出追悼会后，灵车要绕场一周，让大家看看耀邦同志的遗容。这是十时四十五分时，学生们再次要求对话提出的。
十一时三十五分，学生代表向追悼大会的组委会又一次提出要求瞻仰遗容，并全面报导这次学生悼念活动。官方答复是：要求学生不要妨碍交通，并允诺可以送花圈。同时，传出李鹏总理同意在十一时四十五分出来接见学生代表，进行对话的消息。
十二时二十分，两位学生抬着花圈走上人民大会堂，结果被轰了出来。
十二时五十分，大学生们左等右等，不见李鹏出来，于是有三名学生代表含着泪水，走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将请愿书高举过头，屈下膝跪了下去。而站在台阶上的达官贵人们，对跪着的学生视而不见，不理不睬。这时，只见一位参加追悼会的老同志，抱住学生恸哭失声，好言劝退了下跪的学生。
追悼大会结束后，参加追悼会的大人先生们纷纷走出了人民大会堂。他们对示威的学生依然视而不见。不久，大批军警护送灵车从人民大会堂西侧驶去，不顾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的常规，抛弃了参加追悼会的众多学生，直接驶向西长安街。
学生们一听说胡耀邦的灵车已经走了，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呼唤耀邦的声音阵阵哽咽。轻轻地呼唤道：“耀邦同志，您为中华民族竭尽心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胆识、您的英魂，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李鹏终于没有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十万学生、百万市民的期望付之东流。群众被欺骗了，激愤的学生高呼：“李鹏总理，你在哪里？不见人民，别当总理！”“改革万岁！”“法制万岁！”“人民万岁！”口号声像海潮般的澎湃在天安门广场人的海洋上空，震动了这古老的北京城，唤醒了千万市民的觉醒。
下午二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长达十八小时的学生，抱着疲乏不堪的身子，有秩序地缓缓移动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痛哭，市民们流泪，悲愤之极。一致提出：首都高校全体学生罢课抗议。
晚上，电视的屏幕上实况重播十里长街泣送耀邦灵车的情景：西长安街汇集成送行人的海洋，灵车在人海里缓缓移动。早已等候在道路两旁的成千上万首都居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潮水般地扑向灵车，路越变越窄，人民的心与耀邦同志越贴越近。七天来，积郁在人们心头的话，轻轻地送进灵车……“灵车，请你开得慢一些，让耀邦同志再看一眼我们，看一眼首都人民。”“灵车，请你开得再慢一些，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心里话要告诉耀邦。”耀邦同志的家属深深理解人们悲痛的心情，从车窗内伸出一朵朵小白花，向人们挥动。
看到这一情景，我泪水在眼眶打转，悲痛不已。
一九八Ο年十二月十一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的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的小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悼念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追悼会，一个与众不同的悼念会。既不是冤杀无辜的原错判法院来主持，对林昭宣告无罪，也不是原来的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召集，宣布“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平反昭雪，而是死者生前的教师和同学们自己发起筹办的。有不少名人高官出席参加，有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现全国政协秘书长聂真、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有林昭的教师杨晦（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佰俊、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栖强。有林昭的同学林斤澜、倪竟雄、金易东、张玲、邓荫柯、王瑾希、张元勋、陆佛为、刘绍棠等八十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悼念筹备组收到上海、苏州、常州、无锡、南京、杭州、广州、梅县、长沙、兰州、哈尔滨、长春、成都、乌鲁木齐、太原、银川、盐池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三十余份。挽联和挽诗三十余副（首）。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上海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作家协会高晓声、陈椿年等都写出了挽联。
为什么默默无闻的林昭，会吸引那么多名人前来悼念呢？
一九五九年前后，上海市出现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地下刊物，上面刊登了很多针贬时弊的文章，对“大跃进”、“共产风”表示不满，对批判彭德怀更是深表反感。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也刊登在上面。这本地下刊物，就是林昭和她的朋友们编印的。这些愿作普鲁米修士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祖国和人民经受的灾难时，决心为人间偷盗天火、秘密结社、出版刊物。他们还讨论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并且写了书面意见，准备寄给各省市的领导参阅。可惜，他们尚未行动，就被捕了。
林昭出身在苏州，一九五四年，她以江苏省考分最高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此之前，她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过，还在常州民报作过记者。她曾经怀着最虔诚的理想投身革命，可是在社会生活中，她却看到了另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现实：信任换来了欺骗，真正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而青云直上。这一切都引起了她深深的思索。
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三年，“大鸣大放”开始了。林昭竭力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她还公然说出对“绝对权威”的怀疑，并且预言：“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
林昭在北大这个民主摇篮中觉醒但也从这里跌入了深渊——她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右派”的荆冠并没有使她屈服。她给妹妹彭令范写信：“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在悲愤之中，林昭向一切启蒙过她的人发出了责问。她写信给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终于，她从悲愤中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写道：“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的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深恶痛绝。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的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她又质问北京大学的领导：“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反右”运动结束后，林昭被送去“劳教”，后来又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她和朋友们编印《星火》，就是在回沪养病这段时期。
一九六Ο年十月，林昭被捕入狱，一九六一年初，她因病“保外候审”。虽然母亲苦苦劝她安分养恙，但她为了优国优民的理想，又执意去搞结社活动。同年十二月，她再度被捕。在监狱里，林昭坚决不认罪，她一次又一次地割开血管，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很多血诗。现仅抄录两段：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中，林昭终被枪决。当她接到判决书的时候，她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含冤而死的普鲁米修士灵魂终于得到了昭雪。
