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晓波先生在狱中发布的最后陈述（2009年12月23日），引起普遍非议，归纳起来，大约有下面几点意见：
1。刘先生以一个共产党的颠覆国家罪犯身份，重申二十年前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2。刘先生在自己的人权，言论权，人身自由被非法剥夺的情形下，强调自己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3。刘先生在中国的民权和民主严重倒退的胡锦涛时代，用大量语言肯定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
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
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4。刘先生甚至在自己被非法和无理拘禁囹圉时，歌颂共产党监狱管理的进步：“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 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
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 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
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刘晓波先生对中共作出这些友善的表示和赞颂之后，他申明自己期待中共会给他一个相对公正的判决，如果不能，他会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中国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已看到，共产党像以坦克回答“没有敌人”的六四学生一样，用十一年徒刑回答了“没有敌人”的刘晓波先生，刘晓波先生又一次以心爱之热去化共产党之冰的努力化成泡影。
现在留待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和评估刘晓波先生在对他毫无仁慈，毫无法纪公正的共产党面前所表现的：
迂腐，胡涂，书呆子气；
或者
软弱，屈恭，没有骨气；
或者
已经投降共产党，与共产党在唱双簧；
或者
一种近乎宗教精神的忍耐，仁慈，宽容，大度；
或者
一种类似于甘地和达赖喇嘛那样的超政治和短前利益的对人类最终信心的理念和信仰。
显然持前二种意见的人占了多数，第三种意见也不乏个别，最后两种看法的却廖若晨星。
我想借这篇文章表达个人看法，因为刘晓波先生的零八宪章和因言论被治以重刑，在中国将来的民主发展历史上是一定会被记载的。怎样看待刘晓波先生本人和他的努力，不仅会在中国民主历史上变成一个无法忽略的题目，而且个人觉得，这种看法的宽容和广袤本身就意味着怎样从共产党的二分思维，斗争思维和非白就黑，非朋友就敌人的思维中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二)
让我们看一看刘晓波先生是不是已经投降共产党，与共产党在表演双簧。
首先，如果刘晓波先生投降共产党，以刘晓波先生的国际影响，共产党封他一个比五毛要高得多的一官半职，不比像现在一样放在监狱中唱苦肉计，教育这些无力翻天，成天自己吵来吵去的民运分子和反共分子，在国际上更有轰动效应吗？
其次，刘晓波先生再迂腐、再胡涂、再没有出息、再书呆子气，还不至于给十一年徒刑(就算每天在监狱中给大肉大鱼吃)，就答应出卖灵魂，给共产党卖命吧。
所以这个逻辑是无法成立的。
最重要的证据还是刘晓波先生本人在陈述结尾对他妻子说的话“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这段话讲得掷地有声，清楚地表现了刘晓波先生的政治理想。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刘晓波先生投降共产党了？
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出在这些人自己本身。他们，包括我自己，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从小读共产党书，看共产党电影，开共产党会，脑子中充满了共产党电影和书中共产党党员戴镣长街行，满头流着假血，头歪斜得高高的，或者在国民党法庭上穿着长衫，梯着大背头，慷慨陈词，一付满腹经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样子，盼望刘晓波如果不能像方志敏那样来个可爱的中国，然后以身殉民运，也
至少像卡斯特罗那样来个“历史将宣布我无罪”。在我们共产党造就的脑子中，就是去反对共产党时能够想到的也就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时的榜样，和那些被共产党丑化了的叛徒形象。记得六四时，CBS 镜头中有一个穿着长衫，围着一条围巾(不知道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为什么都要围围巾(^o^))，留着络腮胡子在天安门演说的知识分子，那个指手划脚的样子和表情，活像电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翻版，一种说不清楚的痛楚浮上我的心扉，可怜的中国人啊。而刘晓波先生的这番语言与我们书上和电影中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形象显然不合，剩下能够对号的就只有叛徒了。他的那付对共产党谦恭的样子和语气倒真是与叛徒不谋而合，很自然的就将他归入叛变了。
