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特殊政党”的怪案

GETTY IMAGES： 北京地坛公园庆祝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标语牌 

中共从个人专断的独裁时代走到集体领导的官僚寡头时代，政治家长期受到压抑，政治竞争能力严重萎缩，黑箱交易之风则成就了大大小小的权术谋略家。它越来越敌视民主政治，本能地回避、排斥政治竞争。


“违纪”何以形同刑事罪犯

中共高层对付薄熙来，先是温家宝警告“文革”悲剧可能重演、免去薄熙来的重庆之职，明显摆出“政治斗争”或“路线斗争”的架势，之后，再以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停止其中共中央之职，且暗示他与其妻“涉嫌谋杀”也有关联，这时，政治性大为减弱。后来，中共喉舌干脆说，“薄熙来事件是刑事案件而非政治斗争”，温家宝的警告一下子形同无的放矢。

党员“违纪”遭调查，即失去人身自由及其它公民权利，此乃“中国特色”。中共已国家化，党纪如同国法，甚至凌驾于国法之上，中共的政法委、中纪委根本不把国法当回事。薄熙来整别人时无视党纪国法，现在他自己被整，除非政局天翻地覆，否则很难东山再起。

然而，中共看上去一本正经，它煞有介事地宣称，“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内不允许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殊党员，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若果真如此，薄熙来仍只是“违纪”，未宣布将他也移交司法机关处置，却居然就形同违法。薄熙来先前曾身为“特殊党员”，违纪或违法都无人敢于追究，现在他被中共高层宣布为“违纪”，一下子成为罪犯，则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一个“特殊政党”──它的党内有一大批“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殊党员”，而他们一旦失去“特殊党员”身份，对他们的党纪制裁比国法更甚，没有律师可请，更无透明或公平可言。这一切的背后，则是这个“特殊政党”本身就是国家机器，军队警察都被它据为己有。

这样一个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政党”，貌似强大，却又心虚胆怯得很。一般而言，“违纪”案与“刑事案”事关党纪与国法，自有专门机构处理，平民议论须顾忌干扰司法之嫌，而政治问题，平民有较多的议论空间。而中国往往相反，政治问题禁区很多，不准民间妄加议论，对“违纪”案与“刑事案”则开放得多。不过，薄熙来的事情又有不同。既然它既非政治斗争、亦无涉路线之争，则无论“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如何，似乎不必讨论，而“违纪”与“刑事”的事实究竟如何，中共也守口如瓶，民众只能“翻墙”到外面去看，且有“反谣言”大棒伺候，议论的时候风险很大。

独裁寡头和官僚集团当政

于是，这一桩震动世界的大案，弄得政治分歧、“违纪”与“谋杀”搅在一起，政治分歧捋不清楚，“违纪”如同“刑事”罪，“刑事案件”又不归司法机关处置，非驴非马，整个一个“四不象”怪案。

也许，从中共十八大之大局出发，以“违纪”责任和“刑事”罪名整倒薄熙来，是一条既可平息政治危机而又避免多事的捷径，而许多人希望借薄熙来倒台，能够促使中共开放政治争论，其实只是奢望而已。

中共在历史上受家长制影响很深。它自创立之始即服从共产国际，外尊斯大林，内尊总书记；即使毛泽东在朱德支持下逐渐羽翼丰满，也仍须服从斯大林的权威。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的独裁之心恶性膨胀，同时，也受到党政官僚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共正在发展壮大，而它的政治家领袖与党机器之间，尚未能形成现代政党的格局，仍类似于传统帮会。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打倒“走资派”为名打击官僚集团，阻止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结果，市场经济不可抗拒，毛泽东拼杀十多年，还是惨败，官僚集团逐渐成为中共的主导力量。

毛泽东讨厌官僚，喜欢展现他的“猴气”，而邓小平从党政官僚集团中脱颖而出，也还是本能地敌视有独特政见的政治家，更喜欢江泽民、胡锦涛之类的党政官僚。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打倒，官僚化迅速在中共全党蔓延开来，而邓小平逼迫官僚集团接受市场经济，市场化逐渐展开，权力与资本迅速结合，官僚化与腐败之风相互激荡，弥漫全中国。

独裁寡头和官僚集团压抑政治家，成为抑制中共发展为现代政党的内在因素。

政党一般以其政见为本，这尤其体现在，它对其领导人的选择，乃以政见及其号召力、施政能力为重，党的领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共则不同，它目前形成了“官僚治党”的格局──动辄要求全党与其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党纪束缚政见，而权力分配既然愈益与政见脱节，则以年龄划线为硬指标，执政能力和政绩作为参考。党内大派系的老大们及其中意的人选在小圈子里黑箱操作，暗地里博弈或交易，厚黑权术盛行，官场如同商场。

中共难以承受的政治公开竞争

中共从个人专断的独裁时代走到集体领导的官僚寡头时代，政治家长期受到压抑，政治竞争能力严重萎缩，黑箱交易之风则成就了大大小小的权术谋略家。这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政党”，它的所谓“创新理论”，只关乎高层的政治地位及“理论贡献”，或只是作为思想控制工具，根本与党政机器实际运作无关，也就日益沦为漂亮口号，缺乏实际理论意义。它的“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在党内缺乏实际说服力，在党外根本没有吸引力或竞争力，只能依靠权力强行灌输。中共“创新理论”一代一代地“与时俱进”，与“不争论”之党风交相辉映，蔚为奇观。这样，它越来越敌视民主政治，本能地回避、排斥政治竞争。

不过，市场化进程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发展，政治竞争实乃大势之所趋，难以避免。中共害怕政治的公开性，害怕在政治中出现竞争对手，但薄熙来是“自己人”，他展现咄咄逼人的竞争姿态，体现着党政官僚成长为政治家的合理性。薄熙来之作为，公开地与众有所不同，有明显的竞争性，而公开性之门一开，竞争性政治就会显示出其优越性和吸引力，形成较为活跃的政治局面，这就势必威胁到中共“维稳”，它的体质实在难以承受。

这样来看，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或者进而“涉嫌谋杀”，对中共高层而言，有莫大的好处。它先以政治姿态高高举起，再以处理刑事案件放下，避开政治争议，便于施展“家法”手段，同时，杜绝民间议论，即使未必能够完全如愿，也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薄熙来当然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原本政绩突出，人气也高。当年北京人对陈希同，上海人对陈良宇，有好感的也不少，而“重庆模式”尤其依靠政府之手翻云覆雨，薄某人不仅在重庆，在全国都有许多支持者。只是，政治的不测风云，把他从“政治明星”打落到“刑事”罪犯，让他这个“特殊党员”也领教“特殊政党”的厉害。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