中国的普鲁米修士，安息吧！
9、北大教授的鸣放
1989年4月23日（星期日）
到昨天为止，首都高校的大字报已有一千多份。清华大学贴出了“李鹏辞职”的标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大学的标语提出：“悼念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万条不如砍掉四条。”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有的大字报还写道：“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特别是发生了“四.二Ο血案”，一股狂燥的情绪就这样在大学中点然起来。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大学生更多了，有许多学校自动罢课了。在大街上，有一些人到处散发和张贴署名“北京市工人联合会”的传单，声言工人群众坚决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围了很多人，有人在宣传讲演，有人在抄写挂在碑墙上的各种诗文。
北京市的二十一所高等院校的一些学生代表相互串联，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首都高校临时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它成为整个学潮的指挥中心，使得学潮向着统一纲领、统一口号、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方向发展。并提出“南下北上”的口号，发动全国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哈尔滨、上海等地的高等院样都有从北京去的大学生；天津、河北、安徽、上海等地的大学生也有的来到北京参加游行。北京各高等院校内，大字报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到处张贴着。有的大字报提出“我们不只是要罢课，我们要高唱凯歌，以实际行动联合工农，打倒暴政”。接着，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散发、张贴传单，扩大了事态的发展，波及到了中、小学校。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还贴出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
今天的情况和三十二年前的事有惊人相似之处。所不同的：那时的大学生要温和得多，活动一般都在学校内部进行。
那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多天以来，北京大学的党委会为了整风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参加的有党内外负责干部和具有“代表性”的教授一百余人。长久以来，闷声不响的老教授们，巍颤颤地走上台去，倾泄了几年来一直深藏在心底的话，数说委曲，提出看法。不少发言激烈火爆，指名道姓地不容情面，但更多的却是委委婉婉，转弯抹角地揭露和批评。惊蛰时分，未名湖的政治气候，已是春寒初敛、轻雷隐隐。人们的顾虑是少了，可是却不能说没有。“学校衙门化”这是王伯崖教授所说的话。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办公室，重重叠叠层次分明而权限交错不清的党委和行政的机构，一道一道繁复的公事手续，贴满在墙上的各种通告批示，“左一个什么长，右一个什么主任，闹哄哄地尽在公事圈里打转转”。官风压倒学风，一天到晚，数不清的行政或是党内的会议，尽是各种领导在发号施令，汇报请示或是传达报告，而听不到有经验的老教授和权威学者的声音。甚至“连百家争鸣的方针看来也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贯彻的”。领导上感到兴趣的是计划大纲、指标、工作量，而不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汤佩松教授问得好：“究竟是在办大学，还是在办机关、办工厂、办农场呢？”
“党群之间有座山”，许多党员不但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反持功骄傲，以特权阶级自居。”不仅是校外调来的老干部，常使人有“天下是老子拼命打出来”的感觉，就是新在学校里吸收的党员也是一入党门便身价百倍，自命不凡起来。党员遇事都占便宜；党员学生选课有优先权利；派留学生和留助教时，首先是问支部书记而不是请教他们受业的老师，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条件”而不是业务水平；党员教职员业务很差，凭着“政治”照样连升三级。
教授们谈，党内党外界线分明，什么事都是关起门来干。用朱光潜教授的话：“神秘得很，好象还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党员与群众，相互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接触也不能倾心置腹。好象只要一入党，便立刻变成为抽象的“党的化身”，失去了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共有的兴趣，甚至共同的语言。有人指出，有的被停止了党籍的人，群众关系却往往突然好转起来，实在是值得党员们深思的事。党员们跋扈越权，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非党员的有职无权。系主任常形同虚设，系里大权独揽的是系秘书，全都是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党员。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副校长就告诉大家，有个兼任党总支书记的系秘书，居然老气横秋地在系里一个会上引咎自责地说：“我没有把系里的工作给领导好，责任应由我负。”有位历史系的讲师甚至对做他学生的系秘书说：“你就是我的主人！”不讲别的，就连江副校长自己也承认，对马寅初校长的意见不够尊重。不只一个人指出，“每次会议上马老一讲完话，江副校长总是接着大事补充——其实应当就是修正，使得老校长的威信难以建立”。不少人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和学校里党政不分的领导分不开的。既然是党委领导行政，布置起工作来自然就使得党员系秘书撇开非党员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自顾自行其事，更别提那些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了。学校里有个地位摆得很高的校务委员会，可是毫不发生作用。冯权兰
教授说：“许多问题是已经决定了的拿到校务委员会上通过，大家也就不好发表什么意见。同时，校务委员会的人太多，不好讨论问题。校委会讨论从来不是应不应该做，而是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但尽管大家对此意见纷纷，有人提出：党委多半是不怎样熟谙教学业务的年轻人和校外来的老干部，对具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隔靴搔痒，不能切中要害。因而只好搬苏联教条作救兵，靠行政命令来硬行贯彻。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当真考虑一下“教授治校”呢？？难道受了八年社会主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能放手信任吗？
不少老教授对于历次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的偏差，提起来就有谈虎色变之感。有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运动中被自己孙儿一辈的学生批评得体无完肤，把他几十年研究的心血说得一文不值，至今回想起仍不免老泪纵横。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好思想，反倒引起了对立面的情绪。象传鹰教授就说，他一听到“思想改造”便有反感，总是要把这和劳动改造联系起来。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在好有坏，不能一概抹煞。他自己的思想主要是爱国，爱国从不后人，根本不必改造。
幕布挑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人为之眼花缭乱。党委一再宣布要继续揭露矛盾，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但教授们指出，出台唱花脸、黑头的只是些党外的人士，党员们基本上还是在按兵不动。凭心而论，北大由于传统的民主自由作风，教授们还是比较能说话的。台上看起来很火爆热闹，实际上人们仍多多少少有几分顾虑。惊蛰时分，冬眠冻僵了的肢体，在春天的太阳中还没有完全恢复原状。总的说来，人们开始动了起来，校园里一片生机。
10、谭天荣
1989年4月24日
（星期一）
