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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遵信在王丹组织的北大民主沙龙发表演讲（1989年） |
17、瞪着眼睛说瞎话
1989年5月1日（星期一）
今天是五月国际劳动节。
大概经过前两日的对话、座谈，大学生们今天似乎平静下来了，没有什么动静。
天安门广场阳光高照，春意融融。天安门城楼上宫灯高悬，彩旗飘扬，游人如织，一派节日景象。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免费开放，游人很多，男的女的，红的绿的，欢声笑语、喜气洋洋。这是半个多月来第一次再现的太平景象。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欢度国际劳动节。十多公尺高的孙中山先生巨幅画象，又矗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遥遥相对。举目望望毛泽东，转过头看看孙中山，令人颇为不解：为什么今天没有见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呢？按照过去的惯例，每逢“五一”和“十一”（国庆节），马、恩、列、斯的画像照例要摆在广场的两侧。今年没有了，令人迷惑不解。
孙中山先生巨幅画像似乎成了一个难得的景点，吸引许多游人照相留影。新大北照相馆特地开设了以孙中山画像作背景的照相业务，不到半天，就照了十多个柯达胶卷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扛着摄像机匆匆赶来，把镜头对着孙中山先生和画像下的人们。早些时候有的报纸披露：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在节日摆斯大林画像。今年的五一节，全世界摆出斯大林画像的国家，也许只剩下一个了。当年斯大林在没有头脑的人的“乌啦”声中，岂不是神气十足，奉承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在苏联有多少由于反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见解而被当做反革命砍去头，（“胜利者代表大会”参加者在会后两年之间被砍去了一半，选出的中央委员百分之七十被杀了头）。“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革命”，今天看来已是可笑的，但在当年却奉为天书，谁敢说个不了。只有高喊“万岁”的人才能得以生存和实惠。郭沫若是靠喊万岁起家的，人们的顺口溜：郭老不老，劲头不小，一鼓气放出“万岁之连珠炮”。他还喊过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万万岁……。斯大林没有万岁，最后还是死了，但郭老却得到了一个可耻的奖金了。
法西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封住人们的嘴，停住人们的笔，但永远不能停住人们的记忆。
……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辩论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曾谈到苏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国共产党否认有这个报告，说是美国国务院的造谣。林昭有独特的见解，她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真有其事，美国的情报人员用重金购得，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文公布了。她们大学（反映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同学全文翻译，用大字誊写出来贴在学校的校园里。中国共产党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说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这多么笨，真是撒下弥天大谎。”
林昭又说：我过去对斯大林的印象很好，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批判，我还很生气。但到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君。“基洛夫被刺死和斯大林有关，他又利用这事件进行红色恐怖，制造列宁格勒事件杀党政军领导人”。斯大林在自己的后半生中大搞个人崇拜，一个人说了算，独断独行，将肃反问题无限扩大化。我们国家也是肃反扩大化，杀了七十七万人，其中至少有七十二万人是冤枉的。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中国也在搞个人崇拜，臧克家说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伟大的诗人。奉承为伟大的诗人，多肉麻！又有人说毛泽东是书法家，说他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总之，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主义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林昭的这些看法，过了三十二年的今天看来，不由言中了。中国不仅仅是个封建的社会主义，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是一个法西斯封建社会主义。尽管近十年来改革、开放，但仍然缺乏法制，而是人治。在单位是首长一个人说了算。在全国，是邓大人说了算。社会生活的现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18、请愿书和给党中央的信
1989年5月2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首都高等学校数十名学生向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他们给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
《请愿书》共有十二条，全文如下：
在“四.二七”游行之后，政府通过新闻媒介表达了愿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为促成尽快达成实质性的对话，我们作为大家推选的代表，代表北京市高校广大同学，向政府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关于对话的要求如下：
1、对话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2、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引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绝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绝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3、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同学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团。在代表团内部经充分讨论磋商后，从中推举出若干名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4、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县长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决策权利的人员。
5、对话必须允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拒绝或阻拦。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6、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三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十至十五分钟之内，允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7、对话过程中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导，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均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8、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9、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10、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11、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12、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告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1、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时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具体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2、如果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时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五月四日
继续游行请愿的权利。
3、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五月四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4、此请愿书将抄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看到大学生们的《请愿书》，使我想起了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象他们于样，有着不可抑制的青春热情。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开始的时候，看到一些卫道者打击、压制群众的大鸣大放，就愤愤不平，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结果成了罪状。现原文抄录下来，也是一段历史记录：
给党中央的信
党中央办公厅 转
毛泽东同志：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两天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今天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党不是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党是在整学生的思想。
校内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是五月二十七日开始的，到今天才是第四天。从整风开始的第一天起，同学们就表现了极高的热情，每天深夜十二点钟，还可以看到许多同学在写大字报，揭发党的缺点。可是，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遭受到了来自党内的巨大压力。
在学生参加整风运动以前，学生党员并没有很好的、有组织地学习党的整风指示。党委也没有教育党员怎样参加整风。（当然，一般性的号召鸣放的会议是参加过的）。不仅这样，在整风开始的前一天，当校内接到“北京大学同学可能来人民大学活动”的消息时，校党委竟错误地布置：“如果北大同学要不讲理，散布反动思想，可以把他们轰回去。”在这以前聂真副校长也在大会上宣称：“北京大学整风搞乱了，出了偏差，各种反动口号都出来了。”等等，对北京大学整风方式，完全否定。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是很多党员在整风到来时，缺乏思想准备，不仅不倾听群众意见，鼓励群众消除顾虑，大胆鸣放。一般地却是考虑备战状态，严阵以待，一心一意去除“毒草”。
校内到处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人贴了一张广告预告某日某时将在某室举行演讲，题目是：“党的危机”。还刊出了简要提示。可是讲演没有作，不少党员（也有非党员）已经在那广告普遍边贴满了驳斥的文章，大喊“党没有危机”。不少党员看到不合心意的大字报，脸立刻青了起来，在群众中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冷潮热讽、呕呕不绝。
在这样的空气中，同学们的顾虑不是日益消除，而是日益增加了。人们只能对校里鸡毛蒜皮的事情发表意见。至于严惩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问题，就很少有人敢说了。
不过，校中也有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勇敢的人。法律系的林希翎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揭露了党和政府工作中不少比较严重的缺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的意见中，有不少正确的东西，也有极多看来是不正确的论点。但不管怎样，她那种大胆揭发、独立思考的精神，正是整风中特别要提倡的。坚决支持林希翎，就能启发同学们进一步打消顾虑，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然而，我们的校党委却不这样做，而是接受了一部分同学的意见，让学生举行了一二千人参加的辩论会，辩论林希翎的思想。
实际上，这怎么能算辩论会？！林希翎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她又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看问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而她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接触的问题、涉及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要驳斥她，当然有很多可以驳斥的地方。我们就这样在一、二千人的大会上，一字一句地去驳斥这一非党非团的姑娘。并且很大一部分驳斥者还常常歪曲林希翎的原来精神、断章取义的批驳。于是，辩论会基本上成了斗争林希翎思想的斗争大会。这个会开了两天，其后果是给许多想鸣放的同学的心头笼上了暗影。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整个情况。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建议中央立刻派出检查组，检查高等学校中的整风情况。在我们人民大学，在很多党员中，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仍占着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不改变，整风运动无法开展。
19、喋血的记忆
1989年5月3日（星期三）
今天首都三千多名各族各界青年和中央领导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会上，赵紫阳总书记作了长篇讲话。他说：“建设和改革、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是：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是：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
与此同时，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昨天北京学生提交的请愿书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昨天，一些高校学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部门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有关与政府对话的问题，并要求今天中午以前作出答复，请问政府将如何答复。
袁木说，昨天下午三时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负责人在国务院信访接待站接受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表示欢迎与政府对话，这一立场与政府立场是一致的。我上次与学生对话时，就说过政府愿意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通过不同渠道与各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对话。这种对话是为了沟通思想、增进理解、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同对手的谈判。昨天部分学生的“请愿书”中对对话提出了一系列的先决条件，而我早就说过，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说，部分学生在“请愿书”中共提出十二条，核心的问题是三条，第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提出决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所谓“北京市记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举出来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加强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他说，“请愿书”中核心的第二点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不会同意的。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说法是否合情合理。他说，第三，“请愿书”不仅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否则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有威协性的。
袁木指出，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
袁木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时说：学生后面有极少数人在出主意，这些少数人主要不是学生，但也不排除极个别的学生。他说，我们已经宣布，如果不触犯刑律，学生的过激的言论和行动都不予追究；如果触犯刑律，将按刑律追究。他再次代表政府重申，对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将加以保护、爱护，并表示充分理解。
“美国之音”的记者问：你们指的背后的少数人，是否可以点出名字来。
袁木回答说，有大量事实表明，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发生的事情，包括罢课、游行，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出谋划策。举例说，被中国政府宣布为反动组织、现在美国的“中国民联”的一些成员，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导说，方励之主张外国应以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如不改变，应抽走资金，对此如何评价。