这里且不论共产党的监狱法庭比国民党不知要严厉残酷多少倍，一个被共产党游过街的朋友告诉我，游街时被用一根细绳绕在脖子上(大家看不到)，如果哪位妄想呼叫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一拉绳子你的舌头就伸出来了，下面的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吐舌头的怪物，绝对与英雄毫无联系。就算当年国民党的法庭监狱和刑场比共产党仁慈，要表演英雄不屈，也是极其困难的。假设有一个共产党英雄在刑场上站着，刚要想头一歪斜，做个威风凛凛宁死不屈的姿态，旁边的警察只要将你两个胳膊反拈，头向下一按，这个共产党不就马上成了一付不齿于人类的狗吃屎的可怜样子了吗？我想国民党不会愚蠢到连这点我们文革时中学生都会的小伎俩都不会吧？所以共产党打天下的奥秘实在不在共产党的电影和书本中，可以说，所有的汉奸、叛变、求饶、欺骗、说谎、奉场作戏、溜须拍马、溜之大吉……的手段全可能用过，唯一短缺的恐怕就是电影中那些骗老百姓的装腔作势。所以我们决不能以共产党电影中子虚乌有的烈士形象去要求刘晓波先生。如果诸位以此为样去反对和打倒共产党，那么保证共产党一个个高兴得在那里等着诸位“请君入瓮”。
现在再来看看刘晓波先生陈述中的话是不是想要以卑躬屈膝求得宽大处理，也就是说刘晓波先生在用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
严格说这种策略并不丢人，国内有名的恰如太祖毛泽东得势前给蒋介石信中说“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和圣祖邓小平写给太祖的保证书永不翻案，都是卑躬求膝的范例。美国兵与外国人打仗时首先要学的话就是投降，这也不是秘密。所以君子碰到强盗时的最重要事情是保命，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们这里实在看不出刘晓波先生有这个意图。因为如果
要想求得宽容，首先就是要认罪。但是刘晓波先生虽然褒扬了现体制的进步一番，却丝毫没有认罪的任何迹象。正相反，刘晓波先生在陈述中多处毫不含糊和清晰的表达了自己无罪的信念：
“……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
那么刘晓波先生既然不想叛变，又不想求饶，取得宽大处理，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去说这番“媚共”的话呢？
这是我们下一节要回答的问题。
(三)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写到红眼睛阿义打了夏瑜两个嘴巴时，有这么一段：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鲁迅先生在这里描写的是在不同思想层次中的人，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各说各的话，产生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后果。我们用这个故事暗寓的道理来解释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的表现和语言。
这里发生的故事也是事情是同一个，可是参加人各演各的戏，各敲各的钟，各打各的锣，各说各的话，互不搭档，产生的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结果。
近年来从土匪变成国贼，偷了国家和老百姓很多钱，变得又富，又提心吊胆，又怕人家在背后说三道四，又神经兮兮，又怕人家抢了饭碗的共产党是将刘晓波先生当作一个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分子抓起来的；
而睁着大眼睛，恨不得共产党马上下台，自己可以立即取而代之的民运分子是要看着刘晓波先生去与共产党打架去的；
而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刘晓波先生却是一不想颠覆共产党(那不是树敌了吗？(^o^))，二又不想与共产党打仗(那不是暴力吗？(^o^))，但是得了民主自由相思症，恰又不知道怎么能够得到它，别无它法，不得已跳出来，恳求共产党实现民主自由，自己已置己身的安全于度外，哪怕为此献身，也无半句怨言的一个现代中国大儒。
正是怕大家不明白，刘晓波先生才不断在解释自己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是你们所有人的朋友，我要的只是民主自由，不想和任何人为敌。他还怕大家不明白，又罗里罗嗦的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自己要什么？譬如你们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放弃斗争哲学了，以人为本了，监狱的管理也客气多了，这些都是进步，这些我都喜欢。可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每天都在忙于捞钱包生计，谁也听不到他讲话，而留下的
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也听不懂刘先生到底在说什么？
这也有点像中国有个关于贼的寓言故事，掩耳盗铃。中国的民主自由就像一个禁区中的圣火，旁边共产党的卫士防备严森，是不允许任何人去碰的。刘晓波先生不看旁边的武卫，只看到那个圣火，从正门堂而皇之的走进去，张手就取，当然就被卫士抓住了。他跟这些武卫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要的只是火，我根本不想和你们做敌人。