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仍然很多，围着一堆堆的人群，听大学生的演讲。有的说“四.二Ο惨案”政府要负责，声言要抓凶首，以谢国人；有的提出要到中小学和工厂、农村去，发动群众举行全市大罢工；有的说要慰问被打伤的病员，要印宣传品反对腐败政府，举行募捐活动等等。时局的发展令人忧虑。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化悲痛为力量》，提出要以大局为重，把我们的爱国热情、民主热情、改革热情、建设热情，倾注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实际工作中去。
这篇评论员文章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由于二十二日以来，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上街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去新华门静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请愿，等待着政府的回答。但等来的却是漠然不理。人民政府既然听不见人民的呼声，国家未来栋梁的大学生真诚的请愿似乎是一场儿戏、毫无影响。忍饥受饿得不到理解，疲劳不堪，似乎无人知晓。大学生们终于醒悟到：政府不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政府似乎缺乏长者的爱戴之情，要想得到他们的关怀太难了。受苦的躯体、受损的自尊心慢慢地化为力量。大家意识到一点，只有团结起来，为真理而斗争。首都的高等学校联合决定：北京市所有的高等学校联合举行总罢课！抗议暴行，为真理请愿。并通电全国，不达目的，绝不复课。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的日记，林昭写道：
昨天晚上，谭天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校的广场上发表了令人神往的演说，并和一些同学展开辩论。今天这种方式便推广了。学生会设立了有扩音器的辩论台。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有的边拿着饭碗边听演说。演说者针锋相对、慷慨激昂、畅所欲言。听众多至千人，少则数十人。群众高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这里真正贯彻了。人们提出了多少值得党深思的问题啊！
在辩论会上，谭天荣发表了他的一些别开生面的见解。他说：……我曾痛苦的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我发现一八九五年以后，马克思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毛泽东的“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接着，谭天荣又说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诸如此类，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反殖民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二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之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在我看来，现在有三种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百万大军：
1、 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 那些象树叶一样被蹂躏的人们（无辜的被损害者）。
3、 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们。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为自己开辟道路，谁要是阻挠，就是毁灭，一丝一毫也不差的毁灭。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在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我们的愿望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它早晚会实现的。我们没有权利有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自由、理性、人权万岁！……
偏激到狂热程度的谭天荣使我发生了兴趣。我不能不震惊，面前也许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能独立思想，不墨守陈规，敢于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敢于触动权威；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果说世界上有天才的话，这或许就是天才的起点。是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科学向前推进一步以至一百步。教条主义者除了象学舌的鹦鹉那样，不问什么时候都重复着“八点钟、八点钟”以外，还能给人们什么呢？我满怀喜悦地注视着这位同学，他微黑的脸孔架着黑框眼镜，眼里射出桀傲不驯的光芒。
11、胡风不是反革命
1989年4月25日（星期二）
今天，北京的繁华地区和主要街道上，出现了许多大学生。他们打着校旗、举着横幅，汇集着一堆堆的人群，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征集募捐。
在东单路口，北京师范大学的五百余名学生在起劲地演讲，揭露武警打大学生的暴行，痛斥共产党腐败烂透了。便道上围观听讲的人越聚越多，把自行车道堵塞了。
在地坛公园西门外，五六十名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一边演讲，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白旗，呼喊着：“打倒官倒！”“打倒独裁！”的口号。
在北京火车站出口处，有十多名北方交通大学的学生，手里高悬着纸牌，上面写着：“为民请愿，请捐款！”进行募捐活动。
在和平街中心花园，邮电学院有五六十名学生，打着校旗，播放音乐和散发传单，向人群演讲、募捐。
在各条街口路旁的灯杆上贴着各种大、小字报和顺口溜。好奇的北京人围着看得津津有味。在地坛公署西门一Ο四路电车停车站牌上，贴着题目为《且看今日中国官老爷们》的小字报。吸引了一大群行路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天参加这些活动的有二十八所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全市一百五十多个地方进行了这类活动。
大学生们的这些活动，引起了政府部门的不安和重视，不得不同意了学生与政府对话的要求，派出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 、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负责人来与学生对话。因为通知得太急促，清华大学要求对话的学生没有准备，由于对谁当代表意见不一，争持不下，一时产生不出代表，故没有进行。
官方的“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今天发表公告，说它是依照《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经过各校学生代表大会按合法程序民主产生的，都经过正式注册，获得全国学联和本会的承认，是各校合法的学生组织。并指出近期在各校相继成立的“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学生自治会”等组织，违反全国学联章程，不经合法秩序，未得到政府批准，是非法组织。
称学生们自己发起、组织、成立起来的学生会为“非法”，不得不使人感到惊讶和无限悲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大陆上，法是有的，但是对付老百姓的，是形式上的存在，在许多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上，往往是“权”大于“法”，实行的不是“法制”，而是“人治”。也就是当权者说了算。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造成的千古冤案。
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林昭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的：
……昨晚十一点开全校党员大会，十二点才散会。据回到宿舍的某同学（党员）谈：会上，党委书记江隆基对当前整风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吸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这两天来，的确大鸣大放了。同学们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大字报的墙上贴出了胡奇弟同学为胡风鸣不平的大字报：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分子》