袁木回答说：“我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报导，方先生的这种主张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想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任何一个真心诚意地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公民，任何一位真正希望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富强起来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袁木还说，“方励之一向打着主张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旗号，如果这一报道属实的话，这是否使人感到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呢？在中国正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某种程度的动乱以及国家经济出现某些暂时的困难时，方励之提出这种主张，用心是什么？他在动乱中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自己的言论和将来的事实是会作出结论的。”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为什么极少数人可以挑动上万学生游行，背后是否有什么社会原因？
袁木说，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挑起动乱，的确存在着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背景是复杂的。
袁木说，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失误。如现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贪污腐败现象，少数人利用群众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挑动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复杂的。社会上还有极少数一直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人。有的人就是要反对国家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国的各种规章程序；有的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有的人想在一场动乱中达到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不可能达到目的。据我所知，有些人已在高等院校进行了几年的思想灌输，进行了种种非法的组织串联活动，希望这些人不要以为政府很天真，不了解情况。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说，大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是好的，是善良的。但是他们背后确实有人在挑动他们。这些挑动的人现在有一个公开的纲领性口号，就是要求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就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提出的七条要求、九条要求，包括外地的、共同点都在这里。”
香港英文《虎报》记者问：政府是否会根据法律对学生幕后的人采取行动？
袁木回答说，对于最近动乱中直接进行打、砸、抢、烧的违法分子，政府已经采取了随时发现随时拘捕的措施，在西安、长沙已先后拘捕了一些人。但对于极少数和没有露面藏得很深出主意的人，在目前鱼龙混杂、难于把他们与广大学生分开的形势下，政府还不准备采取措施，现在采取拘捕等行动显然是愚蠢的。
袁木、何东昌等在高考招待会上的答问，批驳了学生的请愿书，称此次学潮背后有极少数人出谋划策、煽惑鼓动。袁木、何东昌的出言不逊，更加激起了大学生们的愤慨，一致决定：明天将继续举行更盛大的游行，表示抗义！
中国就是这样：四十年了，但“左”的幽灵总是时隐时现，徘徊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游行示威自由本来早已写入宪法的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然而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闹事和动乱。这样一来，就把民主自由同安定团结对立起来。一九五七年那场货真价实的“反右运动”，恰恰不是实行民主自由，而是封建主义复辟，实行法西期独裁专制的结果。用高压的手段镇压了一大批争取民主而心底善良的知识分子。现在，学生一上街就被说成动乱，就要追后台、抓黑手，说什么要警惕你们背后长胡子的人。现在“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语句又出现了。难道一旦当了领导人就有免遭人们批评的特权了吗？学生们呼喊了一点点尖锐的口号，也成了违法行为。这一切令人感到十分不安和莫大的悲哀！
在那十年浩劫中，现代造神运动，象一场拔地而起的龙卷风，不知破坏了多少温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仅仅由于对毛泽东、林彪、江青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二十四万九千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一代迷信挑战的人们，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们所知。林昭也和张志新一样，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她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加判“死刑”，立即执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中国、在林彪、江青天的法西斯的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子弹费，这不能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20、“七十年了……”
1989年5月4日（星期四）
今天的北京城，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持续了二十天的社会震荡也到了高潮。亚洲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多元的色彩纷呈的世界。
上午，军警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实行戒严和交通管制。广场正中，万名新团员在没有闲杂人等的空旷的纪念碑前宣誓入团；北面，劳动人民文化宫彩旗招展，数万青年人涌进去联欢；西面，来自四十七个成员国和地区的高级官员、金融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亚洲第二十二届年会，台湾的要员郭婉容女士第一次踏上人民大会堂台阶。就在亚行代表刚离开杨尚昆的宴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四十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潮水般涌进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游行队伍打出了这样的横幅——“七十年了……”
尽管在前一天，政府发言人已向中外记者表示“不希望再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北京公安局昨天发出通告：五月四日早七时至晚六时，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但是，学生们还是来了，显然未予理会政府发言人的规劝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尽管政府当局从清晨就出动了大批军警，试图阻拦这次游行示威，没有奏效。
早上八时许，四十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走出校门，分东西两路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是学生们继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以来的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的学生也不同于前两次，少了许多悲壮的色彩，显得更加从容和自信。游行队伍组织严密、秩序井然。每个学校都有佩戴袖章的学生纠察队，手拉手地护卫着游行的方阵队伍。学生们呼喊着“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政治体制非改不可”、“打倒官倒、清除腐败”、“深化改革”和“对话要有诚意”等口号，徐徐前进。
下午二时左右，参加游行队伍的高校增加到七十多所，汗流浃背的游行队伍分三路到达天安门广场。学生们涌进广场，情绪激昂，唱着国歌，高举着“弘扬五四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科学、民主、法制”、“今天又五四”的大幅标语。在游行队伍中，还有复旦大学、深圳大学、吉林大学、山西财经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远道而来的学生。
数百名受职业良心驱遣的新闻记者队伍走来，使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次高潮。据悉：他们最初是在民族饭店前“集体围观”学生游行，站了两个多小时，年轻的记者终于忍不住，打起“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横幅，跟着学生开步走来。他们喊的口号是：“新闻要说真话。”“我们想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我们愧对人民。”“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新闻要客观公正。”“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等等。
下午三时十分，“首都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学生领袖在广场宣读了他们的《五四宣言》。宣言中说：“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宣言最后宣布：“自五月五日全体学校复课，并将继续要求真正的对话。”这是首都高校学生在连续罢课九天之后的表示：他们将于明天复课。
下午四时左右，集会结束。游行队伍有秩序地缓缓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学生拖着疲惫的步子踏上了归途。参加这次游行集会除本市的学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长沙、南京、西安等地的一些高校的学生。游行队伍从始至终都是在众多的市民群众拥戴下行进。北京市的人民都积极支持学生们的示威游行，说这是“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今天的壮举是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举动。人们认为：清除腐败，打倒官倒是符合民意的。
另外，有消息传来：今天发生游行的城市有上海、武汉、长沙、杭州、南京、西安、太原、成都、重庆、兰州、西宁等。其中上海、西安、武汉参加游行的学生达万人以上，其他城市游行的规模在千余人至数千人之间。一些城市的学生游行，向当地政府机关提出了具体的请愿要求。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的晚上，林昭与一个朋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踏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在微弱的路灯映照下，在基座浮雕的八块巨大汉白玉浮雕中，他们找到了“五四”运动的地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在前，“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紧接在后。林昭感到每一幅浮雕都凝聚着先烈们的鲜血。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可悲的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将一场全民帮助整风运动变成了一切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林昭感叹地说：“我们是好心提意见，想帮助党改掉缺点，促进更快的进步。其实，按社会分工，那主要不是我们学生的事，我们没有直接的、功利的目的。我们追求更高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民主与科学。”林昭指着“五四运动”的浮雕说道：“我绝不悔恨把我打成右派，这不过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证明：今天的事业将比过去更加伟大；今天的任务比昨天更加艰巨。我们要把千百年来人类的理想，百十年来先烈们的梦，实现在中国的泥土上。让我们学习前人英雄的榜样，进！进！进！”。
三十个“五四”过去了，在集权政治下的青年学生们觉醒了，今天大学生们爆发的巨大的爱国热情充分证明了：希望在于青年。人们也切实的感觉到：社会在向新的秩序跃进。不管有多少曲折、险阻，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历史在考验人们……林昭终生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科学的曙光已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了。
21、阵痛后的昏迷
1989年5月5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赵紫阳向亚行的代表们充满自信地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前途持乐观态度。”
赵紫阳的讲话在大学校园又激起新的兴奋点。昨天晚上十时左右，北京大学三角地前，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在注意聆听这“使人耳目一新”（北大一学生语）的声音。赵紫阳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再三指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最需要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需要广泛进行协商对话，增进理解。”赵紫阳的这个讲话获得了高校学生和市民们的欢迎。
首都高校师生们认为，这个讲话真实、客观、公正；让人容易接受，说赵紫阳的讲话找到了党和政府与学生的共同点。一是真实，讲话中指出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讲出了大家的真实心态；二是客观，讲话中指出少数人会利用学生，而不是说已操纵了学生，比较符合实际；三是公正，对学生的爱国热情作了肯定，解除了大家的疑虑，表明了党和政府的诚意。
是的，赵紫阳的讲话是比较客观、温和，很有说服力，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赵紫阳说，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同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反映了同学们的真实思想。同学们对改革是满意的；对贪污、腐败现象是不满意的，而且很不满意。赵紫阳在讲话中说：“他们绝对不是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这句话说得非常客观。学生们游行的基本口号就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推进民主”。绝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反对的是共产党中的腐败、官僚、专制。赵紫阳说道：“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这八个字讲得比较客观。我认为这句话既是对学生说的，又是对政府说的。我们绝对不要把矛盾激化，学生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的一些同学，对赵紫阳提出运用民主法制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没有片面强调安定团结，对不是指责学生，而是坦率地承认政府的失误表示赞同和敬佩。对所谓学生会被人利用的问题表现出冷静和泰然给予极高的评价。一部分学生表示要观望，看政府下一步的实际行动。
今天是学生们宣布复课的第一天。从电台广播中听到，已有大多数学生到教室上课了。可是，仍有不少学生没有去上课。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和串联。他们的话题围绕着一个主题：拥护和赞成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行年会客人时的讲话。有的学生说：“赵紫阳到底是总书记！水平高，对学潮评价十分准确。”他说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有的同学说：“赵紫阳还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是明智的做法，比那些高举反动乱的旗帜，似乎要大开杀戒的做法要高明得多。”有的同学甚至还说：“还有那些一口一个旗帜鲜明，反动乱的人，也该做检讨了吧！”另一个说道：“赵紫阳提出的办法是值得欢迎的，但关键看下一步如何对话，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如果开了空头支票哄骗我们，还得游行。”下午，据北京晚报的消息报导，北京市高校罢课的学生从今日起陆续复课，有关部门初步统计，北京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罢课学生复课了。同时，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二十七所高等院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同学，通过协商，民主推举出了一个“学生对话代表团”，由这个代表团来担负起对话的任务，继续向政府有关方面表达同学们的愿望和要求。
平静的五月五日终于过去了，给人的感觉如同阵痛的昏迷。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将给中国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无论是仍处于亢奋状态的学生，还是面临罢课、复课两难选择的“学联”领袖，无论是对刚松了一口气的政府，还是对眼花缭乱没缓过劲的市民，一时都很难确说。从四月十五日到昨天（五月四日），随着一位伟人的逝去，历史突然加速运行，当这一切突然又静止下来的时候，人们记忆中的信息该如何处理？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这是一种说法。