所以共产党就愈听愈糊涂，就像鲁迅故事里的花白胡子，“阿波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你要民主和自由，怎么不就是我的敌人？俺们是专制制度，你要民主和自由，不就是要推翻我们吗？俺们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放弃“斗争哲学”，也不是俺们要给你们民主自由，那是因为俺们现在要搞自己发财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防止红眼病，再去搞阶级斗争，斗剥削阶级，那不斗我们自己吗？真是疯了。
至于监狱管理进步那是你表扬的吗，俺有各种各样的监狱，要看谁了，该不客气照样不客气，还要看什么时候，该请你吃苦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俺进步了。俺们将你关起来，你小子不叫冤，还在花言巧语，鬼相信！这就是共产党心里打的鼓。
民运分子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波软骨头──软骨头，简直是投降共产党了。”真是媚共，热脸贴到冷屁股上去了，人家将你抓起来，你不反抗，还在那里说共产党好话，说自己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被共产党关起来不已经就是共产党的敌人吗，有你这样搞民运的吗？这小子不是给共产党受买了，就是在打造自己，学达赖喇嘛，是奔诺贝尔和平奖去的！
所以有人说刘晓波先生引起了中国心理学上的一种现象，篮子里的螃蟹效应！
现在共产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将阿波放在大牢里十一年。如果阿波真的因此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首功当然要归于共产党和胡锦涛，没有他扮演专制暴君的角色，阿波再说没有敌人也得不到这个奖金。和平是相对暴力而言，暴力是从敌人发出，向着和平而去的，敌人都没有了，要和平有什么用。和平不要了，和平奖自然无存在必要，阿波还有和平奖得吗？所以和平奖是共产党和胡锦涛制造出来的，你们不将
阿波抓起来，阿波再说没有敌人，也得不到和平奖。
民运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现在他们因为和平奖，心灵已经受到很大刺激，对可能得到和平奖的阿波的怨恨已经超过了制造和平奖的共产党和胡锦涛。这个怨恨散发出去，螃蟹效应成功，阿波得不到诺贝尔和平奖，首功当然要归功民运分子。
事情就是这样被搞得乱七八糟，颠三倒四。如果阿波得不到和平奖，那么得和平奖居首功的胡锦涛就要从心里感谢民运分子的努力，反之如果阿波得了和平奖，不得和平奖居首功的民运分子就要怨恨制造和平奖的胡锦涛。不是这里的语言故意让大家感到理解困难，因为中国人的道理本来已经深奥到这个境界，不用说翻译成外文外国人根本无法弄清楚，就是用中文表达，没有在中文上浸浴几十年的功力，也无
理解的可能。
这里不得不提醒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如果你们真要将和平奖奖给刘晓波先生，那可要将他害苦了，高行健先生就是他的榜样。现在他起码还是一个中国犯人，到那时候，共产党和胡锦涛伤心疾首，连他是中国人都不承认了，将他赶出中国监狱和中国家门，你爱上哪里就去哪里吧？他能上那里去呢？到了海外，海外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个金刚怒目，口诛笔伐，你将我的和平奖抢去了，你赔得起吗？你能得，我们中国起码还有一百多个人应该得(名字都已经列出来了，而且座位都排好了(^o^))。从此自称没有敌人的刘晓波不就成了老鼠过街，成了华人的公敌了吗？而且问题可能更严重，这个影响会延伸到刘晓波死后，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刘晓波的名字会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挖掉，永远消失，就像所有中国书上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字已经被挖掉，是个空白，2010年的和平奖记录上也会是一个暗藏着着千百万中国文人愤怒和辛酸的空白。
中国的事情是外国人很难弄清楚的，远比从外国舶来的民主自由复杂。刘晓波先生在监狱里有十一年的时间， 愿先生能够静静的将这些问题思考清楚。
首先光想民主自由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是怎样通向它呢？而且当民主自由来到的时候，又怎样去运作它呢？
其次，中国的问题恐怕不光是民主自由的问题，可能还应思考出一些新的别的国家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加进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问题，有一点刘晓波先生看得很准确，关键恐怕不是共产党灭亡的问题。我从来不怀疑这个党像这样下去，如果自己不肯动大手术，亡只是迟早的事，但是共产党亡后等着中国的一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而且中国只要有了民主自由，就进入和谐社会？到时候大家可能会大失所望。共产党亡后完全可能出现一个不叫共产党的新共产党国家，同样民主自由了，同样会产生大抢大偷的天
下大乱现象，不同的是现在只是共产党偷，到那时大家一起偷，人人偷，经过共产党百年来的身教言传，还有什么共产党的本领中国人不会的吗？这个民族的道德，思维方法，在上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得面目全非，一个民族道德和思维方法重建的理论与民主自由的建立将是同等重要啊！
等待刘晓波先生带给我们新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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