风啊！风啊！，
为何今才整？！
人啊，人啊！
为何还不醒？！
铁窗禁贤良，
天昏地也暗。
忠臣血洒地，
鬼神俱哭泣！
胡奇弟同学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就遭到一些正统先生们的谩骂和攻击，可又不敢公然亮出自己，署名“佚名”的人写了一张《为胡风鸣不平的不平》的大字报，偷偷地贴在胡奇弟大字报的旁边，其内容是：
听啊，听啊！
满耳“呼冤”声。
人啊，人啊！
为何不醒？！
“铁窗禁贤良”
——关得好！该关就关；
“天昏地也暗”
——说得对，不敢见天；
“忠臣血洒地”
——杀得好！以血还血；
“鬼神俱哭泣”
——痛哭吧！同“命”相怜！
事实上，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颂《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批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开始的。五月十八日
，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和“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从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两千一百余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审查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一九五六年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党员占三十二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这七十八人中，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有六十一人。
一九六五年，经中央批准，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一九六六年判处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十二年。庄涌另案处理。其余十三人，均免于起诉，给予撤职、降级，另行安置工作的处理。是党员的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九年加判胡风无期徒刑，收监关押。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底撤销胡风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胡风对一九六五年的判决不服，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向中央提出申诉，最后轻描淡写地宣布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了事了。把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此儿戏，也只有在共产党的中国大地上，才能找得到。而且这个冤案又是最最伟大的人物一手造成的。不信，请看看林默涵所写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刊登在“新文学史料”上）。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回顾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使我们对这一错案的来龙去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大约在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当时我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就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隔了一段时间，我偶然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其中有许多暗语，例如“两位马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作家们）、“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价”（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充满讥讽、憎恶的语言，例如：“因两位马挂在此，豪伸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按：指进步文艺界人士）里面”，“对于大师们（按：指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人们）的回敬，太斗鸡式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我积力太多的愤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榴弹的战法”，等等。我明白胡风信中这些话是指的什么和谁。老实说，当时看到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这么多党和非党作家们抱着这样仇视的态度。带着这样憎恶的感情，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文艺观点，但党组织是一直把他看作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看作一家人的，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背后会采取这样的态度。有人说：舒芜这批信，是我要他交出来的。这就怪了，我又没有特异功能，怎么知道舒芜会藏有这些“宝贝信”呢？
由于我与胡风有所接触，信中的有些暗语能够看懂，但还有很多看不懂，于是我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一个编者按语发表。《文艺报》排出样子后，送给周扬和我看。我们都觉得按语还可以，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毛主席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五月九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五月十一日
，毛主席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主席改写的按语，即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舒芜揭露材料的题目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按语说：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象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象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文艺报》原来的按语，现在已找不到了，但我记得它的内容和语气都要温和得多。毛主席写的按语，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的小集团，这是出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料的。但当时，我只是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低和政治敏感性差，我对按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其他同志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来本属于人民内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问题，就上升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按语经毛主席改写了之外，舒芜提供的材料并未因主席的按语而作任何改动。《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提供的材料完全是根据送给毛主席的《文艺报》的清样排的。有人说舒芜在主席为胡风问题定性后，根据要求将材料重新分类并写上小标题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五月十六日，公安部拘捕了胡风。拘捕前，人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通过了取消胡风人大代表资格的决议。