“广大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推动民主化进程，深化改革，惩治贪污，克服腐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四月二十九日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这又是一种说法。
“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这是公开见到的最有权威的说法。
这以上三种从政府方面传来的信息也似乎颇为矛盾，这些判断之间的逻辑是怎样的呢？令人迷惑不解。
这段历史的发生，人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政府的人一再警告有长胡子的人在幕后操纵。而一位理论工作者却说，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潜在危机的显露。他批评政府一开始没有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措施，新闻界没有做出公开、客观的报道。另一位学者呼吁，我们现在需要尽快从双轨制转向单一的商品经济体制，从集权政治跃向民主政治。近二十天来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提前了，人们深切地期望社会向新的秩序跃进。
22、民主、科学之艰难
1989年5月6日（星期六）
昨天，有来自台湾、港澳以及苏联、美国、瑞典、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共一百三十余人，带着对跨度为七十年的两个“五四”的思索与观感，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参加了该院主持的主题为《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
会上，尽管对于五四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历史意义孰轻孰重有很大的争议，但许多学者都对重新认识思想启蒙这一问题表现了特别的关注。美国学者林毓生在发言中说：“思想的启蒙是‘五四’的最大象征之一”，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最大的历史难题在于，人们在危机中寻求出路的心情使他们轻易地接受强势意识形态的指引，以致“一切思想与行动都变成了它的工具”，带来重大灾难和危机，于是人们又去寻找另一强势意识形态，想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唯有重建“多元而开放的理性启蒙精神”，“建设真正开放性的现代化政治、经济与教育制度”。
中国学者李泽厚则重申他的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他引申道，这使得“五四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取得了成果，也种下了祸根”，他将今天的非理性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出现归结为这一偏颇的余脉。李泽厚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争鸣。
许多学者都提出启蒙应从知识界走向大众，在文化重建中知识界应重视操作意识和操作实践，认为这也是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强调中国文化思想也要现代化。
今天，有四名学生代表北京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的同学，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要求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政府有关部门官员答复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同志已和部分学生对话。有些部长也去学校，到学生宿舍或办公室、或邀请同学们到部办公地点和同学对话。对话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今后将继续多层次、多渠道与高校的同学进行对话。
科学殿堂召开学术讨论，学生递交请愿书，这一切使我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当北京的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时，恐怕没有人意识到：这会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七十年前，哗然于世界舆论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二千余年的封建思想在“打倒孔家店”怒吼声中开始动摇，陈旧的文化传统开始受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全面挑战。然后，“五四”的先躯们也许未曾料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旧儒学的封建意识依然在中华大地上占据市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再一次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后人重新采用。“五四运动”中提出反封建的任务，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与科学在中国有这般困难的遭遇？
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时，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包括建国以后的历程，凡是正确的时候，胜利的时候，都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尊重和实行的时候；凡是犯错误的时候，受挫折的时候，都是丢掉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深刻的教训是：为什么民主与科学会被时而拿起时而丢掉？它缺少一种民主的法制，而往往落入人治的随意性之中。
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时，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包括建国以后的历程，凡是正确的时候，胜利的时候，都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尊重和实行的时候；凡是犯错误的时候，受挫折的时候，都是丢掉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深刻的教训是：为什么民主与科学会被时而拿起时而丢掉？它缺少一种民主的法制，而往往落入人治的随意性之中。
今日的中国，最需要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全民族科学精神的发扬。我们要提倡艰苦的思考，理智的分析、冷静的判断、科学的决策。我们要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们又一次高高举起“五四”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就是要把一百五十年的民族复兴之梦变为现实，就是要让七十年前现代化启蒙者的呼喊全面落实在这片国土上！
林昭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写过一篇悼念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的文章。其中摘引的两段文字，真象一柄柄匕首和投枪，尽管是在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人心激动地撞击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片光明来！”
23、从悲愤走向绝望
1989年5月7日（星期日）
今天是参加罢课游行的首都大学生进入复课的第三天了。不过，青年人的激情还没有马上降下来。复课后的首都大学生边学习边冷静的对这次为时半个月的游行请愿活动进行思考和分析。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已告结束，但他们希望深化改革、克服腐败、整顿党风的热情并没有消减，他们希望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学生希望能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出来对话，因为负责同志对有些敏感问题可以直接回答，甚至可以当面拍板，当场宣布解决问题的措施。这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也会提高中央的威信。同学们希望尽快看到政府拿出措施和行动来。
北京市知识界知名人士，今天也纷纷在报上发表意见，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赞扬赵紫阳的讲话。提出：只有推心置腹，才能团结一心。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尽快和人民群众通过平等对话，相互表达意见，共同探讨问题。
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上，以“党心.民心.青年之心”为题，刊载了四位知名人士的谈话，现抄录下来。
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紫阳同志的讲话对学生游行作了正确评价，反映了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是令人高兴的。
耀邦同志逝世后，那么多青年学生游行和集会，悼念耀邦，呼唤民主，是为了推进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作为党和政府，无视它不行，而应该正视它，并采纳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和建议，积极推进政治改革。
听说青年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比较集中的口号之一是“新闻自由”，这很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深思。新闻自由只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新闻封锁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则会把新闻界的声誉败坏到可悲的程度，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感。恰恰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我赞扬赵紫阳的讲话。作为一个领导人，能认识到青年学生的要求是与党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并能从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吸取力量，推进改革，这是我们党及其领导人理智、成熟、有信心的表现。当然，下一步的选择仍很严峻，即党和政府如何拿出具体措施来推进民主、清除腐败。赵紫阳提出要完善法制、加强民主监督和提高政治透明度，我认为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要我们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希望。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都相信：民主是逐步成长的。
尽管学生复课了，但是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深层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特别是经济改革的方向还不明确，如果政治改革不跟上去，今年学生提出的问题今后还会重新提出来。
钟沛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听了紫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党中央是能够理解青年的心的。党心和民心以及青年人的心是能够象过去一样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七十年前，我国青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大无畏的精神掀起了开创历史的五四运动；七十年后，在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我国青年又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再一次表明中国青年是大有希望的。而我们党对青年的理解，对青年爱国热情的肯定，也再一次表明我们党是大有希望的。五四运动的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我国青年跟着党的正确领导走，创立了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今天也是这样，只有党和青年的心连心，倾听青年的要求，理解青年的愿望，我们国家才能大有希望，一切困难才能够克服，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曹思源（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听了紫阳同志的讲话，我有三点想法：一、我认为我们党在正确处理学生游行问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按我的理解，紫阳同志讲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不仅是对青年学生的要求，也是对党和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问题时的态度和措施的要求。二、我们应该经常调查民情和民心。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有一种说法：“翻案不得人心”。但并没有调查过“人心”，实际上在当时，“翻案”是很得人心的。三、紫阳同志提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这十分正确。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安全通道就是人代会民主。这次学潮骤起的原因很复杂，如官倒问题、腐败问题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紫阳同志所说的缺乏民主监督、法制不健全和公开化不够。人民群众对种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不满，总要有一个渲泻渠道。如果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比较主动，充分发挥人代会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不满和要求就会通过政党的民主制度得到渲泻和满足，而不再采取街头渲泻的方式。
24、遐想引向那久远的昨天
1989年5月8日（星期一）
“最近青年学生提出的要求中，许多是党和政府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问题，同时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把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一步。”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由主席埃.伊诺努率领的土耳其社会民主人民党代表团时说的话。他在向客人们介绍当前国内形势又说道：“最近在北京城市发生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和罢课的情况，由于党和政府一直采取非常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也由于大多数学生日益表现出理智，注意秩序和纪律，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激化。现在大部分学生已经复课。”
今天下午，中央有关部门官员答复四名递交关于对话的《请愿书》的学生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广泛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对话。”又说道：“为了更好地与同学们对话，将继续请各学校、北京市学联收集同学们要求对话的问题和如何搞好对话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信访局的官员也表示：“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欢迎同学生以及有关人士广泛对话。”
这两天来，天安门广场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事。看来，学潮趋于平息了。是啊，天安门广场是真的平静了呢，还是象冬天冰封的河流，表面平静，而底下暗流滔滔呢？
北京大学内，由雕梁画栋的古典式建筑和未名湖畔婀娜多姿的杨柳相依衬，显得那么清新、淡雅、恬静；亭台楼阁杂以奇石名碑。在化学南楼的东南方向，布满松枝绿叶的小丘下，有两座纪念碑肃然矗立，傲视苍穹，有一种反抗强暴的威严和正气。
一座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原北京大学师生在沙滩红楼旧址的三一八烈士纪念碑。碑文是：
其一
张烈士仲超，陕西三原人。无兄弟，母早逝，毕业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从事革命。烈士习于庭训，年十五入省立第三中学。十三年夏毕高中业，入北京大学。翌年春，费绌休学，任澄城中学教员，组织青年社，以灌输青年革命思想为己任，是年秋复学。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烈士亦往执政政府请愿，同遇害。时年二十三岁。
其二
李烈士家珍，湖南醴陵人。世业农，尚朴实。兄弟三人，烈士其季也。民国九年夏，入省立中学试，轧冠曹，尤队球，当代表参与全国运动会。十三年夏，入北京大学潜修，不少外骛，惟颇关怀国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烈士亦往执政政府请愿，右眼中弹，当晚五时，逝于内城官医院。时年二十一岁。
其三
黄烈士克仁，湖南长沙人。民国十三年夏，毕长沙中学业，入北京大学。家贫甚，学费仰给亲友，以是攻研颇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八国通牒事起，民众集议于天安门，烈士欲约同学某偕往，见某尚高卧，愤然独行，随众至执政府请愿。执政府段祺瑞国务总理贾德耀令卫士枪击，烈士遂遇害。时年十九岁。
另一座是北大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北大三院修建的，碑文是：
魏士毅
女士，直隶天津县人。燕京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叩学励志，性不容恶，当愤然以改革习俗为己任。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学校学生为八国通牒事，参加国民大会，至国务院请愿。女士兴焉，遂罹于难。时年二十有三岁。