在拘捕胡风时，又从胡风家里搜出了一些同胡风接近的人们给胡风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中也有许多暗语，公安部门看不懂，他们要求中宣部派几个比较了解胡风情况的人来整理这些信件。参加整理信件的有我、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柏和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些同志。我们又整理出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在摘录、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反复核对原信，以免弄错了信的原意。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是从胡风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摘录下来的。这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毛主席修改的，有的是毛主席亲自加的。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全是毛主席写的。但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这是不合适的。我和周扬认为，这可能是主席不愿意提到涉及他本人的事，便由我们两人共同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
第三批材料公布时，“胡风反党集团”一律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12、“这是为什么？”
1989年4月26日（星期三）
有消息传来，对大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央已经开了会。邓小平讲了话，将大学生“闹事”定性为政治动乱，要镇压！
果不出所料，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励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号召党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大会上说：“不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他要求全市党员和人民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迅速制止这场动乱。他又说：“据了解，明天非法的学生组织将组织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活动，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要坚决按不经过批准不准上街游行的规定办。”北京市公安局今天也发出两项通告：凡举行游行示威的，必须依照《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申请。未经许可的游行示威，都是非法的，一律禁止。严禁聚集街头讲演、募捐、散发传单。
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依旧不少，有的看传单、小字报；有的抄记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上贴的诗句。突然，北京市公安局的防暴队来到天安门城楼，引起了人们的注视。不久，供游人观光开放的天安门城楼关闭了。一些来京旅游的打听其原因，根本不作理会。还是一位好心的人悄悄告诉要参观旅游人说，市公安局收到美联社的一条消息，称天安门城楼上有炸弹，还说天安门地区放有定时炸弹，要对城楼进行安全检查。结果，查来查去，根本没有那回事，尽管是一场虚惊，弄得广场上的人们人心惶惶。
面对着这严峻的形势，使人联想到三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中愤怒声讨一小批右派分子，说他们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进行挑战，还公然叫嚷要共产党“下台”。所以，向右派分子发动反击是理所当然。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标志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一短暂时期的终结，揭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撰写修改的，由他吹起了反右运动的号角。接着，人民日报在六月九日
、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七月一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以动员群众起来参加反右，推动了反右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在全国掀起了反右高潮，遭到打击和损害的达二百万人，其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五十多万人。
林昭在六月十日的日记记道：
……
彷徨、苦闷。
前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其用意不难理解，它说随着整风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提出要帮助党整风，必须先击退怪影。把一些敢说敢为的人说成是神经错乱，大喊大叫的“狂人”，是“疯子”和“魔鬼”。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不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叫喊根除三害，叫喊改革，是为着更美好更理想的明天。是的，我们国家确实比过去好多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的街头上再没有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在矿工的头上再没有把头的皮鞭施展淫威；在广阔的大地上再没有杨白劳的苦难，农民们在合作社的田野上自由地呼吸……。这都是铁有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制度不是最理想的。它年轻，它有伟大的生命力不正是它本身决定了它能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它的前途不就是千百万人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的，我们对现状是不满足的，不正是为迎接更大的胜利，党才发起了这场伟大的整风运动。我们向“三害”进攻，不正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党啊！您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对母亲不必要歌功颂德，母亲最爱听的是她的毛病。因为爱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对爬在母亲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为了母亲能更好地领我们前进，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让我们帮助母亲清除毒菌，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决不允许！可悲的事终于发生，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两天来的局势，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组织和号召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
……
回想过去，看看现在，不禁深深哀叹：大学生们将大难监头，真是在劫难逃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的正义要求，“清除腐败，打倒官倒”的游行示威活动定性为“动乱”。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党团员干部“迅速制止”。公安局发通告：“严禁！非法！”而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们根本不予理会，毫无畏惧，逆流而上，继续罢课。据统计，在北京四十多所高校的十六万名学生中，今天有六万余名大学生没有去上课。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今天又贴出了早已被政府有关部门宣布为反动组织的《中国民联》负责人胡平等“致中国大学生们的公开信”。事态的发展，令人担忧。“善良的同学们，我衷心地钦佩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呵！”