现在这两座纪念碑，并排伫立在一起。面对着这两座纪念碑，又把我的遐想引向那久远的昨天……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大、清华、燕大和北京总工会二百多个社团，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在“大沽口事件”中，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盗行径。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并用马刀、刺刀向游行群众进行砍杀。据事后统计，在这一惨案中，牺牲的有四十七人，受伤达二百余人。清华大学韦杰三、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燕京大学的魏士毅等都是在这一次斗争中牺牲的。为民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北京各校学生缠黑纱一周志哀，并在三月二十三日在北大集会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鲁迅先生写了著名文章：《纪念刘和珍君》。
25、“初生牛犊不怕虎”
1989年5月9日（星期二）
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天安门广场，又开始躁动了。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有大约二百名学生打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旗，从西长安街沿广场西侧路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进行了游行示威。过了十五分钟，又有三百多名大学生骑着自行车来到广场西侧路停下。他们举着“新闻要自由”“声援记者”等标语，广场上约有二千多人都围聚在广场西侧路上，支持声援同学的游行示威，致使交通中断。
下午二时，二百多名首都新闻工作者向全国记者协会书记处递交了一份要求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与新闻界对话的联合信件。
全国记者协会新闻发布厅里，十几架相机伴随着照相机闪光灯不停地发出“咔咔”的响声。记者代表首先宣布，截止上午两点，已有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一千零一十三名记者在这个联名信上签了名，随后他宣读了这份联名信。
联名信要求根据赵紫阳同志五月四日“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精神，有必要通过政党途径，就中国新闻界近日内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对话。记者们提出对话的主要问题有：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被停职问题；关于如何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关于如何对当前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问题。
记协书记处书记接过联名信后表示，一定按照新闻界朋友的要求，将联名信转交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一有结果，马上转告。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说，全国记协作为记者之家，有责任维护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中国新闻的民主化和新闻改革尽我们的努力，为新闻界朋友服务。记协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沟通新闻界与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为推动新闻改革作出努力，推动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两位记协领导同志表示全力以赴协助这次对话获得成功。
记者代表当场展示了签名的名单。签名者来自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科技日报、新观察杂志社、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妇女杂志社、文艺报、农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出版报、法制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北京晚报、中国人才报、中国仪器报、中国电子报、中国地质报、经济参考、中国机电报、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民族画报。他们表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单位。
在记者递交请愿联名信时，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千名学生，打着“要新闻自由，解除报禁”的横幅，喊着“新闻要讲真话”、“要求对话”等口号，从西长安街沿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去西交民巷“中华全国新闻记者协会”门口静坐，声援递交请愿书的新闻记者。学生们高呼：“为民说话、事关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
下午二时五十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共计一千多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旗杆北侧四十公尺处，集会演讲，他们说：要新闻自由，新闻要真实。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无错，为其鸣冤……。过后，学生们举行了游行，到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门口示威，高呼口号，表示对新闻工作者请愿的声援。
看到这一群朝气蓬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游行请愿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时，使人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喜悦。他们比上一辈成长得快，接受和反映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强，在政治上、业务上都勇于突破。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希望所在。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有一段今天想起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青年经历——青春烈火般的无所谓惧的革命热情，可是，却遭到来自“党啊！我的母亲。”的冷酷、无情地打击和迫害。这不得不叫人心寒意冷，重新对社会的事物、对人的生活价值和对国家、人民、世界命运的理解和思索。林昭曾说过：“对人民和事业的感情和信念，往往是从接受真理和在基层从事活动时开始产生的，真理使人懂得和掌握社会和人生发展的法则。真理一旦同实践结合，便给人以原则的坚定性，观念的不断更新和观察事物的敏感。记者工作，使一个人对于人民的命运、喜怒哀乐的感情、紧迫的社会需要和舆论、呼声有了观察、接触和联结的机会。一个有根基的记者，应当掌握到基层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机会。从这里出发，找到思想源泉，语言和知识宝库，找到表现形式艺术和美学的鉴赏标准，以及对是非爱憎分明的立场。”
26、冷静地审视着一切……
1989年5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气温升高，火灼灼的太阳晒得人发烧，人们的心情也极为烦躁和不安。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示威的浪潮更高了。
下午一时许，上万名大学生上街游行，许多人骑自行车，众多的是步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聚会，高呼“新闻要说真话”，“声援记者”，“要求对话”等口号。在这支游行队伍里还有一些作家，苏晓康等及北京大学的作家班三十多人。从打的旗子看出，还有作家出版社和《文艺报社》的一些记者、编辑。他们要求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就中国新闻界近日内发生的事情进行对话。内容涉及到如何真正建立起报社总编负责制；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导以及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问题。
面对着当前的形势，使人感到莫大的感伤和迷惘。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大学生们，你们这样的连续不停地游行、示威和请愿，有谁来理睬你们呢？因为统治阶级总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根本不希望你们有道德勇气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感。无数的事例都说明了，就是共产党也不能例外，林昭的悲惨遭遇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北京天气晦暗，寒风逼人。风风雨雨中的未名湖溅起点点水花，宝塔模糊的影子在湖中不停地摇晃、颤动。燕园行人不多，间有过者，个个脸色严峻，行色匆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雨水冲刷得七零八落。附近教室不时传来斗争“右派”的怒吼声。北京大学，作为“右派”猖狂进攻的“最大据点”，“右派”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高等学校中首屈一指，因而率先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五七年七、八两个月就揪出第一批学生“右派分子”二百多名；十月、十一月又扫荡出一大批。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又进行声势浩大的第三次歼灭战——要把一切暗藏的“右派”统统挖出来。因为这批人数最多，“隐藏最深”，也“最狡猾”，所以斗争更为残酷。有的“右派”被逼得跳了楼，有的服毒自杀。
林昭的同学刘发清，在第二批揪“右派”时，团支部书记正式宣布他为“中右”，在第三次横扫“右派”战斗中被“深挖”出来了。因为他对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有怀疑的言论、有行动，在一张题为《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所以被“提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刘发清当了“右派”以后，仿佛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当时，他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他“摘帽”以后，但他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他伤心、惆怅、悔恨甚至嚎啕大哭，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而不能自拔。
林昭知道了这件事。一天下午五时左右，林昭在校门口碰到了刘发清，笑吟吟地低声问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呀？”
“别开玩笑了，我当然是回校去。”刘发清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走，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刘发清望见她明亮的眼睛含着几分讥讽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林昭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林昭好象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刘发清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刘发清没精打睬坐在她对面，当他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咯咯地笑道：“你不吃，我可要吃。”林昭一边吃，一边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过，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她个人的命运问题，北京大学划了几百个右派，全国就更不要说了。”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刘发清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他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他在内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他差不多。可现在她却象一面镜子照亮了他。他觉得林昭好象变得高大起来，象个哲学家一样冷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27、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9年5月11日（星期四）
从报纸和电台的广播得知，多层次的对话正在进行，有的已做了具体安排。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大学生们大都在校园内活动。上街游行的人比较少，天安门广场今天比较平静。
据报纸报导，昨天下午，万里委员长主持召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问题。会议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六月二十日左右在北京举行，将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汇报等。这都是当前广大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建议把这些热点问题通过法律程序，直接列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议程。太好了，反映了人心民意。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及时讨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此迅速和及时地做出反应，说明党心、民心是和广大青年学生之心紧紧联在一起的。这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创举，一件大事。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同学们一致反映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议程深得人心。同学们说：委员长会议把学生的要求正式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议程，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非常拥护。它反映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解决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诚意。过去同学们对人大常委会的活动不太注意，这次听到广播后十分惊喜。大家都说，这下子人大常委会真象个权力机关了，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威信一下子提高了。
北京大学同学们对时局的关心，使人想起了北大的历史和过去年代学生所走过的艰苦历程……
北京大学是这样一所大学：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它最初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校虽然创建于清朝，但由于是戊戌维物的产物，多少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进步的思潮。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一九一九年的光辉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所学校首先点燃爱国反帝斗争的火炬的。当时的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卖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签字，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等战斗口号。由于这次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民主、科学”成了当时国民的普遍要求。特别是这次运动是爆发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加入并指导了这场运动，就使“五四”运动具有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斗争的性质，并由此促成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学生发起的，由工人、市民参加的、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记得林昭曾对我说过，她说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北京大学生学生运动都是爆发在涉及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为抵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而发起的；“三.一八”惨案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和反动军阀的卖国勾当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爆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进逼平津、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的时候，学生们首先喊出了代表全民族的呼声和愿望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二.一”运动是爆发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大搞白色恐怖的时刻，反内战、争民主成为爱国学生的行动口号。可以看出，解放前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爱国力量。他们为争取祖国的独立、民主和自强，争取新中国的诞生，走上街头，和黑暗势力进行搏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大批青年学生走向社会，艰苦斗争环境中锻炼成为党的杰出领导者、优秀的部队指挥员、以及出色的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还有许多著名的理论家、学者、教授，都是来自当年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昨天的艰苦斗争，换来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果实。可是，好景不长，毛泽东的极权统治逐渐露出他原来的狰狞面目，他要做中国当代的秦始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中国变成封建主义加社会主义。他曾骂苏联是修正主义，取其名曰：帝国社会主义。那我们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主义”了。毛泽东死后，经过一场权利争夺的混战，“四人帮”倒了，华国锋逼退了，邓小平上台了,在他所谓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等一系列变革，中国经济得到了复生，人民生活相对地得到了改善，社会安定了。但也引进了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经济无处不在。目前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大杂烩。特别是在政权统治内部，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可言，是封建的极权统治。谁的官位大，谁就正确，一个人说了算。所有这些怎么不令人担忧和气愤呢！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今天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喊出“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正是发扬了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要求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新的业绩，这正是北大的精魂所在。