执政四十年了的共产党，如果老是以为是盛气凌人，漠视群众的呼声，盲目地想相信自己的权力和武力，脱离了人民，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重演闯王进京的悲剧。从当前大家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如果不惩治腐败，打倒官倒，难道我们不正是沿着历史上无数可悲的轨辙前进吗？我睡不着，睁着眼。窗外风声飒飒，我仿佛又听到了大学生们游行呼喊的口号声。我思索着：为什么会这样？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怎样重新呼吸着人民的一切，她将沿着怎样的道路前进？改革、开放是非常必要的。但腐败、官倒不治理也是不行的。应当让大家把意见说出来，就是有些尖锐、愤懑和偏激，也是好事，何必要把别人硬说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呢？把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说成是“动乱”呢？
看来，历史的悲剧将要重演。我心中一片悲凉……。
13、思想有如春水
1989年4月27日（星期四）
今天，，北京市七十八所高等院校，有三十八所高校的三万多名学生打着校旗、高举横幅、喊着口号走出校门，上街示威游行。北京市千万人民将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是北京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最壮观、最守秩序、最激动人心的学生大游行。
昨天，市政府发言人就发表谈话，说最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推进民主“和平请愿”的旗帜，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在一部分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加严惩的事端，他们鼓动学生罢课，并扬言要在二十七日再次搞示威游行，都是非法的、不允许的。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坚决制止。
民心不可欺，大学生们根本不予理睬。今天早晨八点钟，一些高校的学生们开始在校园里聚集准备上街。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教师受命前来对学生进行了劝阻，但均未能奏效。学生们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呼喊着口号：“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消除腐败，打倒官倒！”从他们各自的校园，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街头，涌向首都的心赃——天安门。同一时间，首都的军警也紧急行动起来，在通往天安门的各交通大道和场所，都被重兵封锁起来了，似乎这里将会有一场血战。
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在前进！军警的队伍也在行动。八点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已经军警林立，成了一片绿色的世界。十点钟，在新街口、豁口至德胜门的立交桥，北京化工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的数百名学生，避开军警的封锁，沿着二环路孤军游行前进。十点三十分，新街口至西直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高校有五、六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对他们的封锁走出蒋门，上了街头，在新街口受阻转向西，沿二环路向西直门进发。十二点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西直门，又遭到了军警对恃、静坐，近万名群众围观。人民同情、支持学生，自动让出人行便道，并将快行道上的警察团团围住，协助学生的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民主之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终于使军警苦心经营的西直门防线被突破。学生的游行队伍冲过了西直门封锁线，继续向东挺进。在北京市西部的院校上万名学生在官园汇合，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二点三十分，他们连续突破警察的多道封锁线，冲过复兴门，沿西长安街向东挺进。
下午三点，近千名警察在通往天安门的六部口设下了最后一道防线，竭尽全力，拼命阻挡西部来的学生游行大军。在这紧要关头，事先零散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近千名学生，立即自觉地组成一支队伍，从天安门向西直插警察人墙的背后，同时，沿途的人民群众用身躯和自行车阻挡事先隐蔽在各条胡同内的大批军警冲出，掩护了游行的学生。在东西两路大军的前后夹击下，冲跨了军警的封锁人墙，打通了通向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从下午三点到七点三十分，将近四十所院校的数万名学生，在近百万市民的拥戴下，有秩序地通过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举行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游行，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鼓励和支持。傍晚，示威游行的学生才逐渐散去。
据悉，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这次游行未经批准，是非法的。
面对学生们不顾政府的三令五申、冲破军警的封锁和阻挠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使人不得不佩服当代大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高贵热情，做出了当年我们想干而没有干的英勇行动。但是，统治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从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开始的。《人民日报》正是在这一天发表了党中央关于进行整风的指示。整个整风活动基本上是以鸣放和讨论的形式进行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特地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次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一些无党无派的著名人士参加。紧接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不同层次的讨论会，与会人员也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和见解。
就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名人对共产党进行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的批评的时候，年轻一代却欣起了帮助党整风、消除“三害”的浪潮。具有“五四”运动革命传统、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领导过几次学生运动的北京大学，这一次又一马当先，充分地“鸣放”起来了。正如林昭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所记的：
……辩论会、讲演会继续在开。刊物如雨后春笋，有大字墙报《广场》、《自由论坛》；油印小报有《五月》、《观察家》、《红楼报》、《除三害》、《春雷》、《助整风》、《争鸣》、《百花坛》。这些都是同学们自己凑资出版的同仁刊物。突破教条主义框子，思想有如春水，饱含生气。喧嚷着、汹涌着，在一切领域内漫延起来，而且在一点上汇流——探索党内三个主义的根源，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人高呼：“不要党天下，不要专政，要民主、自由、思想解放，要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不仅表达了同学们自己的生活抱负和沮丧心情，还道出了整个中国大学生们的生活目标和痛苦心情。成百上千张大字报和讽刺党员干部的漫画贴满了饭堂、宿舍、食堂和教室的墙壁。还举行了好几百次公开集会来批评党的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使同学们感到不安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共产党领导，而是党对教育机构的管理，党的干部的傲慢态度和特权享受，重视“红”而忽视“才”，盲目吹捧苏联和反对学习西方，事无巨细都照搬苏联那一套，以及在胡风事件问题上做得过火。
同学们的强烈不满情绪，踊跃“鸣放”、大胆开展批语使整风运动到了五月最后几天和六月的第一周即达到了高潮。可是，好景不长。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吹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号角。党的报刊连篇累牍刊载文章，劝说人民全力以赴参加反右运动。有消息传来：六月十二日
、十三日，湖北省汉阳县的上千名学生走上了街头游行示威，他们举行了罢课，张贴了许许多多大标语。上面写着：“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毛泽东要下台了”、“打倒县委会”、“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等等。全国其他地方也发表过类似的事件，但这些消息一直被控制、封锁，没有报导。直到八月五日，新华社才公布了这个消息，声称是“骚乱”、“暴动”，指责游行示威的学生捣毁了县党委的办公大楼和县政府所在地，毒打共产党的干部，是反革命行动。
１４、历史不会忘记
1989年4月28日（星期五）
从上海市传来《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没收的消息，今天得到了证实。据新华社的报导：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停止钦本立的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派驻整顿领导小组。其原因是：该报的第四三九期报纸上全面报导了《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于四月十九日在北京联合召开“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谈会”的内容，有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严家其说邓小平同志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指出共产党要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谈的是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分析了历届党的总书记的命运。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更迭。座谈会上，许多知名人士都相继发言，说明胡耀邦同志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的辞职是党的历史上一大悲剧。要求重新对耀邦同志作出公正评价。对“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异议，说“反自由化运动”是不得人心的。要为在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等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得知这一情况，亲自找钦本立谈话，要求删掉这些内容，重排改版。而钦本立拒绝了，在与市委领导的周旋时间内，十六万多份报纸已经全部印好，并有几百份提前抢送发出去，有的已送往北京了。
钦本立的一意孤行，得到的是“停职”、“整顿”。中共上海市委指责《世界经济导报》是打着所谓“新闻自由”、“敢说真话”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利用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积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向党中央发难。顽固坚持要发行第四三九期报纸，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是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是在中国煽动和支持动乱的大合唱中一个刺耳的喇叭。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使人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这一段——对上海文汇报的批判。它们竟是那么微妙地相似和契合，令人感叹。
历史不会忘记：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反右的号角后不久，在六月十四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跨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文汇报的罪状是：大量地报导了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地刊发了反动的言论；大量采用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报纸，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
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动员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右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在新闻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反右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缴械投降，俯首认罪，纷纷自我检讨，承认自己的“反党”罪行。还有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作家、学者都摆脱不了“右派”的厄运。最后运动深入开展到基层，一些小县的中学老师和无关人员也都遭批斗戴上了“右派”桂冠。善良无辜的大学生，更是在劫难逃。毛泽东搞运动的一贯手法——打击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又一次运用到反右运动上来。层层分配打击任务数字。中国人民大学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在教职员和学生中划了二百多名右派分子，因上级分配的任务数字是四百名，故在一九五八年初，又补充划了一百多右，共计三百七十六名。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愿一九五七年那种令人悲叹、可笑的事不再发生。尽管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但也难说。林昭式的悲剧能重演吗？
１５、对话，好的开端
1989年4月29日（星期六）
今天下午，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了部分大学生与政府官员的座谈、对话的实况。
这次对话是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组织的，邀请了北京市十六所高等院校四十五名学生。政府方面有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对话一开始，这位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当过二十多年记者的袁木，首先就学生游行一事发表谈话。他说：“我来之前，李鹏同志还特别让我转告同学们，人民日报社论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非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的。广大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推动民主进程，振兴中华，深入改革，惩治贪污、克服腐败，这些希望同政府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
在对话中，大家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导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官倒”的问题，学生们一直称“腐败是动乱的根源”。学生说，游行时，学生队伍中有一条标语叫“官倒、官倒，不打不倒”。而且，官倒问题许多涉及干部子女问题；中央是风声大、雨点小。希望落实到实处。
关于“学潮”的看法，有学生问中央对待此次学潮的态度？如何评价北京十几万学生参加的这场学生运动？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学生指出，“四．二一”和“四．二七”两次学生游行，受到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的欢迎，有的把钱、食物扔给大学生，有的喊“大学生万岁！”，说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民心所向。
关于“关系图”，学生说党风不正有目共睹。腐败现象严重。根据有人画的“关系图”，一些干部子弟借裙带关系获得高级职务。请问怎样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新闻要讲真话，学生说：报纸、电台不仅是党的喉舌，还要是人民的喉舌。这次事件一直没有全面报导。报纸、电台封锁新闻消息，也是引起这次学潮进一步高涨的原因之一。我们要求对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予以报导，公之天下，公正评价。要纠正失实的报导，全面、真实、及时性地新闻报导，是民主建设的基本条件。