28、我们要摸老虎的屁股
1989年5月12日（星期五）
上海最近出版的《性风俗》一书，引起了少数民族学生和人员的强烈不满。据说，该书对伊斯兰教有严重的污辱。在京的驻华信奉伊斯兰教的外交人员、中国佛学院、语言学院及中央民族学院的部分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抗议《性风俗》一书的出版发行。这个要求，破天荒地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是学潮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合法游行”。
下午二时四十分，有一批大学生约七八百人，沿地铁路线向天安门广场东侧路游行，尔后，又有七八百名大学生，打着“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校旗，打着“尊重民族风俗”、“反对封建、严惩《性风俗》编辑”等横幅。
到了下午三时三十分，又有大批高校学生沿广场西侧路到达大会堂南门宣读请愿书，并将请愿书一份递交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他们打着“决不允许践踏古兰经”、“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尊重民权，还我尊严”等横幅，并高呼各种口号。
今天上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下周来访期间，北京高校学生是否举行游行示威以及政府的具体反应时说：“希望不再发生学生游行示威。即使出现这类事件，政府也将继续采取与前一时期相一致的正确态度与措施，予以妥善解决。”有记者问：“您上次同学生对话时曾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彻底’，这是否意味着谁对这种不彻底承担责任？是否意味着准备再开展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袁木回答说：“中国不会再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又说：“我在上次的对话中并没有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彻底’的意思，只是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出现过‘不坚决’的现象，‘不彻底’和‘不坚决’是两个概念。在我的谈话中，没有任何一点要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意思。”
近几天来，北京仍有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没有复课，并继续罢课和游行。昨天，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时说：“中国要力争有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是的，中国需要稳定，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所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利益之所在。怎样才能稳定呢？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确是当前最需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尽管现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并口口声声说还将在多层次、多渠道上广泛继续进行。可是，就是不和学生们自己选出来的组织代表对话，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引起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和激化。
以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封从德、杨涛、熊焱、郭海峰等人参加组织的“民主沙龙”今天举行了第十七次活动。在“民主沙龙”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实现民主，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中国的环境。”“中国的领导人不讲人权。”“今天报纸的审查制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要办自己的报纸、杂志，传播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理论。”等等。被特约邀请来参加“民主沙龙”的学者包遵信，慷慨陈词地说道：“四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的规模和深远影响都超过了五四。”“我一听到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当时就特别兴奋起来，为大学生们无畏精神所感动。”包遵信明确提出：“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论应该推翻。‘四.二七’行动的意义在于标志长期以来封建家长制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应该结束了。”王丹也说：“我们要摸摸老虎屁股了。”下午，王丹等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绝食声明”，要求国家领导人平等对话，争取民主。表示：“甘愿作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
晚上，十九时许，上海至北京一Ο二次列车到站后，有三十多名上海来的大学生，打着“来京请愿”的横幅，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出了车站。
29、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
1989年5月13日（星期六）
时局骤然逆转，已经回落的学潮又转向激昂。北京市许多高等院校的校园里，新的大小字报不断增加，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墙头，提出的要求，总的说来，可归纳为四点：
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否定极少数人在学潮的掩盖下制造动乱的实质‘承认这次学潮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是承认在学潮中学生们自发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政府应该同学生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对话。
三是给《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同志平反。
四是取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下午二时，首都二十多所高等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数千名的同学护卫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静坐绝食请愿。
到了三时许，又有大批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是人群和旗帜的海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旗杆上，升起了“绝食”横幅和几所大学的校旗。这样大规模的绝食活动引起了全社会人们的关注，北京市的人民群众都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四时十分，绝食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绝食宣言》，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采取的冷淡态度。宣言中写道：
“各位同胞，在继前几天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后，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绝食的原因是：
第一， 抗议政府对北京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
第二， 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第三， 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报导。
绝食要求：
一、 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
二、 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
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
开始，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绝食地点：
天安门广场。
不是动乱，立即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署名为：首都高校学生自愿绝食者
傍晚，大批的市民象潮水一样，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同情、支持绝食的学生。母亲领着孩子，老头搀着老太婆，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不能走路的残废姑娘也让人用车推着，挤到绝食学生跟前，问寒问暖。
听到当今同学们的《绝食宣言》，让人很快联想到《自由主义者的宣言》的往事……
那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北京大学有位五三Ο二Ο四一学号的同学写了一份《自由主义者的宣言》贴在校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写这份宣言的北大学生严仲强遭到了无情、残酷的批斗，最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制裁，堕入人生的厄运。
自由主义者的宣言
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不少人讲必须清除三害，又说什么帮助党整风，似乎在共产党中国三害还是非常普遍的。总的看中共的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很多，但从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则是先教条主义抄袭苏联经验，犯了重大错误，然后再动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达到“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这就是说共产党中国产生三害的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将外部因素突出起来，考虑一下苏联的三害根源，还是比较本质的。为了正确地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意识本身也是存在。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作为二元的互相作用的体系来观察问题，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由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应当有的一系列的美丽的结论。斯大林专政时代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和中世纪教会统治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的复归（人权的丧失，对思想异端的镇压……），所以一些严重的错误，有它的必然性。但要实现这种必然性，应当有一定的条件，我想举出下面的几点。
理论上的错误：
（1） 过低的估计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过多的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个别领导人物。在决定政策路线时，实际上是少数人专断。因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真情（斯大林的错误长期被掩饰，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而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的领导，这样就使名义上是全民的工厂、土地，实际上只操纵在少数人的铁腕之中，人民被看成群氓。
（2） 阶级论上的错误。理论上最突出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尖锐化”的这种社会主义论调，实际工作上，则是将阶级论的统计规律，盲目的用于个别人，以致产生“唯成份论”的工作方法，助长了新的等级的形成。
（3） 法权论上的错误。过分强调法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故意使民法等不健全。中国的胡风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法权标准明确的话，胡风是否是反革命分子，早就应当审判清楚了。在我看，胡风是否是反革命，最重要的还是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
（4） 对目的和手段的错误理解。将民主纯粹作为一种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谊，……大概也不免归于手段。
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培养长期的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块绊脚石，但在过去确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共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徒是有最大的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作法遗臭万年的。
苏联的很多错误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缩影，我不对中国情况作更多分析。因为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只是一些皮毛，那些大叫矛盾尖锐化、人民内部矛盾要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先生们，只不过过去闭着眼睛没有看到矛盾早就存在着罢了。将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十月起义前的匈牙利情况相比较，除去为了讽刺一下中共的领导外，我看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了吧！“鸣”“放”现在正被某些人引向一个庸俗的方向，即不谈本质问题，将制度的缺陷和路线的错误归于个别人的认识和工作方法，以在不降低党的威信的条件下，缓和过去所积累的矛盾。（苏联由于过去错误严重现在不敢“鸣”“放”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开展自由争论，全面的揭发矛盾，使人们从盲从的睡境中苏醒过来，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是另一个问题。共产党只应当有争取领导的权利，一切权利应当归于人民。
现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正在组织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识的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最后倒下的将是保守党势力，而不是人民！
注：1、我所以自认为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个东西贴出前未经党的批准，这种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吗？
2、我所提的中国，全部指共产党中国。（用这个名词，是为了突出党的领导。）
学号XXXXX
六月九日
30、十二位学者的紧急呼吁
1989年5月14日（星期日）
昨天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著名学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了《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一切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参加由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
今天是学生绝食的第二天，又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绝食活动，人数由原来的二百多人急剧增涨到一千多人。声援、支持绝食的学生达数万人。北京市的人民也行动起来了，参加声援的人群中有教师、作家、机关干部、工人和市民。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推进民主进程的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