关于“事实真相”，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在四月二十日学生游行和静坐过程中，有警察殴打学生，同学们要求政府拿出录像带，在各个学校播放当天晚上的全部录像，向大家澄清“四．二Ο”事件的真相。
关于对耀邦同志的评价，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学生说：既然胡耀邦同志对国家的改革和民主进程作出了那么重大的贡献，中央在评价中又没有说明任何问题，那么党的总书记说下就下，我要问：党内的民主生活正常吗？
关于这次对话的本身，学生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位学生首先声明，他是以个人身份来的，今天来的学生不能代表全体学生。学生代表应该以普选的方法产生，建议首都高校以普选的方法，选出代表来跟政府对话。有一位北京航空航天学院的学生站起来声明说，学生们要求党和政府领导人对话，而今天来对话的并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因此表示抗议，并立即退出了会场。当一位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政府应同“北京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对话时，袁木、何东昌强硬表示：我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
对话进行了三个小时。对于进行这样一场对话，人们各有评价。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进步，可喜的一步。这样的对话在十年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对话的本身就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步。林昭如果能活到今天，看到她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和全北京市的高校同学，为争取民主、自由取得对话的胜利，她会是何等的高兴啊！
青少年，是一个人生活起步的年代。而林昭的青少年生活，象梦、象云、象诗，只有从她的青少年同学那里去追寻那已消逝的岁月。她的一个同学回忆说：
……一九四六年，林昭在萃英中学（现在的苏州市第五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她的身体是瘦弱的，面色微带些苍白，给人的印象是善良而温和的。然而，她的眼睛中总是有一股执着地追求真理的神情。她从不肯随波逐流，喜欢追根究底。她的舅舅是革命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林昭这种追求真理的顽强和执着的精神，正是受了她舅舅的很深的影响。
林昭对社会活动，是极为热心的。不论是班级里或是全校有什么活动，她都积极参加。从不拒绝那怕是具体而锁碎的事务工作，总是热情而且勤奋。我在文心图书馆地下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和杨教授、张文英等同志一起在闾门外组织了“大地图书馆”，作为团结这一带青年、传播进步文化的场所，林昭就是一个热心的参加者。在这种场合，她的性格就只有热情、积极这一面，往往不能从她的眼睛中再看见她的执着、顽强的神情。
解放以后，她到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去学习，以后又分配到常州民报去工作。庄子说过：于其象鱼那样在干涸的水沟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大海”！五十年代初期的祖国，真是朝气蓬勃，每个青年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如同鱼游大海，忘情地工作着。林昭更是如此。
16、年轻人天真无邪
1989年4月30日（星期日）
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在北京千万个家庭和学校学生的宿舍里，人们打开电视或收音机，收看、收听袁木、何东昌等政府官方同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座谈、对话的实况。
一时间，这次对话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由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对这次对话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客观的报导，有助于广大群众了解事情的过程与真相，了解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了解学生们的真实想法。总之，这是一次成功的对话，是推进社会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当然，在有些问题上也还存在某些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有部分同学对这次对话不太满意，觉得“不过瘾”。他们认为，对话会上应该让学生多说点话，多提些问题，多讲述自己的观点。
今天下午，北京市的党政官员李锡铭、陈希同等又一次同北京市所属的十六所大专院校的二十九名大学生，面对面地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北京市电视台转播了对话实况。
对话会上，北京大学分校生物系学生刘立军发言，他认为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歪曲了这次学生游行的本意。他说：“如果市领导刚才表达的动乱不是指学生的意思，如果昨天袁木所传达李鹏的话在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表达清楚的话，那么二十七日的游行规模会那么大吗？会引起那么多不必要的麻烦吗？”市长陈希同说：“说得对，我觉得这位同学说得对！我们确实一是辟谣晚了，二是对话搞晚了一些。向你们作检讨。”刘立军又说道：“市委是否考虑过使用‘动乱’这个词的副作用？这次学生运动与‘文革’动乱相比，从发生到组织形式、内容都截然不同。这次学生提出要新闻自由。如果平常同学们的正常意见能有渠道传上去的话，是否还会有今天的对话？现在是有意见平时没处表达，到时候就会出大事。各级领导是否了解同学们的情绪？我们说几个人腐败，不能说整个党不好，几个警察违纪打了人，不能说整个公安队伍不好，所以，也不能因个别大学生存在的消极方面，就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我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这种优秀的爱国青年，放弃了这些爱国青年，就等于放弃了这个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话会上，市长陈希同否定了“学生制造动乱”的说法。自称二十日凌晨在新华门前执行公务的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也说道：“应该把同学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区别开来。”他同时也主张：“把同学们与动乱区别开来。”总的说来，这是一次坦诚的交谈。
年轻人是天真无邪、热情奔放的。看了电视的实况转播，这群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与林昭的纯真、坚强何其相似。
一九四九年在无锡惠泉山麓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里，我们相识了林昭。那时她的名字叫彭令昭。虽说她是同学中年龄较小的一个，但她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篇幅短小的新专纪念册上，就选录了她三篇文章，赢得了新专女才子之称。她天真善良，热情奔放、心地纯洁，对待同学以诚相见，不少同学亲呢地唤她为小妹妹。
一九五二年桂花飘香的季节，林昭被分配到常州工作三年多，其中将近两年时间是在《常州民报》度过的。她爱读书，勤工作，喜写诗歌和通讯。她担任副刊编辑，精心编辑来稿，积极撰写诗文。她在报上发表的诗、通讯有四五十篇之多。林昭身材很瘦弱，形态象个小女孩，可她待人处事又是那么能干老练。她嘴角常常带着咪笑，短小的发辫上结扎着两朵白花，身穿花格布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轻声细步地踱来走去，那形象宛似惹人喜爱的“小花猫”，因而报社的人都亲热地叫她“小猫咪”。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中总是伴随着咪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她的同事同她开玩笑：“小猫咪，今天吃到鱼没有？”“小猫咪，逮到老鼠了吧！“说完，彼此哈哈一笑。笑声里洋溢着信任，寄托着希望。
谁能想到，当初很有希望的“女才子”，讨人喜欢的“小花猫”，会在十几年后受到“史无前例”令人心寒的悲惨遭遇！
（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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