凌晨二点三十分，李锡铭、李铁映、陈希同和团中央、北京市的其他领导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人群一拥而上，有的鼓掌表示欢迎，有的叫喊“不许鼓掌！”“不许握手！”政府官员讲话，常被打断，不得悻悻地离开了广场。随后，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了，又多次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立即返校。但学生们在“绝食罢课、请求对话话”的横幅下依然静坐着。
上午，围绕如何进行对话问题，政府和学生代表在反复的有效的磋商着。时近中午，总算有个结果，在统战部礼堂，李铁映、阎明复等立即连续两次与首都三十多所高校我学生推举出的代表进行对话，在天安广场绝食的同学也派了代表参加。对话主要是围绕如何评价学运问题，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党政官员对待学生的要求，希望中央对这次学潮作出正确评价这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避而不答，含糊其辞地说：“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是好的，但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下午，我随着声援的人流来到天安门广场。一位参加绝食的同学递给我一份他们写的“绝食书”，上面写道：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心甘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国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我们的爱国热情，我们的赤子之心，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是为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却需要我们用年轻的生命去换取。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而为之，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民主自由、繁荣昌盛，我就没有权力去偷生。我们要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人民共和国的天空！
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同学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傍晚，二十点四十分，广场的学生广播播出一则消息：“十二名学者、作家将到广场来声援我们！”顿时，一片欢呼、雀跃。过了一会儿，播出了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苏炜、李泽厚、麦天枢、李陀等十二位学者、作家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形势的紧急呼吁》书。
《紧急呼吁》希望绝食请愿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呼吁书中说道：“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在一天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
《紧急呼吁》中，同时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帐“；第二，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
《紧急呼吁》中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述要求，他们将和学生一道绝食，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随后，这十二名学者、作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亲自向静坐绝食的学生宣读了《紧急呼吁》书，有的还发表了演说。戴晴代表大家向同学们表示：“自四月十五日到今天，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觉得非常大，如果没有你们从四月十日
到今天的活动，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对这次学生运动如何评价，要等中央全会和人大作结论，不能少数人来定性。一定要让政府向同学们让一步，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承认同学们自己的组织是合法的。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两条，我们将同绝食同学一起紧定不移的奋斗下去。”《河殇》的作者苏晓康也发表了演说，他先是高呼“理性精神万岁！”接着他说道：“我们的政府，执政党不习惯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大家要有耐心，要教育他们。”
十二名学者、作家的声援使绝食的学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广场的温度进一步升高了。
晚上十一点，“高自联”的广播不时播出使人们惊慌的消息。一会儿说“据可靠消息，明晨三时警察要清场，请同学们务必保持镇静别乱，原地不动，听从指挥”。过了一会儿又说“军队的坦克已过丰台了，同学们做好准备，迎接战斗”。广场上的围观者吓得纷纷离去，只剩下几万名学生。“高自联”常委和绝食代表团做出决定，要求学生们立刻返校，准备以校自为战，团结全校同学一起流血。他们将这个决定广播了许多遍，但走的学生不多。
夜越来越深了，寒气袭击着学生们紧揪的心。
林昭被捕入狱后，在监狱中也曾进行绝食斗争的事情……
林昭是在一九六0年十月入狱的。一九六二年初她被“保外候审”。可是，“保外”却给她更实践自己意愿的机会。尽管母亲对她谆谆劝导，要她安心养病，她仍是满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观赏她在狱中学到的“绝技”——戴着手铐梳头、穿衣……这时，她继续为她的意愿行动，准备真正搞起社活动。同年十二月，她终于再度被捕。
面对着庞大、森严的牢狱，林昭没有后退一步，她是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
林昭在狱中，与其说她的思想因此更顽固，不如说她对祖国的热爱更深挚了。她对祖国的深情，可以在她在狱中所定的《啊，大地》这首诗中看到她对祖国深挚的热爱和希望：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不仅是林昭对祖国热爱的表示，也是维护她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精神支柱。这种矛盾，使她在一种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断地唱歌，不断地写诗，也不断地绝食，甚至经常割开血管写血书。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诗，诗又化为更多的血。她曾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她的一首血诗明白地昭示：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又如另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诗，更就难分清是诗是血了：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为什么？林昭要写那么多血书。她曾对妹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这大概就是她不断割开血管写诗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忍受力几乎是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一百八十天的反铐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断的生命威胁下，一如既往，从不低头“认罪”。
31、空留遗恨泣同窗
1989年5月15日（星期一）
今天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第三天了。
尽管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告说为了保障苏联戈尔巴乔夫主席一行来华访问顺利进行，规定五月十五日、十六日两天在天安六广场、人民大会堂周围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但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仍旧是人山人海，人潮若流，人们根本没有理睬公安局的通告。
今天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昨天晚上十二位学者、作家在天安门广场宣读的《紧急呼吁书》。
今天，首都知识界人士上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呼吁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化进程。
下午二时许，数万人聚集在复兴门立交桥上，在《首都知识界》牌子引导下，队伍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自由万岁”、：“人民万岁”、“新闻自由”等口号此起彼伏，围观群众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游行队伍。
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王鲁湘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携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语。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十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也有博士、硕士和职工，总共约有数万人。他们举起横幅上书写着：“声援学生，促进改革”以及“公正评价”等等，他们行进中不断高喊“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等口号。
高校教师队伍人数众多。有些年过半百的教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胸前胯着“声援学生”、“民主自由”的标语。博士生打着“博士该搏了”的标语牌。中央美术学院、鲁迅文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院校的部分教师也参加了游行，中央音乐学院的队伍高唱“打倒官倒、打倒官倒，反腐败！反腐败！”等歌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参加了游行。
参加游行的还有科技日报社、国际商报社、文艺报社、中国文化报社以及作家出版社、报告文学编辑部的部分编辑和记者。署名“人民日报部分记者”的牌子上写着：“我们有良心”。
在天安门广场，一些知名学者、作家、诗人发表了演说和朗诵了诗歌。
四时左右，游行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到晚上七时左右，声援队伍陆陆续续散去。
一千多名在广场上参加绝食的学生，由于饥饿和疲劳，已有四十多名学生昏倒。
由协和医院一些医护人员志愿组成的“救护队”也赶到了广场，他们及时进行了抢救。将昏倒的学生分别送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处。有的学生拒绝治疗，有的输液之后又回到广场继续静坐绝食。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是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救人之心，人皆有之。但在充满罪恶的人世间，锦上添花的多，而雪中送碳的少，特别是患难之交，就难能可贵了。
记得在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我曾遇到林昭过去在北大的一位同学，他给我谈起一件关于林昭的往事……
一九六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的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铣在贫脊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不到三平方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暗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二十七斤“节约”到二十五斤，接着“节约”到二十二斤、二十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六点六六六……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饭，每顿饭供应三点三三三……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唯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痛……我在“农场”虽然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二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腿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生学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不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丸”，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二十七岁！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八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突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五斤、十斤、十五斤……一共三十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匆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个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三十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三百斤、三千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给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谢，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三十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卖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二十七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十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蒙胧有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
此世难忘弥难粮，高情原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迅迟闻泪沾裳。
黄土冢中眠傲骨，惊水长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华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32、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
1989年5月16日（星期二）
今天是首都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第四天了，参加绝食的人数已达到三千一百二十二人。
昨天中午十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乘专机抵达北京。杨尚昆在首都机场主持仪式欢迎戈尔巴乔夫。欢迎仪式按原定计划，应该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由于广场上有大批学生绝食请愿，万不得已、匆匆忙忙、临时才改在首都机场举行的。从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的镜头上，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连地毯也没有铺够，场面十分尴尬。
今天有少数教师也加入了绝食行列，一辆辆救护车呼啸的警笛声牵动着成千上万的各界群众的心。数十万各界人士今天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呼吁政府火速解决问题。
目前，已有六百多名学生晕倒，在现场或被送到医院救护。在绝食区一个临时拴起的救护棚，近十名学生躺在那里接受输液治疗。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十余名学生躺在地上，身上覆盖着白布。他们除绝食外，还拒绝喝水，情势危急。一些高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师来到广场，对学生的爱国热情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又反复劝说学生返回学校保重身体。在广场上可以看到师生抱头痛哭的感人场景。
继昨日首都知识界数万人游行后，今天。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科技界、医务界、企业界等各界数十万人继续游行，声援学生。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机关的部分干部也加入这一行列。
晚上六时许，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王元在一片掌声中走向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妇女报、华声报、全国记协等单位的部分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也来到广场，声援并慰问绝食请愿的大学生。有些新闻工作者还自动捐款，为学生送去草帽和饮料。
各界游行者紧急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与学生代表开展对话，妥善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尽早结束绝食，全力避免更加不幸的局面。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打着“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和“新华社北京五月十六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获得了群众雷鸣般地掌声。还有一位青年记者，嘴封着纸条，头顶着没有打开镜头的照相机，游行队伍还打着“声援学生、救救学生”、“接受条件、平等对话”的横幅，呼喊着：“不能坐视学生饿死”等口号。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今天下午到天安门广场耐心、诚恳地劝说绝食的学生返回学校。阎明复对绝食的学生说，同学们是国家的未来，你们没有权利伤害自己的身体。他希望大家停止绝食，尽快返回学校。
为了更好地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今天首都知识界联合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一些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项表明他们对当前学生运动态度的《五.一六声明》。
《声明》说：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二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
《声明》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示自己的原则立场。
他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局势因而有所缓和。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尊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
他们认为，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
《声明》说，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声明》强调指出，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所作所为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声明》认为，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并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函义。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事，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声明》说，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应有同等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制从来不是被赐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声明》最后呼吁：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关头。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退却。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看了《五.一六声明》，首都和知识界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声援和支持，使人想起北京大学的元老蔡元培校长的事迹……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使北京大学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老爷”大学。清末开办时的学生都是京官，人称老爷。他们入学的目的是为了镀金，以便加官晋爵。辛亥革命后，学生虽然不是京官了，但入学做官的遗风不替。所以学校腐败，学风不振。有人劝蔡元培不要就职，否则有损清名。然而，他还是满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下定对北京大学作一番整顿的决心，跨入了北大的校门。
蔡元培在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仓”的主张。不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都允许在北大讲坛上有一席之地，让它们自由发展。所以当封建思想仍然笼罩着中国，当孔孟之道不主宰着思想界的时候，他敢于把号称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请进北大。蔡元培的大胆革新，不仅对北京大学，而且对中国近代教育，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就很难出现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
在蔡元培的提倡和支持下，北京大学的各种学术社团、社会团体和杂志社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如新闻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书法研究社、数理学会、技击会、体育会、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不胜枚举。蔡元培或出席讲演、或拨给经费、或为文作序。这些新生事物的兴起，使沉闷、颓废的局面为之一扫，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北大出现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而告终的消息传来，北京全城鼎沸，万人空巷。蔡元培偕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胜利的讲演活动，他兴致勃勃地先后两次登台，作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的讲演。蔡元培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这些话语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人民再度掀起爱国热潮，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蔡元培等人组织国际联盟同志会和国民外交协会，开展爱国宣传，为维护祖国独立、领土完整而斗争。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北大成立时，有一千多名师生踊跃参加。但是，帝国主义却蛮横地拒绝我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军阀政府又站在卖国的立场上，密电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蔡元培把这个消息告诉北大学生代表，于是北大学生联合其他学校爱国学生，决定于五月四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拒不执行召回游行学生的命令，积极组织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被捕学生返校时，他带领全校师生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并眼含热泪，脸带微笑，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
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社会黑暗、国事日非，蔡元培多次保护受迫害的学生，他“目击时难，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愤然去职，再次赴欧研究学术。
今天，在北京大学秀美的未名湖畔，矗立着他的一尊半身铜像。多少朝霞辉映的清晨，多少星光璀璨的夜晚，青年学生们徘徊铜像之旁，缅怀过去，瞻望未来。
33、热血唤不醒冷漠
1989年5月17日（星期三）
今天是学生绝食请愿的第五天了。
学生的安危，国家的前途，牵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今天是个惊心动魄的日子，尽管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度，但是首都各界声援学生的活动却达到高潮。东西长安街、南二环路上，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的队伍首尾相连，总人数已超过一百多万。强烈要求政府立刻对话，救人救国。提出：“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呼唤党和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与学生开展真诚对话。
在天安门广场，救护车进进出出，尖厉的呼叫不绝于耳，声声揪心。广场白天热，气温高，夜里冷，学生们虽然意志坚定，但处境艰难，生命危急。据北京市急救中心今天下午的统计，参加绝食的三千多名大学生已持续近百个小时，有一千七百多人次被送往医院救护。但其中不少人一抢救过来，又随车回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列中。一位在现场的医务人员说：“绝食学生的生命与健康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现在不少同学已出现并发症，如脑出血、肺炎、胃和消化道出血。急性黄疸型肝炎、胃穿孔也出现了。癫闲、血尿、四十度（摄氏）以上高烧、肠炎、腹泻和痢疾在不断发生。每一分钟。都有急救车鸣着长笛，把病危的学生送往医院。天安门广场隐伏着爆发严重流行病的危险，形势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从上午十时开始到下午二时，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人群不断。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帜和横幅，高呼各种各样的口号：“我们和同学们在一起”、“学生挨饿，大哥心痛”、“向绝食学生致敬”、“学生挨饿，教师担忧”、“孩子无罪、母亲流泪”、“声援爱国学生”……等等。
声援学生的队伍打着“立即对话”、“民心不可违”的横幅，喊着口号，陆陆续续走进长安街。在不尽的人流中，除了首都高等院校的学生、教职员工，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队伍之外，工人的队伍惹人注目。北京核仪器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起重机器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丝绸总厂、北京变压器厂、北京三露厂及首都钢铁公司等大中型企业的部分工人，举着“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横幅和标语，前来声援。
穿着白大褂的首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走来了，他们中有协和医院、北京医院、朝阳红十字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肿瘤医院……。他们手挽着手，走在最前面的，有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救国”。
举着“立即对话、刻不容缓”、“求民主无损国家形象”等醒目横幅的民主党派人士，高喊口号走过广场。当打着“慈悲为怀、爱人如己”的首都佛教徒慰问队走过来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受到周围学生、群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在声援的行列中，有国务院机关、外交部、文化部、卫生部、广播电视部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队伍，有中共中央统战部、中直机关等党务工作者的队伍。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楼顶悬出一幅标语，上写“同心”两个字。在“中国民主党派”的旗帜下，行进着八个民主党派的队伍。以《中国记协》的横幅为先导，首都几乎所有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又一次参加了声援活动。声援活动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来自检察机关的队伍，来自铁路、交通、银行、邮电等部门的队伍。
《人民日报》一千多名职工今天也参加了游行，走在前面的是，在新闻界有相当声望的一些年已花甲的高级编辑、记者。在游行队伍中，还有来自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长沙、西安、四川一些院校和单位的横幅。
与昨天（十六日）相比，游行的队伍中工人和中学生明显增多。北京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在这些旗帜中，有一面横幅上写着：“要民主、要法制”。一些中学的学生也打着自己学校的校旗来到广场。有的中学生举着这样的标牌：“哥哥、姐姐，请喝一碗水”、“爷爷们，请来看看我们正在挨饿的姐姐和哥哥”。
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和呼喊的口号多种多样。主要口号有：“学生爱国、我爱学生”、“铲除官倒、清除腐败”、“救救学生、救救中国”，“民主潮流、势不可挡”等等。首都教宗教界的标语是“慈悲为怀，爱人如己”。中国银行的标语是“不做‘官倒’的帐房”。
今天，首都一些街道的交通已出现阻塞，但是广大学生和各界群众保持着高度的理智的良好的秩序。由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学生组成的纠察队，坚守在广场两侧和新华门前，一条条宽敞的通道保证了救护车的频繁进出。各路游行队伍也自始至终保持着秩序，没有意外情况发生。
今天，首都市民也纷纷涌上街头，看望自己的亲人，慰问绝食的学生。不少市民以居委、居民院、宿舍楼为单位，带来了母亲们的心，“我的孩子，你在哪里？”的呼声四处起伏。找到了的，母子抱头痛哭，观者无不动容；找不到的，流着泪呼喊亲人，呼唤良知。
今天的北京街头，救护车揪心的警笛声已经响成一片。全市人民都是一个想法：“学生的生命危在旦夕，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浩浩荡荡的声援大军呼喊出一个最强音：党和政府应该拿出最大的真诚，拿出最切实的行动来。
据了解，学生绝食团提出的要求只有两条：一条是明确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二是与中央最高领导同志迅即进行平等的公开的对话。有位机关干部说：“这两条要求不算高，为什么就迟迟不见行动？”有位工人说：“‘公仆’和‘主人’对话，天经地义，哪有领导人怕见群众的道理？”一位大学教授说：“一百个小时的绝食请愿，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人民已经站起在了学生一边，而人民的看法是永远不会错的。”
今天，全国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致函，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
人民团体有：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国文联、全国妇联。
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等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致函赵紫阳。
高等学校有四年高等院校的校长发出紧急呼吁书。他们是：北京医科大学样长曲锦域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顾方舟
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院长高鹤亭副教授，首都医学院院长徐群渊教授。
知名人士有夏衍等联名呼请中央领导同志，下决心和学生直接对话，并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发出紧急呼吁的知名人士是：夏衍、陈荒煤、冰心、钱钟书、冯牧、吴雪、艾青、沙汀、汪洋、丁峤、陈民、周海婴、常书鸿、杨宪益、张光年、王昆、周巍峙、高彝、邹霆、李子云、王培恭、张停、杨绛等。
在上海市，有五位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衷心希望同学们停止绝食，盼望中央领导尽早与学生对话。这五位校长是：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同济大学校长高 耀、华东化工学院院长陈敏恒、上海科技大学校长郭本瑜。
中国科技大学部分教授发出了呼吁书，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项志遴、温元凯、马兴孝、张家铅、俞燕青、程福臻、张永德、王水、郭光灿、黄子营、周光泉、王其武、龙峻汉、刘清亮、黄婉治、许天铭、刘钊新、周又元。
全国著名作家二十人联合签名发出呼吁。他们是：丛维熙、邓友梅、叶楠、刘心武、冯骥才、朱春雨、李准、李国文、何士光、张弦、张抗抗、张贤亮、汪曾祺、宗璞、陆文夫、林斤澜、梁晓声、谌容、鲁彦周。他们在呼吁书中说：“目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的爱国学生已经绝食一百多个小时了！他们希望直接与党和政府最高级领导人公开对话，面陈他们的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在党风不正、贪污受贿、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的今天，爱国学生们的希望和要求，最大程度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爱国学生忧国忧民，其情其举，可钦可敬，可歌可泣！正是国魂激荡的充分体现，正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象征！天地昭昭，丹心可见。
当数千名爱国学生生命垂危，奄奄一息，默默待毙的现在，我们以作家的良知，紧急呼吁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在人民面前，采取最明智的抉择，切不可再延宕时日。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如果在我中华大地上酿出前所未有的悲剧，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是人民作家，我们一贯以与人民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为天职，在我们的心目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心，愿与人民一起燃烧，我们的泪愿与人民一起挥酒！我们的血肪愿与人民相通相连！
人民万岁！”
北京有十家企业负责人也向《人民日报》递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书。这十家企业负责人是：北京革制品厂厂长李久源、党委书记钱铮、北京光华木材厂厂长赵凤群、北京制药厂厂长乔俊峰、北京电视机厂厂长陈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厂长赵小平、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厂长孙潘、北京冷冻机厂厂长王本公、北京第三棉纺厂副厂长苏正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厂长杨德禄。
另外，还有秦牧、黄秋耘、岭桑、李士非、老烈、祖慰、林经嘉、舒大沅、伊始、丁小莉、赵丽宏、胡发云、杨干华、熊诚、吕雷、郁茹、郭光豹等十七名当代作家，在广州联名了表致中共中央公开电报，全文如下：“中共中央：我们以作家的良知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正义要求，吁请哄中央最高层领导人立即与学生直接对话，以免激化矛盾。”
著名老作家冰心，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撰文呼吁：《此谓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孙》。她说：
“这是两名我小时候在烟台农村里很小的一座土地庙里柱上看到的对联。
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几十万受苦受难的我的子孙，这苦难何时才能了结？
我极其赞成北京十位大学校长发表的公开信内说的：“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注重点是我加的——冰心注）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我认为现在只要有一两位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露面，向几十万群众哪怕说一两句同情理解的知心话，就会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的子孙们就不必付出不必要的惨重的代价。
在这里我请求今天的民之父母们，尽快地来保“我的子孙”们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急就）”
今天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刊载了作家徐刚的诗《五月救护队》，诗中写道：
今天的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白天的太阳
没有给青砖留下温暖
月亮也是冰冷的
十分钟有十五辆救护车驶过
撕裂人心的警钟之声
sos！sos！sos！
中国！中国！中国！
热血唤不醒冷漠
五月救护队
从大街小巷向着广场集合
救护那些年轻的绝食者
他们闭上了眼睛却让心灵洞开
为了自由的绿风
在五月的草坪上穿过
为了青春大地
为了少年中国
他们已经真正一无所有
那些大学食堂的饭票和菜票
连同宴会厅的华灯、美酒
全都失去了光泽
他们只有风、空气和水
还有热爱他们的无数的良心
一起
把中国的自由女神雕塑！
今天的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并非所有的呼唤都没有回声
震撼三千年的这三十天
是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记录
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该结束的总要结束
车与灯，人和旗
生命滴血的历史
就这样一钞钟一分钟地闪过
五月救护队
你们是在救护一个中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凌晨
于天安门广场
看了徐刚的这首诗后，使我又想起了林昭1958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时所写的一首长诗，诗的题目为“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现整理抄录如下：
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阿波罗的金年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征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正职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咀慢一咀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胸膛上裂成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塗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着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么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清，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恕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梭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呤——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第6—10页）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阿？——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响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去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还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少的星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菓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阔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可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偿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在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佻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育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
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敢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34、学生危急！形势危急！国家危急！
1989年5月18日（星期四）
参加绝食的学生，今天已坚持到第六天了。
整整六天六夜，饥饿寒热。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天象是要压将过来。下午，阴沉的天空落下了滴滴雨水。细雨掠过，转瞬间变成铜钱大的雨点直扫下来。烟雨迷蒙中，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绝食营地内，同学们奄奄一息。而四周声援的人民大众如潮如海，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游行的人潮上空仍响彻口号声。继昨日百万群众上街游行之后，今日首都又有百万人冒着倾盆大雨上街游行，声援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敦促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尽快和请愿学生真诚对话。
进入第四天的首都各界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已明确地把民主作为自己的旗帜。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房顶上，挂出了几面巨大的白色旗帜，上面分别写着“民主”、“人权”、“醒狮”、“中国魂”等大字。在长安街两旁一些大的办公楼的窗外，也贴出“声援学生”的标语。
今天的游行队伍中产业工人较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三千人的队列，一色蓝工装，黄头盔，他们不断呼喊着口号前进。乘坐机动车辆游行的工人比昨天多了。北京化工厂出动十六辆卡车，清一色，引人注目。他们打出“工人学生，一母所生”、“学生挨饿，工人心疼”、“大哥来晚了”等标语。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公司、北京重型电机厂、北京化工二厂、京棉一厂、北京铁路局、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等著名企业都有许多人参加了游行。几乎每一支游行队伍里都有要求民主的标语。天安门广场上的一条标语上写着：“一九八九年——民主元年”。中国人民大学干部进修班打出的一条标语是：“饭碗可以不要，民主不可不争”。还有的高举着“打倒一人，唤醒一批！”“最重大的事情人民不知，最高领导今方知”等标语。
清除贪官，铲除腐败是游行队伍标语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官倒不打倒，工人受不了”、“卖掉‘奔驰’，偿还国债”。几名青年建筑工人高举“青年突击队”的大旗，驾驶着一辆大铲车行进在没有尽头的车流中，铲斗上“铲除官倒”四个大字，分外醒目。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游行队伍中还有数百名警察和军人。一位坐在摩托车上的军官庄严地向学生行举手礼。全国人大和监察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游行，还有许多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傍晚，当三辆载满着武警的汽车参加游行的行列时，围观的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和群众站在一起。
已经进入第六天的绝食学生处于更加危急的状态，三千多人中已有二千多人被送往抢救，许多企业、事业单位的医务工作部门自愿派出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参加抢救。据医护人员说，部分同学已无法避免终生残疾的危险。
今天，又有十七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参加了绝食活动，他们躺在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前绝食。
中午，天空乌云密布，予示着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为了让绝食的学生避雨，北京市公交公司调集了八十部大客车开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杆南侧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下午三点二十分，雷声隆隆，下起瓢泼大雨。绝大多数绝食的学生上了客车，但仍有二百多名绝食同学尚未转移到车厢里。他们一言不发，肃立在大雨中。外地在京声援的大学生们，有的披着雨衣或打着雨伞站在广场上，有的钻进了临时急救站的帐篷里。
雨，下得很大，广场上的地面很快汪起一片片水。一堆堆垃圾浸泡在水里，废纸、塑料空瓶，随着风雨在广场上的水面上四处飘荡。
晚上，广场上冷气袭人。一些善良的北京市民，给学生们送来了大衣、棉袄、毛衣、呢子衣服，有的还七、八成新。
今天，还有不少单位前来捐款。全国总工会捐款十万元；四通公司捐款五万元；中国农工民主党捐赠一万余元。
许多单位和企业自愿捐助物资和药品。东风电视机厂的几百名职工，送来了四台彩电和两万元现金；北京标准件二厂的职工开着两辆汽车，送来了一百箱可口可乐；北京电子管厂三分厂工会主席受全厂一千余名职工的委托，把募捐来的二千四百多元钱送到了绝食学生的手中；北京市建工总公司工会也向北京红十字会捐募一万元用于抢救绝食患病的学生；远在石家庄的华北制药厂，派专车给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送来四吨葡萄糖；北京塑料厂送来了不少塑料薄膜；民青商店送来了上万件塑料雨衣；北京氧气瓶厂工人扛来了氧气瓶；还有的送来了妇女用品……
据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济南、广州、昆明、贵阳、南宁、郑州、成都、太原、合肥、兰州、临汾等城市都举行了声援绝食的示威游行。
住在医院的老作家巴金发表谈话，他说：“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批爱国学生为我们祖国争取科学与民主。七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认为，今天学生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们所做的，正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我已经是病残的老人了，但我从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受到很大教育，我相信一切爱国的、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都会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今天，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紧急呼吁书的有：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
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
中国致公党中央董寅初主席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叶笃正、江平、杨纪珂、陶大镛等十二名委员
张友渔、王仲方等九名法学家
巴金、冰心、夏衍、钱钟书、张光年、艾青等四十一位文艺界著名人士
胡强、丁伟志、刘国光、任继愈、吕叔湘等一百九十四名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
中国红十字会
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一百八十多名中国留学生
美国犹他大学中国留学生邓郎、杨黎明
今晨，首都十五家新闻单位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发出《首都新闻界致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信中说，学生危急！形势危急！国家危急！我们恳切地希望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顺应民心，为防止事态扩大做出切实的努力。
一、 请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并当面答应学生的合理要求。
二、 请中央正式宣布：这次学潮是一次爱国、民主、和平的请愿，而不是动乱。
三、 请中央举行有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同志参加的真诚对话，对话的另一方应是绝食学生认可的代表，对话应现场直播。
这十五家新闻单位是：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
35、“怕死不反共产党！”
1989年5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是学生绝食请愿的第七天了。
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终于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学生代表陈述了他们的要求。李鹏提出先解除绝食人员目前的困境。他说：“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希望同学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仍坚持两点要求：一是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是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李鹏未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说道：“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
今天凌晨，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部分高校学生。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实况录像。李鹏板着严肃的面孔，不冷不热地劝导学生。而赵紫阳则表现不同，他接过学生递给他的扩音喇叭，十分感伤的说道：“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他恳切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赵紫阳用嘶哑的声调说道：“我是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赵紫阳的一席话，很富有人情味，受到当场同学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晚上九时，时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七天的北京高校学生，通过设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宣布停止绝食，把绝食改变为静坐。这一消息，使广大为绝食学生的健康和生命担心的人们，大大地宽松了心头上的焦急和忧虑。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干部万人大会，李鹏发布了戒严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身体猛的一哆嗦，想起了那可怕往事。尽管已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不能摆脱那可怕的过去。我闭上眼睛，任思绪飘回到往日的时光与情感中去。林昭的形象如电影一样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她从一名天真无邪的女大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年轻人的情感历程。请听听她对反右的议论和评价吧，在监狱中写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论情而使可能产生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原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潮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屈服得牙痛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情或害怕认错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可以比较出息了！
一九五七年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摧残殆尽了！而《人民日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啊！人们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那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莫说一点点，连半点点都没有！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轻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的誓言，并竭力尽一己之可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轻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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